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副总理丁薛祥在迪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上发表讲话。（2023年12月1日）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12月13日落幕，一度难产的化石燃料协议最终通过，创下全球朝摆脱此污染源的历史里程碑。不过，盘点各排污大国的气候承诺，中国虽表态支持减排，但却拒签三大协议，其中包括甲烷近零、全球再生能源三倍增和核能倍增宣言。分析人士说，中国靠燃煤发电，减排成本高，再加上疫后经济疲软和能源供给压力大等因素应是拒绝给出实质承诺的背后原因。但北京能源专家反驳称，中国有自己的减排节奏，说到就会做到。
由于立场各异，两百多个会员国针对淘汰化石燃料的谈判一度陷入僵局，让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曾于会中感叹：COP28是近年来“最困难”的峰会。
中国“不合作运动” 经济疲弱下的外交博弈
减排成本高因而阻力高，发展中的小国为难可以理解。然而，作为全球最大污染源的中国虽口称支持减排，但在行动上却多有不合作处，包括拒签三大协议:全球甲烷承诺(Global Methane Pledge)、全球再生能源及能源效率宣誓(Global Renewables and Energy Efficiency Pledge)和扩核能源宣言。
首先针对甲烷承诺，155国签署同意致力于2030年前将这第二大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降至比2020年水平再减30%，等于几年内就要做到甲烷近零排放量，若达标，或可防止全球暖化上升0.1-0.3°C，可能比全球禁驶汽车、卡車還有效，因為甲烷造成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倍。
全球已转向“减甲烷”，中国为何不愿对甲烷开铡?
据中国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的统计，中国2019年的甲烷排放占全球16%，其中占41%的最大来源是能源供给所溢出，亦即发电用煤矿开采所制造的甲烷排放量。
另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引述中国清华大学能源环境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滕飞的分析，欧盟和美国的甲烷主排放源是石油和天然气，但中国的主源头是煤炭开采。相较石油和天然气，煤矿甲烷减排的难度更大、成本更高，这应是中国拒对甲烷开铡的难言之处。
不过，位于北京的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董事莫争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已出台甲烷国家行动方案，但数据收集、政策设计和配套方案制定可再优化，而且要提高甲烷的经济效益。
莫争春说：“煤矿开采过程中的甲烷处理，最常见的方式就直接排到空中去，它是成本是最小的。通过政策设计、融资手段、以及市场机制，能够让这个煤矿开采中的甲烷，不是排空，而是把它收集并利用，使它产生经济效益。”
中国具再生能源优势，为何转换难?
其次是欧盟发起的“全球再生能源及能源效率宣誓”，118个国家签署同意，将致力把全球再生能源的建置量于2030年前增加三倍、能源效率增进两倍，以降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比例。
但中国虽是锂电池、电动车制造大国，也表态“反对减煤，支持再生能源”，却仍拒签此宣言。
对此，位于台北的国立政治大学外交学系教授卢业中表示，中国正全力拼经济，必须保障能源供应。中国2021-2022年间电力短缺，时有无预警停电，造成企业抱怨连连。中国于是大建燃煤发电厂，导致去年七成的发电都靠以煤矿为主的化石燃料，反提高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排放。他说，中国虽推动能源重新配置，寻求能源多样化，但转型过程需耗时奠定核能等替代性乾净能源，才能安心加入化石燃料减量的行列。
位于台北的台湾气候行动网络研究中心总监赵家纬也表示，中国产煤，非常抗拒淘汰燃煤，石油和天然气则靠进口，因此，唯有倚赖化石燃料才能确保能源的自主性和安全保障。
北京专家莫争春则强调，中国若将现行的再生能源装机总量由900GW提升至2030年的3000GW，则再生能源可增长三倍，但问题是能源效率要同步倍增，这对中国构成挑战性。他說，中国近十年的能源强度(能耗比)累积下降约26%，能耗越小，性能越高，但要做到腰斩能耗难度颇高。
而且，他说，中国节能减排总体目标已经从控制“能源强度”转为控制“碳强度”，也就是，从每单位GDP的能耗和能源总量的“双控”，转向每单位GDP的碳排放和碳排放总量，更有利于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因此，签此协议等于走能源强度的回头路，将对现行减排政策造成混淆。
中国已宣示，将于2030年实现碳达峰，即二氧化碳排放到顶，不再增量;并于2060年实现碳中和，即透过减污手段达到的减排量和碳排量互相抵销。
中国有自己节能减排的进程
莫争春解释，中国的“双碳”目标与国际减碳目标一致，但有自己的进程。莫争春说：“中国一向的态度是只要说要做了，我就肯定要做到。不会像有些国家，它就算签署了，其实最后也没达成。”
台北气候专家赵家纬说，中國既是太阳光电板的制造大国，也掌握电动车锂电池的关键原物料和产能，因此，具发展再生能源的潜力和国际竞争优势。只不过，随著欧美采取去风险战略，全球针对再生能源的供应链布局也朝向对华降低依赖的发展方向。
中国拒签的第三个协议是美、法发起的“扩核能宣言”。该宣言已获22国背书，将于2050年前拉抬全球核电产量至2020年的三倍。其实中国近年在能源供给压力下已大幅扩增核能发电机组。虽数量跃进，但就能源结构而言，核电对中国电力供给的贡献仍小，去年核电仅占燃料装置容量的2.2%，实际发电量也仅占总额的4.7%。
莫争春表示，中国去年的核能发电量全球第二，2050年产能倍增并非难事，但对核安全和核污染的处置缺乏稳妥可靠的办法。
台北专家卢业中则直指，中国曾痛斥日本福岛排放核废水，对核电的政治立场本就保守。另外，中国也将核能技术或气候合作做为与美国等他国的外交交涉筹码。中国与英、美等核能技术成熟国家曾有过合作关系，但碍于意识型态和地缘政治角力，西方国家跟中国的互信程度大降后，也影响双边在核能技术上的合作。
专家：中国不挡路就是重要进展
各国于2015年签署气候相关的《巴黎协定》后，终于于今年交出第一份行动成绩单，也就是全球盘点报告，而这也正是今年COP28峰会最关键的历史定位。
该“全球盘点”报告最具争议处为是否列入逐步降低或汰除化石燃料的文本。这一点一度让欧盟等上百个国家和沙特为首的石油输出国家组织相互对立，难以达成共识。
莫争春也是中国COP28代表团成员之一。他认为，中国在绿色转型中，仍须确保国家能源的安全，因此高度依赖进口石油和天然气，所以，現阶段汰换化石燃料的时程不能太激进。但他直言，中国终将退出化石能源，但转换方式和时程将依自身的能源转型阶段而定。
台北气候专家赵家纬也亲临COP28的周边会议，他说，中国最初站队产油国，反对明文淘汰化石燃料，但后来立场松动，接受再生能源取代化石燃料，然而这样的转弯并非主动，而是美欧促谈或双边协商的结果。
赵家纬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只要不要当‘挡路人'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进展。比較没有看到中国主动发起多国签署的协议，但它在协议推动中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气候与安全对弈 美中合作难成局
赵家纬说，大国角力下，中国多拒签由美国或西方已开发国家发起的协议，但身为全世界两大碳排放国和经济体，美中的气候合作是全球减排的关键。
欧盟最新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显示，中国去年的排放量居全球之首，占比达29%，高于美国的11%和印度的7%。若两国消极应对气候议题，难让全球碳排实质减量。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卢业中说，中国常以发展中国家代言人自居，重经济高于气候和环保，虽自诩大国，但并不愿扛起西方强压上身的气候责任。
卢业中告诉美国之音：“中方希望塑造一种形象，它是强大的国家，所以在相关议题上它自己决定。所以，国际的关切或者压力，中方愿意具体承诺的可能性，反而是稍微低了一些。
中国副总理丁薛祥在迪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上发表讲话。（2023年12月1日）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12月13日落幕，一度难产的化石燃料协议最终通过，创下全球朝摆脱此污染源的历史里程碑。不过，盘点各排污大国的气候承诺，中国虽表态支持减排，但却拒签三大协议，其中包括甲烷近零、全球再生能源三倍增和核能倍增宣言。分析人士说，中国靠燃煤发电，减排成本高，再加上疫后经济疲软和能源供给压力大等因素应是拒绝给出实质承诺的背后原因。但北京能源专家反驳称，中国有自己的减排节奏，说到就会做到。
由于立场各异，两百多个会员国针对淘汰化石燃料的谈判一度陷入僵局，让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曾于会中感叹：COP28是近年来“最困难”的峰会。
中国“不合作运动” 经济疲弱下的外交博弈
减排成本高因而阻力高，发展中的小国为难可以理解。然而，作为全球最大污染源的中国虽口称支持减排，但在行动上却多有不合作处，包括拒签三大协议:全球甲烷承诺(Global Methane Pledge)、全球再生能源及能源效率宣誓(Global Renewables and Energy Efficiency Pledge)和扩核能源宣言。
首先针对甲烷承诺，155国签署同意致力于2030年前将这第二大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降至比2020年水平再减30%，等于几年内就要做到甲烷近零排放量，若达标，或可防止全球暖化上升0.1-0.3°C，可能比全球禁驶汽车、卡車還有效，因為甲烷造成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倍。
全球已转向“减甲烷”，中国为何不愿对甲烷开铡?
据中国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的统计，中国2019年的甲烷排放占全球16%，其中占41%的最大来源是能源供给所溢出，亦即发电用煤矿开采所制造的甲烷排放量。
另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引述中国清华大学能源环境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滕飞的分析，欧盟和美国的甲烷主排放源是石油和天然气，但中国的主源头是煤炭开采。相较石油和天然气，煤矿甲烷减排的难度更大、成本更高，这应是中国拒对甲烷开铡的难言之处。
不过，位于北京的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董事莫争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已出台甲烷国家行动方案，但数据收集、政策设计和配套方案制定可再优化，而且要提高甲烷的经济效益。
莫争春说：“煤矿开采过程中的甲烷处理，最常见的方式就直接排到空中去，它是成本是最小的。通过政策设计、融资手段、以及市场机制，能够让这个煤矿开采中的甲烷，不是排空，而是把它收集并利用，使它产生经济效益。”
中国具再生能源优势，为何转换难?
其次是欧盟发起的“全球再生能源及能源效率宣誓”，118个国家签署同意，将致力把全球再生能源的建置量于2030年前增加三倍、能源效率增进两倍，以降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比例。
但中国虽是锂电池、电动车制造大国，也表态“反对减煤，支持再生能源”，却仍拒签此宣言。
对此，位于台北的国立政治大学外交学系教授卢业中表示，中国正全力拼经济，必须保障能源供应。中国2021-2022年间电力短缺，时有无预警停电，造成企业抱怨连连。中国于是大建燃煤发电厂，导致去年七成的发电都靠以煤矿为主的化石燃料，反提高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排放。他说，中国虽推动能源重新配置，寻求能源多样化，但转型过程需耗时奠定核能等替代性乾净能源，才能安心加入化石燃料减量的行列。
位于台北的台湾气候行动网络研究中心总监赵家纬也表示，中国产煤，非常抗拒淘汰燃煤，石油和天然气则靠进口，因此，唯有倚赖化石燃料才能确保能源的自主性和安全保障。
北京专家莫争春则强调，中国若将现行的再生能源装机总量由900GW提升至2030年的3000GW，则再生能源可增长三倍，但问题是能源效率要同步倍增，这对中国构成挑战性。他說，中国近十年的能源强度(能耗比)累积下降约26%，能耗越小，性能越高，但要做到腰斩能耗难度颇高。
而且，他说，中国节能减排总体目标已经从控制“能源强度”转为控制“碳强度”，也就是，从每单位GDP的能耗和能源总量的“双控”，转向每单位GDP的碳排放和碳排放总量，更有利于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因此，签此协议等于走能源强度的回头路，将对现行减排政策造成混淆。
中国已宣示，将于2030年实现碳达峰，即二氧化碳排放到顶，不再增量;并于2060年实现碳中和，即透过减污手段达到的减排量和碳排量互相抵销。
中国有自己节能减排的进程
莫争春解释，中国的“双碳”目标与国际减碳目标一致，但有自己的进程。莫争春说：“中国一向的态度是只要说要做了，我就肯定要做到。不会像有些国家，它就算签署了，其实最后也没达成。”
台北气候专家赵家纬说，中國既是太阳光电板的制造大国，也掌握电动车锂电池的关键原物料和产能，因此，具发展再生能源的潜力和国际竞争优势。只不过，随著欧美采取去风险战略，全球针对再生能源的供应链布局也朝向对华降低依赖的发展方向。
中国拒签的第三个协议是美、法发起的“扩核能宣言”。该宣言已获22国背书，将于2050年前拉抬全球核电产量至2020年的三倍。其实中国近年在能源供给压力下已大幅扩增核能发电机组。虽数量跃进，但就能源结构而言，核电对中国电力供给的贡献仍小，去年核电仅占燃料装置容量的2.2%，实际发电量也仅占总额的4.7%。
莫争春表示，中国去年的核能发电量全球第二，2050年产能倍增并非难事，但对核安全和核污染的处置缺乏稳妥可靠的办法。
台北专家卢业中则直指，中国曾痛斥日本福岛排放核废水，对核电的政治立场本就保守。另外，中国也将核能技术或气候合作做为与美国等他国的外交交涉筹码。中国与英、美等核能技术成熟国家曾有过合作关系，但碍于意识型态和地缘政治角力，西方国家跟中国的互信程度大降后，也影响双边在核能技术上的合作。
专家：中国不挡路就是重要进展
各国于2015年签署气候相关的《巴黎协定》后，终于于今年交出第一份行动成绩单，也就是全球盘点报告，而这也正是今年COP28峰会最关键的历史定位。
该“全球盘点”报告最具争议处为是否列入逐步降低或汰除化石燃料的文本。这一点一度让欧盟等上百个国家和沙特为首的石油输出国家组织相互对立，难以达成共识。
莫争春也是中国COP28代表团成员之一。他认为，中国在绿色转型中，仍须确保国家能源的安全，因此高度依赖进口石油和天然气，所以，現阶段汰换化石燃料的时程不能太激进。但他直言，中国终将退出化石能源，但转换方式和时程将依自身的能源转型阶段而定。
台北气候专家赵家纬也亲临COP28的周边会议，他说，中国最初站队产油国，反对明文淘汰化石燃料，但后来立场松动，接受再生能源取代化石燃料，然而这样的转弯并非主动，而是美欧促谈或双边协商的结果。
赵家纬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只要不要当‘挡路人'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进展。比較没有看到中国主动发起多国签署的协议，但它在协议推动中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气候与安全对弈 美中合作难成局
赵家纬说，大国角力下，中国多拒签由美国或西方已开发国家发起的协议，但身为全世界两大碳排放国和经济体，美中的气候合作是全球减排的关键。
欧盟最新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显示，中国去年的排放量居全球之首，占比达29%，高于美国的11%和印度的7%。若两国消极应对气候议题，难让全球碳排实质减量。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卢业中说，中国常以发展中国家代言人自居，重经济高于气候和环保，虽自诩大国，但并不愿扛起西方强压上身的气候责任。
卢业中告诉美国之音：“中方希望塑造一种形象，它是强大的国家，所以在相关议题上它自己决定。所以，国际的关切或者压力，中方愿意具体承诺的可能性，反而是稍微低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