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年全世界对巴勒斯坦援助，包括这些医院和医生，是通过联合国组织 The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Works Agency for Palestine Refugees in the Near East (UNRWA))：
2008年，$20亿
2009年，$9.48亿
2010年，$4.13亿，其中包括美国$1.65亿援助。
2011年，$4.14亿，其中包括美国$2.39亿援助。
2012年，$20亿，平局每个巴勒斯坦人接受援助 $495
2013年，$11亿，其中包括美国$2.94亿援助。
2014-15年，unknown
2016年，美国$3.68亿援助
2017年，美国$3.50亿援助
2018年，美国终止对UNRWA援助。
2019年，挪威€1900万援助
2021年，美国$3.38亿援助
2022年，美国$3.44亿援助。
看了这些，是不是有点好笑。傻红们声讨的美国，却恰恰是巴勒斯坦难民的最大帮助者。而装做正义的中共和俄罗斯，几乎对巴勒斯坦难民没什么帮助。前二十名都没有它们，是不是很滑稽？
还有一个问题，这些援助哪里去了？要知道，巴勒斯坦难民虽然登记有590万，但实际生活在难民营里面的只有150万。有资产20多亿的哈马斯头头们在不在难民登记里面，谁知道？150万, 只相当中国的一个县城水平。如果中国的一个县城接受这么多援助，还有这么多年（UNRWA成立于1949年12月8日），是不是可以富可敌国了？可是巴勒斯坦为什么还是这么穷？
要知道以前加沙地带人均GDP一直比中国高。比如2000年，加沙地带人均GDP$1,972, 而当时中国人均GDP才$959.37。就这样一个比中国还富裕，并接受联合国援助70多年的地区，还穷困成这样，怨谁？实际哈马斯就是一个贪官，恐怖份子的结合体，是人类渣滓。可是傻红们为什么要支持他们？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3-11-17 05:44:38
历年全世界对巴勒斯坦援助，包括这些医院和医生，是通过联合国组织 The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Works Agency for Palestine Refugees in the Near East (UNRWA))：
2008年，$20亿
2009年，$9.48亿
2010年，$4.13亿，其中包括美国$1.65亿援助。
2011年，$4.14亿，其中包括美国$2.39亿援助。
2012年，$20亿，平局每个巴勒斯坦人接受援助 $495
2013年，$11亿，其中包括美国$2.94亿援助。
2014-15年，unknown
2016年，美国$3.68亿援助
2017年，美国$3.50亿援助
2018年，美国终止对UNRWA援助。
2019年，挪威€1900万援助
2021年，美国$3.38亿援助
2022年，美国$3.44亿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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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哈马斯执政加萨，钱被用在哪里可想而知。 搞了半天原来哈马斯背后的金主是美国
iask 发表评论于 2023-11-17 13:12:47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3-11-17 05:44:38
历年全世界对巴勒斯坦援助，包括这些医院和医生，是通过联合国组织 The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Works Agency for Palestine Refugees in the Near East (UNRWA))：
2008年，$20亿
2009年，$9.48亿
2010年，$4.13亿，其中包括美国$1.65亿援助。
2011年，$4.14亿，其中包括美国$2.39亿援助。
2012年，$20亿，平局每个巴勒斯坦人接受援助 $495
2013年，$11亿，其中包括美国$2.94亿援助。
2014-15年，unknown
2016年，美国$3.68亿援助
2017年，美国$3.50亿援助
2018年，美国终止对UNRWA援助。
2019年，挪威€1900万援助
2021年，美国$3.38亿援助
2022年，美国$3.44亿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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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哈马斯执政加萨，钱被用在哪里可想而知。 搞了半天原来哈马斯背后的金主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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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嘿，又一个二傻把哈马斯当巴勒斯坦人民啦？这个小学生也不会搞错吧？就像把共产党当中国的垃圾们，怎么连个概念都弄不清？
最近，全世界都在关注加沙，
在“无国界医生”组织工作了14年的薛广建
也不例外，
他说：
“无国界医生已在加沙工作34年，
目前的情况是史无前例的。
因为通讯中断，
我们无法和前线同事联系。
当地医院物资告急，
但我们筹集的26吨，够做800台手术的物资，
依然在边境线外等着，送不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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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沙希法医院门口（拍摄于2023年10月23日）
无国界医生，
是全球最大的独立医疗人道主义救援组织之一。
45岁的薛广建，是其中一员。
他曾前往南苏丹、缅甸、阿富汗等地，
在炮火和疫病下，
支援他的同事们
治疗伤患，控制当地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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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广建和南苏丹当地的孩子
每年，无国界医生会派出
3000名救援人员在约70个国家服务，
至今已有30多个中国内地前线救援人员，
在前线救助。
薛广建和我们聊了聊他们的故事，
“虽然这个世界真的很不公平，
但还是有人愿意做些小修小补的工作。”
以下是薛广建的讲述。
自述：薛广建
编辑：张雅兰
责编：倪楚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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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1年起，薛广建开始担任无国界医生驻北京办公室的主任
在2009年加入无国界医生之前，我曾是一名化工产品的销售。我大学学的是化学，没有医疗背景，但一直对公益、救援很感兴趣。在我30岁的时候，很偶然，看到无国界医生的招聘，就投了简历，加入其中。
我主要的工作是去前线做支持，帮助我的同事们能在更好的环境里完成工作。比如说，去当地做调研，控制当地疫情。
和很多人想象中不同，“无国界医生”里不光有医生和护士，其实我们大概有三分之二的同事都是非医疗背景。因为日常需要有人做运营，需要有人在前线管理库房，维护医院设施，和当地政府部门保持联系等等。
最近，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加沙的情况。
我每天上班都会试图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一些前方的消息。我前两天还和一个中国香港办公室前线支援项目的同事通了视频电话，他跟我说，那边医疗资源非常缺，前不久，在医院大门前，有一辆救护车被袭击炸毁……
其实从1989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在加沙工作了。但这次的情况可以说是“前所未见”的。我甚至觉得这个词有些太“轻”了，应该说“史无前例”更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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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沙医院门前聚集着很多人，救护车来来往往
加沙的情况相对特殊。它是一个狭长地带，面积大概是中国一个县城大小，但是有200多万人口，人口结构很年轻，儿童占总人口的40%多，目前死伤的大多是儿童。
前阵子我们才收到前线一个医生的消息。他告诉我们，前几天医院里送来一个9岁的小男孩，因为爆炸物割伤了腿，他必须要做截肢手术。
但因为医院的麻醉药已经不够，没办法，医生只给他用了很小剂量的镇静剂，在没有麻醉的情况做截肢。因为没有床位，只能在医院冷冰冰的地板上做手术。
男孩旁边是他13岁的姐姐，她也受了伤，坐在一旁的轮椅上边哭边等，因为这个手术做完，就该到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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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抱着一个奄奄一息的小女孩
他们周围，还有很多人来来往往，有母亲托着奄奄一息的孩子哭嚎着跑进医院的，还有很多受伤的人只能在角落里坐着，很无助……这只是反映了战争的其中一个侧面而已。
还有一个前所未见的情况是，我们和加沙前线的医生也联系中断了。
我们在叙利亚、伊拉克都有项目，战况最激烈的情况下，通讯的手段还是有的。即使是8、90年代，通讯不发达的时候，还有对讲机、卫星电话，通讯是有保障的。
保持通讯是为了确保前线医生的安全，他们也需要随时跟家人报平安。但现在我们也不能保证需要的时候能联系上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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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沙希法医院，医生正在救治孩子
现在，医疗物资也严重不足。因为枪伤、开放性伤口其实很难处理，医生需要充足的医疗物资，比如麻醉药、镇定药、清创的药物等等。
我们有自己的物资管理体系，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管理仓库，也会准备专门的救援包，里面就有手术刀、麻醉药、清创的物料等等，有需要就直接发到前线。
我们之前在加沙有一个仓库，有一些储备的医疗物资，当时我们就跟前线的同事说，把能用的物资都用起来，但现在看来，那是远远不够的。
而且想要把物资运输进去也并不容易。麻醉药或者一些受管制的药物，要进去也是要经历层层手续。这都会耽误时间。
现在我们已经为加沙准备了26吨的物资，包含了一些做外科手术的材料，足够做800台手术。但遗憾的是，现在这些物资还在埃及一侧等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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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沙希法医院，工作人员正在摆放遗体，围挡的另一边，是伤心欲绝的家属
就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现在加沙没有地方是安全的，家里不安全、医院不安全、诊所不安全。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开展工作，并非无国界医生们面临的常态。
根据无国界医生的惯例，一旦发生灾难性事件，我们会派紧急救援队伍过去，让原班人员撤离。这是为了确保前线医生的安全，也是为了让他们能有一个休整的机会。因为灾难性事件对所有人的冲击很大，情况突然急转直下，他们很难应对。
紧急救援组里也有医疗和非医疗人员，但他们相对经验更丰富，而且从外面进去，心理准备更充分。
因为这次碰到的情况特殊，我们在加沙的国际救援人员11月1日撤离，一支新的国际团队还在等着进去（至发文时已经进入加沙），至于加沙当地的医生，有的带着家人避难，有的依然守在不同的医院，有的也生死未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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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苏丹，无国界医生救援人员抱着医院的新生儿
每年，无国界医生会派出3000多名救援人员，在约70个国家服务。我们还会在当地招募4万多名工作人员，一起去救助当地人。我们可能在战乱地区、也可能在疫病传染的地方、发生天灾的地方工作。
在中国内地，目前一共有30多位包括医生在内的专业人士加入了无国界医生，他们原本在自己的领域，都是行业骨干、主治医生，却都愿意跳脱出自己的舒适圈，做更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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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一云医生
我们有一个医生叫刘一云，她原本是上海瑞金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医生，后来辞职加入我们，2020年，她被派到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参加新冠治疗的项目。
当时她所在的那个医院是比较老旧的，乍一看可能都看不出这是医院，也很缺设备。国内的普通病房，可能都比那边的ICU设备要好。然而，那里却是专门收治重症和危重症患者的医院。
项目刚开展第一个月，收进来的每一个病人几乎都是在拖延了两周，在家或在别的医院救治无效后才来，重症死亡率是100%。每天早上，值班医生就会告诉她，昨晚又死了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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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一云医生正在查看病人的情况
她也会有自我怀疑的时候，她和我们说：“如果我在和我不在，病人死亡率差不多，那我做这件事的意义是什么？”
虽然在医生前往一线前，我们会提前做培训，如何把有限的资源，留给更有救治希望的病人。但新冠病人的危重程度都差不多，选择救谁、不救谁，只能靠医生自己判断。她的压力非常大。
刘医生讲过一件她印象深刻的事，当时的老病房里只有一台监护仪，但躺着两个患者，一开始监护仪给其中一个休克病人用，后来另一个呼吸衰竭的病人状况也开始恶化，没办法，只能把仪器拆下来给他用。物资就是这样紧缺。
有时候，医院连供氧的气源都会断，甚至会断电。碰到病人休克，连最基础的升压药都没有，只能让家属临时去外面买，但买来的药也是各种各样的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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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一云医生和伊拉克本地的医生同事一起过生日
她真的是一边崩溃，一边收拾心情，继续手头的救治工作，一边还要给当地医护人员做培训。后来，在她和团队的努力下，当地医护的救护能力飞快提升，加上物资也一批批送过去，医院的死亡率，由一开始的100%，然后一直慢慢下降到80%，到她走的时候到了60%，她是很有成就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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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凡医生正在给患者打麻醉
我还有个好朋友叫赵一凡，他是一名麻醉医生，之前去阿富汗前线做救援工作，他当时所在的医院里，总共就两间手术室。环境很简陋，一个分体式空调，用紫外线消毒，手术里使用的麻醉监护仪和麻醉剂，在国内见都没见过。
他跟我讲过几件印象深刻的事情。当时他救助了一个8、9岁的小女孩，女孩原本跟着爸妈一起参加婚宴，没想到在婚宴上发生了枪战，子弹划开了女孩的腹部。他们当时给女孩紧急做了清创、缝合。她情况慢慢好转了。
但是第二天，她又发展出肠瘘，因为伤口始终没长好，她吃进去的东西没法吸收，但当地也没有静脉营养液，所以最后还是没能治好小女孩。她几乎是被活活饿死了。
赵一凡医生跟我说，他始终记得当时那个绝望的父亲。他也特别难过，因为如果医疗物资够，这个女孩或许可以活下来。
我感觉，能够让医生在这种环境下坚持下来的原因，就是他们时刻感觉自己被需要。
赵医生就跟我讲过，有一次，他申请到一次外出（出于安全考虑，我们的医生一般不能在街上走），去当地的集市逛一逛，他当时特别惊讶的是，一到那边，老百姓自发站在路两边，对他们夹道欢迎，说：“doctor（医生），doctor……”赵一凡医生当时才知道，原来医生在那里如此受人尊敬。
所以即使环境非常艰苦，他也愿意坚守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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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苏丹难民营，孩子们正在打水
一般来说，发生战争之后，除了人员的伤亡，其实还会发生很多次生的危害。比如有可能因为难民聚集，免疫接种规划中断，麻疹、霍乱这样的传染病更容易传播。
2007年的时候，我去到苏丹工作，因为当时那里发生了武装冲突，近10万难民逃难，聚集在政府安排的营地里。当时的情况是，每100个人，只能共用一个厕所。大部分人只能去露天的地方排泄，厕所里可以用“粪水横流”来形容。
当时是雨季，大雨很有可能把这些排泄物冲到难民的帐篷里，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本来医疗资源就非常紧张，如果这个时候发生疫情，就会加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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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苏丹难民营，抱着孩子的妇女们
我的工作，就是去支援我们的医生，去当地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具体的情况，和当地人聊天。看看他们上厕所的排队情况、如何解决水利卫生的情况……
最后我会做一个有数据、有图片的报告，然后把报告给当地政府或者其他相关的机构，我们再一起合作，去改善当地的卫生状况。
报告递上去了，回国后我也一直挂念着这个事，我非常想知道后来到底改善没有，有一阵子也睡不着，很焦虑。但是我紧接着就要去下一个工作地点，前线的同事工作忙，我也不好一直打扰他们追问。
其实在我们的工作里，像这样的“无力感”是一直有的，我只能把我手头能做的事先做好，期待有个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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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国界医生在去救援的路上
我们在前线工作，各种各样的状况和危险，是层出不穷的。
我记得我2016年去阿富汗，有一天凌晨大概一点多，我正睡得迷迷糊糊，突然感觉到震动，还有隐约很低沉的声响。那种声音对我来说也不陌生，我小时候所在的村子旁边就是采石场，经常有人用炸药去开山炸石。所以我知道，是发生爆炸了。
因为我们去前线都会收到一个安全简报，比如遇到袭击、遇到爆炸怎么办？所在地的安全屋在哪里？所幸当时爆炸地离我们有10公里。那是我离危险最近的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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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广建在南苏丹
自然灾害有时候也是超出预期的。2017年在苏丹工作，就碰到了当地的雨季。虽然我生在广东，对暴雨不陌生，但非洲平原的大暴雨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
我记得有一次正在工作，天突然全部暗下来，有同事就非常着急地过来通知我们赶紧走。我们收拾完东西，就上车往回开。暴雨倾泻下来的时候，能见度几乎为零，路完全就是泥地。两边就是村庄，路上很有可能有人，还有一些牛羊牲畜、以及排水沟，可以说到处是潜在的风险。
当时我们在车里都特别紧张，平时大家都说说笑笑的，那天所有人都紧紧抓着车里的扶手，大家都屏住了呼吸。我现在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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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当地医院等待就诊的妇女儿童
除了这些危险，很多医生还会面临很大的心理创伤。
很多他们经历过的事，都只会默默放在心里，平时在饭桌上，他们从来不会说的。只有面对心理医生，才会说出来。所以在救援人员出发前，我们就会告诉他们，我们有精神健康支持网络，让他们知道有需要可以向谁求助。
我记得有一个医生曾经讲过，他在阿富汗工作的时候，有一天救护车送来一个受了枪伤的孕妇，医生发现子弹已经直接进入了胎儿的体内。他们把死婴取了出来，那家人就回家给婴儿举办葬礼，但没想到，举办葬礼的时候，又发生了枪击事件，葬礼也被迫中断了。
对于这个小生命来说，他还没来得及看一眼这个世界，就去世了。在战乱地区，一个生命从出生到坟墓，都不得安宁。很让人心痛。对前线的医生来说，几乎每天都会听到或者亲眼见到类似的故事，感受那种残酷。
在战争灾害之下，没有英雄，其实大家都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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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国界医生魏钊华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当地的儿童
很多时候，我们通过新闻或者媒体看到的战争或冲突，也是不全面的。
我去过很多冲突地区，战争不光会冲击当地的医疗体系，其实对人们的生活、价值观、心态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我们没法解决所有问题，很多时候都是无能为力的。
我第一次去南苏丹是2011年，当时那里还处于比较平和的阶段，当地的农业、畜牧业也有进行，第二次是2015年，那时候已经有内部冲突，粮食生产中断，老百姓在粮食播种的季节就没能播种，来年就没有收成，物价上涨，儿童营养不良数量飙升。
对人们的心态影响也很大，2011年，那时候很多本地的同事还是很积极的，他们有的特地从国外回来，觉得能建设自己的祖国，会跟我聊未来定居的想法，希望子女也能学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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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区被炸毁的汽车残骸
后来我再去，他们的精神状态都是很低迷的，你能很明显地感觉到，他们眼睛里没有光了，希望能找一个和平的环境，生活下去就行了。
有一次，我在南苏丹的路上走，看到路边有一架被击落的飞机，飞机引擎都还在，有好几个小孩子就在飞机残骸里钻来钻去地玩，看起来很开心的样子，他们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战争环境里度过的，他们没有其他的想象，那些残骸就是他们的“乐园”。其实那种景象是很残酷的。
我还见到过路边堆放成山的垃圾，里面有很多塑料瓶、饮料罐，它们都是在和垃圾一起烧，没有人在意。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些塑料瓶易拉罐都算是资源，是可以拿去卖钱的，但在这里不是。
包括飞机残骸，这些资源，在饱受战争摧残的地区，就成了垃圾。
在战争里，当地人已经没有条件和机会，去建立生活的长远目标，也没法建立起工业体系，至于未来，更是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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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苏丹当地的难民营
战争发生后，当地会有大批的难民，他们除了在当地寻找庇护所，大部分人还是想离开当地，所以也有了大量的移民。
在非洲、中东、欧洲地中海附近，我们都有很多和移民、难民相关的项目。之前我们可能会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说他们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条件，他们可能是为了赚钱而移民，或许原因各不相同，但我觉得，他们首先是想要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去生活。
我的同事救助过很多移民和难民，他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些人的坚定和坚决。移民的路动辄几十公里，一路上不光要考虑基本的生存物资，还要考虑怎么不被抢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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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洲，志愿者和当地女性在一起
当时在南美洲，我们救助了很多遭受性暴力的受害者，我们也会问，这条移民的路这么多危险，你们要怎么保护自己？
她们就说，会在出发前带一些安全套放在行李里。这也就意味着，这些风险不是未知的，而是她们已知的，明明清楚这些风险，依然会坚定地踏上这条路。这都不是个案。
但是作为医生来讲，我们没办法阻止她们选择这条路，只能给她们提供一些医疗帮助，以及心理健康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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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沙医院门口，一个人依偎着旁边的人哭泣
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当时对从事公益事业是有着一腔热情的。但是工作这么多年后，无力感和焦虑感会越来越强。
我慢慢发现，这个世界的确非常不公平。不过还好有些人，愿意为这个不公平的世界做些“小修小补”的工作，为什么是小修小补？这几年我们也看到了，气候变化、冲突都越来越频繁，无论作为个体还是一个组织，我们能做的始终很有限。你就算很努力，也不一定能得到好的结果。
所以如何面对那种无力感？我只能不去想更多，努力把眼前的事情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