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漫长的谈判之后，中美双方于1月15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正式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美国在谈判期间咄咄逼人的架势并没有在协议文本中体现。即使以中国承诺为主的金融服务部分也十分强调双方的对等性。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金融服务部分基本上是对中国近两年金融开放实践的重申。中国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虽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时已有提及，但是进展最快的是在近两年。这一方面是由于中美贸易战后美国方面的强烈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中国进行资本市场改革，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及发展“一带一路”战略的客观需要。
2018年4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博鳌亚洲论坛中向全世界承诺进一步开放中国金融市场；2019年5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12条银行业、保险业新开放政策措施；2019年7月，中国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再次明确11条新开放政策措施；2019年10月，中国国务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宣布于2020年逐步取消证券、银行、保险行业的外资股权限制。
本次签署的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相当于补充了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细节。其中对某些还没有实现的内容给出了具体时间节点，例如中国将不迟于2020年4月1日取消寿险、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领域的外资股比限制；对某些已经实现的内容予以了确认，例如中国确认已允许一家美国独资信用评级服务提供者对出售给国内外投资者的国内债券进行评级；对某些新开放的内容给出了实施细节，例如中国承诺将在5个工作日内受理美国电子支付服务提供者在中国独资开展经营的申请。
1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白宫东厅与中国副总理刘鹤签署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美联社）
目前，中国社会对于金融开放的普遍担忧有两点。一是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会加剧中国资本市场的波动性，并提高输入性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二是美国金融服务机构会对中国原有的金融体系形成冲击，并可能引发“美国式”金融泡沫。
对于第一点，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没有中国承诺开放资本账户的内容，因此中国资本市场短期内不会与国际全面对接。事实上，中国对资本账户的开放一直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2002年起中国在额度限制的基础上开始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提供资金用于中国境内的证券投资；2014年至2017年间，中国又通过额度限制的方式陆续开放了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股票、债券互联互通机制。
虽然如今进出中国资本市场的渠道增多了，也拓宽了，但是中国并没有放松对资本账户的管制，证券市场的外资持有部分也较十分有限。以债券市场为例，中国央行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第三季度，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的人民币债券余额为2.18万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4美元），仅占中国债券总额的2%左右。对资本账户的有效管制是中国屡次成功应对国际金融风险的基础。因此，即使扩大金融开放，中国在短期内也不会全面放开资本账户。
1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左）与中国副总理刘鹤一同前往白宫东厅。（路透社）
至于第二点，美国金融服务机构入华会肯定会对中国原有的金融体系形成冲击，而且这种冲击有利也有弊。
在某些金融服务领域，美国金融机构入华将加速中国金融市场的专业化进程。例如，长期缺乏国际竞争的中国信用评级市场中“评级贩卖”现象泛滥，大多数评级结果不能反映公司真实债务风险水平。这也成为2018年中国信用类债券违约规模同比暴增219%的原因之一。因此，中国引入国际评级机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当前中国信用评级市场的乱象。
而在银行、证券、保险行业，美国金融机构凭借管理经验等优势可能会侵蚀一部分中国金融机构的市场。对此，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东艳认为，中国已经成为银行业总资产规模全球第一、保费收入全球第二的金融大国，中国金融企业完全有能力与国际金融巨头同台竞技，并在你追我赶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此外，美国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较强，如果在中国金融市场过度创新，可能会导致金融泡沫的出现。对此，中国更需要做的是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在一视同仁的前提下，限制美国金融机构的盲目创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易会满认为，在监管方面，中国的金融开放要“坚持放得开、看得清、管得住，切实增强开放条件下的风险防控和监管能力”。
其实，对于金融，中国领导层早已形成共识，即“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而对于金融的对外开放过程，亦应同理。
此前，无论是1978年进行改革开放，还是2001年正式加入WTO，中国都没有放松对资本账户的管制，仅开放了资本账户下的直接投资项目。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直接投资对实体经济的带动作用最大。此后的事实证明，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出发做出开放决策更有利于中国的利益。
如今，中国之所以能够在谈判桌上表现得不卑不亢就是因为中国拥有庞大的实体经济作为支撑。2018年中国工业产值约占全世界30%，是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和，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产业链不可分割的一环。2020年中国的消费规模或将超越美国，中国已经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忽视的重要市场。而美国之所以需要通过贸易战胁迫中国购买美国产品，也是因为金融过度繁荣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导致产业空心化、产品竞争力大幅下降。
对比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衰落，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只要中国秉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美国金融机构入华就不可能将中国的崛起道路带偏。
在经历了漫长的谈判之后，中美双方于1月15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正式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美国在谈判期间咄咄逼人的架势并没有在协议文本中体现。即使以中国承诺为主的金融服务部分也十分强调双方的对等性。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金融服务部分基本上是对中国近两年金融开放实践的重申。中国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虽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时已有提及，但是进展最快的是在近两年。这一方面是由于中美贸易战后美国方面的强烈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中国进行资本市场改革，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及发展“一带一路”战略的客观需要。
2018年4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博鳌亚洲论坛中向全世界承诺进一步开放中国金融市场；2019年5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12条银行业、保险业新开放政策措施；2019年7月，中国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再次明确11条新开放政策措施；2019年10月，中国国务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宣布于2020年逐步取消证券、银行、保险行业的外资股权限制。
本次签署的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相当于补充了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细节。其中对某些还没有实现的内容给出了具体时间节点，例如中国将不迟于2020年4月1日取消寿险、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领域的外资股比限制；对某些已经实现的内容予以了确认，例如中国确认已允许一家美国独资信用评级服务提供者对出售给国内外投资者的国内债券进行评级；对某些新开放的内容给出了实施细节，例如中国承诺将在5个工作日内受理美国电子支付服务提供者在中国独资开展经营的申请。
1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白宫东厅与中国副总理刘鹤签署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美联社）
目前，中国社会对于金融开放的普遍担忧有两点。一是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会加剧中国资本市场的波动性，并提高输入性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二是美国金融服务机构会对中国原有的金融体系形成冲击，并可能引发“美国式”金融泡沫。
对于第一点，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没有中国承诺开放资本账户的内容，因此中国资本市场短期内不会与国际全面对接。事实上，中国对资本账户的开放一直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2002年起中国在额度限制的基础上开始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提供资金用于中国境内的证券投资；2014年至2017年间，中国又通过额度限制的方式陆续开放了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股票、债券互联互通机制。
虽然如今进出中国资本市场的渠道增多了，也拓宽了，但是中国并没有放松对资本账户的管制，证券市场的外资持有部分也较十分有限。以债券市场为例，中国央行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第三季度，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的人民币债券余额为2.18万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4美元），仅占中国债券总额的2%左右。对资本账户的有效管制是中国屡次成功应对国际金融风险的基础。因此，即使扩大金融开放，中国在短期内也不会全面放开资本账户。
1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左）与中国副总理刘鹤一同前往白宫东厅。（路透社）
至于第二点，美国金融服务机构入华会肯定会对中国原有的金融体系形成冲击，而且这种冲击有利也有弊。
在某些金融服务领域，美国金融机构入华将加速中国金融市场的专业化进程。例如，长期缺乏国际竞争的中国信用评级市场中“评级贩卖”现象泛滥，大多数评级结果不能反映公司真实债务风险水平。这也成为2018年中国信用类债券违约规模同比暴增219%的原因之一。因此，中国引入国际评级机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当前中国信用评级市场的乱象。
而在银行、证券、保险行业，美国金融机构凭借管理经验等优势可能会侵蚀一部分中国金融机构的市场。对此，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东艳认为，中国已经成为银行业总资产规模全球第一、保费收入全球第二的金融大国，中国金融企业完全有能力与国际金融巨头同台竞技，并在你追我赶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此外，美国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较强，如果在中国金融市场过度创新，可能会导致金融泡沫的出现。对此，中国更需要做的是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在一视同仁的前提下，限制美国金融机构的盲目创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易会满认为，在监管方面，中国的金融开放要“坚持放得开、看得清、管得住，切实增强开放条件下的风险防控和监管能力”。
其实，对于金融，中国领导层早已形成共识，即“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而对于金融的对外开放过程，亦应同理。
此前，无论是1978年进行改革开放，还是2001年正式加入WTO，中国都没有放松对资本账户的管制，仅开放了资本账户下的直接投资项目。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直接投资对实体经济的带动作用最大。此后的事实证明，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出发做出开放决策更有利于中国的利益。
如今，中国之所以能够在谈判桌上表现得不卑不亢就是因为中国拥有庞大的实体经济作为支撑。2018年中国工业产值约占全世界30%，是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和，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产业链不可分割的一环。2020年中国的消费规模或将超越美国，中国已经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忽视的重要市场。而美国之所以需要通过贸易战胁迫中国购买美国产品，也是因为金融过度繁荣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导致产业空心化、产品竞争力大幅下降。
对比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衰落，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只要中国秉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美国金融机构入华就不可能将中国的崛起道路带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