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中国经济指标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2.5%，其中，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0.4%。面对疫情和国际局势的双重压力，中国经济应该如何恢复平稳增长？如何提振消费信心，抵御通胀压力？中国能否完成2022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如何看待当下围绕金融、就业、物价产生的一些列焦虑情绪。观察者网特邀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就这些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观察者网：曹老师您好，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2.5%的同比增长，是否明显低于之前的预期？
曹和平：确实低于预期。主要原因在于两个方面：首先，整个业界低估了这一次新冠疫情肆虐对上海的影响，低估了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连带受影响之后对经济的伤害。其次是外部因素，全世界经济还在下行期，欧洲剧烈的军事冲突蔓延的伤害使得整个经济承受了巨大的下行压力。
比如，上海疫情一出现，在封控、动态清零的过程中物流被中断了，物流一中断工厂的出货就停了，出货一停就会导致停工停产，这些伤害都是实实在在的，一是伤害了生产，二是伤害了消费。这种情况是之前没有遇到过的。从国际局势来看，一些西方国家“不作死就不会死”，把原本可以用在发展经济和搞基建的大量资金用于扩张和战争，这些二战受益国没有能够从战争中吸取教训，导致世界经济也深受其害。
图片来源：ICphoto
观察者网：现在看来，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似乎变得更“常态”了，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大众由此产生的不安？
曹和平：大众对经济的预期确实遭到了伤害。比如说最近爆发的村镇银行事件就是人们对小银行信心的不足造成的一种挤兑。还有房地产出现的资金链断裂，这种不安全感会影响金融投资界，尤其是银行会更加谨慎地运用货币和发放信贷。这些都是比较悲观的一面。
但是这些事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积极和乐观的因素。比如说村镇银行5万元以下的储户可以兑付，国家对于这部分普通人有一个兜底，同时很多大额的储户其实是将在村镇银行存钱作为一种追逐高利率的投机手段，比如有人跨省去存款的。这部分作为“游资”的中高收入群体，实际上在村镇银行事件中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还有房地产市场，我们的住宅供给某种意义上是大于有限的市场需求的，谁在炒房？被炒到天价的房子除了第一次刚需的买房人群，还有谁在买？这次房地产的动荡，受到伤害的很多也是高收入人群。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整个社会80%-90%的人没有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伤害的话，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就是外部性的——来得快，去得快，因此不用过度地害怕疫情。如果俄乌冲突输出的伤害能够被控制住，虽然已经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产生了冲击，但不会对中国的经济预期造成不可修复的伤害。
所以，目前我们还来得及在政策上加强支持的力度，呼吁整个社会共度艰难时刻，保护大众对经济的预期，尤其要加强对年轻人的支持。
观察者网：说到年轻人，当下以年轻人就业为代表，整个社会面临很大的就业压力——第一份工作的压力、保住工作的压力和失业再就业的压力都叠加在一起。
曹和平：确实是这样。现在的就业形势，年轻人是最难的。
就业形势严峻的背景，是世界范围内数字技术引发的经济换挡升级和疫情造成的经济下行连在一起了。这种情况有点像1929-1933年的全球经济大萧条，当时也正赶上大车间模块化流水线的生产方式替代原有的生产模式，所以1933年之后世界经济就重新起来；可惜的是几年后因为国际上财富分配的不均衡爆发了世界大战，因此现在全世界到了需要反战的时候。
要解决就业问题，除了前面提到的抗疫、增强信心、降低外部风险之外，还应该重视以下几点：
首先，继续坚定地发展数字经济，稳扎稳打地实现产业升级和更新换代，这样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第二，针对失业人群，政府要加大投入，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首先要让他们尽快有保住生活的收入，然后根据他们自身的特点和特长补齐短板，进行综合性人才的培训。比如说，最近我老家认识的一个原本干砌墙的泥瓦匠，现在转行做了物流最后一公里的快递员。这个新职业就需要他自带的与人社交的能力，但是也需要培训APP的使用、结账算账等与新职业相适应的东西。再比如说，农村闲置的房屋，可以由政府或者集体出资进行改造，作为文化旅游业的配套设施，对村民进行服务业培训，使农村灵活就业的人员成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人员。
观察者网：说到第三产业，您认为在当前第三产业的恢复相对缓慢，消费信心不足的情况下，如何提振消费，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曹和平：我觉得，一个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给中国老百姓发消费券，一人2万。
我们应该放开思想。为什么补贴消费者要比补贴企业划算？在经济学上有一个非常精准的运算：当你补贴货币的时候，它和资源配置的弥合度更高，当你补贴生产能力的时候，它和资源配置的弥合度更低。也就是说，政府每支付一分钱刺激经济发展，你刺激消费要比你刺激生产有效得多，因为刺激消费不会把钱浪费在落后产能上。当年我们提出的家电下乡就是这个思路。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美国发了三倍的货币给消费者，按照道理它的CPI应该上升到三四十甚至五十，但事实上并没有，6月份是9.1，四月份和五月份分别是8.3和8.6。美国为什么敢于这么干，就是它断定中国、欧美、日本不敢像它那样疯狂超发，于是美国先把钱发给了老百姓，让美国人先买起来，保护住他们的预期消费欲望，把包袱甩给全世界，坐看全世界所有国家政府的货币贬值。
我认为，面对美国这样不负责任地“割韭菜”，我们的货币政策不能仅仅是被动防御，要敢于反抗，有竞争性，不然会面临很高的被“割韭菜”的风险。
观察者网：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数据是否意味着我们今年增长目标需要有所调整？
曹和平：根据上半年的数据，如果要达到原本全年5.5的目标，下半年的增长就要达到9%，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我预计，下半年的增速达到6%是有可能的，所以全年的增速目标调整到4%-4.5%是比较合理的预期。我们应该创造这样一种舆论态势，让政府敢于做出这样的调整。毕竟，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现在都是一个非常时期。
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中国经济指标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2.5%，其中，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0.4%。面对疫情和国际局势的双重压力，中国经济应该如何恢复平稳增长？如何提振消费信心，抵御通胀压力？中国能否完成2022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如何看待当下围绕金融、就业、物价产生的一些列焦虑情绪。观察者网特邀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就这些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观察者网：曹老师您好，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2.5%的同比增长，是否明显低于之前的预期？
曹和平：确实低于预期。主要原因在于两个方面：首先，整个业界低估了这一次新冠疫情肆虐对上海的影响，低估了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连带受影响之后对经济的伤害。其次是外部因素，全世界经济还在下行期，欧洲剧烈的军事冲突蔓延的伤害使得整个经济承受了巨大的下行压力。
比如，上海疫情一出现，在封控、动态清零的过程中物流被中断了，物流一中断工厂的出货就停了，出货一停就会导致停工停产，这些伤害都是实实在在的，一是伤害了生产，二是伤害了消费。这种情况是之前没有遇到过的。从国际局势来看，一些西方国家“不作死就不会死”，把原本可以用在发展经济和搞基建的大量资金用于扩张和战争，这些二战受益国没有能够从战争中吸取教训，导致世界经济也深受其害。
图片来源：ICphoto
观察者网：现在看来，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似乎变得更“常态”了，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大众由此产生的不安？
曹和平：大众对经济的预期确实遭到了伤害。比如说最近爆发的村镇银行事件就是人们对小银行信心的不足造成的一种挤兑。还有房地产出现的资金链断裂，这种不安全感会影响金融投资界，尤其是银行会更加谨慎地运用货币和发放信贷。这些都是比较悲观的一面。
但是这些事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积极和乐观的因素。比如说村镇银行5万元以下的储户可以兑付，国家对于这部分普通人有一个兜底，同时很多大额的储户其实是将在村镇银行存钱作为一种追逐高利率的投机手段，比如有人跨省去存款的。这部分作为“游资”的中高收入群体，实际上在村镇银行事件中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还有房地产市场，我们的住宅供给某种意义上是大于有限的市场需求的，谁在炒房？被炒到天价的房子除了第一次刚需的买房人群，还有谁在买？这次房地产的动荡，受到伤害的很多也是高收入人群。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整个社会80%-90%的人没有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伤害的话，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就是外部性的——来得快，去得快，因此不用过度地害怕疫情。如果俄乌冲突输出的伤害能够被控制住，虽然已经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产生了冲击，但不会对中国的经济预期造成不可修复的伤害。
所以，目前我们还来得及在政策上加强支持的力度，呼吁整个社会共度艰难时刻，保护大众对经济的预期，尤其要加强对年轻人的支持。
观察者网：说到年轻人，当下以年轻人就业为代表，整个社会面临很大的就业压力——第一份工作的压力、保住工作的压力和失业再就业的压力都叠加在一起。
曹和平：确实是这样。现在的就业形势，年轻人是最难的。
就业形势严峻的背景，是世界范围内数字技术引发的经济换挡升级和疫情造成的经济下行连在一起了。这种情况有点像1929-1933年的全球经济大萧条，当时也正赶上大车间模块化流水线的生产方式替代原有的生产模式，所以1933年之后世界经济就重新起来；可惜的是几年后因为国际上财富分配的不均衡爆发了世界大战，因此现在全世界到了需要反战的时候。
要解决就业问题，除了前面提到的抗疫、增强信心、降低外部风险之外，还应该重视以下几点：
首先，继续坚定地发展数字经济，稳扎稳打地实现产业升级和更新换代，这样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第二，针对失业人群，政府要加大投入，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首先要让他们尽快有保住生活的收入，然后根据他们自身的特点和特长补齐短板，进行综合性人才的培训。比如说，最近我老家认识的一个原本干砌墙的泥瓦匠，现在转行做了物流最后一公里的快递员。这个新职业就需要他自带的与人社交的能力，但是也需要培训APP的使用、结账算账等与新职业相适应的东西。再比如说，农村闲置的房屋，可以由政府或者集体出资进行改造，作为文化旅游业的配套设施，对村民进行服务业培训，使农村灵活就业的人员成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人员。
图片来源：ICphoto
观察者网：说到第三产业，您认为在当前第三产业的恢复相对缓慢，消费信心不足的情况下，如何提振消费，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曹和平：我觉得，一个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给中国老百姓发消费券，一人2万。
我们应该放开思想。为什么补贴消费者要比补贴企业划算？在经济学上有一个非常精准的运算：当你补贴货币的时候，它和资源配置的弥合度更高，当你补贴生产能力的时候，它和资源配置的弥合度更低。也就是说，政府每支付一分钱刺激经济发展，你刺激消费要比你刺激生产有效得多，因为刺激消费不会把钱浪费在落后产能上。当年我们提出的家电下乡就是这个思路。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美国发了三倍的货币给消费者，按照道理它的CPI应该上升到三四十甚至五十，但事实上并没有，6月份是9.1，四月份和五月份分别是8.3和8.6。美国为什么敢于这么干，就是它断定中国、欧美、日本不敢像它那样疯狂超发，于是美国先把钱发给了老百姓，让美国人先买起来，保护住他们的预期消费欲望，把包袱甩给全世界，坐看全世界所有国家政府的货币贬值。
我认为，面对美国这样不负责任地“割韭菜”，我们的货币政策不能仅仅是被动防御，要敢于反抗，有竞争性，不然会面临很高的被“割韭菜”的风险。
观察者网：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数据是否意味着我们今年增长目标需要有所调整？
曹和平：根据上半年的数据，如果要达到原本全年5.5的目标，下半年的增长就要达到9%，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我预计，下半年的增速达到6%是有可能的，所以全年的增速目标调整到4%-4.5%是比较合理的预期。我们应该创造这样一种舆论态势，让政府敢于做出这样的调整。毕竟，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现在都是一个非常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