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华人女士朱莉（化名）向澳洲移民局申请保护签证，称在国内遭到贪腐官员迫害，但因被疑信息不实而被拒，她向法院提起诉讼。
近日，澳大利亚联邦巡回法院将她的申请驳回。
访学名义赴澳，签证过期滞留
2013年8月12日，朱莉通过石家庄某大学获得访问签证来到澳洲。
签证3个月到期后，她并没有离开澳洲，直到2014年4月15日申请保护签证。
朱莉申请保护的理由是，她遭到了中国官员的迫害。
朱莉的父亲在石家庄藁城经营一家餐馆，因父亲身体不好，朱莉称，她2012年6月高中毕业后便开始帮助父亲打理生意。
她告诉法庭，市里的官员来餐馆吃饭经常延迟付款，而且还在节假日收取红包。
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朱莉问父亲为何要这样，父亲称如果不这样餐馆将会被关闭。
她对此感到非常生气，但又无可奈何。
2012年8月，卫生局长的儿子了解到餐馆生意利润丰厚，便要求朱莉的父亲将生意转让给自己，但遭到拒绝。
朱莉表示，自此他们的“厄运”便开始了。
“举报信都在我手里，怎么跟我斗”
法庭判决书记录，J局长和另外两人在餐馆故意刁难女服务员，在吃完所有的饭菜后，抱怨菜太咸了，肉太硬了，要求餐馆重新更换菜品。
为此朱莉上前与之理论，对方却抓住她的手调戏她。朱莉将他推开后，被侮辱，餐馆被打砸。
朱莉让员工报警。警察赶到后，他们得知是J局长，做了简单的笔录就让对方走了。
最终，餐馆的损失没人赔偿，J局长也没有受到惩罚。
她认为警察和当地政府官员是一伙的，“即使我申请赔偿，除了激怒他们，我什么都得不到！”
此后，卫生局时不时来检查餐馆，寻找借口惩罚他们，而且地痞流氓也来寻衅滋事，有时甚至会调戏女服务员。
餐馆的生意变得越来越差。
朱莉表示，她几次前往藁城纪委举报J局长滥用权力，官员索要红包。
然而，问题不仅没有解决，朱莉家的玻璃还被人深夜砸烂，报警后没有任何结果。
朱莉称，J局长甚至还告诉她：“你们的举报信都在我手里，你们怎么跟我斗？”
餐馆被迫关闭？华女赴澳寻求庇护
2012年11月8日，一名女子和朋友们来餐馆就餐。朱莉认出该女为J局长的妻子，后者故意将脏东西放在盘子里，然后打电话向卫生局举报。
过了一会儿，卫生局来餐馆查看，认定餐馆卫生条件不达标，需要关闭。
朱莉忍无可忍，和官员吵了起来。有人当场报警。
警察赶到后，将朱莉和两名店员带到了公安局。
朱莉称，警方说他们妨碍公务，应该被拘留。不过如果她愿意放弃自己的生意，就会平安无事。
她说自己没有屈服，因此被拘留，并在狱中遭到了恶霸殴打。几天后才释放。
餐馆被迫关闭后，朱莉家的生意损失严重。餐馆也由J局长的儿子接管。
从那时起，朱莉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家人为此付出了大笔治疗费，没有多余的钱可以支持她。
朱莉表示，政府官官相护。“我只想做生意，但政府官员不时给我惹麻烦，这使我无法生存。所以我选择离开中国。”
她希望澳洲政府可以认真考虑她的保护签证申请，让她能在澳洲合法工作。
证词前后不一，法庭驳回上诉
移民部长代表提出，2014年12月2日与朱莉访谈过程中，她的证词给与最初的申请文件有不一致的地方。这让他们怀疑朱莉不可信。考虑到她当时在申请保护签证，她的申请文件存在造假的可能。
根据《难民公约》，澳洲保护签证申请人需满足标准：非澳洲公民，由于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因种族、宗教、国籍、特定社会团体的成员或政治见解而受到迫害，不在其国籍的国家范围内，不能够或者由于害怕无法受到国籍国家的保护；或者没有国籍的人，不在他长期居住的国家，由于类似事件，因恐惧而无法或不愿返回其长期居住的国家。
移民部长只有在确信当申请人被迫返回到接收国后，可能存在遭受巨大伤害的风险的情况下，澳洲才负有保护该申请人的义务。
朱莉不同时间的证据多处存在不一致，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朱莉在2014年4月15日申请签证保护时称，餐馆2012年11月被局长儿子接管。
但在12月接受移民官访谈时，她却说餐馆在2013年1月前的某个时间关闭，她直到出国前均在照顾父亲；
在听证会上她又改口，称餐馆一直经营到自己来澳洲前，父亲仍在经营，但他只是个傀儡。
这些证词上的不一致，使得法院认为，朱莉无法提供关于其与父亲在国内经营餐馆面临困难的可靠证据。
而且，朱莉在来澳8个月后，临时签证到期5个月后才开始申请保护签证，这让法庭质疑她是否真的担心在中国受到迫害。
综合评估后，法庭根据《难民公约》标准拒绝了朱莉的庇护申请，驳回了她的上诉请求。
2013年，华人女士朱莉（化名）向澳洲移民局申请保护签证，称在国内遭到贪腐官员迫害，但因被疑信息不实而被拒，她向法院提起诉讼。
近日，澳大利亚联邦巡回法院将她的申请驳回。
访学名义赴澳，签证过期滞留
2013年8月12日，朱莉通过石家庄某大学获得访问签证来到澳洲。
签证3个月到期后，她并没有离开澳洲，直到2014年4月15日申请保护签证。
朱莉申请保护的理由是，她遭到了中国官员的迫害。
朱莉的父亲在石家庄藁城经营一家餐馆，因父亲身体不好，朱莉称，她2012年6月高中毕业后便开始帮助父亲打理生意。
她告诉法庭，市里的官员来餐馆吃饭经常延迟付款，而且还在节假日收取红包。
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朱莉问父亲为何要这样，父亲称如果不这样餐馆将会被关闭。
她对此感到非常生气，但又无可奈何。
2012年8月，卫生局长的儿子了解到餐馆生意利润丰厚，便要求朱莉的父亲将生意转让给自己，但遭到拒绝。
朱莉表示，自此他们的“厄运”便开始了。
“举报信都在我手里，怎么跟我斗”
法庭判决书记录，J局长和另外两人在餐馆故意刁难女服务员，在吃完所有的饭菜后，抱怨菜太咸了，肉太硬了，要求餐馆重新更换菜品。
为此朱莉上前与之理论，对方却抓住她的手调戏她。朱莉将他推开后，被侮辱，餐馆被打砸。
朱莉让员工报警。警察赶到后，他们得知是J局长，做了简单的笔录就让对方走了。
最终，餐馆的损失没人赔偿，J局长也没有受到惩罚。
她认为警察和当地政府官员是一伙的，“即使我申请赔偿，除了激怒他们，我什么都得不到！”
此后，卫生局时不时来检查餐馆，寻找借口惩罚他们，而且地痞流氓也来寻衅滋事，有时甚至会调戏女服务员。
餐馆的生意变得越来越差。
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朱莉表示，她几次前往藁城纪委举报J局长滥用权力，官员索要红包。
然而，问题不仅没有解决，朱莉家的玻璃还被人深夜砸烂，报警后没有任何结果。
朱莉称，J局长甚至还告诉她：“你们的举报信都在我手里，你们怎么跟我斗？”
餐馆被迫关闭？华女赴澳寻求庇护
2012年11月8日，一名女子和朋友们来餐馆就餐。朱莉认出该女为J局长的妻子，后者故意将脏东西放在盘子里，然后打电话向卫生局举报。
过了一会儿，卫生局来餐馆查看，认定餐馆卫生条件不达标，需要关闭。
朱莉忍无可忍，和官员吵了起来。有人当场报警。
警察赶到后，将朱莉和两名店员带到了公安局。
朱莉称，警方说他们妨碍公务，应该被拘留。不过如果她愿意放弃自己的生意，就会平安无事。
她说自己没有屈服，因此被拘留，并在狱中遭到了恶霸殴打。几天后才释放。
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餐馆被迫关闭后，朱莉家的生意损失严重。餐馆也由J局长的儿子接管。
从那时起，朱莉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家人为此付出了大笔治疗费，没有多余的钱可以支持她。
朱莉表示，政府官官相护。“我只想做生意，但政府官员不时给我惹麻烦，这使我无法生存。所以我选择离开中国。”
她希望澳洲政府可以认真考虑她的保护签证申请，让她能在澳洲合法工作。
证词前后不一，法庭驳回上诉
移民部长代表提出，2014年12月2日与朱莉访谈过程中，她的证词给与最初的申请文件有不一致的地方。这让他们怀疑朱莉不可信。考虑到她当时在申请保护签证，她的申请文件存在造假的可能。
根据《难民公约》，澳洲保护签证申请人需满足标准：非澳洲公民，由于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因种族、宗教、国籍、特定社会团体的成员或政治见解而受到迫害，不在其国籍的国家范围内，不能够或者由于害怕无法受到国籍国家的保护；或者没有国籍的人，不在他长期居住的国家，由于类似事件，因恐惧而无法或不愿返回其长期居住的国家。
移民部长只有在确信当申请人被迫返回到接收国后，可能存在遭受巨大伤害的风险的情况下，澳洲才负有保护该申请人的义务。
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朱莉不同时间的证据多处存在不一致，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朱莉在2014年4月15日申请签证保护时称，餐馆2012年11月被局长儿子接管。
但在12月接受移民官访谈时，她却说餐馆在2013年1月前的某个时间关闭，她直到出国前均在照顾父亲；
在听证会上她又改口，称餐馆一直经营到自己来澳洲前，父亲仍在经营，但他只是个傀儡。
这些证词上的不一致，使得法院认为，朱莉无法提供关于其与父亲在国内经营餐馆面临困难的可靠证据。
而且，朱莉在来澳8个月后，临时签证到期5个月后才开始申请保护签证，这让法庭质疑她是否真的担心在中国受到迫害。
综合评估后，法庭根据《难民公约》标准拒绝了朱莉的庇护申请，驳回了她的上诉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