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2月24日的讲话中，他将乌克兰的“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作为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理由。如果说“非军事化”涉及到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所谓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所关注的地缘政治，那么“去纳粹化”乍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借口：在希特勒的德国覆灭77年之后，与柏林直线距离1200千米的基辅，如何与似乎成为历史记忆的这个名词纠葛不清？
新纳粹组织，或在广义上对纳粹和法西斯言论有所崇拜的极右翼组织，的确仍是困扰东欧各国的梦魇。今日乌克兰和被阿尔弗雷德·卢森堡称为“奥斯兰”（Ostland）的波罗的海三国、白俄罗斯地区，曾是纳粹德国梦寐以求的生存空间；在这些地区，碎片化的民族分布、因两次世界大战而崛起的民族主义在苏德东线残酷冗长的战斗中纠葛发酵，其幽灵在今日的历史叙述或政治实践中，仍时隐时现。
强硬民族主义者与纳粹的短暂蜜月
1941年，当纳粹大军进入苏联领土的时候，在希特勒本人和阿尔弗雷德·卢森堡这样的纳粹理论家的世界观中，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平等存在的“生存空间”，但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在反对苏联和波兰统治中的表现和力量，让纳粹德国当局相信，他们是可资利用的对象。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因此同纳粹德国产生了复杂暧昧的联系，这也使得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与纳粹党局的互动、成为后续历史叙事中不可避免的存在。
当时，乌克兰人对纳粹德国的理解，更多基于“德意志人的统治”而非“纳粹主义”的视角。乌克兰历史上，虽然存在着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反犹主义，但彼时在乌克兰生活着超过100万犹太人，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异常尖锐的反犹主义在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中发挥着主导色彩。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发源地利沃夫就受到过奥匈帝国的统治，由于多民族的多瑙河君主国采用相对怀柔的方式对待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叙说和观念，与彼时的俄罗斯帝国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对德国人的历史记忆，是以维也纳的温和统治为坐标的；这部分解释了当纳粹军队进入乌克兰的土地时，他们所表现出的欢迎态度。
在德军刚刚进入乌克兰境内时，西乌克兰与波兰当局斗争不断的民族主义领袖斯捷潘·班德拉，便积极支持利沃夫成立独立的“乌克兰国”；然而，当班德拉意识到德国人并不打算让一个完整独立的乌克兰诞生时，他和强硬的民族主义者就转而阻挠纳粹当局的行动，并因此被投入集中营。强硬民族主义者和纳粹当局之间的蜜月，如此迅速地结束了。
直到1944年苏军反攻的时候，纳粹占领当局已经失去大部分乌克兰人的认可，其部分原因在于反犹主义在内的暴行在三年占领中频繁发生，而许多乌克兰人基于贪婪（而非反犹主义）的动机，放纵他们的犹太邻人被迫害。绝大多数乌克兰人还成为了德国当局急需的廉价劳动力。
| 1965年3月14日，俄罗斯莫斯科，前苏联总理赫鲁晓夫。
因此，当红军回到基辅的时候，在赫鲁晓夫回忆中，是一副感人的欢迎场景。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并非全都加入到欢迎红军的队伍中。以班德拉为首的激进民族主义者，不愿意使乌克兰只能在德国和苏联统治之下二选一。在长达三年的集中营生活后，班德拉竟与纳粹党局冰释前嫌，重新组织起反抗苏联红军的活动，即便他此后未曾重新踏上乌克兰的土地。
显然，在班德拉所代表的民族主义者心中，同纳粹的合作，并不是对德国纳粹主义的信奉，而是利用德苏矛盾而寻求民族独立机会的机会主义行为。
争取独立机会，为何选择纳粹？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广袤的东欧地带为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和俄罗斯帝国所占。而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西欧民族主义的舶来品，受一战中理想化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鼓舞加以实现。
在民族分布极为混杂的东欧新国家中，没有一个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波兰第二共和国，容纳了一千万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人；捷克斯洛伐克在占据主导地位的两个民族之外，还包含两百万德意志人和数十万匈牙利人；未能获得独立的乌克兰，更是在事实上为1921年的苏联-波兰边界所分割。
当人们看到今日乌俄的激烈矛盾时很难想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乌克兰民族主义的中心利沃夫其实是波兰的领土，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反抗波兰统治者使用的激烈手段，包括暗杀波兰内政部长。
在这种背景下，纳粹主义不可能是包括乌克兰在内的东欧国家所诞生的原生思想，而是一种伴随着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改变所产生的连带冲击。
一些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对抗波兰当局统治的时候，便倾向于寻求魏玛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支持，而随着前者被纳粹德国所替代，基于现实利益考量的友谊关系，二者之间的暧昧关系延续了。包括班德拉在内的乌克兰激进民族主义者，与其说选择了纳粹主义的学说作为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底色，不如说他们选择了一个强大的盟友来寻求本民族的独立，而这个强大盟友所信奉的，恰好是一种最邪恶、最具有侵略性的意识形态。纳粹主义，是一套包括而不仅限于极端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要素的整全意识形态；乌克兰人对纳粹主义的理解，却并不很深刻。
1939年苏联进入西乌克兰后进行的土地重分配，赢得了乌克兰下层农民的支持，因而后来许多人认为，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纳粹主义）可以为他们同时带来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
无论是纳粹德国还是苏联，对乌克兰的视野，也同样不可避免地戴上了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滤镜。即便在1944年的败局中，纳粹当局仍然选择用“加利西亚师”而非“乌克兰师”的名义、招募西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对抗红军，他们仍以旧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的分野来理解乌克兰，认为“加利西亚”是一个更加文明的概念。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为是否加入该师而发生分裂，那些对德合作派，断然拒斥苏联的政治观念。
作为一个想象共同体，民族概念的起源，基本来自于精英的倡导与说服。此后，敌对行为就可以“同仇敌忾”的方式，深化民族主义的影响。从民族的视角来看，一部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加入了“纳粹阵营”，就意味着乌克兰民族主义成为苏联卫国战争的敌人，即便曾有700万乌克兰人加入红军、投入到和纳粹德国的战斗之中。
对乌克兰民族长期的怀疑，成为苏联后续历代政权的既定政策。直到1980年代，乌克兰人仍要在自己的档案中填报自己及其家人是否曾在德占区居住。
而德国的统治策略，更增加了乌克兰人犯下“纳粹式暴行”的几率。诸如基辅军事长官库尔特·爱伯哈德少将，在两天内枪杀33761名犹太人的巴比亚尔大屠杀，便得到了当地警察的帮助；而纳粹当局的理由就是警惕“苏维埃的间谍”。
在游击战和民族主义情绪发酵的过程中，仇恨演化为屠杀，野蛮的行为似乎加剧印证了乌克兰民族主义“纳粹化”的指控。
班德拉的幽灵
二战的落幕与纳粹德国的失败，重新审定了战后的民族叙事。以主流的世界舆论看，即便是出于机会主义考量，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同德国当局间的合作，也不应再置入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框架，而只能基于反法西斯的立场加以审判。
瓦图京元帅才是乌克兰人民的朋友，而班德拉则是纳粹欲孽。尽管班德拉在1941年之后从未回到乌克兰土地上，以他为名义的那只军队也几乎没有受到他的实际指挥，“班德拉分子”还是成为了法西斯主义的代言词。
| YALTA, USSR. Prime Minister Winston Churchill of Great Britain,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Premier Joseph Stalin of the USSR (L-R) pictured before the Crimea conference session.
但是，雅尔塔秩序未能永远维系。苏联的解体，使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样的国家重新赢得独立。新国家的合法性构建，无法绕开历史上的民族主义传统；而新的俄罗斯国家，也将重新定位俄罗斯民族在国族构建中的作用。双方的民族主义者都诉诸历史先例，这使得历史细节将让位于符号化的政治态度。
2011年，亲欧的乌克兰总统尤先科追授班德拉为乌克兰英雄，这一行为在西方和俄罗斯都引发轩然大波。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欧美社会和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对这一符号式人物显然存在不同的理解。
对于欧美国家而言，避免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潮流沉渣泛起，乃是牵涉其内部政治的重要议题；在欧洲多个国家本身受困于极右翼乃至新法西斯主义政党重新抬头的议题中，区分班德拉和纳粹合作的动机毫无意义。即便是出于机会主义的策略考量，同法西斯和纳粹合作仍然是不可容忍的。2018年，美国政府要求乌克兰国防部不得将援助用于对新纳粹组织的武装，便是这种态度的鲜明表达。
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则以不同的方式理解班德拉的含义。在他们眼中，乌克兰民族和白俄罗斯民族的存在是相当存疑的，既然乌克兰两次获得独立存在的机会，都是因为来自德国的侵略；乌克兰民族寻求独立这一事态本身，便可以被视为是一种与“帝国主义”或“纳粹主义”的勾结。对班德拉的强调，唤回了纳粹德国通过鼓动乌克兰或白俄罗斯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来试图肢解“俄罗斯民族”的历史记忆。
而乌克兰的一部分民族主义者又会认为，如果因为反对纳粹主义的理由而全盘否定班德拉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先驱，就是对另一方“侵略者”俄罗斯的屈服。
民族主义如何告别纳粹的幽灵？
历史记忆和现实政治如此纠缠演进，使得极端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准军事组织“亚速营”，成为俄罗斯“去纳粹化”的指定目标。
亚速营充斥着极右翼分子，并以反俄作为其使命，从而与历史上的极右翼叙事重合。在东乌克兰，俄罗斯支持的极端俄罗斯民族主义武装和亚速营为代表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系统性地违背现代人道主义原则，犯下诸多罪行。
实际上，亚速营的存在所折射出的，更多是今日乌克兰在国家整合和武装力量现代化上的无力，后者为寡头支持的极端组织成立准军事武装提供了基础，而2014年之后的国防压力，迫使基辅政权大规模吸收民间准军事武装充实国防。
在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波罗申科政权末期，基辅同亚速营的关系已经濒临破裂。至于作为俄语族群出身的犹太人，泽连斯基总统本身更难以和纳粹产生瓜葛。在乌克兰最高拉达中，极右翼的新纳粹政党仅能赢得1个席位；相比之下，极端民族主义的俄罗斯自由民族党，在俄罗斯国家杜马却拥有22席。
但民族主义叙说绕不开历史，“去纳粹化”也应当是国际社会的共识。战争、仇恨和族群纷争，不会让产生极右翼势力或曰新纳粹势力的土壤消失，而只会促成更多的极端势力。
相比之下，乌克兰族群曾在二战中于加利西亚和利沃尼亚杀害了6-9万波兰人，如今的波兰共和国却选择对乌克兰难民打开国门。
也许，唯有当现代的民族主义者愿意看向未来，而不只是怀念和拥抱过去的时候，与历史幽灵缠绕的纳粹梦魇，才能真正在东欧的土地上被清除殆尽吧。
参考资料：浦洛基 《欧洲之门》；沃尔夫森 《滔天洪水》；斯奈德 《从投票到暴力》；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麦克福尔 《俄罗斯未竟的革命》；夏依勒 《第三帝国的兴亡》。
钟道然，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硕士研究生
在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2月24日的讲话中，他将乌克兰的“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作为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理由。如果说“非军事化”涉及到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所谓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所关注的地缘政治，那么“去纳粹化”乍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借口：在希特勒的德国覆灭77年之后，与柏林直线距离1200千米的基辅，如何与似乎成为历史记忆的这个名词纠葛不清？
新纳粹组织，或在广义上对纳粹和法西斯言论有所崇拜的极右翼组织，的确仍是困扰东欧各国的梦魇。今日乌克兰和被阿尔弗雷德·卢森堡称为“奥斯兰”（Ostland）的波罗的海三国、白俄罗斯地区，曾是纳粹德国梦寐以求的生存空间；在这些地区，碎片化的民族分布、因两次世界大战而崛起的民族主义在苏德东线残酷冗长的战斗中纠葛发酵，其幽灵在今日的历史叙述或政治实践中，仍时隐时现。
强硬民族主义者与纳粹的短暂蜜月
1941年，当纳粹大军进入苏联领土的时候，在希特勒本人和阿尔弗雷德·卢森堡这样的纳粹理论家的世界观中，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平等存在的“生存空间”，但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在反对苏联和波兰统治中的表现和力量，让纳粹德国当局相信，他们是可资利用的对象。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因此同纳粹德国产生了复杂暧昧的联系，这也使得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与纳粹党局的互动、成为后续历史叙事中不可避免的存在。
当时，乌克兰人对纳粹德国的理解，更多基于“德意志人的统治”而非“纳粹主义”的视角。乌克兰历史上，虽然存在着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反犹主义，但彼时在乌克兰生活着超过100万犹太人，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异常尖锐的反犹主义在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中发挥着主导色彩。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发源地利沃夫就受到过奥匈帝国的统治，由于多民族的多瑙河君主国采用相对怀柔的方式对待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叙说和观念，与彼时的俄罗斯帝国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对德国人的历史记忆，是以维也纳的温和统治为坐标的；这部分解释了当纳粹军队进入乌克兰的土地时，他们所表现出的欢迎态度。
在德军刚刚进入乌克兰境内时，西乌克兰与波兰当局斗争不断的民族主义领袖斯捷潘·班德拉，便积极支持利沃夫成立独立的“乌克兰国”；然而，当班德拉意识到德国人并不打算让一个完整独立的乌克兰诞生时，他和强硬的民族主义者就转而阻挠纳粹当局的行动，并因此被投入集中营。强硬民族主义者和纳粹当局之间的蜜月，如此迅速地结束了。
直到1944年苏军反攻的时候，纳粹占领当局已经失去大部分乌克兰人的认可，其部分原因在于反犹主义在内的暴行在三年占领中频繁发生，而许多乌克兰人基于贪婪（而非反犹主义）的动机，放纵他们的犹太邻人被迫害。绝大多数乌克兰人还成为了德国当局急需的廉价劳动力。
| 1965年3月14日，俄罗斯莫斯科，前苏联总理赫鲁晓夫。
因此，当红军回到基辅的时候，在赫鲁晓夫回忆中，是一副感人的欢迎场景。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并非全都加入到欢迎红军的队伍中。以班德拉为首的激进民族主义者，不愿意使乌克兰只能在德国和苏联统治之下二选一。在长达三年的集中营生活后，班德拉竟与纳粹党局冰释前嫌，重新组织起反抗苏联红军的活动，即便他此后未曾重新踏上乌克兰的土地。
显然，在班德拉所代表的民族主义者心中，同纳粹的合作，并不是对德国纳粹主义的信奉，而是利用德苏矛盾而寻求民族独立机会的机会主义行为。
争取独立机会，为何选择纳粹？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广袤的东欧地带为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和俄罗斯帝国所占。而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西欧民族主义的舶来品，受一战中理想化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鼓舞加以实现。
在民族分布极为混杂的东欧新国家中，没有一个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波兰第二共和国，容纳了一千万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人；捷克斯洛伐克在占据主导地位的两个民族之外，还包含两百万德意志人和数十万匈牙利人；未能获得独立的乌克兰，更是在事实上为1921年的苏联-波兰边界所分割。
当人们看到今日乌俄的激烈矛盾时很难想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乌克兰民族主义的中心利沃夫其实是波兰的领土，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反抗波兰统治者使用的激烈手段，包括暗杀波兰内政部长。
在这种背景下，纳粹主义不可能是包括乌克兰在内的东欧国家所诞生的原生思想，而是一种伴随着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改变所产生的连带冲击。
一些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对抗波兰当局统治的时候，便倾向于寻求魏玛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支持，而随着前者被纳粹德国所替代，基于现实利益考量的友谊关系，二者之间的暧昧关系延续了。包括班德拉在内的乌克兰激进民族主义者，与其说选择了纳粹主义的学说作为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底色，不如说他们选择了一个强大的盟友来寻求本民族的独立，而这个强大盟友所信奉的，恰好是一种最邪恶、最具有侵略性的意识形态。纳粹主义，是一套包括而不仅限于极端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要素的整全意识形态；乌克兰人对纳粹主义的理解，却并不很深刻。
1939年苏联进入西乌克兰后进行的土地重分配，赢得了乌克兰下层农民的支持，因而后来许多人认为，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纳粹主义）可以为他们同时带来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
无论是纳粹德国还是苏联，对乌克兰的视野，也同样不可避免地戴上了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滤镜。即便在1944年的败局中，纳粹当局仍然选择用“加利西亚师”而非“乌克兰师”的名义、招募西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对抗红军，他们仍以旧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的分野来理解乌克兰，认为“加利西亚”是一个更加文明的概念。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为是否加入该师而发生分裂，那些对德合作派，断然拒斥苏联的政治观念。
作为一个想象共同体，民族概念的起源，基本来自于精英的倡导与说服。此后，敌对行为就可以“同仇敌忾”的方式，深化民族主义的影响。从民族的视角来看，一部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加入了“纳粹阵营”，就意味着乌克兰民族主义成为苏联卫国战争的敌人，即便曾有700万乌克兰人加入红军、投入到和纳粹德国的战斗之中。
对乌克兰民族长期的怀疑，成为苏联后续历代政权的既定政策。直到1980年代，乌克兰人仍要在自己的档案中填报自己及其家人是否曾在德占区居住。
而德国的统治策略，更增加了乌克兰人犯下“纳粹式暴行”的几率。诸如基辅军事长官库尔特·爱伯哈德少将，在两天内枪杀33761名犹太人的巴比亚尔大屠杀，便得到了当地警察的帮助；而纳粹当局的理由就是警惕“苏维埃的间谍”。
在游击战和民族主义情绪发酵的过程中，仇恨演化为屠杀，野蛮的行为似乎加剧印证了乌克兰民族主义“纳粹化”的指控。
班德拉的幽灵
二战的落幕与纳粹德国的失败，重新审定了战后的民族叙事。以主流的世界舆论看，即便是出于机会主义考量，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同德国当局间的合作，也不应再置入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框架，而只能基于反法西斯的立场加以审判。
瓦图京元帅才是乌克兰人民的朋友，而班德拉则是纳粹欲孽。尽管班德拉在1941年之后从未回到乌克兰土地上，以他为名义的那只军队也几乎没有受到他的实际指挥，“班德拉分子”还是成为了法西斯主义的代言词。
| YALTA, USSR. Prime Minister Winston Churchill of Great Britain,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Premier Joseph Stalin of the USSR (L-R) pictured before the Crimea conference session.
但是，雅尔塔秩序未能永远维系。苏联的解体，使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样的国家重新赢得独立。新国家的合法性构建，无法绕开历史上的民族主义传统；而新的俄罗斯国家，也将重新定位俄罗斯民族在国族构建中的作用。双方的民族主义者都诉诸历史先例，这使得历史细节将让位于符号化的政治态度。
2011年，亲欧的乌克兰总统尤先科追授班德拉为乌克兰英雄，这一行为在西方和俄罗斯都引发轩然大波。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欧美社会和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对这一符号式人物显然存在不同的理解。
对于欧美国家而言，避免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潮流沉渣泛起，乃是牵涉其内部政治的重要议题；在欧洲多个国家本身受困于极右翼乃至新法西斯主义政党重新抬头的议题中，区分班德拉和纳粹合作的动机毫无意义。即便是出于机会主义的策略考量，同法西斯和纳粹合作仍然是不可容忍的。2018年，美国政府要求乌克兰国防部不得将援助用于对新纳粹组织的武装，便是这种态度的鲜明表达。
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则以不同的方式理解班德拉的含义。在他们眼中，乌克兰民族和白俄罗斯民族的存在是相当存疑的，既然乌克兰两次获得独立存在的机会，都是因为来自德国的侵略；乌克兰民族寻求独立这一事态本身，便可以被视为是一种与“帝国主义”或“纳粹主义”的勾结。对班德拉的强调，唤回了纳粹德国通过鼓动乌克兰或白俄罗斯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来试图肢解“俄罗斯民族”的历史记忆。
而乌克兰的一部分民族主义者又会认为，如果因为反对纳粹主义的理由而全盘否定班德拉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先驱，就是对另一方“侵略者”俄罗斯的屈服。
民族主义如何告别纳粹的幽灵？
历史记忆和现实政治如此纠缠演进，使得极端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准军事组织“亚速营”，成为俄罗斯“去纳粹化”的指定目标。
亚速营充斥着极右翼分子，并以反俄作为其使命，从而与历史上的极右翼叙事重合。在东乌克兰，俄罗斯支持的极端俄罗斯民族主义武装和亚速营为代表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系统性地违背现代人道主义原则，犯下诸多罪行。
实际上，亚速营的存在所折射出的，更多是今日乌克兰在国家整合和武装力量现代化上的无力，后者为寡头支持的极端组织成立准军事武装提供了基础，而2014年之后的国防压力，迫使基辅政权大规模吸收民间准军事武装充实国防。
在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波罗申科政权末期，基辅同亚速营的关系已经濒临破裂。至于作为俄语族群出身的犹太人，泽连斯基总统本身更难以和纳粹产生瓜葛。在乌克兰最高拉达中，极右翼的新纳粹政党仅能赢得1个席位；相比之下，极端民族主义的俄罗斯自由民族党，在俄罗斯国家杜马却拥有22席。
但民族主义叙说绕不开历史，“去纳粹化”也应当是国际社会的共识。战争、仇恨和族群纷争，不会让产生极右翼势力或曰新纳粹势力的土壤消失，而只会促成更多的极端势力。
相比之下，乌克兰族群曾在二战中于加利西亚和利沃尼亚杀害了6-9万波兰人，如今的波兰共和国却选择对乌克兰难民打开国门。
也许，唯有当现代的民族主义者愿意看向未来，而不只是怀念和拥抱过去的时候，与历史幽灵缠绕的纳粹梦魇，才能真正在东欧的土地上被清除殆尽吧。
参考资料：浦洛基 《欧洲之门》；沃尔夫森 《滔天洪水》；斯奈德 《从投票到暴力》；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麦克福尔 《俄罗斯未竟的革命》；夏依勒 《第三帝国的兴亡》。
钟道然，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