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N DONG自1995年成为专栏作家以来，我一直在思考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中国是否、何时以及会以多快的速度开放其信息生态系统，允许来自中国内外未经审查的新闻更自由地流动。我承认我太乐观了。我认罪。
但我仍然不确定自己是否犯了以下错误：（1）对中国发展高科技经济情况下的一些必要且不可避免的事情过早乐观；（2）对一些在中国的威权政治结构下极不可能的事情完全不了解；（3）希望中国做一些必要但不可能的事。
我依然希望自己只是犯了第一个错误，恐怕还犯了第二个错误。如果是第三个错误，那我就绝望了。
为了厘清这一切，我们来回顾一下过去。
早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在我前往中国时，那里的商业新闻似乎比政治新闻自由得多令我感到震惊——这是我从阅读翻译文章和接受中国商业媒体采访时得出的印象。这不是我空想出来的：那时候，有关中国政治的一些最有趣、最准确的提示，往往首先出现在中国的商业报刊上，或者是对世界最开放的地区的报纸上。
例如，广州的《南方周末》是21世纪初最大胆的报纸之一，正如《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所指出的，它“经常反映弱势群体常被忽视的观点，外来务工者、抗议者和上访者”，并且“吸引了包括政府当局和普通公众在内的广泛读者”。
我当时希望，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商业媒体将成为打开一般媒体的一个尖锐的楔子，因为投资者和创新者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和竞争，他们需要准确的新闻，而不是宣传——而且如果不能获得相对自由的信息流动，中国的下一代创新者和工程师将永远无法充分发挥他们的全部潜力。
所以我在我1999年的书《雷克萨斯与橄榄树》(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中公然写道：“中国将会拥有一个自由的媒体。哦，中国领导人还不知道这件事，但他们正被直接推向这个方向。”
关于这个观察，如今我只能说，我希望只是还没到时候！
我还在2009年11月21日的时报专栏文章《来自祖母的忠告》(Advice From Grandma)中写道，如果北京拒绝允许互联网和公共言论中适当程度的信息自由流动——哪怕只是为了推动创业精神和创新——中国将永远无法在21世纪的发展动力上超越美国经济。
正如我所写的：“记住祖母曾经说过的话：永远不要把一个世纪让给一个审查谷歌的国家。”
我还曾在2006年12月13日的时报专栏文章中强调了这个主题，我在文中写道：“对不起，我还没有准备好把21世纪让给中国。”当然，中国“在消除文盲方面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大幅增加了高中毕业生和新大学的数量。但我仍然相信，在一个对谷歌进行审查的国家里，很难产生创新文化——在我看来，这意味着限制人们想象和尝试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的能力。”
这些年来，中国似乎正朝着我预测的方向缓慢前进。现在很难相信，但是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我可以在中国的大学里自由演讲，在北京和上海的书店里做讲座，甚至坐着小巴在吉林省旅行，报道村庄选举——政府的监管很少，更不用说审查了。
事实上，与32年前我最初访问中国时相比，今天中国的整个信息行业要开放得多。问题是，它跟10年前相比则要封闭得多。
自从习近平在2012年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然后在2013年成为国家主席以来，事态发展的轨迹出现了明显的逆转。看看《南方周末》就知道了。2013年，在习近平成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几个月后，它努力报道真相的声音被政府审查人员和宣传卫士粉碎了。
我相信，中国将为失去这种诚实的新闻报道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无论是揭露隐藏问题的能力，还是创新以及用新思想挑战市场既有势力的自由。在一个加速变化的世界里，能够看到世界的走向并迅速适应和纠正的能力至关重要。然而习近平却不这么认为。他不仅收紧了对所有中国媒体的管制，同时还打击了科技创新人员，甚至是商业分析师。
阿里巴巴联合创始人、亿万富翁马云自从2020年10月批评政府金融监管机构以来，几乎没有任何消息。虽然这些监管机构可能对阿里巴巴的影子银行系统有合理的担忧，但马云——一个相当于中国的史蒂夫·乔布斯的人物——几乎彻底消失了，这给整个科技行业蒙上了一层阴影。
没有哪个领导人是不会出错的，但中国媒体不得不把习近平当做不可能出错的，这意味着在中国不可能呼吁对新冠疫情采取更细致的应对措施——而不是习近平仅仅依靠中国自己效力较差的疫苗以及大规模封锁和隔离这一策略，这种策略一度有效，直至失败。
如果中国在媒体和社交网络上有一个更自由的新闻生态系统，卫生专家可以就替代策略进行热烈的公开辩论，或是被封锁数周的居民能够释放压力，中国可能不会处于现在的困境——数以千万计的国民被迫反复隔离，对政府自我感动的官方宣传失去信任。
根据《华盛顿邮报》在深圳的报道，中国交通银行国际研究部负责人洪灏在微博上有300万粉丝，因为发表了“对上海持续封锁的影响发表了悲观的经济评论，包括在Twitter上说‘上海：零流动，零GDP’”，他的微博账号被禁言。
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正在重申他们的信念，即西方意义上的新闻自由并不是有效融入全球经济或主导21世纪最先进产业的先决条件。
当你看到中国是如何在短短40年内从一个贫穷国家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惊人基础设施的中等收入国家时，你不得不说习近平的信念并不荒唐。（当你看到社交媒体如何分裂西方社会并放大谎言和纵容说谎者时，你不得不问，中国算不算从更严格的控制中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但是，当你想到中国除了自己发明的技术之外还不得不从西方窃取了许多它发明不出来的技术，并且继续试图窃取的时候，你还要把赌注押在习近平上，那就太疯狂了。
当你想到21世纪最先进的技术——举几个例子，疫苗、软件、微芯片、机器人、计算机和生物医学突破等——通常来自全球合作，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拥有所有的专长，每个人都需要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如果你仍不担心习近平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那就太疯狂了。
举个小例子：世界上最先进的微芯片代工厂台积电是华人的，但不是中共华人。是台湾华人。到目前为止，小小台湾仍然可以制造比大陆更好的微芯片。这是如何做到的？这是因为世界上所有最大的科技公司，从苹果到高通，都信任台积电来制造他们的芯片，而不会窃取他们的技术。
信任是真理的副产品，而真理是自由和独立新闻的产物——并非无时无地都是这样，但往往是这样。
因此，出于所有这些原因，虽然我承认，对中国发展更开放的信息生态系统的乐观看法是言之过早，但我将请求法院判处缓刑。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未来10年会如何发展。
SEAN DONG自1995年成为专栏作家以来，我一直在思考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中国是否、何时以及会以多快的速度开放其信息生态系统，允许来自中国内外未经审查的新闻更自由地流动。我承认我太乐观了。我认罪。
但我仍然不确定自己是否犯了以下错误：（1）对中国发展高科技经济情况下的一些必要且不可避免的事情过早乐观；（2）对一些在中国的威权政治结构下极不可能的事情完全不了解；（3）希望中国做一些必要但不可能的事。
我依然希望自己只是犯了第一个错误，恐怕还犯了第二个错误。如果是第三个错误，那我就绝望了。
为了厘清这一切，我们来回顾一下过去。
早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在我前往中国时，那里的商业新闻似乎比政治新闻自由得多令我感到震惊——这是我从阅读翻译文章和接受中国商业媒体采访时得出的印象。这不是我空想出来的：那时候，有关中国政治的一些最有趣、最准确的提示，往往首先出现在中国的商业报刊上，或者是对世界最开放的地区的报纸上。
例如，广州的《南方周末》是21世纪初最大胆的报纸之一，正如《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所指出的，它“经常反映弱势群体常被忽视的观点，外来务工者、抗议者和上访者”，并且“吸引了包括政府当局和普通公众在内的广泛读者”。
我当时希望，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商业媒体将成为打开一般媒体的一个尖锐的楔子，因为投资者和创新者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和竞争，他们需要准确的新闻，而不是宣传——而且如果不能获得相对自由的信息流动，中国的下一代创新者和工程师将永远无法充分发挥他们的全部潜力。
所以我在我1999年的书《雷克萨斯与橄榄树》(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中公然写道：“中国将会拥有一个自由的媒体。哦，中国领导人还不知道这件事，但他们正被直接推向这个方向。”
关于这个观察，如今我只能说，我希望只是还没到时候！
我还在2009年11月21日的时报专栏文章《来自祖母的忠告》(Advice From Grandma)中写道，如果北京拒绝允许互联网和公共言论中适当程度的信息自由流动——哪怕只是为了推动创业精神和创新——中国将永远无法在21世纪的发展动力上超越美国经济。
正如我所写的：“记住祖母曾经说过的话：永远不要把一个世纪让给一个审查谷歌的国家。”
我还曾在2006年12月13日的时报专栏文章中强调了这个主题，我在文中写道：“对不起，我还没有准备好把21世纪让给中国。”当然，中国“在消除文盲方面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大幅增加了高中毕业生和新大学的数量。但我仍然相信，在一个对谷歌进行审查的国家里，很难产生创新文化——在我看来，这意味着限制人们想象和尝试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的能力。”
这些年来，中国似乎正朝着我预测的方向缓慢前进。现在很难相信，但是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我可以在中国的大学里自由演讲，在北京和上海的书店里做讲座，甚至坐着小巴在吉林省旅行，报道村庄选举——政府的监管很少，更不用说审查了。
事实上，与32年前我最初访问中国时相比，今天中国的整个信息行业要开放得多。问题是，它跟10年前相比则要封闭得多。
自从习近平在2012年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然后在2013年成为国家主席以来，事态发展的轨迹出现了明显的逆转。看看《南方周末》就知道了。2013年，在习近平成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几个月后，它努力报道真相的声音被政府审查人员和宣传卫士粉碎了。
我相信，中国将为失去这种诚实的新闻报道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无论是揭露隐藏问题的能力，还是创新以及用新思想挑战市场既有势力的自由。在一个加速变化的世界里，能够看到世界的走向并迅速适应和纠正的能力至关重要。然而习近平却不这么认为。他不仅收紧了对所有中国媒体的管制，同时还打击了科技创新人员，甚至是商业分析师。
阿里巴巴联合创始人、亿万富翁马云自从2020年10月批评政府金融监管机构以来，几乎没有任何消息。虽然这些监管机构可能对阿里巴巴的影子银行系统有合理的担忧，但马云——一个相当于中国的史蒂夫·乔布斯的人物——几乎彻底消失了，这给整个科技行业蒙上了一层阴影。
没有哪个领导人是不会出错的，但中国媒体不得不把习近平当做不可能出错的，这意味着在中国不可能呼吁对新冠疫情采取更细致的应对措施——而不是习近平仅仅依靠中国自己效力较差的疫苗以及大规模封锁和隔离这一策略，这种策略一度有效，直至失败。
如果中国在媒体和社交网络上有一个更自由的新闻生态系统，卫生专家可以就替代策略进行热烈的公开辩论，或是被封锁数周的居民能够释放压力，中国可能不会处于现在的困境——数以千万计的国民被迫反复隔离，对政府自我感动的官方宣传失去信任。
根据《华盛顿邮报》在深圳的报道，中国交通银行国际研究部负责人洪灏在微博上有300万粉丝，因为发表了“对上海持续封锁的影响发表了悲观的经济评论，包括在Twitter上说‘上海：零流动，零GDP’”，他的微博账号被禁言。
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正在重申他们的信念，即西方意义上的新闻自由并不是有效融入全球经济或主导21世纪最先进产业的先决条件。
当你看到中国是如何在短短40年内从一个贫穷国家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惊人基础设施的中等收入国家时，你不得不说习近平的信念并不荒唐。（当你看到社交媒体如何分裂西方社会并放大谎言和纵容说谎者时，你不得不问，中国算不算从更严格的控制中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但是，当你想到中国除了自己发明的技术之外还不得不从西方窃取了许多它发明不出来的技术，并且继续试图窃取的时候，你还要把赌注押在习近平上，那就太疯狂了。
当你想到21世纪最先进的技术——举几个例子，疫苗、软件、微芯片、机器人、计算机和生物医学突破等——通常来自全球合作，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拥有所有的专长，每个人都需要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如果你仍不担心习近平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那就太疯狂了。
举个小例子：世界上最先进的微芯片代工厂台积电是华人的，但不是中共华人。是台湾华人。到目前为止，小小台湾仍然可以制造比大陆更好的微芯片。这是如何做到的？这是因为世界上所有最大的科技公司，从苹果到高通，都信任台积电来制造他们的芯片，而不会窃取他们的技术。
信任是真理的副产品，而真理是自由和独立新闻的产物——并非无时无地都是这样，但往往是这样。
因此，出于所有这些原因，虽然我承认，对中国发展更开放的信息生态系统的乐观看法是言之过早，但我将请求法院判处缓刑。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未来10年会如何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