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中国副总理刘鹤试图给全球投资者吃上一颗定心丸，他强调中国的疫情已经趋于稳定，经济将实现整体性好转，并将仍然坚持对外开放。但刘鹤面对的是一群狐疑的观众：中国确实需要世界，但一个经济发展疲软、政策任意摇摆的中国对世界来说还像以往那么重要吗？
受严格的封控政策影响，去年中国经济遭遇了巨大挫折，全年3%的经济增长率是自1976年以来最令人失望的表现。中国刚刚公布的人口数据更是雪上加霜：2022年中国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这是自上世纪60年代初以来的第一次。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专门研究中国人口统计学的社会学教授王丰对时报表示：“从长远来看，我们将看到一个世界从未见过的中国，中国将不再拥有年轻有活力且不断增长的人口。我们将认识到，中国是一个老龄化和人口萎缩的国家。”
时报分析认为，中国的人口危机可能将深刻地重塑全球经济。多年来，中国庞大的劳动力大军为中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也为全球经济引擎提供了动力。而当中国的适龄工人日益减少，制造业将更加青睐像越南、墨西哥和印度这样人口众多、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的国家。
这样的转移已经在人们的眼皮子底下发生。近年来，受地缘政治和中国的疫情防控政策影响，全球零售商已经开始努力分散风险，将供应链向别的国家转移。当从中国发货的集装箱动辄要耗费一两个月才能到达美国时，家门口的墨西哥制衣工厂成了更直接的选择。甚至连被视为制造业金字塔尖的高科技电子产品都不再由中国垄断，苹果在越南生产iPad、在印度制造最新款iPhone，微软的Xbox游戏机和谷歌的Pixel 7手机开始从越南发货。中国在产业实力和劳动力方面仍然拥有强大优势，但企业正在发掘中国以外地区的巨大潜力。一位帮助海外客户寻找建厂用地的商业地产公司高管对时报说：“如果你来到越南，你满眼看到的都是能量，对于一个没有去过这个国家的外来者来说，他们可能会有些震惊。”
人口萎缩对中国经济本身的影响更直接，也更为紧迫。时报专栏作家克鲁格曼指出，劳动适龄人口减少的社会往往会经历持续的经济疲软。中国刚刚逆转了封控政策，将经济增长重新列为优先事项，虽然一线城市最近逐渐恢复了人气，但眼下的商业环境也如同得了一场不算轻的新冠，大病初愈后暂时没法大展拳脚。在大规模封锁期间，消费者支出和出口增长遭到抑制，中国经济变得更加依赖不景气的房地产行业。而人口增长是住房需求的主要驱动力，出生率下降对中国房地产行业构成了重大威胁。更长远来看，劳动力减少意味着中国的养老基金面临更大压力，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政府可能难以为日益老龄化和更长寿的庞大人口埋单。
专家们早就预料到中国的人口危机和对经济的巨大伤害，但提出的解决方案来得太晚、力度也太弱。在周二公布数据后，曾研究过人口问题的恒大集团前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发微博说：“人口问题是未来最重要又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任泽平呼吁加大支持生育政策的力度，包括提供生育补贴、提供陪产假、加强女性就业权益保障。这些看起来都是常见的人口刺激政策，但从他微博下面的评论中可以看出，人们已经厌倦了将个人的生活质量跟宏大的国家“人口红利”挂钩，也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心有余悸。有评论指出，“那个全国大面积强制流产的岁月其实过去没多少年。”
我本人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第一代独生子女，曾见证过父母的同事因为生二胎而丢了公职，也见过邻居家大肚子阿姨有一天突然消失，再出现时并没有添一个小宝宝，整个人从此精神恍惚，很久以后才明白，这位阿姨遭遇了大月份强制引产。到了2010年代，我生育前仍然需要申请办理“准生证”，在生育第一胎后三个月，我户口所在的广州某居委会就打来电话，要求我必须定期接受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偷偷怀上二胎”。每次接到电话时，我都有一种强烈的屈辱感，仿佛自己不是一个有着独立思想和人格的个体，而只是一个有可能为计生数据抹黑的子宫。没过多久，中国政府在2016年放宽了计划生育政策，2021年又准许生育三胎，我终于不再接到居委会打来的电话。但在经历了政策的巨大转向后，很多像我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已经对生育多胎没了念想。
更年轻的家庭也有很多不生或者少生孩子的理由：生活和工作压力太大、教育和购房成本太高。而女性显然有着更具体也更深切的动机。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社会学助理教授董一格对时报说，中国政策制定者倡导的措施往往忽视了女性面临的社会和经济压力，尤其是来自农村和工薪阶层的女性，这些压力让她们陷入了家庭和工作之间的痛苦束缚。“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社会工程问题，”她说。“人们把责任归咎于家庭和个人，尤其是那些不愿结婚的年轻女性，但他们却避而不谈国家的角色及其政策。”
有女性网友在微博上指出，中国的人口红利全社会共享，而生育成本到头来完全由女性个人承担。看到徐州丰县八孩母亲的遭遇，听到北京某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在商讨如何对付“挑事”居民时说出了“他的软肋其实是他的儿子”，见证了职场妈妈被边缘化，发现家暴可能只会被轻描淡写当成“家务事”时，中国的人口问题恐怕难有简单的解决方案。
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中国副总理刘鹤试图给全球投资者吃上一颗定心丸，他强调中国的疫情已经趋于稳定，经济将实现整体性好转，并将仍然坚持对外开放。但刘鹤面对的是一群狐疑的观众：中国确实需要世界，但一个经济发展疲软、政策任意摇摆的中国对世界来说还像以往那么重要吗？
受严格的封控政策影响，去年中国经济遭遇了巨大挫折，全年3%的经济增长率是自1976年以来最令人失望的表现。中国刚刚公布的人口数据更是雪上加霜：2022年中国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这是自上世纪60年代初以来的第一次。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专门研究中国人口统计学的社会学教授王丰对时报表示：“从长远来看，我们将看到一个世界从未见过的中国，中国将不再拥有年轻有活力且不断增长的人口。我们将认识到，中国是一个老龄化和人口萎缩的国家。”
时报分析认为，中国的人口危机可能将深刻地重塑全球经济。多年来，中国庞大的劳动力大军为中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也为全球经济引擎提供了动力。而当中国的适龄工人日益减少，制造业将更加青睐像越南、墨西哥和印度这样人口众多、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的国家。
这样的转移已经在人们的眼皮子底下发生。近年来，受地缘政治和中国的疫情防控政策影响，全球零售商已经开始努力分散风险，将供应链向别的国家转移。当从中国发货的集装箱动辄要耗费一两个月才能到达美国时，家门口的墨西哥制衣工厂成了更直接的选择。甚至连被视为制造业金字塔尖的高科技电子产品都不再由中国垄断，苹果在越南生产iPad、在印度制造最新款iPhone，微软的Xbox游戏机和谷歌的Pixel 7手机开始从越南发货。中国在产业实力和劳动力方面仍然拥有强大优势，但企业正在发掘中国以外地区的巨大潜力。一位帮助海外客户寻找建厂用地的商业地产公司高管对时报说：“如果你来到越南，你满眼看到的都是能量，对于一个没有去过这个国家的外来者来说，他们可能会有些震惊。”
人口萎缩对中国经济本身的影响更直接，也更为紧迫。时报专栏作家克鲁格曼指出，劳动适龄人口减少的社会往往会经历持续的经济疲软。中国刚刚逆转了封控政策，将经济增长重新列为优先事项，虽然一线城市最近逐渐恢复了人气，但眼下的商业环境也如同得了一场不算轻的新冠，大病初愈后暂时没法大展拳脚。在大规模封锁期间，消费者支出和出口增长遭到抑制，中国经济变得更加依赖不景气的房地产行业。而人口增长是住房需求的主要驱动力，出生率下降对中国房地产行业构成了重大威胁。更长远来看，劳动力减少意味着中国的养老基金面临更大压力，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政府可能难以为日益老龄化和更长寿的庞大人口埋单。
专家们早就预料到中国的人口危机和对经济的巨大伤害，但提出的解决方案来得太晚、力度也太弱。在周二公布数据后，曾研究过人口问题的恒大集团前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发微博说：“人口问题是未来最重要又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任泽平呼吁加大支持生育政策的力度，包括提供生育补贴、提供陪产假、加强女性就业权益保障。这些看起来都是常见的人口刺激政策，但从他微博下面的评论中可以看出，人们已经厌倦了将个人的生活质量跟宏大的国家“人口红利”挂钩，也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心有余悸。有评论指出，“那个全国大面积强制流产的岁月其实过去没多少年。”
我本人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第一代独生子女，曾见证过父母的同事因为生二胎而丢了公职，也见过邻居家大肚子阿姨有一天突然消失，再出现时并没有添一个小宝宝，整个人从此精神恍惚，很久以后才明白，这位阿姨遭遇了大月份强制引产。到了2010年代，我生育前仍然需要申请办理“准生证”，在生育第一胎后三个月，我户口所在的广州某居委会就打来电话，要求我必须定期接受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偷偷怀上二胎”。每次接到电话时，我都有一种强烈的屈辱感，仿佛自己不是一个有着独立思想和人格的个体，而只是一个有可能为计生数据抹黑的子宫。没过多久，中国政府在2016年放宽了计划生育政策，2021年又准许生育三胎，我终于不再接到居委会打来的电话。但在经历了政策的巨大转向后，很多像我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已经对生育多胎没了念想。
更年轻的家庭也有很多不生或者少生孩子的理由：生活和工作压力太大、教育和购房成本太高。而女性显然有着更具体也更深切的动机。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社会学助理教授董一格对时报说，中国政策制定者倡导的措施往往忽视了女性面临的社会和经济压力，尤其是来自农村和工薪阶层的女性，这些压力让她们陷入了家庭和工作之间的痛苦束缚。“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社会工程问题，”她说。“人们把责任归咎于家庭和个人，尤其是那些不愿结婚的年轻女性，但他们却避而不谈国家的角色及其政策。”
有女性网友在微博上指出，中国的人口红利全社会共享，而生育成本到头来完全由女性个人承担。看到徐州丰县八孩母亲的遭遇，听到北京某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在商讨如何对付“挑事”居民时说出了“他的软肋其实是他的儿子”，见证了职场妈妈被边缘化，发现家暴可能只会被轻描淡写当成“家务事”时，中国的人口问题恐怕难有简单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