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阴霾，唤起了人们对17年前SARS肆虐时期的记忆。
其中，一种言论逐渐甚嚣尘上：“不是我们战胜了非典，而是非典放过了我们。”
甚至有人“预言”，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也将在相似的时间，以相同的方式划上句号。
事实果真如此吗？
在自然灾害面前，人类究竟应该听天由命，还是奋力抗争？ 记者采访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野生动物疫病研究组组长何宏轩，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研究员陈继明两位专家。
他们表示：决不能指望新型肺炎放过我们。如果不采取及时有效的防控措施，这种病毒可能成为与人类长期共存、缠斗的疾病。
记者：相比17年前的SARS，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给我们提出了哪些新的挑战？
何宏轩：大家也看到了，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起病相对温和，重症相对较少，这对病人来说固然是好事，但也给进一步的防疫工作增添了困难。隐性携带者的存在会大大增加隔离和防控的难度。
不要忘了，每一种新的疫病，都必然会带来新的挑战。一定不能掉以轻心。
陈继明：从目前数据看，这次武汉疫情人传人的能力较强，但是重症病例比较少，病死率大约是2.0%，约为SARS病死率的1/5。因而人们对这次疫情的重视程度，比不上对SARS的重视程度。这就是最大的挑战。
因为我们很难下定决心开展“大隔离”运动，让老百姓春节期间尽可能待在家里，不要出行，不要走亲戚，不要聚会，也很难下定决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消毒”运动。
如果我们不搞“大隔离、大消毒”，我们很难遏制这次疫情的扩散蔓延。最坏的结果是，这个病毒在大流行之后变成了人类常在传染病。
一旦这种情况发生，那么两年之内，它导致的人类生命与财产的损失，就会远远超过“大隔离、大消毒”的成本。
目前这次武汉疫情还处于扩散的初期阶段，是“大隔离、大消毒”还能发挥作用的黄金时期，各方面需要拿出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尽早采取严厉措施，争取早日消灭此次疫情。
记者：当年SARS 是随着温度升高自行消失的吗？
何宏轩：我不能赞同这种说法：第一磨灭了17年前中国人民抗击SARS作出的巨大成就，第二也让人心存侥幸——等着病毒放过我们。
陈继明：2003年的SARS是在中国政府和广大群众共同努力下，采取史无前例的“大隔离、大消毒”防控措施，才扑灭疫情的。
在那个时期，各个企事业单位尽可能不派人出差，已经出差的人员回来后都要进行隔离。另一方面，全国各地的旅馆饭店、企事业单位、公共汽车，天天都消毒。如果没有这些严格的防控措施，SARS很可能引发一次非常严重的人类瘟疫。
记者：SARS病毒与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前期发展轨迹有很多相似之处。这是否意味着冠状病毒的流行具有显著的季节性？是否预示着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也会在差不多的季节消失？
陈继明：冠状病毒的感染和流行是有一定的季节性，冬季多一些，夏季少一些，但是这种季节性变化绝对不可能导致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自然消失。必须借助非常严厉的防控措施。
何宏轩：包括SARS等病毒性肺炎在内，大多数呼吸道都在冬季和春季更为高发。一来因为病毒在低温下存活时间更长，在高温及强紫外线条件下则不易存活生长。二来因为冬春季节人们多在室内活动，空气流动性不佳，从而加剧了人际传播。
即便如此，我也不能寄希望于病毒在夏天自生自灭。
记者：要把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斩草除根地扑灭，我们应当做些什么？
何宏轩：首先是控制疫情的传播，把它局限在极小范围内，尽可能降低损失；接下来，追溯确切的传染源，摸清病毒的传播途径和染病机理；疫病得到控制后，还要继续跟踪这个病毒，检测是否出现新的变异，防疫局势是否产生了新的变化，现在有人说：“你连传染源还没有完全确定，怎么能谈得上防控呢？”这种说法不对。
2003年之后，我国积累了防控冠状病毒的宝贵经验。只要我们确定了病原体，就会有防控它的办法。当然，确定传染源能大大提高防控效果。
记者：有种说法是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正处于“爬坡期”。那么，“爬坡期”大概几月会达到峰值呢？
陈继明：这个峰值与我们采取的防控措施有关。
防控措施越科学、越严厉，这个病毒“爬坡”就越困难，甚至能够被彻底消灭。相反，如果我们采取的措施力度不足，这个病毒很可能经过几个月到一两年的爬坡，最终在人群中引起大流行。由于人类缺乏对这种病毒的特异性免疫力，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受感染。
病毒从来不会放过谁，人类终究要自己拯救自己。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阴霾，唤起了人们对17年前SARS肆虐时期的记忆。
其中，一种言论逐渐甚嚣尘上：“不是我们战胜了非典，而是非典放过了我们。”
甚至有人“预言”，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也将在相似的时间，以相同的方式划上句号。
事实果真如此吗？
在自然灾害面前，人类究竟应该听天由命，还是奋力抗争？
记者采访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野生动物疫病研究组组长何宏轩，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研究员陈继明两位专家。
他们表示：决不能指望新型肺炎放过我们。如果不采取及时有效的防控措施，这种病毒可能成为与人类长期共存、缠斗的疾病。
记者：相比17年前的SARS，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给我们提出了哪些新的挑战？
何宏轩：大家也看到了，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起病相对温和，重症相对较少，这对病人来说固然是好事，但也给进一步的防疫工作增添了困难。隐性携带者的存在会大大增加隔离和防控的难度。
不要忘了，每一种新的疫病，都必然会带来新的挑战。一定不能掉以轻心。
陈继明：从目前数据看，这次武汉疫情人传人的能力较强，但是重症病例比较少，病死率大约是2.0%，约为SARS病死率的1/5。因而人们对这次疫情的重视程度，比不上对SARS的重视程度。这就是最大的挑战。
因为我们很难下定决心开展“大隔离”运动，让老百姓春节期间尽可能待在家里，不要出行，不要走亲戚，不要聚会，也很难下定决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消毒”运动。
如果我们不搞“大隔离、大消毒”，我们很难遏制这次疫情的扩散蔓延。最坏的结果是，这个病毒在大流行之后变成了人类常在传染病。
一旦这种情况发生，那么两年之内，它导致的人类生命与财产的损失，就会远远超过“大隔离、大消毒”的成本。
目前这次武汉疫情还处于扩散的初期阶段，是“大隔离、大消毒”还能发挥作用的黄金时期，各方面需要拿出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尽早采取严厉措施，争取早日消灭此次疫情。
记者：当年SARS 是随着温度升高自行消失的吗？
何宏轩：我不能赞同这种说法：第一磨灭了17年前中国人民抗击SARS作出的巨大成就，第二也让人心存侥幸——等着病毒放过我们。
陈继明：2003年的SARS是在中国政府和广大群众共同努力下，采取史无前例的“大隔离、大消毒”防控措施，才扑灭疫情的。
在那个时期，各个企事业单位尽可能不派人出差，已经出差的人员回来后都要进行隔离。另一方面，全国各地的旅馆饭店、企事业单位、公共汽车，天天都消毒。如果没有这些严格的防控措施，SARS很可能引发一次非常严重的人类瘟疫。
记者：SARS病毒与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前期发展轨迹有很多相似之处。这是否意味着冠状病毒的流行具有显著的季节性？是否预示着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也会在差不多的季节消失？
陈继明：冠状病毒的感染和流行是有一定的季节性，冬季多一些，夏季少一些，但是这种季节性变化绝对不可能导致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自然消失。必须借助非常严厉的防控措施。
何宏轩：包括SARS等病毒性肺炎在内，大多数呼吸道都在冬季和春季更为高发。一来因为病毒在低温下存活时间更长，在高温及强紫外线条件下则不易存活生长。二来因为冬春季节人们多在室内活动，空气流动性不佳，从而加剧了人际传播。
即便如此，我也不能寄希望于病毒在夏天自生自灭。
记者：要把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斩草除根地扑灭，我们应当做些什么？
何宏轩：首先是控制疫情的传播，把它局限在极小范围内，尽可能降低损失；接下来，追溯确切的传染源，摸清病毒的传播途径和染病机理；疫病得到控制后，还要继续跟踪这个病毒，检测是否出现新的变异，防疫局势是否产生了新的变化，现在有人说：“你连传染源还没有完全确定，怎么能谈得上防控呢？”这种说法不对。
2003年之后，我国积累了防控冠状病毒的宝贵经验。只要我们确定了病原体，就会有防控它的办法。当然，确定传染源能大大提高防控效果。
记者：有种说法是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正处于“爬坡期”。那么，“爬坡期”大概几月会达到峰值呢？
陈继明：这个峰值与我们采取的防控措施有关。
防控措施越科学、越严厉，这个病毒“爬坡”就越困难，甚至能够被彻底消灭。相反，如果我们采取的措施力度不足，这个病毒很可能经过几个月到一两年的爬坡，最终在人群中引起大流行。由于人类缺乏对这种病毒的特异性免疫力，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受感染。
病毒从来不会放过谁，人类终究要自己拯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