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碍于WADA的上诉，孙杨参加了2019年7月举行的光州世界游泳锦标赛，并获得200米自由泳和400米自由泳的金牌。但澳大利亚选手马克·霍顿（Mack Horton）和英国选手邓肯·斯科特（Duncan Scott）在两项颁奖仪式上都拒绝与孙杨握手、合影，孙杨在下台后还与斯科特有过“言语交锋”。事后，斯科特和孙杨都因此收到了国际泳联发出的警告信，理由是双方都违反了国际泳联章程规则C12.1.3。据懒熊体育查证，该规则为“for bringing the sport into disrepute.”（给游泳这项运动带来负面影响）。
一场听证会，不仅关乎孙杨的职业生涯，还关乎规则的制定。
北京时间2月28日，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公布了“孙杨案”的裁决结果，孙杨因触犯反兴奋剂条例而被禁赛8年，即日生效，但此前的比赛成绩仍然有效。这一裁决备受中外关注，“Sun Yang”的标签在结果公布后登上了推特的全球热搜榜。
结果公布后，中国泳协回应称，“对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就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上诉国际泳联反兴奋剂小组和孙杨一案做出的裁决，我们深表遗憾。我们支持孙杨继续以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希望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体育组织、兴奋剂检查代理机构改进、完善规则，严格执行规则包括兴奋剂检查人员资证要求，不能忽视运动员个人合法权利，不能让任何人都可以去从事与运动员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兴奋剂检查工作。”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裁决结果。
尽管孙杨败诉，可这一事件尚未最终尘埃落定。因为在结果公布后的30天内，孙杨可以向瑞士联邦法庭提出上诉。而据懒熊体育了解，孙杨肯定会上诉。但因为瑞士联邦法院有权撤销CAS裁决的情形相当有限，仅在仲裁庭的组成、独立中立、管辖权有严重瑕疵，或是违反仲裁的正当程序（due process）和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的情形下，CAS仲裁裁决才可能被瑞士联邦法院撤销，自CAS成立以来，这一翻案比率约为7%。此外，在孙杨案公开听证结束时，仲裁庭已向孙杨和国际泳联，以及WADA确认，所有当事人对仲裁程序的正当性表示满意。
在此之前，孙杨很长时间以来都是中国商业价值最高的现役运动员之一。在ESPN公布的2019年百大运动员排行榜中，孙杨排名第43位，为中国运动员和游泳第一人。 此外，据ESPN统计，孙杨的代言年收入为246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724万元）。而且与孙杨达成商业合作的品牌种类也十分丰富，包括汽车品牌吉利汽车、腕表品牌沛纳海、手机品牌华为荣耀、婴幼儿食品品牌贝因美以及网约车品牌曹操出行等。截止懒熊体育发稿前，尚未有孙杨的合作品牌对此事进行表态，目前禁赛对于孙杨商业价值的影响暂时未知。
▲懒熊带您回顾“孙杨案”全过程。
随着仲裁结果发布，这起历时近一年半的诉讼接近尾声，尽管最终的结果已经很难更改，但整个事件的过程，对于整个中国体育界如何应对国际诉讼争端，依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CAS仲裁庭审过程中，交锋最激烈的一个分歧即是控辩双方对现有规则解读的不同，从结果上看，孙杨团队没能成功说服仲裁官员认可自己的理由，事实上，同作为规则制定方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去比拼对规则的理解，这恐怕也不是一个理智的方向。
孙杨事件起源于2018年9月4日晚至9月5日凌晨的一次飞行药检。因为尿检官的授权资质和血检官非法跨区域采血的问题，孙杨与兴奋剂检测人员出现分歧，最终负责检测的主检官没能带走孙杨的血液样本，尿液样本也没有进行采集。事后，负责收集样本的IDTM公司向国际泳联反映了这一事件，而孙杨也向国际泳联发去了解释以及针对检测人员的投诉。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这位主检官同样曾对孙杨进行过兴奋剂检测的采样活动。当时孙杨就因为这位主检官没有出示任何证件而进行过投诉。 在对IDTM公司和孙杨方面提供的报告和解释说明进行评估后，国际泳联认为孙杨的行为可能违反了反兴奋剂条例中的2.3（拒绝提交或提交失败）和2.5（蓄意破坏或蓄意破坏未遂），并决定在2018年11月19日举行闭门听证会。 随后在2019年1月3日，国际泳联公布裁决结果，认定孙杨并没有违反反兴奋剂条例，败诉方可以在收到判决后的21天内决定是否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出上诉。
图／图虫创意
当上诉限期过去，大家认为此事就此完结时，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却认为无论事件起因如何，孙杨的行为都构成了抗检，不认可国际泳联兴奋剂委员会对孙杨无过错的裁定结果，并在2019年3月13日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对孙杨和国际泳联提出上诉。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后来决定在瑞士举行公开听证会。 而根据美联社在2020年2月25日的报道，孙杨的律师团队和国际泳联曾向瑞士联邦法庭申诉，认为上诉限期已过，WADA的上诉不应该被受理。此外，国际泳联方面还指出，WADA的代表律师理查德·杨（Richard Young）曾为国际泳联工作，不适合出席听证会。但瑞士联邦法庭最终驳回了这两项申诉，听证会照常举行，杨也代表WADA出席了听证会。
无碍于WADA的上诉，孙杨参加了2019年7月举行的光州世界游泳锦标赛，并获得200米自由泳和400米自由泳的金牌。但澳大利亚选手马克·霍顿（Mack Horton）和英国选手邓肯·斯科特（Duncan Scott）在两项颁奖仪式上都拒绝与孙杨握手、合影，孙杨在下台后还与斯科特有过“言语交锋”。事后，斯科特和孙杨都因此收到了国际泳联发出的警告信，理由是双方都违反了国际泳联章程规则C12.1.3。据懒熊体育查证，该规则为“for bringing the sport into disrepute.”（给游泳这项运动带来负面影响）。
2019年11月15日下午至11月16日凌晨，这场马拉松式听证会在瑞士蒙特勒的费尔蒙特莱蒙特勒宫酒店会议中心举行，有近200名媒体人员及公众到场旁听。（延展阅读：孙杨听证会结束了，控辩过程到底聊了些什么？） 在孙杨“我希望让全世界清清楚楚地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的开篇下，WADA方和孙杨方在听证会现场进行了多次交锋和质询。质询过程中，几项事实被确认：2018年9月4日，IDTM代表国际泳联抽取了孙杨的血液，但放置血液的密封箱被破坏，血液也未被带走；据孙杨方透露（且WADA未明确反对），该份血液仍然存在；当晚尿检程序因孙杨方的反对没有进行。
控辩过程中的焦点问题集中于，孙杨是否有权以IDTM人员资质不合规的理由，拒绝接受其检查。 WADA副主任斯图尔特·肯普（Stuart Kemp）认为：“与DCO一同参与检测的人员都需要接受专业训练，包括了解自己不能做什么，同行人员在兴奋剂检测站拍照是不被允许的。如果真的发生了，同行人员需要删除照片，在这种情况下，运动员也可以表达他们所有的顾虑，但最终运动员还是得配合完成检测。”但孙杨、孙杨的母亲、中国游泳队队医巴震以及浙江省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韩照岐都多次提及：“未经授权无资质的人抽取的血液，不能算作兴奋剂检测需要的血样。” 因此，围绕着检测人员资质的问题，国际体育仲裁法庭需要明确了解，WADA及ISTI（《检测与调查国际准则》）对采样人员资质的规定是什么，以及当晚IDTM采样人员出具给孙杨的资质文件是否符合规定，这也是听证会质询环节中法官和律师们反复提及的问题。此前蔡果律师在为懒熊体育撰写的法律专栏中分析，若答案为否，则表明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认同国际泳联此前对事件的定性（但并不必然认同事件的处理结果），反之，则表明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将全盘推翻国际泳联认为孙杨没有违反反兴奋剂条例的决定。
（延展阅读：亲历孙杨案公开听证：规则理解是裁决关键 | 法律专栏） 经过三个多月的等待，仲裁裁决终于公布，但孙杨没能等来自己想要的结果。尽管可以继续向瑞士联邦法庭提出上诉，但在奥运会临近的时候来走各项法律流程，孙杨很可能会因此无缘东京奥运会。
与此同时，无法出战奥运会也意味着孙杨的曝光度将大受影响。如果孙杨无缘东京奥运会，同他合作的品牌将错过四年一度的宣传良机，这是一笔不小的损失。甚至，如果孙杨上诉失败，高达8年的禁赛期将使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很难再登上正式比赛的赛场。 除了各项商业代言之外，孙杨近些年来也成为各档访谈节目以及体育综艺的“常客”。如果禁令最终生效，通过荧幕亮相或许是孙杨保持曝光度，维护品牌方权益的一个办法。但节目方是否会因为禁赛对继续邀请他作为嘉宾有所顾虑，目前也是未知数。 不管最终结果如何，此次风波也暴露出IDTM公司在兴奋剂检测中存在的规则漏洞及具体的执行严谨度等问题，值得规则制定者们好好思考。但同时也是对中国运动员和体育界的一次提醒，如何正确指导运动员接受兴奋剂检测，合法合规地保障运动员权益；如何在发生国际诉讼纠纷时更好地把握规则，赢得主动等，都是今后需要反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