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静（Min Jung）和泰亨（Tae Hyung）通过婚姻介绍所相识，最终步入婚姻殿堂。
闵静（音，Min Jung）和男朋友交往了三年，但有一天，他突然告诉她，自己无法想像结婚的生活。
这让她感到十分崩溃。
“我一直以为我们最终会结婚的，”她说。
“那天我躺在床上，拿着手机不停地刷着社交媒体，突然看到一个婚姻介绍所的广告，我就在想，‘为什么不试试看呢？’”
这个决定，让30岁的她遇见了现任丈夫泰亨（音，Tae Hyung）。
这对新婚夫妇已经结婚四个月了，虽然一开始并非一见钟情，但两人之间有着微妙的化学反应。
“前一天我参加了公司聚会，第二天带着宿醉去见她，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我的状态并不是最好，”泰亨回忆道。
“但我喜欢她的笑容，我们聊得很愉快。我想要有第二次机会，我得努力让她在第一次约会后对我有更好的印象。”
在婚姻介绍所安排约会之前，客户的职业、财务状况和家庭背景会被评分。
韩国的婚姻介绍所会为客户在首次约会时候，安排好每一个细节。
在此之前，他们会先收集每位客户的个人资料：年龄、职业、财务状况和家庭背景等详细资讯都需要填写，客户会根据这些资料被评分。
例如，医生或律师往往会在职业评分中获得最高分，而大型企业的职员则在这之下。
有些人认为这种评分制度有问题，觉得它过于物质，并将社会地位看得太重。
但对于闵静来说，找到一个“和自己相似”的人很重要。
泰亨也希望他提供给婚姻介绍所的资料，能够帮助他找到一个与自己合适的人。
介绍所确实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这对在首尔工作的上班族，如今正开启人生的新篇章——不仅是婚姻，还有一同经营的酒类专门店。
“如果只是过着一成不变的上班族生活，我的生活会变得很无聊，”泰亨握着妻子的手说。
“但现在，我正在尝试新的事物，和我的妻子一起建立共同的生活，这里面有很多乐趣。”
婚姻配对热潮正在兴起
婚姻介绍所正在韩国蓬勃发展，截至2024年，韩国已有近1,000家婚姻介绍所正在营运，许多知名机构更创下业务的新高。
我们采访了几家介绍所，他们表示，过去几年业绩增加了30%，使用服务的年轻单身者人数正持续上升。
“新冠疫情期间，自然的见面机会减少，导致更多人转向婚姻配对，”高端婚姻介绍所N.Noble的副主席韩基烈（音，Han Ki Yeol）说。
他补充，疫情期间，这些客户的成功案例引发了“观念上的转变”，进一步推动婚姻介绍行业的成长。
“过去，年轻人认为这类机构是给那些无法成功结婚的人使用的，”他说，“但现在，他们将这视为能够找到符合自己需求的对象的一种方式。”
疫情期间减少的踫面机会，以及观念上的转变都导致了婚姻配对热潮的兴起。
一名32岁的医生是某间婚姻介绍所的客户。要求匿名的她表示，身边有许多朋友也报名接受了这类服务。
“我以前对这些机构的印象比较负面，但现在觉得很正常，”她说。
“朋友安排的相亲对我来说压力太大了，在有共同朋友的情况下，拒绝对方会变得很尴尬，而婚姻介绍所能免去了这种压力。”
然而，即使成功找到对象的人，也可能觉得这个过程比较去个性化，并且过于强调社会地位。
闵静回忆起第一次告诉父母自己报名婚姻介绍所时的情景。
“那时感觉有点尴尬，社会对使用婚姻介绍所的普遍看法并不是太正面，”她说。“比如，这可能让人觉得像是根据个人的履历来作判断，然后在没有爱情的情况下结婚。”
而婚姻介绍并不适合每一个人。
另一个让客户感到压力的是服务费用，这项服务的费用范围从1,100英镑（约1,400美元）到5,600英镑（约7,000美元）不等，这让人们对报名感到犹豫，或者在加入后，重新安排更多约会时进展缓慢。
一名36岁的教师同样要求匿名，她在十年前使用过这类机构，但未能遇到合适的人。
“我在婚姻介绍所认识的人，要不是有明显的缺点，就是在个人履历上完美、但对伴侣有极高标准的人，”她回忆道。
“这让人感到非常挫败。”
她形容使用婚姻介绍所的感觉像是在完成一项工作，“这一点也不浪漫，这是一件你希望能够完美地完成，并且没有差错的事情。”
由政府组织的极速约会
由政府举办的一场大型配对活动有100名年轻人参加，现场充满音乐、游戏和饮品。
韩国的结婚率和出生率长期以来都是令人关注的问题。尽管近年来婚姻介绍服务有所增长，但相关数据仍然处于历史低点。
2023年，结婚人数比十年前下降了40%。
同时，韩国的生育率——即女性在生育期内平均生育子女的数目——创下了0.72的历史新低，这也是全球最低的数字。
专家将这些数据归因于韩国长时间的工作文化。
2017年，韩国的平均工作时长度在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墨西哥。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情况差劲、高昂的房价、昂贵的育儿成本，也让女性在生育后重返职场面对诸多挑战。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资料，一个国家的生育率需要达到2.1左右，才能维持稳定的人口数量。
为了提高生育率，韩国政府开始介入，扮演起“媒人”的角色，透过举办极速约会等活动来帮助人们寻找爱情。
位于首尔东南部的城南市（Seongnam）今年已经第七次举办这类活动，今年共有100名年龄介于27到39岁的年轻单身者参加，他们均居住在该市。活动地点选在一间酒吧里面，现场充满了音乐、游戏、美食与饮品。
这些参加者是在一群申请者中，透过抽签系统选出的。
该市市长申相镇（音，Shin Sang Jin）表示，每一个名额大约有六人申请。
城南市市长称极速配对活动变得愈来愈流行。
“我来这里时并没有想太多，但现在感到有些紧张，”32岁的参加者穆振（Mu Jin）说。
“我感觉到我的心跳很快。”他补充道。
像很多人一样，他认为一旦开始工作之后，寻找伴侣将会变得更加困难。
“我的工作一直很忙，而我现在已经过了30岁，几乎没有时间或机会去认识新的人，”他说。
“但这次活动为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尽管活动是由政府主办，但现场的气氛却显得活泼而随性。大会鼓励参加者在场内四处游走，遇到新朋友时能够击掌，并在交谈时牵着对方的手。活动主持人还提供了话题和一些问题，帮助大家持续交流。
30多岁的俞善（音，Yoo Sun）希望能够在这次活动中找到伴侣。
“像这种100人的大型聚会，要建立深入的连结有点困难，但这是一个认识新朋友的好机会。”她说。
政府表示，这些活动非常成功。他们透露，有43%的参加者成功找到了配对对象，目前已有两对情侣步入婚姻。
参加这次活动的成镇（音，Sung Jin）表示：“要组织这样的活动并不容易，但这也反映出背后存在的社会问题。”
有人认为政府应关注产假及生活成本高昂的问题。
为应对人口问题的挑战，韩国政府提供育儿补助、以及为新婚夫妇提供低息的住房贷款。
“过去20年，所有提高生育率的政策都失败了，”城南市市长申相镇（Shin Sang Jin）表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试图协助年轻人互相认识。”
然而，有人认为政府现在已经过度干预人们的私生活。他们认为，应该优先解决女性重返职场、生活成本高昂等问题及挑战。
“在我们二十多岁到三十出头的时候，我们正在建立事业，但社会却逼我们在35岁之前开始成家，”如今30多岁的闵静说。
“面对职场上的挑战，例如在放完产假后失去工作，要求结婚和生育的呼吁听起来难以令人信服。”
她补充说：“对于许多人来说，结婚率和出生率下降被视为是社会问题，而不是个人责任。”
“在这些问题还未得到解决之前，单纯说人们应该要结婚或生育，明显是与现实脱节。”
她的丈夫泰亨也表示，结婚完全是他自己的选择：“我现在过得很快乐，我和妻子一起度过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时光。但我结婚是因为我自己想要，而不是因为社会压力。”
闵静（Min Jung）和泰亨（Tae Hyung）通过婚姻介绍所相识，最终步入婚姻殿堂。
闵静（音，Min Jung）和男朋友交往了三年，但有一天，他突然告诉她，自己无法想像结婚的生活。
这让她感到十分崩溃。
“我一直以为我们最终会结婚的，”她说。
“那天我躺在床上，拿着手机不停地刷着社交媒体，突然看到一个婚姻介绍所的广告，我就在想，‘为什么不试试看呢？’”
这个决定，让30岁的她遇见了现任丈夫泰亨（音，Tae Hyung）。
这对新婚夫妇已经结婚四个月了，虽然一开始并非一见钟情，但两人之间有着微妙的化学反应。
“前一天我参加了公司聚会，第二天带着宿醉去见她，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我的状态并不是最好，”泰亨回忆道。
“但我喜欢她的笑容，我们聊得很愉快。我想要有第二次机会，我得努力让她在第一次约会后对我有更好的印象。”
在婚姻介绍所安排约会之前，客户的职业、财务状况和家庭背景会被评分。
韩国的婚姻介绍所会为客户在首次约会时候，安排好每一个细节。
在此之前，他们会先收集每位客户的个人资料：年龄、职业、财务状况和家庭背景等详细资讯都需要填写，客户会根据这些资料被评分。
例如，医生或律师往往会在职业评分中获得最高分，而大型企业的职员则在这之下。
有些人认为这种评分制度有问题，觉得它过于物质，并将社会地位看得太重。
但对于闵静来说，找到一个“和自己相似”的人很重要。
泰亨也希望他提供给婚姻介绍所的资料，能够帮助他找到一个与自己合适的人。
介绍所确实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这对在首尔工作的上班族，如今正开启人生的新篇章——不仅是婚姻，还有一同经营的酒类专门店。
“如果只是过着一成不变的上班族生活，我的生活会变得很无聊，”泰亨握着妻子的手说。
“但现在，我正在尝试新的事物，和我的妻子一起建立共同的生活，这里面有很多乐趣。”
婚姻配对热潮正在兴起
婚姻介绍所正在韩国蓬勃发展，截至2024年，韩国已有近1,000家婚姻介绍所正在营运，许多知名机构更创下业务的新高。
我们采访了几家介绍所，他们表示，过去几年业绩增加了30%，使用服务的年轻单身者人数正持续上升。
“新冠疫情期间，自然的见面机会减少，导致更多人转向婚姻配对，”高端婚姻介绍所N.Noble的副主席韩基烈（音，Han Ki Yeol）说。
他补充，疫情期间，这些客户的成功案例引发了“观念上的转变”，进一步推动婚姻介绍行业的成长。
“过去，年轻人认为这类机构是给那些无法成功结婚的人使用的，”他说，“但现在，他们将这视为能够找到符合自己需求的对象的一种方式。”
疫情期间减少的踫面机会，以及观念上的转变都导致了婚姻配对热潮的兴起。
一名32岁的医生是某间婚姻介绍所的客户。要求匿名的她表示，身边有许多朋友也报名接受了这类服务。
“我以前对这些机构的印象比较负面，但现在觉得很正常，”她说。
“朋友安排的相亲对我来说压力太大了，在有共同朋友的情况下，拒绝对方会变得很尴尬，而婚姻介绍所能免去了这种压力。”
然而，即使成功找到对象的人，也可能觉得这个过程比较去个性化，并且过于强调社会地位。
闵静回忆起第一次告诉父母自己报名婚姻介绍所时的情景。
“那时感觉有点尴尬，社会对使用婚姻介绍所的普遍看法并不是太正面，”她说。“比如，这可能让人觉得像是根据个人的履历来作判断，然后在没有爱情的情况下结婚。”
而婚姻介绍并不适合每一个人。
另一个让客户感到压力的是服务费用，这项服务的费用范围从1,100英镑（约1,400美元）到5,600英镑（约7,000美元）不等，这让人们对报名感到犹豫，或者在加入后，重新安排更多约会时进展缓慢。
一名36岁的教师同样要求匿名，她在十年前使用过这类机构，但未能遇到合适的人。
“我在婚姻介绍所认识的人，要不是有明显的缺点，就是在个人履历上完美、但对伴侣有极高标准的人，”她回忆道。
“这让人感到非常挫败。”
她形容使用婚姻介绍所的感觉像是在完成一项工作，“这一点也不浪漫，这是一件你希望能够完美地完成，并且没有差错的事情。”
由政府组织的极速约会
由政府举办的一场大型配对活动有100名年轻人参加，现场充满音乐、游戏和饮品。
韩国的结婚率和出生率长期以来都是令人关注的问题。尽管近年来婚姻介绍服务有所增长，但相关数据仍然处于历史低点。
2023年，结婚人数比十年前下降了40%。
同时，韩国的生育率——即女性在生育期内平均生育子女的数目——创下了0.72的历史新低，这也是全球最低的数字。
专家将这些数据归因于韩国长时间的工作文化。
2017年，韩国的平均工作时长度在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墨西哥。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情况差劲、高昂的房价、昂贵的育儿成本，也让女性在生育后重返职场面对诸多挑战。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资料，一个国家的生育率需要达到2.1左右，才能维持稳定的人口数量。
为了提高生育率，韩国政府开始介入，扮演起“媒人”的角色，透过举办极速约会等活动来帮助人们寻找爱情。
位于首尔东南部的城南市（Seongnam）今年已经第七次举办这类活动，今年共有100名年龄介于27到39岁的年轻单身者参加，他们均居住在该市。活动地点选在一间酒吧里面，现场充满了音乐、游戏、美食与饮品。
这些参加者是在一群申请者中，透过抽签系统选出的。
该市市长申相镇（音，Shin Sang Jin）表示，每一个名额大约有六人申请。
城南市市长称极速配对活动变得愈来愈流行。
“我来这里时并没有想太多，但现在感到有些紧张，”32岁的参加者穆振（Mu Jin）说。
“我感觉到我的心跳很快。”他补充道。
像很多人一样，他认为一旦开始工作之后，寻找伴侣将会变得更加困难。
“我的工作一直很忙，而我现在已经过了30岁，几乎没有时间或机会去认识新的人，”他说。
“但这次活动为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尽管活动是由政府主办，但现场的气氛却显得活泼而随性。大会鼓励参加者在场内四处游走，遇到新朋友时能够击掌，并在交谈时牵着对方的手。活动主持人还提供了话题和一些问题，帮助大家持续交流。
30多岁的俞善（音，Yoo Sun）希望能够在这次活动中找到伴侣。
“像这种100人的大型聚会，要建立深入的连结有点困难，但这是一个认识新朋友的好机会。”她说。
政府表示，这些活动非常成功。他们透露，有43%的参加者成功找到了配对对象，目前已有两对情侣步入婚姻。
参加这次活动的成镇（音，Sung Jin）表示：“要组织这样的活动并不容易，但这也反映出背后存在的社会问题。”
有人认为政府应关注产假及生活成本高昂的问题。
为应对人口问题的挑战，韩国政府提供育儿补助、以及为新婚夫妇提供低息的住房贷款。
“过去20年，所有提高生育率的政策都失败了，”城南市市长申相镇（Shin Sang Jin）表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试图协助年轻人互相认识。”
然而，有人认为政府现在已经过度干预人们的私生活。他们认为，应该优先解决女性重返职场、生活成本高昂等问题及挑战。
“在我们二十多岁到三十出头的时候，我们正在建立事业，但社会却逼我们在35岁之前开始成家，”如今30多岁的闵静说。
“面对职场上的挑战，例如在放完产假后失去工作，要求结婚和生育的呼吁听起来难以令人信服。”
她补充说：“对于许多人来说，结婚率和出生率下降被视为是社会问题，而不是个人责任。”
“在这些问题还未得到解决之前，单纯说人们应该要结婚或生育，明显是与现实脱节。”
她的丈夫泰亨也表示，结婚完全是他自己的选择：“我现在过得很快乐，我和妻子一起度过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时光。但我结婚是因为我自己想要，而不是因为社会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