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近两年的犯罪活动增长之势，芝加哥市的各方官员们就其成因争执不下，但归根究底是种族隔离史及结构性种族歧视，使芝城陷入了暴力、治安不靖的恶性循环。芝加哥洛约拉大学（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犯罪公义政策和实践研究中心主任David Olsen对NBC表示，疫情只是进一步加剧了社会问题：“出现谋杀和枪击案最多的地区依然是过去30、40年以来这些问题最严重的区域，也就是那些经济上最落后、种族区隔最严重的地区。”
芝加哥的非裔群体自1910年代起至世纪中叶的“大迁徙”（the Great Migration）而来后，受到种族隔离政策的影响而逐渐落入集中式贫困陷阱，由此而生的暴力犯罪问题此后便一直困扰着这个城市。
“罪恶之城”的种族问题远因
芝加哥的非裔群体自1910年代起至世纪中叶的“大迁徙”（the Great Migration）间来到此地，当时全美有约600万黑人逃离实行种族隔离法（Jim Crow laws，规定在公共汽车、泳池等公共设施实行种族隔离）的南方州份，搬到北部的底特律、芝加哥等城市定居。来到芝加哥的这批非裔美国人，乘上了当时在五大湖周边（如今的铁锈带）、由一战带起的基建、钢铁工业等工业潮，黑人聚居的芝加哥南区和西区一度发展为当时全国相对富庶的黑人区。
60年代以后，铁锈带在产业转移之下的没落也冲击了芝加哥，造成大量黑人失业。但受掣于“划红线”政策，许多黑人无法买房搬家，就这样被困在已经没有工作机会的地区。哈佛大学社会学家William Julius Wilson与社会学家Loic Wacquant指出，美国产业结构变革后，芝加哥曾经实施的种族隔离措施最终引发了恶性循环，最终导致该城市非裔社区陷入“超贫民窟化”（hyperghettoization）。
时至今日，芝加哥仍然是美国种族区隔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据《纽约时报》，芝加哥黑人人口中，有12%生活在完全由黑人组成的人口普查分区。《伟大的美国城市：芝加哥以及经久不衰的街区效应》（Great American City: Chicago and the Enduring Neighborhood Effect）一书作者、哈佛大学教授Robert J. Sampson指出，这个城市的居民有着明确的“心理地图”（mental map），黑人和白人居民对不同社区有着根深蒂固的感知和归属，无论一个街区的房价高或低，如果不是心理上属于自己的社区，坚决不会搬入。
本月初，芝加哥大学中国留学生郑少雄被劫杀，引发留学生抗议当地治安问题。当地经济环境近年恶化，暴力罪案增加，大学进一步强化了相关措施，包括加强警力、增加校巴班次等保障学生安全，但恐怕长期缺乏实效。大学所在的海德公园区作为芝城的“白人安全岛”，在罪案增加之下，是否也难独善其身？
本月9日，刚刚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的24岁研究生郑少雄在海德公园区（Hyde Park）芝大校园周边的一条人行路遇劫枪杀。案发后，凶犯在当铺卖掉抢来的笔记本电脑，典押得100美元（约合780港元），并在第二天被捕，被控谋杀和抢劫两项罪名。
这已经不是芝加哥大学近期首次有学生遇害。今年1月，30岁的芝大博士生范轶然也在枪击事件中被杀；7月，20岁的本科生Max Lewis遭流弹射中身故。
长久以来，芝加哥的谋杀率都居高不下。许多居民手机里都下载了一个叫做Citizen的应用程序，上面会以地图形势显示各个街区实时安全信息，哪个街口刚刚发生袭击、抢劫等事件。去年的疫情、种族平权运动和大选接二连三发生，像许多其他美国城市一样，芝加哥也受其影响，谋杀案件数量显著增长，总计772宗，比2019年增加一半以上，今年的上半年的数字也几乎维持在同一水平，全市录得336宗谋杀案。
此次袭击案发生后，许多中国留学生举行公开集会表达愤怒和不满，抗议校方未能保护学生安全。
芝大：富裕白人岛
事实上，大学所处的海德公园区所处的南区是传统的黑人聚居地。逾百年前，芝加哥政府把南区打造成公园体系，背靠密歇根湖的海德公园及杰克逊公园成为重点开发区域，兴建了不少豪华别墅，于1890年更有芝加哥大学建成，成为师生居住、学习的场所。然而，华盛顿公园（Washington Park）一带发展却不平均，由本来白人工薪阶层为主，渐渐变成非裔居住的贫民区。
至今，华盛顿公园、恩格尔伍德（Englewood）等仍然十分贫困。就算在白天，白人或游客都不会到华盛顿公园散步，只有黑人成群结队的游荡，街区帮派活跃，不法分子会在公园里进行毒品交易或其他犯罪活动。而芝加哥大学与海德公园区几乎就是一座富庶白人的“安全孤岛”。
芝大本身设有警察部门、还有志愿者组成的巡逻队，学校官方网站亦打着全美顶尖高校中最安全校园之一的招牌，这些安全措施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护了校园安全，但近期的案件让学生眼看着这一安全区域濒临崩溃。
针对近两年的犯罪活动增长之势，芝加哥市的各方官员们就其成因争执不下，但归根究底是种族隔离史及结构性种族歧视，使芝城陷入了暴力、治安不靖的恶性循环。芝加哥洛约拉大学（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犯罪公义政策和实践研究中心主任David Olsen对NBC表示，疫情只是进一步加剧了社会问题：“出现谋杀和枪击案最多的地区依然是过去30、40年以来这些问题最严重的区域，也就是那些经济上最落后、种族区隔最严重的地区。”
芝加哥市犯罪高发的区域基本与种族区隔相对应，谋杀率最高的南区和西区即是芝加哥传统的黑人聚居地。该两区的谋杀率几乎与世界上“最危险的”巴西、委内瑞拉等国齐平。而安全的区域则一年也少见谋杀案。这种两极化的区隔，从住房、收入到治安，贯彻著芝加哥生活的方方面面。
芝加哥的非裔群体自1910年代起至世纪中叶的“大迁徙”（the Great Migration）而来后，受到种族隔离政策的影响而逐渐落入集中式贫困陷阱，由此而生的暴力犯罪问题此后便一直困扰着这个城市。
“罪恶之城”的种族问题远因
芝加哥的非裔群体自1910年代起至世纪中叶的“大迁徙”（the Great Migration）间来到此地，当时全美有约600万黑人逃离实行种族隔离法（Jim Crow laws，规定在公共汽车、泳池等公共设施实行种族隔离）的南方州份，搬到北部的底特律、芝加哥等城市定居。来到芝加哥的这批非裔美国人，乘上了当时在五大湖周边（如今的铁锈带）、由一战带起的基建、钢铁工业等工业潮，黑人聚居的芝加哥南区和西区一度发展为当时全国相对富庶的黑人区。
在非裔大量涌入之下，这个原本由爱尔兰裔白人主导的城市种族关系还是渐趋紧张，甚至在1919年的芝加哥种族暴动，被称为“红色夏季”的全国种族冲突期间最严重的暴乱之一。但真正留下长久祸患的还是一系列种族歧视的政策和实践，它们为后来非裔社群贫困、犯罪问题埋下种子。
30年代起，美国房屋借贷组织（HOLC）推出了“划红线”政策（Redlining），把有色人种聚居区和贫穷街区划入“红线区”作为借贷高风险区，而这一区划标准很快被各大银行和保险公司采纳。使得许多经济条件良好的黑人家庭，仅仅因为生活在黑人区便无法贷款买房或做生意。另一方面，芝加哥的地产中介也开始采取一种叫做“blockbusting”的欺诈性手段，他们警告一些街区的白人屋主，告诉他们黑人住户进驻会使其房产贬值，以此怂恿他们贱卖并购入新的房产——这一策略当时帮助中介们牟得暴利。
60年代以后，铁锈带在产业转移之下的没落也冲击了芝加哥，造成大量黑人失业。但受掣于“划红线”政策，许多黑人无法买房搬家，就这样被困在已经没有工作机会的地区。哈佛大学社会学家William Julius Wilson与社会学家Loic Wacquant指出，美国产业结构变革后，芝加哥曾经实施的种族隔离措施最终引发了恶性循环，最终导致该城市非裔社区陷入“超贫民窟化”（hyperghettoization）。
时至今日，芝加哥仍然是美国种族区隔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据《纽约时报》，芝加哥黑人人口中，有12%生活在完全由黑人组成的人口普查分区。《伟大的美国城市：芝加哥以及经久不衰的街区效应》（Great American City: Chicago and the Enduring Neighborhood Effect）一书作者、哈佛大学教授Robert J. Sampson指出，这个城市的居民有着明确的“心理地图”（mental map），黑人和白人居民对不同社区有着根深蒂固的感知和归属，无论一个街区的房价高或低，如果不是心理上属于自己的社区，坚决不会搬入。
事实上，芝加哥的黑人贫穷、治安问题同样困扰黑人民众，越来越多非裔迁移到其他南部州或城巿生活，包括休斯顿、阿特兰大、密西西比州或亚利桑那州等。
这些沉积已久的犯罪之源加上疫情、种族冲突等因素，给芝加哥再蒙一层阴影，也使芝加哥成为危险、种族分裂及贫穷问题严重的美国大都会。芝加哥大学校长在此次事件过后亦指出，校园安全问题不是学校能够独立面对和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