我们来聊聊宋冬野被举报的事。
这是一个非常难下笔的话题，除非我像别人那样写《涉毒艺人宋X野复出捞钱？别忘了那些牺牲的缉毒警察》。
看到某媒体做的一个调查《吸毒艺人复出捞金，你能接受吗？》选项A：完全不接受！选项B：重新做人可以，重新做明星不行！选项C：对吸毒艺人零容忍！选项D：以上全选。
问大家能不能接受，但是四个选项里没有一个是“能接受”，高级了。
我可以理解出题者的心情，这种大是大非的事情，你怎么可以接受？！从源头下手，不给被调查者任何犯错的机会，大爱无疆。
眼看着我们的公共空间又回到了充斥着大是大非的年代。目前，宋冬野的微博“因违反社区公约”，已经被禁言。在此之前，他发了一条微博《我需要说一些话》，里边说：
“一场合理、合法、经过严格审批并通过的演出，由于一些恶意的、恨人不死的举报而被强行取消，众多工作人员、乐队成员的辛勤努力直接化为泡影，几千名观众的期待再次瞬间落空，这是我完全不能理解的事：到底是相关法律和法规算数，还是个别人只言片语的举报算数。”
宋冬野的叫屈没有得到大多数网友的谅解，反而收获了猛烈的炮火：
宋冬野只是失去了一场演出，而缉毒警察和家属则随时面临一场永别。
谁让你干艺人的？你要无病呻吟就去工地搬砖去，累的你连毒都不想吸。
让演是恩赐，不让演也没理由抱怨吧。
宋老师，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您这辈子把音乐当一兴趣爱好，在家吹拉弹唱只要不扰民应该没有人举报你。找一份和音乐无关的工作，也基本能生活。您就非要跑到台前来做艺人，那群众举报，也就真的不怪群众了。
养活自己的方法很多种，是你自己没有管好自己把演艺道路走死了，怨不得谁，如果真的热爱自己的音乐，就不该犯错，所以就换条路走走吧。
在宋冬野的复出和缉毒警察的死亡之间画上一条粗重的连接线，这种论证方式赢得了多数网友的赞同和拥护，但是它真的是合理的吗？当我说“它真的是合理的吗”，我不是要为宋冬野辩护，因为有句话叫“真理越辩越明”。如果这种论证方式真是合理的，那么越推敲它只会越有力。如果说反对推敲，那么只能说他不是真心拥护这条真理。
大家仔细考虑一下，如果对我上面这段话没有异议的话，我们往下走。补充说明一下，在这篇文章里，我不想煽动谁，不想迎合谁，我只是想对当前大众的语言模式和思维模式做一点分析。
宋冬野自己觉得自己很冤枉，他说：“我没有杀害缉毒警察，也恰是缉毒警察曾告诉我：吸食毒品属于违法行为，贩毒才是犯罪行为，吸食毒品者是受害者，不是加害者。”
宋冬野的话有很大的bug，从公关战术角度而言，这段话和他说的其他很多话一样，都是很傻很天真。
首先，他援引的缉毒警察的话无法得到证实，没人知道是不是他编的。其次，如果说普通的吸食毒品者还能以受害者自居，那么吸毒是作为公众人物的宋冬野，不能把自己当成普通人。最后，你是没杀害缉毒警察，但你想说啥？
在我看来，宋冬野那篇《我需要说一些话》是情绪失控、进退失据的，很多话可以想但不能说，哪怕说也可以说得更漂亮一点。
但是至少有一句话，我觉得宋冬野说的是有道理的，就是我上面引用过的那段，这里再复制一遍：到底是相关法律和法规算数，还是个别人只言片语的举报算数。
鉴于演出取消的明面理由是“主办方主动取消演出”，我们也可以不承认演出是被举报掉的。但是我们作为生活在真实世界的有记忆的人，还是不要做这种假设了。就大概率而言，“群众举报”与“演出取消”这两件事之间是存在因果关系的。
那么我们再来谈宋冬野的演出和缉毒警察的死之间的关系。我们先假设这两者之间是有关系的，但是两者之间究竟是何种性质、何种强度的关系，需要讨论。
网上最常见的论证方式是：如果吸毒明星可以复出，那么牺牲的缉毒警察可以复活吗？
这种论证方式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但其实是很乏力的。拆穿它的方式很简单，把“复出”用其他词替换就行了。如果吸毒明星可以吃饭，那么牺牲的缉毒警察可以复活吗？如果吸毒明星可以睡觉，那么牺牲的缉毒警察可以复活吗？答案是不管吸毒明星干什么或者不干什么，缉毒警察都不可以复活。那么我们不能说，因为缉毒警察不能复活，所以吸毒明星连吃饭睡觉都不可以。
我们还是使用说理的语言。我思来想去，宋冬野的演出和缉毒警察的死之间可能存在以下关系：
吸毒艺人复出会鼓励其粉丝或其他艺人吸毒，造成全社会的毒品销售量大增，刺激贩毒集团加大犯罪力度，最终导致更多缉毒警察死亡。
大家想一想，上述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如果这个可能性真的很大的话，那么对吸毒艺人进行终身禁演也是合理的。可是有多少人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另外，这个可能性需不需要客观数据进行测算？
如果说大家不觉得宋冬野的演出和缉毒警察的死之间有什么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而只是从一件事联想到了另一件事，在情感上难以接受，所以想在既有规定之外给他追加处罚，那么这么想也没什么问题。但我们可以更坦率一点：
我们就是讨厌你，我们就是不想看到你挣钱，我们就是不想让你的歌迷听上你的音乐会。
我们大喊就是就是就是就行了，不需要讲别的。宋冬野问相关法律和法规说了算还是举报说了算，我们就要大胆地回应他：相关法律和法规不保护你这个吸毒分子。
我们的宪法里有一条叫“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我们干脆改成“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吸毒分子除外。”堂堂宪法，怎么能被吸毒分子钻空子呢？
我们来聊聊宋冬野被举报的事。
这是一个非常难下笔的话题，除非我像别人那样写《涉毒艺人宋X野复出捞钱？别忘了那些牺牲的缉毒警察》。
看到某媒体做的一个调查《吸毒艺人复出捞金，你能接受吗？》选项A：完全不接受！选项B：重新做人可以，重新做明星不行！选项C：对吸毒艺人零容忍！选项D：以上全选。
问大家能不能接受，但是四个选项里没有一个是“能接受”，高级了。
我可以理解出题者的心情，这种大是大非的事情，你怎么可以接受？！从源头下手，不给被调查者任何犯错的机会，大爱无疆。
眼看着我们的公共空间又回到了充斥着大是大非的年代。目前，宋冬野的微博“因违反社区公约”，已经被禁言。在此之前，他发了一条微博《我需要说一些话》，里边说：
“一场合理、合法、经过严格审批并通过的演出，由于一些恶意的、恨人不死的举报而被强行取消，众多工作人员、乐队成员的辛勤努力直接化为泡影，几千名观众的期待再次瞬间落空，这是我完全不能理解的事：到底是相关法律和法规算数，还是个别人只言片语的举报算数。”
宋冬野的叫屈没有得到大多数网友的谅解，反而收获了猛烈的炮火：
宋冬野只是失去了一场演出，而缉毒警察和家属则随时面临一场永别。
谁让你干艺人的？你要无病呻吟就去工地搬砖去，累的你连毒都不想吸。
让演是恩赐，不让演也没理由抱怨吧。
宋老师，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您这辈子把音乐当一兴趣爱好，在家吹拉弹唱只要不扰民应该没有人举报你。找一份和音乐无关的工作，也基本能生活。您就非要跑到台前来做艺人，那群众举报，也就真的不怪群众了。
养活自己的方法很多种，是你自己没有管好自己把演艺道路走死了，怨不得谁，如果真的热爱自己的音乐，就不该犯错，所以就换条路走走吧。
在宋冬野的复出和缉毒警察的死亡之间画上一条粗重的连接线，这种论证方式赢得了多数网友的赞同和拥护，但是它真的是合理的吗？当我说“它真的是合理的吗”，我不是要为宋冬野辩护，因为有句话叫“真理越辩越明”。如果这种论证方式真是合理的，那么越推敲它只会越有力。如果说反对推敲，那么只能说他不是真心拥护这条真理。
大家仔细考虑一下，如果对我上面这段话没有异议的话，我们往下走。补充说明一下，在这篇文章里，我不想煽动谁，不想迎合谁，我只是想对当前大众的语言模式和思维模式做一点分析。
宋冬野自己觉得自己很冤枉，他说：“我没有杀害缉毒警察，也恰是缉毒警察曾告诉我：吸食毒品属于违法行为，贩毒才是犯罪行为，吸食毒品者是受害者，不是加害者。”
宋冬野的话有很大的bug，从公关战术角度而言，这段话和他说的其他很多话一样，都是很傻很天真。
首先，他援引的缉毒警察的话无法得到证实，没人知道是不是他编的。其次，如果说普通的吸食毒品者还能以受害者自居，那么吸毒是作为公众人物的宋冬野，不能把自己当成普通人。最后，你是没杀害缉毒警察，但你想说啥？
在我看来，宋冬野那篇《我需要说一些话》是情绪失控、进退失据的，很多话可以想但不能说，哪怕说也可以说得更漂亮一点。
但是至少有一句话，我觉得宋冬野说的是有道理的，就是我上面引用过的那段，这里再复制一遍：到底是相关法律和法规算数，还是个别人只言片语的举报算数。
鉴于演出取消的明面理由是“主办方主动取消演出”，我们也可以不承认演出是被举报掉的。但是我们作为生活在真实世界的有记忆的人，还是不要做这种假设了。就大概率而言，“群众举报”与“演出取消”这两件事之间是存在因果关系的。
那么我们再来谈宋冬野的演出和缉毒警察的死之间的关系。我们先假设这两者之间是有关系的，但是两者之间究竟是何种性质、何种强度的关系，需要讨论。
网上最常见的论证方式是：如果吸毒明星可以复出，那么牺牲的缉毒警察可以复活吗？
这种论证方式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但其实是很乏力的。拆穿它的方式很简单，把“复出”用其他词替换就行了。如果吸毒明星可以吃饭，那么牺牲的缉毒警察可以复活吗？如果吸毒明星可以睡觉，那么牺牲的缉毒警察可以复活吗？答案是不管吸毒明星干什么或者不干什么，缉毒警察都不可以复活。那么我们不能说，因为缉毒警察不能复活，所以吸毒明星连吃饭睡觉都不可以。
我们还是使用说理的语言。我思来想去，宋冬野的演出和缉毒警察的死之间可能存在以下关系：
吸毒艺人复出会鼓励其粉丝或其他艺人吸毒，造成全社会的毒品销售量大增，刺激贩毒集团加大犯罪力度，最终导致更多缉毒警察死亡。
大家想一想，上述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如果这个可能性真的很大的话，那么对吸毒艺人进行终身禁演也是合理的。可是有多少人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另外，这个可能性需不需要客观数据进行测算？
如果说大家不觉得宋冬野的演出和缉毒警察的死之间有什么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而只是从一件事联想到了另一件事，在情感上难以接受，所以想在既有规定之外给他追加处罚，那么这么想也没什么问题。但我们可以更坦率一点：
我们就是讨厌你，我们就是不想看到你挣钱，我们就是不想让你的歌迷听上你的音乐会。
我们大喊就是就是就是就行了，不需要讲别的。宋冬野问相关法律和法规说了算还是举报说了算，我们就要大胆地回应他：相关法律和法规不保护你这个吸毒分子。
我们的宪法里有一条叫“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我们干脆改成“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吸毒分子除外。”堂堂宪法，怎么能被吸毒分子钻空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