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看电影《周恩来外交风云》时，当影片再现1974年8l岁高龄的毛主席在长沙会见英国前保守党政府首相希思的场面时，画外音是希恩的回忆，他说：“……毛主席又对我说，‘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1997年我们要收回香港了’”，希思当即代表英国保证说：“1997年香港会有一个平稳的交接”。
毛主席说：“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到那时，我们(他指了一下周恩来)就不在了”——电影演到这时，整个影院的观众几乎是普遍的“啊！”了一声，似大梦初醒。原来居然不知道这是毛主席在世时就定下了的。
其实，国内的材料介绍中还多了一点，就是：“当时毛泽东又接着指了一下70岁的邓小平说，‘具体事情由他们年青人去办啦’。
二天后，根据毛的指示，周、邓又同希思进行了具体的会谈”。“1974年，希思到访中国，毛泽东说：‘97年到香港看回归啊’，周恩来说：‘我们都要来！’事实上，希思成为唯一亲眼看到的人”。
【陈立旭点评：一国两制来自于毛主席的一纲四目】
这个史实虽然披露了一点历史真相，但是还是皮毛。更真切更丰富的历史事实是：早在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就对祖国统一问题，构建了一个大战略，这就是“一纲四目”：
“一纲”就是：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点决不动摇。
“四目”就是：一、祖国统一后，港澳台可以保持现状不变，社会制度改革必须是上下意见一致时再进行;
二、除外交统一于中央外，其他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地区政府安排，台湾由蒋介石安排，蒋经国、陈诚可以在中央政府担任领导职务，蒋介石可以在台湾住，也可以回庐山美庐居住;
三、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补助;
四、国共双方保证不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
毛泽东、周恩来除了和英国、荷兰政府谈判达成共识、约定统一日期外，还先后派曹聚仁、张治中，与蒋介石、蒋经国沟通，双方基本达成共识，后来因为国内外其他因素而暂时放下。
毛泽东的“一纲四目”大战略，奠定了祖国统一的基础。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毛泽东的功绩被抹杀了，没有人提了。现在，中国大多数人不知道，香港澳门回归是毛泽东早就安排好了的，不知道“一纲四目”的内容比“一国两制”的内容丰富得多。
《党的文献》发表文章《毛泽东在香港问题上的战略远见》。文中指出毛泽东生前虽未亲自踏上香港这片土地，但却是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最早决策者。他长期关注香港问题，主张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并为香港回归做好了战略和政治外交方面的准备。摘编如下。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但许多人不知道，他也是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最早决策者。
1949年10月，解放军解放了广州，兵临深圳界河边，却停止了脚步。这是为什么？难道是害怕英国在香港的一万多名驻军？当年12月19日《香港华侨报》头版头条的报道揭出了其中的秘密：“毛泽东已保证香港地位安全，英国年内承认中共。”
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毛泽东生前虽未亲自踏上香港这片土地，但却长期关注香港问题，重视香港，并为香港回归作好了战略和政治外交方面的准备。
解放军不打香港并非是到解放广州时才临时决定的，毛泽东对此问题早有考虑。早在1946年12月，毛泽东就对来访的西方记者说过，对香港“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
1949年初，全国大局将定，毛泽东与斯大林代表米高扬谈话时说：“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48页。）
我认为，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形成了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要从世界看中国的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冷战格局中，毛泽东意识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会极力阻止中共上台执政，一旦中共执政，它们就会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而香港作为英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象征，暂时留在英国人手里，比立即收回显然更加有利些。因为英美之间、美欧之间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矛盾，英国为了保护自己在远东的利益，就不能完全跟着美国走，来封锁中国。相反，为了维护香港的稳定和发展，必须同中国保持较好关系。
毛泽东看到，香港是英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象征。在这个范围内，美国和英国在对华政策上也就存有矛盾。中国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比收回来好，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大有用处。就这样，香港成了新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瞭望塔、气象台和桥头堡，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跳板。
当时，毛泽东在香港问题上所采取的上述政策，曾受到国际上一些共产党的批评。他们认为中国对帝国主义的态度过于软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然会允许殖民统治的存在。毛泽东回应说：“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
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毛泽东 1963年8月9日同索马里总理舍马克的谈话，《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249—250页。）
正是因为有毛泽东这样的战略决策，新中国成立不久，英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与新中国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也正因为有毛泽东这样的战略决策，当西方国家跟随美国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时，中国能够通过香港这一特殊管道，进口石油化工等重要战略物资。而到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在陆上的进出口通道完全被封闭之时，香港更几乎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在此期间，香港不仅对祖国内地的经济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功不可没，它本身也因此而获得快速发展，很快成长为“亚洲四小龙”之一。XLW
对于香港，邓小平并不陌生。据有关史料记载，邓小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先后5次到过香港。
在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上，邓小平展露过自己杰出的才能。协助毛泽东解决西藏问题得到的经验，为邓小平以后独立地领导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以及促进台湾回归的进程，都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建国后，邓小平参加和领导了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渐渐地，邓小平在外交方面的卓越才华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认为邓小平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完全能胜任自己所期待的收回香港的历史重托。
希思首次访华的那一年，是中英两国领袖人物关于香港问题的第一次正面接触，他们在事实上已经粗线条地勾勒出了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圆满解决的美好前景：“香港在1997年应该有一个平稳的交接。”这一年，邓小平已年迈70岁，祖国统一的大任已历史性地落在这位古稀老人的肩上。
谁在担心香港“九七”前途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百废待兴，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对于“国家统一”问题的第一个思想兴奋点是台湾问题，而非时机不成熟的香港问题，因为当时已经开始的太平洋的“大两岸关系”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为台湾海峡的“小两岸关系”的突破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因此，在1978年中美两国建交谈判的过程中，邓小平开始集中精力思考如何根据“台湾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随后，他就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式高密度地发表谈话，阐释其新的思考“尊重台湾的现实”。
1978年4月，受邓小平委托，刚刚被“解放”的、在“文革”前就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港澳事务负责人的廖承志，主持召开中国新时期第一次中共中央港澳工作会议。会议进行了近1个月，重点是清肃“文革”的“左”倾错误对于港澳工作的冲击和消极影响。
8月，中共中央正式作出港澳工作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工作都要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不能照搬照套内地做法的党内指示，并决定成立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以廖承志为主任的港澳事务办公室作为其办事机构。港澳办公室一成立，廖承志就利用一次会见香港出版界参观团的机会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于解决香港问题的慎重态度，他说：“香港的现状，看来要维持相当长的时期。香港问题，将来可以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但是绝不是短期内的事。这就要肯定两条，一是现在不可能用任何其他方式，比如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香港问题；二是承认香港同胞是在英国统治下，香港和内地是两种不同的制度，这在短期内是不可改变的。”
根据1898年中英两国签订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规定，新界99年的租期1997年6月30日届满。由于香港自开埠以来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三部分已经逐步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即使以英国方面一直坚持的“三个条约有效论”的强盗逻辑，1997年以后的香港，英国的殖民统治也丧失了所谓的“合法性”，必须淡出。
在香港，一般人是不会对前途担心的，然而，对于准备向香港投资的中外大财东们， 1997却是个很近的年份。特别是人们最热衷的土地投资，虽然利润极大，却是一项长期性投资。对他们来说，一二十年是个很短的时间。所以，1997这个年限已经对他们的投资行为造成了巨大的限制，迫使他们把资金只投向短期项目，对那些投资大、周期长的项目则不敢问津。
英国方面提心，如果九七香港走向易帜的不归路，将不仅仅意味着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奇迹“香港现象”消失，而且其“毁灭性的灾难”将波及英国本土，“香港难民”就是一个无法释怀的梦魇英国政府对于将会有大批非白人移民涌入感到畏惧异常，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香港的混乱将使大量的香港华人涌入英国。尽管早在1962年的英联邦移民法案已经剥夺了香港英籍护照人士进入英国本土的权利，但是在“危机时期”，他们却有充足的理由进入英国。因此，英国政府为了维护“大英帝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尊严，希望英国的殖民统治能够在香港过九七而不辍，至少可以某种特殊方式继续存在。
1978年12月，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访问香港。李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正式访问香港的第一位部级官员。
在总督府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李强对香港大实业家们说，希望他们“帮助加快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计划”。李强还向世界银行家们宣布，中国“需要几百亿美元的外汇来支持实现现代化计划，香港在这方面会发挥作用的”。
李强访问香港，是两地关系非常密切的象征。为了促进这种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李强在总督府午宴上邀请港督麦理浩访问北京。返回北京后，李强又向港督发出正式邀请书。
英国方面是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准备就香港九七前途问题与中国方面进行外交交涉的。将中英两国冰封的历史遗留问题解冻，英国人非常清楚此乃“冒险的赌博”，其结果不可预测，但是他们没有选择。中国外贸部长对香港总督的邀请，可以说是个天赐良机。英国政府不会错过机会。它要抓住时机，让总督麦理浩试探中国领导人对1997的态度。
1979年初，英国外交部研究了麦理浩访京的安排。经过左思右想，智囊们终于提出一条计策：麦理浩访问北京时不直接试探中国领导人对香港前途问题的态度，而仅仅提出“新界”的土地租期问题，也就是只提出一个商业性技术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并强调英国此时不想谈1997年之后英国的管治问题，而只是试图从香港的利益出发来促进对其长期的投资。
麦理浩还建议，可以设法使中国领导人不再提1997这个租借到期日，比如对有关土地的租约问题，劝中国领导人同意用“在英国管治这个地区的期限内有效”的声明，来代替1997年香港土地租约的到期日其目的是要使香港继续置于英国人的管治之下。
“九七”回归不容置疑
1979年3月24日，麦理浩离开香港，当日抵达广州。随行的有港督夫人、港督政治顾问魏德巍(即以后的港督卫奕信)和行政局的简悦强。他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首位正式来访的香港总督。
当晚，中方以广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为麦理浩一行举行了欢迎宴会。这次宴会的规模尽管不大，但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习仲勋、广州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杨尚昆等重要人物都到场了，而且对港督表现出发自内心的热情。
在广州期间，麦理浩与中方商量了有关早日开通穗港直通列车等事宜。26日傍晚，麦理浩一行乘坐中方安排的飞机离开广州，直飞北京。
在北京的前两天，麦理浩的活动包括会见港澳办公室主任廖承志、外交部长黄华、宴请中国外贸部部长李强等。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举行了欢迎港督的宴会。
3月28日晚，中方通知，次日邓小平副总理将会见港督，并希望他在会见时不要向邓小平提出1997香港问题。
在没有见到邓小平之前，麦理浩的脑子里早就装满了关于这位传奇式人物的轶闻。在他的想像中，这位在中共党内曾被打倒3次、又复出3次的人物一定有着钢铁般的意志。
会见之前，麦理浩已暗下决心，一定要向邓小平当面提出1997香港问题。
第二天上午10时，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麦理浩一行，李强和港澳办公室主任廖承志也在场陪同。
趁双方寒暄之机，麦理浩打量起眼前的邓小平来：身着灰色中山装，精神矍铄，步履平稳、不缓不急，说起话来声音洪亮有余，看上去非常健康，全然不像75岁的老人。
出乎港督意料的是，寒暄之后，邓小平就直截了当地谈起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态度。他说：“我知道，人们开始担心香港将来的前途和地位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一贯的立场。你们在座的各位先生都很清楚。我们历来认为，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人们担心，到1997年新界问题会出现。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怎么办，到1997年还有18年，18年时间并不长。我们可以到那时再根据具体情况来讨论商谈怎样从政治上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前提是：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
慢慢地，麦理浩先前那种局促不安的感觉消失了。邓小平语调平和舒缓，手势亲切活跃，眼睛里还不时闪出一丝愉快的笑意，这一切都使麦理浩觉得自己是在同一个智慧老人谈话。
同时，邓小平也明确表态：“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到那时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现在人们担心的是继续投资靠不靠得住。这一点，中国政府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告诉英国政府，即使那时作出某种政治解决也不会伤害继续投资人的利益。你们知道我们解决澳门问题的立场，我们没有立即收回澳门，我们也没有直接提出这个问题。你们也知道我们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中国政府多次声明台湾回归祖国的方式。
我们始终考虑到台湾的特殊地位，不改变那里的社会制度，不影响那里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作为一个特殊问题来处理。只要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可以拥有广泛的自治权，拥有自卫武装力量。当然不能有两个中国，也不能有一个半中国。
我们对台湾、对香港、对澳门的立场就是这样。这不是现在才有的政策，是继续了相当长时间的政策。我们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政策？道理很简单，我们需要。我们保持这样的政策，采取这样的立场，有利于中国本身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
看到邓小平谈兴正浓，麦理浩终于耐不住心头的躁动：“副总理先生刚才谈到香港的未来问题。这一点你讲得很清楚，我也明白，但这个问题将来最终要由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来解决。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不能等到将来解决。这就是允许一些私人在新界租地的问题。
现在申请人每年多到上万，每月也有成百人。我们颁布的契约都必须写明有效期限是1997年6月以前。……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影响对这一地区的投资。……我也在考虑一些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这个办法必须同中国对香港问题的立场不发生矛盾。我想了一个很简单的解决办法……我建议把原来契约上写的有效期限‘1997年’去掉，改为只要新界仍在英国管治之下，契约依然有效。这同中国的立场并不矛盾。”
邓小平用略显诧异的目光瞥了一眼麦理浩，便毫不犹豫地说：“在土地租约问题上，不管用什么措辞，必须避免提到‘英国管治’的字眼。”邓小平告诫麦理浩不要幻想中国方面会改变对于香港问题的一贯立场，虽然“中国还没有具体决定将于何时重新对香港行使主权，可能是1997年以前，也可能是下个世纪。
然而，作出决定的应该是中国”。他希望英国方面高度重视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关于澳门问题当然也包括香港问题“制度不变”的“新思维”，把注意力放在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道共同维护香港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上。麦理浩一时间无言以对。
一阵难堪的沉寂之后，麦理浩轻咳了一声：“1997年的逼近，使英国只能批出日益缩短的土地契约，‘新界’的投资者因而遇到了很大的问题。”麦理浩并不死心，继续提出英国的方案。他说，虽然邓副总理的保证值得欢迎，但这并没有解除人们由于土地租期日益缩短而产生的忧虑，要消除这种忧虑，就得消除1997这个截止期限。
面对港督的再次挑战，邓小平作了更加深思熟虑和字斟句酌的回答。他说：“我可以明确地说，中国政府的立场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说清楚一点，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的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到1997年香港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会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
我们现在并没有收回澳门。对香港也是如此，因为到1997年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无非一个是收回，一个是保持现状。不管哪种政治解决，都不影响投资者的利益。”邓小平希望麦理浩鼓励香港的商人到中国内地投资，特别是要帮助即将成为经济特区的深圳的发展，“深圳和香港将有很多的交流”。
请香港投资人放心
麦理浩问邓小平深圳和香港之间的“边界”是否会消失，邓小平回答说：“不会，深圳和资本主义之间必须要有一个边界。但香港的资本主义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可以并存至下一个世纪。”
会见结束前，麦理浩问邓小平：“我回香港以后对香港人怎么说？”邓小平一句话总结：“请你回去转告香港的投资者，让他们放心好了。”
麦理浩与邓小平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虽然英方没达到预期目标，但至少从邓小平的谈话中得到了中国政府关于香港经济前途的极其重要的保证。
4月4日，麦理浩一行乘坐第一班穗港直通客车从广州返回香港。从此以后，穗港直通列车正式启用，每日对开两班。这也算是麦理浩此次访华所取得的成果之一。
列车在飞驰，距离香港越来越近，麦理浩的心情也越来越复杂，总觉得自己还是有一种打败仗的感觉。不过，港督麦理浩访问北京带回去的有关“请香港投资人放心”的讯息，在香港引起了良好的反应。各报迅速以头版头条报道麦理浩访华的结果，中外投资者的信心大增……
前不久，在看电影《周恩来外交风云》时，当影片再现1974年8l岁高龄的毛主席在长沙会见英国前保守党政府首相希思的场面时，画外音是希恩的回忆，他说：“……毛主席又对我说，‘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1997年我们要收回香港了’”，希思当即代表英国保证说：“1997年香港会有一个平稳的交接”。
毛主席说：“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到那时，我们(他指了一下周恩来)就不在了”——电影演到这时，整个影院的观众几乎是普遍的“啊！”了一声，似大梦初醒。原来居然不知道这是毛主席在世时就定下了的。
其实，国内的材料介绍中还多了一点，就是：“当时毛泽东又接着指了一下70岁的邓小平说，‘具体事情由他们年青人去办啦’。
二天后，根据毛的指示，周、邓又同希思进行了具体的会谈”。“1974年，希思到访中国，毛泽东说：‘97年到香港看回归啊’，周恩来说：‘我们都要来！’事实上，希思成为唯一亲眼看到的人”。
【陈立旭点评：一国两制来自于毛主席的一纲四目】
这个史实虽然披露了一点历史真相，但是还是皮毛。更真切更丰富的历史事实是：早在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就对祖国统一问题，构建了一个大战略，这就是“一纲四目”：
“一纲”就是：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点决不动摇。
“四目”就是：一、祖国统一后，港澳台可以保持现状不变，社会制度改革必须是上下意见一致时再进行;
二、除外交统一于中央外，其他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地区政府安排，台湾由蒋介石安排，蒋经国、陈诚可以在中央政府担任领导职务，蒋介石可以在台湾住，也可以回庐山美庐居住;
三、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补助;
四、国共双方保证不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
毛泽东、周恩来除了和英国、荷兰政府谈判达成共识、约定统一日期外，还先后派曹聚仁、张治中，与蒋介石、蒋经国沟通，双方基本达成共识，后来因为国内外其他因素而暂时放下。
毛泽东的“一纲四目”大战略，奠定了祖国统一的基础。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毛泽东的功绩被抹杀了，没有人提了。现在，中国大多数人不知道，香港澳门回归是毛泽东早就安排好了的，不知道“一纲四目”的内容比“一国两制”的内容丰富得多。
《党的文献》发表文章《毛泽东在香港问题上的战略远见》。文中指出毛泽东生前虽未亲自踏上香港这片土地，但却是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最早决策者。他长期关注香港问题，主张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并为香港回归做好了战略和政治外交方面的准备。摘编如下。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但许多人不知道，他也是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最早决策者。
1949年10月，解放军解放了广州，兵临深圳界河边，却停止了脚步。这是为什么？难道是害怕英国在香港的一万多名驻军？当年12月19日《香港华侨报》头版头条的报道揭出了其中的秘密：“毛泽东已保证香港地位安全，英国年内承认中共。”
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毛泽东生前虽未亲自踏上香港这片土地，但却长期关注香港问题，重视香港，并为香港回归作好了战略和政治外交方面的准备。
解放军不打香港并非是到解放广州时才临时决定的，毛泽东对此问题早有考虑。早在1946年12月，毛泽东就对来访的西方记者说过，对香港“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
1949年初，全国大局将定，毛泽东与斯大林代表米高扬谈话时说：“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48页。）
我认为，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形成了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要从世界看中国的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冷战格局中，毛泽东意识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会极力阻止中共上台执政，一旦中共执政，它们就会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而香港作为英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象征，暂时留在英国人手里，比立即收回显然更加有利些。因为英美之间、美欧之间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矛盾，英国为了保护自己在远东的利益，就不能完全跟着美国走，来封锁中国。相反，为了维护香港的稳定和发展，必须同中国保持较好关系。
毛泽东看到，香港是英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象征。在这个范围内，美国和英国在对华政策上也就存有矛盾。中国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比收回来好，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大有用处。就这样，香港成了新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瞭望塔、气象台和桥头堡，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跳板。
当时，毛泽东在香港问题上所采取的上述政策，曾受到国际上一些共产党的批评。他们认为中国对帝国主义的态度过于软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然会允许殖民统治的存在。毛泽东回应说：“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
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毛泽东 1963年8月9日同索马里总理舍马克的谈话，《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249—250页。）
正是因为有毛泽东这样的战略决策，新中国成立不久，英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与新中国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也正因为有毛泽东这样的战略决策，当西方国家跟随美国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时，中国能够通过香港这一特殊管道，进口石油化工等重要战略物资。而到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在陆上的进出口通道完全被封闭之时，香港更几乎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在此期间，香港不仅对祖国内地的经济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功不可没，它本身也因此而获得快速发展，很快成长为“亚洲四小龙”之一。XLW
对于香港，邓小平并不陌生。据有关史料记载，邓小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先后5次到过香港。
在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上，邓小平展露过自己杰出的才能。协助毛泽东解决西藏问题得到的经验，为邓小平以后独立地领导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以及促进台湾回归的进程，都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建国后，邓小平参加和领导了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渐渐地，邓小平在外交方面的卓越才华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认为邓小平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完全能胜任自己所期待的收回香港的历史重托。
希思首次访华的那一年，是中英两国领袖人物关于香港问题的第一次正面接触，他们在事实上已经粗线条地勾勒出了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圆满解决的美好前景：“香港在1997年应该有一个平稳的交接。”这一年，邓小平已年迈70岁，祖国统一的大任已历史性地落在这位古稀老人的肩上。
谁在担心香港“九七”前途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百废待兴，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对于“国家统一”问题的第一个思想兴奋点是台湾问题，而非时机不成熟的香港问题，因为当时已经开始的太平洋的“大两岸关系”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为台湾海峡的“小两岸关系”的突破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因此，在1978年中美两国建交谈判的过程中，邓小平开始集中精力思考如何根据“台湾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随后，他就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式高密度地发表谈话，阐释其新的思考“尊重台湾的现实”。
1978年4月，受邓小平委托，刚刚被“解放”的、在“文革”前就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港澳事务负责人的廖承志，主持召开中国新时期第一次中共中央港澳工作会议。会议进行了近1个月，重点是清肃“文革”的“左”倾错误对于港澳工作的冲击和消极影响。
8月，中共中央正式作出港澳工作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工作都要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不能照搬照套内地做法的党内指示，并决定成立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以廖承志为主任的港澳事务办公室作为其办事机构。港澳办公室一成立，廖承志就利用一次会见香港出版界参观团的机会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于解决香港问题的慎重态度，他说：“香港的现状，看来要维持相当长的时期。香港问题，将来可以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但是绝不是短期内的事。这就要肯定两条，一是现在不可能用任何其他方式，比如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香港问题；二是承认香港同胞是在英国统治下，香港和内地是两种不同的制度，这在短期内是不可改变的。”
根据1898年中英两国签订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规定，新界99年的租期1997年6月30日届满。由于香港自开埠以来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三部分已经逐步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即使以英国方面一直坚持的“三个条约有效论”的强盗逻辑，1997年以后的香港，英国的殖民统治也丧失了所谓的“合法性”，必须淡出。
在香港，一般人是不会对前途担心的，然而，对于准备向香港投资的中外大财东们， 1997却是个很近的年份。特别是人们最热衷的土地投资，虽然利润极大，却是一项长期性投资。对他们来说，一二十年是个很短的时间。所以，1997这个年限已经对他们的投资行为造成了巨大的限制，迫使他们把资金只投向短期项目，对那些投资大、周期长的项目则不敢问津。
英国方面提心，如果九七香港走向易帜的不归路，将不仅仅意味着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奇迹“香港现象”消失，而且其“毁灭性的灾难”将波及英国本土，“香港难民”就是一个无法释怀的梦魇英国政府对于将会有大批非白人移民涌入感到畏惧异常，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香港的混乱将使大量的香港华人涌入英国。尽管早在1962年的英联邦移民法案已经剥夺了香港英籍护照人士进入英国本土的权利，但是在“危机时期”，他们却有充足的理由进入英国。因此，英国政府为了维护“大英帝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尊严，希望英国的殖民统治能够在香港过九七而不辍，至少可以某种特殊方式继续存在。
1978年12月，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访问香港。李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正式访问香港的第一位部级官员。
在总督府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李强对香港大实业家们说，希望他们“帮助加快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计划”。李强还向世界银行家们宣布，中国“需要几百亿美元的外汇来支持实现现代化计划，香港在这方面会发挥作用的”。
李强访问香港，是两地关系非常密切的象征。为了促进这种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李强在总督府午宴上邀请港督麦理浩访问北京。返回北京后，李强又向港督发出正式邀请书。
英国方面是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准备就香港九七前途问题与中国方面进行外交交涉的。将中英两国冰封的历史遗留问题解冻，英国人非常清楚此乃“冒险的赌博”，其结果不可预测，但是他们没有选择。中国外贸部长对香港总督的邀请，可以说是个天赐良机。英国政府不会错过机会。它要抓住时机，让总督麦理浩试探中国领导人对1997的态度。
1979年初，英国外交部研究了麦理浩访京的安排。经过左思右想，智囊们终于提出一条计策：麦理浩访问北京时不直接试探中国领导人对香港前途问题的态度，而仅仅提出“新界”的土地租期问题，也就是只提出一个商业性技术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并强调英国此时不想谈1997年之后英国的管治问题，而只是试图从香港的利益出发来促进对其长期的投资。
麦理浩还建议，可以设法使中国领导人不再提1997这个租借到期日，比如对有关土地的租约问题，劝中国领导人同意用“在英国管治这个地区的期限内有效”的声明，来代替1997年香港土地租约的到期日其目的是要使香港继续置于英国人的管治之下。
“九七”回归不容置疑
1979年3月24日，麦理浩离开香港，当日抵达广州。随行的有港督夫人、港督政治顾问魏德巍(即以后的港督卫奕信)和行政局的简悦强。他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首位正式来访的香港总督。
当晚，中方以广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为麦理浩一行举行了欢迎宴会。这次宴会的规模尽管不大，但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习仲勋、广州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杨尚昆等重要人物都到场了，而且对港督表现出发自内心的热情。
在广州期间，麦理浩与中方商量了有关早日开通穗港直通列车等事宜。26日傍晚，麦理浩一行乘坐中方安排的飞机离开广州，直飞北京。
在北京的前两天，麦理浩的活动包括会见港澳办公室主任廖承志、外交部长黄华、宴请中国外贸部部长李强等。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举行了欢迎港督的宴会。
3月28日晚，中方通知，次日邓小平副总理将会见港督，并希望他在会见时不要向邓小平提出1997香港问题。
在没有见到邓小平之前，麦理浩的脑子里早就装满了关于这位传奇式人物的轶闻。在他的想像中，这位在中共党内曾被打倒3次、又复出3次的人物一定有着钢铁般的意志。
会见之前，麦理浩已暗下决心，一定要向邓小平当面提出1997香港问题。
第二天上午10时，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麦理浩一行，李强和港澳办公室主任廖承志也在场陪同。
趁双方寒暄之机，麦理浩打量起眼前的邓小平来：身着灰色中山装，精神矍铄，步履平稳、不缓不急，说起话来声音洪亮有余，看上去非常健康，全然不像75岁的老人。
出乎港督意料的是，寒暄之后，邓小平就直截了当地谈起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态度。他说：“我知道，人们开始担心香港将来的前途和地位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一贯的立场。你们在座的各位先生都很清楚。我们历来认为，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人们担心，到1997年新界问题会出现。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怎么办，到1997年还有18年，18年时间并不长。我们可以到那时再根据具体情况来讨论商谈怎样从政治上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前提是：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
慢慢地，麦理浩先前那种局促不安的感觉消失了。邓小平语调平和舒缓，手势亲切活跃，眼睛里还不时闪出一丝愉快的笑意，这一切都使麦理浩觉得自己是在同一个智慧老人谈话。
同时，邓小平也明确表态：“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到那时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现在人们担心的是继续投资靠不靠得住。这一点，中国政府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告诉英国政府，即使那时作出某种政治解决也不会伤害继续投资人的利益。你们知道我们解决澳门问题的立场，我们没有立即收回澳门，我们也没有直接提出这个问题。你们也知道我们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中国政府多次声明台湾回归祖国的方式。
我们始终考虑到台湾的特殊地位，不改变那里的社会制度，不影响那里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作为一个特殊问题来处理。只要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可以拥有广泛的自治权，拥有自卫武装力量。当然不能有两个中国，也不能有一个半中国。
我们对台湾、对香港、对澳门的立场就是这样。这不是现在才有的政策，是继续了相当长时间的政策。我们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政策？道理很简单，我们需要。我们保持这样的政策，采取这样的立场，有利于中国本身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
看到邓小平谈兴正浓，麦理浩终于耐不住心头的躁动：“副总理先生刚才谈到香港的未来问题。这一点你讲得很清楚，我也明白，但这个问题将来最终要由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来解决。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不能等到将来解决。这就是允许一些私人在新界租地的问题。
现在申请人每年多到上万，每月也有成百人。我们颁布的契约都必须写明有效期限是1997年6月以前。……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影响对这一地区的投资。……我也在考虑一些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这个办法必须同中国对香港问题的立场不发生矛盾。我想了一个很简单的解决办法……我建议把原来契约上写的有效期限‘1997年’去掉，改为只要新界仍在英国管治之下，契约依然有效。这同中国的立场并不矛盾。”
邓小平用略显诧异的目光瞥了一眼麦理浩，便毫不犹豫地说：“在土地租约问题上，不管用什么措辞，必须避免提到‘英国管治’的字眼。”邓小平告诫麦理浩不要幻想中国方面会改变对于香港问题的一贯立场，虽然“中国还没有具体决定将于何时重新对香港行使主权，可能是1997年以前，也可能是下个世纪。
然而，作出决定的应该是中国”。他希望英国方面高度重视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关于澳门问题当然也包括香港问题“制度不变”的“新思维”，把注意力放在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道共同维护香港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上。麦理浩一时间无言以对。
一阵难堪的沉寂之后，麦理浩轻咳了一声：“1997年的逼近，使英国只能批出日益缩短的土地契约，‘新界’的投资者因而遇到了很大的问题。”麦理浩并不死心，继续提出英国的方案。他说，虽然邓副总理的保证值得欢迎，但这并没有解除人们由于土地租期日益缩短而产生的忧虑，要消除这种忧虑，就得消除1997这个截止期限。
面对港督的再次挑战，邓小平作了更加深思熟虑和字斟句酌的回答。他说：“我可以明确地说，中国政府的立场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说清楚一点，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的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到1997年香港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会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
我们现在并没有收回澳门。对香港也是如此，因为到1997年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无非一个是收回，一个是保持现状。不管哪种政治解决，都不影响投资者的利益。”邓小平希望麦理浩鼓励香港的商人到中国内地投资，特别是要帮助即将成为经济特区的深圳的发展，“深圳和香港将有很多的交流”。
请香港投资人放心
麦理浩问邓小平深圳和香港之间的“边界”是否会消失，邓小平回答说：“不会，深圳和资本主义之间必须要有一个边界。但香港的资本主义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可以并存至下一个世纪。”
会见结束前，麦理浩问邓小平：“我回香港以后对香港人怎么说？”邓小平一句话总结：“请你回去转告香港的投资者，让他们放心好了。”
麦理浩与邓小平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虽然英方没达到预期目标，但至少从邓小平的谈话中得到了中国政府关于香港经济前途的极其重要的保证。
4月4日，麦理浩一行乘坐第一班穗港直通客车从广州返回香港。从此以后，穗港直通列车正式启用，每日对开两班。这也算是麦理浩此次访华所取得的成果之一。
列车在飞驰，距离香港越来越近，麦理浩的心情也越来越复杂，总觉得自己还是有一种打败仗的感觉。不过，港督麦理浩访问北京带回去的有关“请香港投资人放心”的讯息，在香港引起了良好的反应。各报迅速以头版头条报道麦理浩访华的结果，中外投资者的信心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