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岁的方女士，是在中日两国之间往返十多年的外贸从业者。她出生在北京，父母是退休多年的普通工人。
“我爸身体一直很好，他之前是做工程的，一米八几，走路带风的那种。谁能想到退休不到十年，就因为生了场大病开始卧床。”
五年前，父亲突发疾病引起半身瘫痪，从此行动不便，完全依赖母亲照顾。每次方女士回国，家里的气氛都格外沉重，母亲明显憔悴许多。在那之后，方女士开始认真考虑把父亲接来日本。
“我是独生女，我不管他，就没人管了。”
方女士大学毕业前往日本深造，获得硕士学位后，就在当地一家大型的综合商社工作，十多年奔波，她在大阪都市圈全款买了套100平的公寓，并且拿到永久居住的身份。
据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数据，截至2023年底，在日拥有永久居留资格的中国人超过33万人。在这些群体中，拿到“永住”并不等于“人生已稳”。当独生子女逐渐步入中年，父母养老问题迫在眉睫。
“真正遇到事，才发现这些制度都没法帮你真正解决问题”，日本官方对永住人群亲属来日，只有短期探亲签证或旅游签，大部分的停留时间最长为单次90天，所以为了能长期照顾父亲，方女士做了件让朋友听来都觉得“太拼了”的事——主动把身份从“永久居住”转为“高度人才签证”。
按照日本的移民政策，拥有“高度人才签证”人士的父母在“子女婚育后、家中确有照料需求”的前提下，可以以亲属身份长期在日本居住，并且享受日本的各项福利待遇。
这彻底打破了她在日本的稳定生活，结婚怀孕生子的计划突然出现在生活计划里。
方女士在2020年相亲成功，和一位同龄国内男性结婚。2021年，孩子出生了。“希望在日本建立自己的小家，也会让父母来日本更加顺利一些。”
她记得自己怀孕六个月时，正值日本夏季最炎热的季节，她挺着肚子仍坚持查资料、翻译父母签证文件。她甚至报了一个为期三个月的日本行政书士的学习课程，以便更好准备申请文件。
一边养育年幼的孩子，一边准备父母的签证手续，她都咬牙撑了下来。2023年底，她终于顺利地把父亲带到了日本。
“我爸坐轮椅出关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这一生最难的一关终于过了。”
“起初是想让他住家里，但老公一开始就很抗拒。”
丈夫虽然是中国人，不过在日本工作时间长，很少和国内亲友联系，习惯了个人边界感很强的生活方式。父母到日本之后，一家人关系逐渐变得紧张起来，双方甚至为了一些鸡毛蒜皮多次发生争吵。
“有一次我妈只是简单抱怨了句日本菜难吃，我老公就非常不高兴，吵到最后我妈哭了。我自己也觉得特别委屈。”
“在和父母的关系上，他不是不孝，而是不懂独生子女的压力。”方女士的丈夫有六个兄弟姐妹，父母轮流住在哥哥姐姐家，他丝毫没有抚养父母的压力。
为了维护家庭关系平衡，方女士开始物色养老院。考虑到父亲不会日语，她特地挑了几家华人社区推荐的、配有中文护理人员的机构。
“去参观过那种很高级的养老院，真的像酒店一样，房间带阳台，还有各种服务很齐全，每个房间都有一整套监控设备照护老人的，但问题是费用太贵，一个月40万日元起步。”
最终，她选择了一家设有“日托+半护理”服务的机构，收费相对亲民，且每周可以由家属接回居住。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养老院里的日本老人都能跟护理人员沟通，老人之间还能聊天。我爸基本就像在一座孤岛上。”
方女士努力安排中文陪护、让母亲轮流来住、甚至考虑再请一个懂中文的看护——但效果都不理想。
“我爸常说他活得没意思，说还不如在老家”，但她也清楚，回老家是不现实的。
“我妈一个人照顾不了他。国内护工不好请，医院也不收长期卧床的。把他带来日本是我能做的极限。”
中日在养老方式上的差异此刻变得极为刺眼：在中国，家庭看护依然是主流；而在日本，机构养老是常态，子女探望频率远不如国内。
“我爸一开始是拒绝去养老院的，他觉得丢人。但在日本，这可能是最常规的办法了。”
无奈中，她和丈夫商量在家附近租了一间公寓给父母住，同时方便照顾父亲。刚过了三个月，方女士就开始感到一种莫名的疲惫。
每天早上她要先送孩子去保育园，再赶去上班，晚上回家后要处理父亲看护计划、与母亲沟通饮食作息，有时候还要和丈夫“开家庭会”协调下一阶段的分工。
有时候，她甚至会觉得自己像个“中转站”，在丈夫、孩子、父母之间传递需求与情绪。
最难熬的时刻，方女士甚至怀疑当初坚持把父母接到日本是否正确，几乎是同时，她又会强行否定这种念头：“这是儿女的责任，我如果不做，以后一定会后悔。”
对方女士来说，在日本照顾父亲，已不单单是一个单纯的伦理问题，而是一场关于家庭资源、制度与情感的拉扯，“如果照顾不好他们，以后孩子怎么看你”。
投入金钱不是最重要的，时间、精力与家庭关系的调度和分配可能是更大的挑战——而这些，很难量化成真正的价值，也很少有人真正体谅她。
“在夹缝中尽孝，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我希望自己的女儿将来对此能有选择，而不是只有责任。”
38岁的方女士，是在中日两国之间往返十多年的外贸从业者。她出生在北京，父母是退休多年的普通工人。
“我爸身体一直很好，他之前是做工程的，一米八几，走路带风的那种。谁能想到退休不到十年，就因为生了场大病开始卧床。”
五年前，父亲突发疾病引起半身瘫痪，从此行动不便，完全依赖母亲照顾。每次方女士回国，家里的气氛都格外沉重，母亲明显憔悴许多。在那之后，方女士开始认真考虑把父亲接来日本。
“我是独生女，我不管他，就没人管了。”
方女士大学毕业前往日本深造，获得硕士学位后，就在当地一家大型的综合商社工作，十多年奔波，她在大阪都市圈全款买了套100平的公寓，并且拿到永久居住的身份。
据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数据，截至2023年底，在日拥有永久居留资格的中国人超过33万人。在这些群体中，拿到“永住”并不等于“人生已稳”。当独生子女逐渐步入中年，父母养老问题迫在眉睫。
“真正遇到事，才发现这些制度都没法帮你真正解决问题”，日本官方对永住人群亲属来日，只有短期探亲签证或旅游签，大部分的停留时间最长为单次90天，所以为了能长期照顾父亲，方女士做了件让朋友听来都觉得“太拼了”的事——主动把身份从“永久居住”转为“高度人才签证”。
按照日本的移民政策，拥有“高度人才签证”人士的父母在“子女婚育后、家中确有照料需求”的前提下，可以以亲属身份长期在日本居住，并且享受日本的各项福利待遇。
这彻底打破了她在日本的稳定生活，结婚怀孕生子的计划突然出现在生活计划里。
方女士在2020年相亲成功，和一位同龄国内男性结婚。2021年，孩子出生了。“希望在日本建立自己的小家，也会让父母来日本更加顺利一些。”
她记得自己怀孕六个月时，正值日本夏季最炎热的季节，她挺着肚子仍坚持查资料、翻译父母签证文件。她甚至报了一个为期三个月的日本行政书士的学习课程，以便更好准备申请文件。
一边养育年幼的孩子，一边准备父母的签证手续，她都咬牙撑了下来。2023年底，她终于顺利地把父亲带到了日本。
“我爸坐轮椅出关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这一生最难的一关终于过了。”
“起初是想让他住家里，但老公一开始就很抗拒。”
丈夫虽然是中国人，不过在日本工作时间长，很少和国内亲友联系，习惯了个人边界感很强的生活方式。父母到日本之后，一家人关系逐渐变得紧张起来，双方甚至为了一些鸡毛蒜皮多次发生争吵。
“有一次我妈只是简单抱怨了句日本菜难吃，我老公就非常不高兴，吵到最后我妈哭了。我自己也觉得特别委屈。”
“在和父母的关系上，他不是不孝，而是不懂独生子女的压力。”方女士的丈夫有六个兄弟姐妹，父母轮流住在哥哥姐姐家，他丝毫没有抚养父母的压力。
为了维护家庭关系平衡，方女士开始物色养老院。考虑到父亲不会日语，她特地挑了几家华人社区推荐的、配有中文护理人员的机构。
“去参观过那种很高级的养老院，真的像酒店一样，房间带阳台，还有各种服务很齐全，每个房间都有一整套监控设备照护老人的，但问题是费用太贵，一个月40万日元起步。”
最终，她选择了一家设有“日托+半护理”服务的机构，收费相对亲民，且每周可以由家属接回居住。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养老院里的日本老人都能跟护理人员沟通，老人之间还能聊天。我爸基本就像在一座孤岛上。”
方女士努力安排中文陪护、让母亲轮流来住、甚至考虑再请一个懂中文的看护——但效果都不理想。
“我爸常说他活得没意思，说还不如在老家”，但她也清楚，回老家是不现实的。
“我妈一个人照顾不了他。国内护工不好请，医院也不收长期卧床的。把他带来日本是我能做的极限。”
中日在养老方式上的差异此刻变得极为刺眼：在中国，家庭看护依然是主流；而在日本，机构养老是常态，子女探望频率远不如国内。
“我爸一开始是拒绝去养老院的，他觉得丢人。但在日本，这可能是最常规的办法了。”
无奈中，她和丈夫商量在家附近租了一间公寓给父母住，同时方便照顾父亲。刚过了三个月，方女士就开始感到一种莫名的疲惫。
每天早上她要先送孩子去保育园，再赶去上班，晚上回家后要处理父亲看护计划、与母亲沟通饮食作息，有时候还要和丈夫“开家庭会”协调下一阶段的分工。
有时候，她甚至会觉得自己像个“中转站”，在丈夫、孩子、父母之间传递需求与情绪。
最难熬的时刻，方女士甚至怀疑当初坚持把父母接到日本是否正确，几乎是同时，她又会强行否定这种念头：“这是儿女的责任，我如果不做，以后一定会后悔。”
对方女士来说，在日本照顾父亲，已不单单是一个单纯的伦理问题，而是一场关于家庭资源、制度与情感的拉扯，“如果照顾不好他们，以后孩子怎么看你”。
投入金钱不是最重要的，时间、精力与家庭关系的调度和分配可能是更大的挑战——而这些，很难量化成真正的价值，也很少有人真正体谅她。
“在夹缝中尽孝，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我希望自己的女儿将来对此能有选择，而不是只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