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开鲁县的耕地增费风波，声势颇大，是涉农舆论中强度少见的案例。可因为过程来得快去得也快，某些关键事实还没来得及显露，更没演进到媒体千方百计搞核查的地步，它就嗖一声降温了，留下缺乏信息支撑的街谈巷议。
这件事最早由@中国三农发布 利用其官微公布，看它的官微题图，好像是农农业农村部内部的宣传业务机构。它揭开了矛盾，包括耕地现场的，也发布了暗访视频，这些手法很像九十年代央视舆论监督的标准作业程式。
从舆情响应速度来说，开鲁县的应对可谓非常迅速，基本上踩着舆论聚焦点和痛点，质疑镇副书记乱权就立刻宣布免职，批评阻碍春耕就立刻解释前因后果，通报修辞克制，真话不全说，似乎也没留下假话的把柄，可以说相当高明。
一来一往间，给人的感觉是，开鲁县在处置这个事上似乎早有准备，没有被舆论节奏带跑，而是给了交代，又没闪出破绽。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同样的突发舆论处置，各位想想苏北某县的那些通报，高下立现。开鲁县那边或许有高手在。
但这篇不是要赞叹开鲁县的舆论应对成绩，其实还是要从新闻媒体而不是宣传媒体的角度，发一点感慨的。感慨就是，风波除了形成恶吏叙事外，还留下了恶霸叙事的生长点。不排除有人借舆论烟雾隐身，可恶霸叙事会削弱隐身的意义。
视频昭昭，恶吏叙事是板上钉钉了，前警察、原镇纪委委员纪云浩成为媒体火力目标，他的职业生涯都被质疑，求证之火蔓延到他是否有一位得势的父亲。红星新闻就求证、并否认了他父亲是通辽市人大主任的传闻，恶吏叙事跃跃欲试。
就在恶吏叙事想要扩大战果时，次生舆论的旁支也延伸到另一种叙事模式，那就是围绕承包人张文柱兄弟的恶霸叙事上。目前，恶霸叙事尚处在初级阶段，没有确凿的事实支撑，其主要论点来自对现有材料的整理分析，比如有人提供县政协委员的疑似身份。
换言之，立足现有资料，在舆论的反转惯性下，有一些人描绘了原始承包人张文柱另一幅画像：以不成比例的金钱拿下五六千亩地30年承包期、名不正言不顺的“地主”（户籍不在土地所在村）；高价转包土地，利用每亩近700元差价发不仁不义之财的“暴发户”。
在舆论当初恶吏叙事占主导时，主要有两种说法来为张文柱的获利辩护：一是他这么多年改良土地也会付出很大成本，高投入高产出很正常；二是他有承包合同，对他临时增费要依法来，哪怕“情势变更”，眼红其获利不菲也不能违背法律原则。
这些贯彻了法治原则的辩护词听起来很好，契约精神也理应得到尊重。问题在于，一旦设定了驳斥恶霸叙事的辩护立场，就会发现事实之稀薄——诚实地说，无法实现护张立场在逻辑上的跃进。因此，当恶霸叙事继恶吏叙事露头后，它很难被遏止。
比如，恶吏叙事的核心要点就是纪云浩“不懂法”，然而要推倒增补要求的直接证据，不就是甩出承包合同，让纪云浩吃瘪吗？可在中国三农发布的原始报道中，虽有一晃而过的合同镜头，但没有重点引用合同内容，这似乎并不正常。
同样，开鲁县的通报也没有引用张氏兄弟的合同内容。这份合同神秘地、公然地，既没有成为张氏兄弟维权的挡箭牌，也没有成为官方否决前者的利器。在合同内容不详，双方皆讳莫如深的状况下，要怎样在这件事中体面地护法呢？
恶霸叙事找到了扎根的裂隙，一个是承包合同的神隐，它没有成为原始承包人张氏兄弟的护身符，只成为出面维权者口头的缥缈依据；二是甚至连张氏兄弟本人也神隐了，没有出现在中国三农发布的视频中，视频中被顶在前头的是替张氏兄弟说话的代言人。
迄今为止，张氏兄弟没有在新闻媒体上发声，奇怪地缺席了这场因他们而起的舆论接触战。也有可能是，恶吏叙事的舆情周期短促，媒体还没来得及跟进，官方通报就将新闻的路封死。宣传跑在新闻的前面，也或者对后者施加了不应有的压力。
这是一个看起来双输的局面：报导者在初始新闻中使用了不甚专业的手法，让专业主义让位于揭露的迫切冲动，而后继的报道又未能摆脱偏颇舆论的路径。另外，官方的舆情应对看似提供了信息，有话语主动权却丧失了叙事主导权。
这个双输局面并非首现于开鲁县，而是屡屡见诸各种舆论事件。在新闻报道与官方通报机制的双输局面中，这两方越来越不存在充分的沟通，后者以节制信息流为能事，前者则在枯竭的官方信息之外行动，要么用专业主义持续发掘，要么偏向于撩拨流量的便宜叙事。
从这一对竞品叙事可见，开鲁县农地风波中，因为新闻报道未能实现专业的平衡义务，舆论继续发酵用恶霸叙事展开了自发的平衡，从社会效果上看，它正在侵蚀恶吏叙事所占据的受众范围。对所有人来说，这都称不上是好的进展，可除此而外，又能怎样？
内蒙开鲁县的耕地增费风波，声势颇大，是涉农舆论中强度少见的案例。可因为过程来得快去得也快，某些关键事实还没来得及显露，更没演进到媒体千方百计搞核查的地步，它就嗖一声降温了，留下缺乏信息支撑的街谈巷议。
这件事最早由@中国三农发布 利用其官微公布，看它的官微题图，好像是农农业农村部内部的宣传业务机构。它揭开了矛盾，包括耕地现场的，也发布了暗访视频，这些手法很像九十年代央视舆论监督的标准作业程式。
从舆情响应速度来说，开鲁县的应对可谓非常迅速，基本上踩着舆论聚焦点和痛点，质疑镇副书记乱权就立刻宣布免职，批评阻碍春耕就立刻解释前因后果，通报修辞克制，真话不全说，似乎也没留下假话的把柄，可以说相当高明。
一来一往间，给人的感觉是，开鲁县在处置这个事上似乎早有准备，没有被舆论节奏带跑，而是给了交代，又没闪出破绽。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同样的突发舆论处置，各位想想苏北某县的那些通报，高下立现。开鲁县那边或许有高手在。
但这篇不是要赞叹开鲁县的舆论应对成绩，其实还是要从新闻媒体而不是宣传媒体的角度，发一点感慨的。感慨就是，风波除了形成恶吏叙事外，还留下了恶霸叙事的生长点。不排除有人借舆论烟雾隐身，可恶霸叙事会削弱隐身的意义。
视频昭昭，恶吏叙事是板上钉钉了，前警察、原镇纪委委员纪云浩成为媒体火力目标，他的职业生涯都被质疑，求证之火蔓延到他是否有一位得势的父亲。红星新闻就求证、并否认了他父亲是通辽市人大主任的传闻，恶吏叙事跃跃欲试。
就在恶吏叙事想要扩大战果时，次生舆论的旁支也延伸到另一种叙事模式，那就是围绕承包人张文柱兄弟的恶霸叙事上。目前，恶霸叙事尚处在初级阶段，没有确凿的事实支撑，其主要论点来自对现有材料的整理分析，比如有人提供县政协委员的疑似身份。
换言之，立足现有资料，在舆论的反转惯性下，有一些人描绘了原始承包人张文柱另一幅画像：以不成比例的金钱拿下五六千亩地30年承包期、名不正言不顺的“地主”（户籍不在土地所在村）；高价转包土地，利用每亩近700元差价发不仁不义之财的“暴发户”。
在舆论当初恶吏叙事占主导时，主要有两种说法来为张文柱的获利辩护：一是他这么多年改良土地也会付出很大成本，高投入高产出很正常；二是他有承包合同，对他临时增费要依法来，哪怕“情势变更”，眼红其获利不菲也不能违背法律原则。
这些贯彻了法治原则的辩护词听起来很好，契约精神也理应得到尊重。问题在于，一旦设定了驳斥恶霸叙事的辩护立场，就会发现事实之稀薄——诚实地说，无法实现护张立场在逻辑上的跃进。因此，当恶霸叙事继恶吏叙事露头后，它很难被遏止。
比如，恶吏叙事的核心要点就是纪云浩“不懂法”，然而要推倒增补要求的直接证据，不就是甩出承包合同，让纪云浩吃瘪吗？可在中国三农发布的原始报道中，虽有一晃而过的合同镜头，但没有重点引用合同内容，这似乎并不正常。
同样，开鲁县的通报也没有引用张氏兄弟的合同内容。这份合同神秘地、公然地，既没有成为张氏兄弟维权的挡箭牌，也没有成为官方否决前者的利器。在合同内容不详，双方皆讳莫如深的状况下，要怎样在这件事中体面地护法呢？
恶霸叙事找到了扎根的裂隙，一个是承包合同的神隐，它没有成为原始承包人张氏兄弟的护身符，只成为出面维权者口头的缥缈依据；二是甚至连张氏兄弟本人也神隐了，没有出现在中国三农发布的视频中，视频中被顶在前头的是替张氏兄弟说话的代言人。
迄今为止，张氏兄弟没有在新闻媒体上发声，奇怪地缺席了这场因他们而起的舆论接触战。也有可能是，恶吏叙事的舆情周期短促，媒体还没来得及跟进，官方通报就将新闻的路封死。宣传跑在新闻的前面，也或者对后者施加了不应有的压力。
这是一个看起来双输的局面：报导者在初始新闻中使用了不甚专业的手法，让专业主义让位于揭露的迫切冲动，而后继的报道又未能摆脱偏颇舆论的路径。另外，官方的舆情应对看似提供了信息，有话语主动权却丧失了叙事主导权。
这个双输局面并非首现于开鲁县，而是屡屡见诸各种舆论事件。在新闻报道与官方通报机制的双输局面中，这两方越来越不存在充分的沟通，后者以节制信息流为能事，前者则在枯竭的官方信息之外行动，要么用专业主义持续发掘，要么偏向于撩拨流量的便宜叙事。
从这一对竞品叙事可见，开鲁县农地风波中，因为新闻报道未能实现专业的平衡义务，舆论继续发酵用恶霸叙事展开了自发的平衡，从社会效果上看，它正在侵蚀恶吏叙事所占据的受众范围。对所有人来说，这都称不上是好的进展，可除此而外，又能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