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公园里，一对年青人共用长椅使用手机。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16-24岁青年的失业率已经达到20.4%，创下了历年以来的新高。那么，这一年龄段的青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没有工作？三位家庭背景不同的青年接受了本台记者采访，讲述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高校教师子女：竞争激烈学历不足 令人无缘公务员教师工作
今年21岁、正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留学的上海青年许科，来自一个高校教师家庭。他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目前在比他大几岁的朋友里，很多人就业非常困难：“岗位少，竞争性太强，导致什么岗位都是什么人都愿意做。什么人都愿意做，工资就不高，福利待遇就不高。”
许科表示，他的朋友中有不少教师和公务员子女，他们中有很多人的就业意向都是进入体制做公务员，或在师范类、政治类本科毕业后前往中小学做老师。而目前，他的朋友中失业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完全找不到工作的，比例上估计四五成是有的。毕竟体制内（家庭的子女），不是所有人都考得上高中，读高中的也不是所有人能考得上大学。”
中国在2021年推出了中考“五五分流”政策。在这一政策下，初中毕业生在中考后进入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的比例变为大体相等。而在这一政策实行之前的多年里，中国的初中毕业生中，就读高中的人数占比要比就读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的多出超过十个百分点。
许科表示，无法就读高中和大学本科的青年，会无缘有学历要求的公务员、教师工作；而他那些没有考上高中和大学本科的朋友会面临的命运是：“工资很低，干重体力活。有些人吃不起苦实在做不了这种工作，或找不到（工作），他们就基本上整天在啃老了。”
2022年8月26日在北京举办的一场招聘会（法新社）
在工人和小生意人家庭成长的青年 如何看待就业？
现年30岁的单文涛来自安徽太和县的一个工人家庭。他表示，他的朋友多是在工人家庭长大的，其中也有一些比他年龄小几岁的人。他谈到了这些比他年轻的朋友的就业情况，表示这些朋友不管是什么学历的，失业率都很高，因为当下的就业环境“卷得厉害”。在这些朋友中，没有读到本科或大专的人会去自己做生意或从事体力劳动。他以他的一位朋友为例，讲述了这些青年面临的困难，表示这位朋友曾经开过店，但因生意不好而在去年找了体力劳动工作：“找班去上，结果都是那种建筑工地的。建筑工地人比较多，然后工资就给得越来越少了，活也挺重的。”
单文涛说，他的这位朋友因为身体原因和被拖欠工资，只在工地干了半年，就在上个月辞去了工作。他也表示，拖欠和压低工资现象在中国的建筑工地行业相当普遍。
另一方面，在谈到出自工人家庭的青年是否存在“躺平”啃老、不找工作的现象时，单文涛根据他所观察的情况说，这种“躺平”只能出现在家庭情况比较好的人中，许多打工者家庭出身的青年则承担着更多的家庭经济压力，也有一些人已经成家，没法“躺平”。他说，尽管现在工作很难找，但他的朋友们依然在努力地找工作：“没办法，我感觉他们其实也不想上班，但实在没办法。”
在广东深圳打工多年的陈小姐，则向记者讲述了她一位17岁的亲戚的情况。她的这位亲戚来自一个小生意人家庭，目前正在广东珠海的一所中专读书，并多次说自己已经失去了毕业后就业的意愿。陈小姐表示：“她说在中专学习环境太差，学不到东西，出来以后赚钱也少，还不如躺平。”
当记者询问陈小姐，她的这位亲戚对未来有没有什么长远规划的时候，陈小姐表示：“她不想做体力工，因为打工太辛苦了，她家里也没有资源和条件送她出国读书。对未来她很绝望也很迷茫。”
失业率高之际奖励婚育 中国青年：在老百姓伤口上撒盐
资料照 - 中国社科院举行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
台北 —
为了应对人口危机，中国推出第二批“新时代婚育文化建设”试点工作，预计在广东广州、河北邯郸等20多座城市推广营造友好的婚育环境。不过，中国青年对美国之音说，在年轻世代的失业率已经突破20%的情况下，生活负担已经够重了，国家此时还鼓励结婚生育，“简直是在老百姓伤口上撒盐”。
原本在上海地铁站附近租屋一室一厅、约50多平方米的小亮，今年38岁，未婚，在上海从事文化出版工作已经十几年。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她的工作非常忙碌，常常要加班到晚上8、9点，有的时候甚至更晚。所以一到周末放假时，她只想要睡觉，不会再有额外的精力去认识其他男生和约会。她说，她周围有很多男性与女性友人都是这样，这是中国一线城市的真实情况，还未婚的男女不是他们不想结婚，而是很大一部分都跟工作压力有关，因为工作特别忙，没有时间接触异性。
生活压力大
她说，另一个主因是生活压力让人们不敢结婚。她说，她原本在上海的租金是每个月3700元人民币，在经过了三年的疫情折腾和去年封城两个月后，很多人都离开上海了，照理说房租应该会降下来或者至少不变，但没想到恰恰相反，房东竟直接将房租提高到4800元，这已经超出她的负荷，所以在今年初她就把上海的房子给退了，回到南京老家，顺便照顾生病的父亲。
她说，她的一位男性友人阿翔，在大学毕业后留在上海谋职。他在去年上海封城的前两天找到一份程序员的工作，封城后就在家上班。一直到在今年春节他们互相拜年的时候，才知道阿翔因为公司三、四个月都发不出工资，所以也回去河南郑州老家，不留上海了，因为上海根本“待不起”，而他的女朋友也因此跟他分手。
房、车是结婚标配
小亮并表示，在中国，结婚时女方基本上都会要求男方一定要“有房有车”，尤其房子是一定要有的，这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必要的条件，“就好像没有房子就没有资格结婚一样。这在中国几乎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共识”。因此，中国也有一句俗谚说“生儿是建设银行，生女是招商银行”，意思就是男生是要准备房子的。
江苏省苏州市的年轻人在拍摄婚纱照。（2021年8月13日）
她说，所以如果还买不起房，男生也会觉得自己要再拼一点经济来存钱买房，没有房子也不好意思找女朋友结婚。但偏偏中国城市的房价很高，年轻人根本买不起。买不起就“结不起”，即使真的结了婚也是“生不起”，因为随着孩子出生后的种种育儿、教育、医疗费用更是惊人，而且“谁来带”对一个双职工家庭而言，更是一个孩子一出生就马上要面对的棘手问题。
小亮说，很多年轻人肯定也是看到了中国的这个现状“就怕了”，觉得自己好像不能够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那还不如就不生，所以中国青年人晚婚或是不婚、少生的因素，主要还是跟经济与生活压力大有关。尤其疫情过后，中国的经济很不好，青年失业率高。“自己的生活压力就已经够重了，政府还在此时鼓励婚育，简直是在老百姓伤口上撒盐。”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4月份16至24岁城市居民的失业率为20.4%，代表每5个年轻人就有1人失业。
40城市推行“新时代婚育文化建设”
在5月15日“国际家庭日”前夕，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宣布今年将在河北省邯郸市、广东省广州市等20个地市开展“新时代婚育文化建设”试点项目，希望提升生育率。这也是该协会自去年5月首次在北京、江苏、浙江等20个城市推行鼓励婚育的先导计划后，第二批推广的城市。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是中国在1980年实施一胎化政策时、经国务院批准后成立，成立之初负责推动节育，近年则大力推广多生。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英文版5月14日报道，所谓“新时代婚育文化”包括鼓励适龄生育、鼓励家长分担育儿重任、遏阻高额彩礼聘金等风俗。报道并引述中国人口学家杨亚福的话说，中国社会“必须给年轻人更多婚育方面的指引”。
然而，所有的指引都敌不过年轻人生活上所背负的沉重压力。他们已经自顾不暇了，遑论结婚生子。
新华社曾就中国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做过调查，结果发现经济成本、工作、生育文化改变，是制约年轻人生育的三大因素。
年轻人对前途悲观
今年28岁住在广州的Peter告诉美国之音，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对于前途一片悲观与失望。他前几天跟朋友聊天时，甚至还有人说觉得活到22岁就够了，因为进入高校要考试，当公务员要考试，最后走上工作岗位了又要考试。一天到晚考试，找不到工作又挣不到钱，“那我们怎么结婚呢？结婚是需要成本的！”
他表示，在一、二线城市工作，一个月可以有五、六千元人民币的收入，但扣掉所得税和各种医保、社保，实际到手的只有三分之二，再扣掉房租和交通费后所剩无几，所以年轻人根本没有能力结婚，更别说养孩子了。
家务劳动分配不均
他并表示，虽然中国现在提倡男女平权，但实际上很多女性认为，她们在结婚后还是要承担比男性还要多的家务劳动。她们不想过这样的生活，所以对结婚兴趣缺缺，因为结婚生子代表加重了她们的压力。
Peter说，当下很多中国年轻人想要过的是自由平等的生活，至少自己赚的钱可以自己花用，想买衣服就买衣服，想去旅游就去旅游。他们考虑的是让自己的生活轻松愉快，不想要困在家庭劳动的枷锁中，所以时下很多年轻人只谈恋爱但不结婚。
中国观察者网报道，日前在广州市举办的“新时代婚育文化建设”宣传活动上，多位专业人士提倡“践行积极的婚恋观、家庭观、生育观，倡导健康文明的婚俗文化，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等”。
但有一些网友在评论区留言：“（孩子放学后）4点半时候小孩谁管？老人去管？活该老人一辈子累死？”也有人说：“养儿含辛茹苦，儿子二十年寒窗苦读，二十四岁大学毕业，三十五岁壮年失业……如果每年一千万的大学毕业生都嫌多，那为什么要每年催生一千万的婴儿呢？”另有民众指出，除非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做彻底，否则“搞这些没用的，纯粹浪费国家资源”。
出生在中国江苏的香港青年学者徐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新时代婚育文化建设”倡议是用一种道德教化的方式来对待年轻人和他们的父母，认为年轻人不愿意结婚可能是缺乏责任感，或者是彩礼聘金要求太高，导致大家对婚姻望而却步，但完全搞错了重点。
住房与教育负担重
徐全说：“我觉得这个部分完全不是重点，这个也不是私人道德的问题，它是一个公共的问题，因为今天年轻人的不婚不育、彻底躺平，它有一个很大的因素是负担太重。这个负担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教育，一个是住房。”
香港青年学者徐全。（徐全提供）
他表示，以教育为例，中国的社会竞争非常激烈，近几年流行的“内卷”一词，其实已经下探到国民义务教育前的幼儿园阶段，意即在幼儿园就已经在教授小学的课程；加上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比如“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再穷不能穷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让家长在孩子幼儿园阶段就已经不惜“下重本”去栽培，因此“天价幼儿园”的乱象层出不穷，最贵的一年学费将近20万元人民币。而对一般家庭而言，参加高考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所以家长、孩子也愿意把大量的精力和金钱放在考试上。
徐全表示，尽管中国官方近几年打击补教行业，但没有用，补教行业地下化后，实际上越来越红火，因为社会、市场有其需求。中国家长也普遍认为补习英文非常重要，是孩子开启世界之门的一把钥匙。其他如美术、钢琴等才艺培训在中国更是蔚然成风，但这些培训都需要金钱的投入，让教育花费始终居高不下。
徐全说，另一个是住房。在中国，房子是跨入婚姻门槛的一个敲门砖，如果没有这张“入场券”，婚事是接不下去的。他说，中国男性想要走入婚姻，有房有车是先决条件，因为这样才会被认为在事业上“站稳脚跟”，“这是最起码的，这在中国大陆是明码标价、童叟无欺的”。
对婚姻不安全感
此外，徐全也认为，中国现在的离婚率很高，对婚姻的不安全感也是年轻人对于婚育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
根据中国民政部的数据，中国2019年的离婚率为3.4‰，达到最高峰，跟最低点2002年0.9‰相比，飙升近3倍。若以民间常用的以一年内离婚对数除以结婚对数的方法来计算的话，中国2020年的离婚率已经达到45.84%，部分地区甚至超过50%。
徐全表示，年轻人是否结婚生育是整个公共政策与宏观经济所造成，并不是如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所倡导的新时代婚姻应该促进婚恋观等等，因为婚姻本质上是私人的行为。在选择婚与不婚时，考量的是整体的社会环境与政府的公共服务是不是能够让婚姻可以有高的品质，以及婚姻能否得到保障和下一代是否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公权力不应该介入。
在北京公园里，一对年青人共用长椅使用手机。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16-24岁青年的失业率已经达到20.4%，创下了历年以来的新高。那么，这一年龄段的青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没有工作？三位家庭背景不同的青年接受了本台记者采访，讲述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高校教师子女：竞争激烈学历不足 令人无缘公务员教师工作
今年21岁、正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留学的上海青年许科，来自一个高校教师家庭。他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目前在比他大几岁的朋友里，很多人就业非常困难：“岗位少，竞争性太强，导致什么岗位都是什么人都愿意做。什么人都愿意做，工资就不高，福利待遇就不高。”
许科表示，他的朋友中有不少教师和公务员子女，他们中有很多人的就业意向都是进入体制做公务员，或在师范类、政治类本科毕业后前往中小学做老师。而目前，他的朋友中失业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完全找不到工作的，比例上估计四五成是有的。毕竟体制内（家庭的子女），不是所有人都考得上高中，读高中的也不是所有人能考得上大学。”
中国在2021年推出了中考“五五分流”政策。在这一政策下，初中毕业生在中考后进入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的比例变为大体相等。而在这一政策实行之前的多年里，中国的初中毕业生中，就读高中的人数占比要比就读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的多出超过十个百分点。
许科表示，无法就读高中和大学本科的青年，会无缘有学历要求的公务员、教师工作；而他那些没有考上高中和大学本科的朋友会面临的命运是：“工资很低，干重体力活。有些人吃不起苦实在做不了这种工作，或找不到（工作），他们就基本上整天在啃老了。”
2022年8月26日在北京举办的一场招聘会（法新社）
在工人和小生意人家庭成长的青年 如何看待就业？
现年30岁的单文涛来自安徽太和县的一个工人家庭。他表示，他的朋友多是在工人家庭长大的，其中也有一些比他年龄小几岁的人。他谈到了这些比他年轻的朋友的就业情况，表示这些朋友不管是什么学历的，失业率都很高，因为当下的就业环境“卷得厉害”。在这些朋友中，没有读到本科或大专的人会去自己做生意或从事体力劳动。他以他的一位朋友为例，讲述了这些青年面临的困难，表示这位朋友曾经开过店，但因生意不好而在去年找了体力劳动工作：“找班去上，结果都是那种建筑工地的。建筑工地人比较多，然后工资就给得越来越少了，活也挺重的。”
单文涛说，他的这位朋友因为身体原因和被拖欠工资，只在工地干了半年，就在上个月辞去了工作。他也表示，拖欠和压低工资现象在中国的建筑工地行业相当普遍。
另一方面，在谈到出自工人家庭的青年是否存在“躺平”啃老、不找工作的现象时，单文涛根据他所观察的情况说，这种“躺平”只能出现在家庭情况比较好的人中，许多打工者家庭出身的青年则承担着更多的家庭经济压力，也有一些人已经成家，没法“躺平”。他说，尽管现在工作很难找，但他的朋友们依然在努力地找工作：“没办法，我感觉他们其实也不想上班，但实在没办法。”
在广东深圳打工多年的陈小姐，则向记者讲述了她一位17岁的亲戚的情况。她的这位亲戚来自一个小生意人家庭，目前正在广东珠海的一所中专读书，并多次说自己已经失去了毕业后就业的意愿。陈小姐表示：“她说在中专学习环境太差，学不到东西，出来以后赚钱也少，还不如躺平。”
当记者询问陈小姐，她的这位亲戚对未来有没有什么长远规划的时候，陈小姐表示：“她不想做体力工，因为打工太辛苦了，她家里也没有资源和条件送她出国读书。对未来她很绝望也很迷茫。”
失业率高之际奖励婚育 中国青年：在老百姓伤口上撒盐
资料照 - 中国社科院举行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
台北 —
为了应对人口危机，中国推出第二批“新时代婚育文化建设”试点工作，预计在广东广州、河北邯郸等20多座城市推广营造友好的婚育环境。不过，中国青年对美国之音说，在年轻世代的失业率已经突破20%的情况下，生活负担已经够重了，国家此时还鼓励结婚生育，“简直是在老百姓伤口上撒盐”。
原本在上海地铁站附近租屋一室一厅、约50多平方米的小亮，今年38岁，未婚，在上海从事文化出版工作已经十几年。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她的工作非常忙碌，常常要加班到晚上8、9点，有的时候甚至更晚。所以一到周末放假时，她只想要睡觉，不会再有额外的精力去认识其他男生和约会。她说，她周围有很多男性与女性友人都是这样，这是中国一线城市的真实情况，还未婚的男女不是他们不想结婚，而是很大一部分都跟工作压力有关，因为工作特别忙，没有时间接触异性。
生活压力大
她说，另一个主因是生活压力让人们不敢结婚。她说，她原本在上海的租金是每个月3700元人民币，在经过了三年的疫情折腾和去年封城两个月后，很多人都离开上海了，照理说房租应该会降下来或者至少不变，但没想到恰恰相反，房东竟直接将房租提高到4800元，这已经超出她的负荷，所以在今年初她就把上海的房子给退了，回到南京老家，顺便照顾生病的父亲。
她说，她的一位男性友人阿翔，在大学毕业后留在上海谋职。他在去年上海封城的前两天找到一份程序员的工作，封城后就在家上班。一直到在今年春节他们互相拜年的时候，才知道阿翔因为公司三、四个月都发不出工资，所以也回去河南郑州老家，不留上海了，因为上海根本“待不起”，而他的女朋友也因此跟他分手。
房、车是结婚标配
小亮并表示，在中国，结婚时女方基本上都会要求男方一定要“有房有车”，尤其房子是一定要有的，这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必要的条件，“就好像没有房子就没有资格结婚一样。这在中国几乎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共识”。因此，中国也有一句俗谚说“生儿是建设银行，生女是招商银行”，意思就是男生是要准备房子的。
江苏省苏州市的年轻人在拍摄婚纱照。（2021年8月13日）
她说，所以如果还买不起房，男生也会觉得自己要再拼一点经济来存钱买房，没有房子也不好意思找女朋友结婚。但偏偏中国城市的房价很高，年轻人根本买不起。买不起就“结不起”，即使真的结了婚也是“生不起”，因为随着孩子出生后的种种育儿、教育、医疗费用更是惊人，而且“谁来带”对一个双职工家庭而言，更是一个孩子一出生就马上要面对的棘手问题。
小亮说，很多年轻人肯定也是看到了中国的这个现状“就怕了”，觉得自己好像不能够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那还不如就不生，所以中国青年人晚婚或是不婚、少生的因素，主要还是跟经济与生活压力大有关。尤其疫情过后，中国的经济很不好，青年失业率高。“自己的生活压力就已经够重了，政府还在此时鼓励婚育，简直是在老百姓伤口上撒盐。”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4月份16至24岁城市居民的失业率为20.4%，代表每5个年轻人就有1人失业。
40城市推行“新时代婚育文化建设”
在5月15日“国际家庭日”前夕，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宣布今年将在河北省邯郸市、广东省广州市等20个地市开展“新时代婚育文化建设”试点项目，希望提升生育率。这也是该协会自去年5月首次在北京、江苏、浙江等20个城市推行鼓励婚育的先导计划后，第二批推广的城市。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是中国在1980年实施一胎化政策时、经国务院批准后成立，成立之初负责推动节育，近年则大力推广多生。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英文版5月14日报道，所谓“新时代婚育文化”包括鼓励适龄生育、鼓励家长分担育儿重任、遏阻高额彩礼聘金等风俗。报道并引述中国人口学家杨亚福的话说，中国社会“必须给年轻人更多婚育方面的指引”。
然而，所有的指引都敌不过年轻人生活上所背负的沉重压力。他们已经自顾不暇了，遑论结婚生子。
新华社曾就中国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做过调查，结果发现经济成本、工作、生育文化改变，是制约年轻人生育的三大因素。
年轻人对前途悲观
今年28岁住在广州的Peter告诉美国之音，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对于前途一片悲观与失望。他前几天跟朋友聊天时，甚至还有人说觉得活到22岁就够了，因为进入高校要考试，当公务员要考试，最后走上工作岗位了又要考试。一天到晚考试，找不到工作又挣不到钱，“那我们怎么结婚呢？结婚是需要成本的！”
他表示，在一、二线城市工作，一个月可以有五、六千元人民币的收入，但扣掉所得税和各种医保、社保，实际到手的只有三分之二，再扣掉房租和交通费后所剩无几，所以年轻人根本没有能力结婚，更别说养孩子了。
家务劳动分配不均
他并表示，虽然中国现在提倡男女平权，但实际上很多女性认为，她们在结婚后还是要承担比男性还要多的家务劳动。她们不想过这样的生活，所以对结婚兴趣缺缺，因为结婚生子代表加重了她们的压力。
Peter说，当下很多中国年轻人想要过的是自由平等的生活，至少自己赚的钱可以自己花用，想买衣服就买衣服，想去旅游就去旅游。他们考虑的是让自己的生活轻松愉快，不想要困在家庭劳动的枷锁中，所以时下很多年轻人只谈恋爱但不结婚。
中国观察者网报道，日前在广州市举办的“新时代婚育文化建设”宣传活动上，多位专业人士提倡“践行积极的婚恋观、家庭观、生育观，倡导健康文明的婚俗文化，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等”。
但有一些网友在评论区留言：“（孩子放学后）4点半时候小孩谁管？老人去管？活该老人一辈子累死？”也有人说：“养儿含辛茹苦，儿子二十年寒窗苦读，二十四岁大学毕业，三十五岁壮年失业……如果每年一千万的大学毕业生都嫌多，那为什么要每年催生一千万的婴儿呢？”另有民众指出，除非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做彻底，否则“搞这些没用的，纯粹浪费国家资源”。
出生在中国江苏的香港青年学者徐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新时代婚育文化建设”倡议是用一种道德教化的方式来对待年轻人和他们的父母，认为年轻人不愿意结婚可能是缺乏责任感，或者是彩礼聘金要求太高，导致大家对婚姻望而却步，但完全搞错了重点。
住房与教育负担重
徐全说：“我觉得这个部分完全不是重点，这个也不是私人道德的问题，它是一个公共的问题，因为今天年轻人的不婚不育、彻底躺平，它有一个很大的因素是负担太重。这个负担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教育，一个是住房。”
香港青年学者徐全。（徐全提供）
他表示，以教育为例，中国的社会竞争非常激烈，近几年流行的“内卷”一词，其实已经下探到国民义务教育前的幼儿园阶段，意即在幼儿园就已经在教授小学的课程；加上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比如“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再穷不能穷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让家长在孩子幼儿园阶段就已经不惜“下重本”去栽培，因此“天价幼儿园”的乱象层出不穷，最贵的一年学费将近20万元人民币。而对一般家庭而言，参加高考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所以家长、孩子也愿意把大量的精力和金钱放在考试上。
徐全表示，尽管中国官方近几年打击补教行业，但没有用，补教行业地下化后，实际上越来越红火，因为社会、市场有其需求。中国家长也普遍认为补习英文非常重要，是孩子开启世界之门的一把钥匙。其他如美术、钢琴等才艺培训在中国更是蔚然成风，但这些培训都需要金钱的投入，让教育花费始终居高不下。
徐全说，另一个是住房。在中国，房子是跨入婚姻门槛的一个敲门砖，如果没有这张“入场券”，婚事是接不下去的。他说，中国男性想要走入婚姻，有房有车是先决条件，因为这样才会被认为在事业上“站稳脚跟”，“这是最起码的，这在中国大陆是明码标价、童叟无欺的”。
对婚姻不安全感
此外，徐全也认为，中国现在的离婚率很高，对婚姻的不安全感也是年轻人对于婚育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
根据中国民政部的数据，中国2019年的离婚率为3.4‰，达到最高峰，跟最低点2002年0.9‰相比，飙升近3倍。若以民间常用的以一年内离婚对数除以结婚对数的方法来计算的话，中国2020年的离婚率已经达到45.84%，部分地区甚至超过50%。
徐全表示，年轻人是否结婚生育是整个公共政策与宏观经济所造成，并不是如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所倡导的新时代婚姻应该促进婚恋观等等，因为婚姻本质上是私人的行为。在选择婚与不婚时，考量的是整体的社会环境与政府的公共服务是不是能够让婚姻可以有高的品质，以及婚姻能否得到保障和下一代是否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公权力不应该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