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2日，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宏胜饮料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宗馥莉父女在杭州联袂出席风云浙商颁奖晚会。
宗庆后一生在公众眼中始终以“原配施幼珍+独生女宗馥莉”的朴素家庭形象示人。然而，2025年爆发的一场遗产诉讼，首次揭开了这位“布鞋首富”隐秘二十余年的家族秘密。三名成年子女宗继昌、宗婕莉、宗继盛突然现身争夺遗产，声称是宗庆后的非婚生子女，并均持有美国护照。原告已向法院提交宗继昌198 9年的杭州出生证明，并申请调取宗庆后生前血液样本进行DNA鉴定，以法律程序正式确认亲子关系。
三名子女长年旅居海外，未参与过宗庆后的公开家庭生活，甚至在宗庆后2024年去世的追悼会上也未露面。他们在职业选择上也与宗馥莉截然不同：长子宗继昌从事金融投资，宗婕莉经营跨境电商业务，宗继盛则投身科技创业。这与宗馥莉长期在娃哈哈内部进行实业历练的背景形成强烈反差，凸显家族内部潜在的价值观分歧与财富分配的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三人的母亲杜建英早年曾是娃哈哈创始期的核心高管之一，比宗庆后小21岁，担任集团党委书记兼总经理办公室主任，主导过海外业务。她曾陪同年幼的宗馥莉到美国留学，此后的数十年间，她持续与宗庆后保持秘密关系，并通过参股及投资多家企业、创立“三捷投资”等方式，逐步渗透至宗氏家族商业版图深处，与娃哈哈集团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联。
现今，这一纸诉讼将宗氏家族的内部矛盾彻底暴露在公众面前。
身后财富安排有重大漏洞
宗庆后在世时显然试图对境内外资产分别作出安排，但他的财富传承设计却留下了难以弥合的漏洞。本次争产风波的核心集中在一笔高达21亿美元的离岸信托和宗庆后遗嘱的效力认定上。
本次诉讼的原告方声称，早在2003年宗庆后便口头指示财务团队在香港汇丰银行设立家族信托，为三名非婚生子女各预留7亿美元的资产份额，资金来源于娃哈哈集团日后的利润分红。据法律文件披露，截至2024年初该离岸账户实际存入约18亿美元，尚有约3亿美元承诺款未到位。
更令三位子女警惕的是资金流向：文件显示2024年5月时该账户曾有约110万美元款项被转出。他们怀疑这是宗馥莉在未通知受益人的情况下擅自挪用信托资产，随即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禁制令，要求冻结宗馥莉对该账户的处置权，并追讨资金转移造成的损失。
宗馥莉一方则予以坚决反击，不认可原告提供的信托证据，强调自己“从未收到父亲有关设立信托的任何指示”。其代理律师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8条抗辩称：“设立信托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据此质疑原告仅凭转账记录和口头承诺主张信托成立的法律效力。
确实，目前原告提交的证据包括银行转账记录、宗庆后生前录音和助手证言等，但缺乏宗庆后本人签署的正式信托契约。这意味着即便21亿美元信托承诺确有其事，若无书面文件，按照中国内地信托法可能难以认定其法律效力。
更微妙的是，双方对这笔离岸资产的性质认定存在巨大分歧。原告坚持信托资产属于三名子女的应得财产；而宗馥莉方面则辩称，该汇丰账户资金实际上是娃哈哈集团用于拓展东南亚市场的储备金——例如转出的110万美元是支付越南工厂设备尾款，有合同和发票为证。换言之，宗馥莉主张这笔钱属于公司经营资金而非家族信托财产。这一说法若为真，无疑进一步模糊了家族财富与企业资产的界限：一笔资金究竟是父亲留给子女的个人财富，还是企业海外业务预算，两种截然不同的属性使法律定性更加复杂。
除了信托纠纷，宗庆后留下的境外遗嘱也成为另一个焦点。宗馥莉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宗庆后2020年签署的遗嘱副本，声称父亲已在其中明确将其境外全部资产留给她一人继承，其余子女不得主张任何权利。若此遗嘱有效，宗馥莉对18亿美元海外资产的独占就有了表面上的法律依据。
然而，原告方很快指出该遗嘱存在程序瑕疵：首先，遗嘱见证人均为娃哈哈集团高管（包括宗庆后生前的副总裁和财务总监），无任何家族成员签名，在继承法上可能被视为与遗产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而影响遗嘱效力。其次，这份遗嘱仅涉及境外资产，对宗庆后在娃哈哈集团的境内股权（约占集团29.4%）并未作安排。
2013年3月2日，宗庆后在北京接受采访。
事实上，宗庆后生前并未将这部分股权装入任何家族信托或代持安排，而是直接以个人名义持有。这就使得宗庆后去世后，这一部分股权依据法律进入法定继承程序，从而引发了原告在杭州提起的股权确认诉讼。三名非婚生子女请求法院确认他们有权按法定继承份额分割宗庆后在娃哈哈集团的29.4%股权。按目前估值，这部分股权价值超过200亿元人民币。倘若他们胜诉，宗馥莉在娃哈哈的股权和控制权将被实质性稀释，公司原有由国资–职工持股–宗氏家族三方制衡的格局将被打破，家族内部势必上演新一轮控制权之争。
对于杭州股权诉讼，宗馥莉同样做好了攻防准备。其律师团队主张，宗庆后生前已通过离岸公司和家族信托完成资产隔离，他直接持有的娃哈哈股权事实上均已登记在原配施幼珍名下，因此三名非婚生子女无权要求继承。如果这一说法成立，意味着宗庆后可能有意将股份提前转予配偶，从而架空其他子女对核心产业的法律继承权。当然，这一抗辩有待法院调查股权登记的实际情况予以佐证。
目前，杭州中院已受理该案（案号(2025)浙01民初123号），香港高院方面也表示将等待内地对股权性质的认定，以避免两地判决冲突。显然，信托与遗嘱这两道防线的先天不足，为宗氏遗产之争埋下了隐患：口头信托缺乏法律支撑，书面遗嘱又程序存疑，留下财富“真空地带”，给争产纠纷埋下了伏笔。
制度与人性的博弈
宗庆后家族风波表面上是一起特殊的豪门遗产争夺，但深层次折射出中国家族企业传承中普遍存在的痛点——传统文化与现代制度的冲突、人情逻辑与法律规则的博弈。
宗庆后一向倡导“家文化”的企业治理理念，强调企业内部如家庭般和睦共处。然而这种家长制色彩浓厚的管理模式在传承问题上却暴露出盲区：过于依赖创始人个人权威与临场决策，缺乏透明的制度化传承机制。
宗庆后一生经营低调，将私生活严格地与公众形象切割开来，这也导致非婚生子女的问题被长期掩盖，没有在生前通过正式途径妥善解决。在宗庆后离世仅仅17个月后，其苦心营造的“家文化”大厦便因血缘真相的炮火出现裂痕，这无疑给类似奉行人治思维的家族企业敲响警钟：再强势的家长，也无法用默契与口头承诺取代明文的法律安排。
此外，中国传统观念中对非婚生子女讳莫如深，一些企业家出于颜面或家庭和睦考虑，倾向于在世时隐瞒“小字辈”的存在，以期通过私下补偿来平衡。然而法律并不承认所谓“私下承诺”，反而要求继承中的身份关系和财产权利必须光明正大地被确认。宗庆后生前或许认为自己可以扮演封建大家长，在明面上由嫡女掌产业、暗地里让庶出子女享富贵。但当他突然离世，这些未明示于法律文件的安排瞬间失效，后人只能对簿公堂，将人情账交由冰冷的法律来清算。
宗氏遗产案的另一个突出矛盾在于家族资产与企业资产的界限混淆不清。这在许多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中具有普遍性：创始人往往既是企业最高决策人，又是绝对控股股东，个人财富与公司资源高度一体。在宗庆后案中，原本声称属于家族信托的汇丰账户资金，被宗馥莉一方视为公司海外业务备用金；宗庆后在集团的股权，也可能早已转至妻子名下以规避法律继承。这种种做法虽然在创始人在世时维持了家族对企业的强控制力，但在传承阶段却带来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到底哪些财产是公司的，哪些是宗庆后个人的？哪些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哪些属于他立遗嘱自由处分的个人财产？当家族内部出现分歧时，这些模糊地带都会成为争议焦点，增加法院裁决的难度和纠纷解决的成本。
从法律条文来看，宗庆后非婚生子女主张权利有着明确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71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在继承方面法律上并不歧视非婚生子。因此，一旦宗继昌等三人的亲子关系经过DNA鉴定确认，他们理论上享有与宗馥莉相同的继承份额。但现实操作中，非婚生子女要真正平等继承往往面临诸多障碍。首先是证据门槛，他们必须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与被继承人的亲子关系（幸而本案有出生证及可供DNA鉴定的血样）；其次，如果被继承人留下了遗嘱而未提及他们，则需证明遗嘱无效或不公正才能打破遗嘱对法定继承的优先效力。宗庆后的遗嘱将境外资产全数留给宗馥莉，显然未考虑另外三名子女的份额，这使得他们必须从程序和证据上双重挑战遗嘱的合法性，难度不小。
2020年11月24日，宗馥莉在杭州出席一个论坛活动时进行演讲。
更为棘手的是，本案横跨大陆和香港两地，涉及跨境法律冲突。香港属普通法系，对于信托的判定和遗产分配有自己的原则；内地则依据民法典和信托法，强调书面要件和法定继承顺位。当前，香港法院主要审理信托资产冻结与否的问题，内地法院则审理股权继承确权问题。两地判决结果未必一致，甚至可能相互矛盾。
例如，香港法院可能认可某种形式的信托或和解安排，而内地法院根据法定继承原则做出不同认定。由于家事案件判决在不同法域之间的承认和执行存在局限，这场遗产拉锯战注定旷日持久。
有法律人士分析指出，若香港裁定支持冻结信托资产，而内地最终判决宗庆后股权归宗馥莉一人，则宗馥莉可能出现“人在内地拿到股权、在香港却动不了账户资金”的窘境，反之亦然。跨境法律适用的不协调，成为现代家族企业全球化背景下传承的新课题。
财富传承需要阳光下的制度
宗庆后家族纷争在商界引发轩然大波，也给其他中国富豪和家族企业敲响警钟。总结这场昂贵的继承乱局，可以得到以下三大方面的启示：
第一，提前规划，透明沟通。家族企业传承宜早不宜迟，切忌讳言生死、讳言纷争。建立正式的“家族宪法”或协议，提前明确资产分配原则和各继承人权益，是避免日后纠纷的上策。例如香港富豪李嘉诚早在20年前就启动了传承部署，采用家族信托将资产分为不同部分，由长子接班企业、次子获得巨额现金，甚至将三分之一信托收益权捐作公益基金，以实现平衡。
李嘉诚在世时便公开自己的分家安排，并曾直言“用生前分家来传承，而不是等我走后下一代用诉讼来分家”，其用意正是为了让两个儿子“以后还能做好兄弟”。
相较之下，许多内地企业家讳莫如深，等到年近耄耋甚至身患重症才仓促交棒，往往为时已晚。据贝恩咨询统计，中国60岁以上的企业家中超过70%尚未完成接班规划。宗庆后便是典型案例：78岁高龄仍日理万机，直至病榻之上才匆忙立下遗嘱、交接权力，既无公开的家族协议，也未能对非婚生子女的身份和财产份额做任何法律上的确认。这样的传承滞后令局面极度被动。
因此，企业家应放下“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包袱，在健康时及早召集家族成员沟通继承安排，并通过公证遗嘱、法律文件将各方共识固定下来。同时注意见证人的选择，尽量避免让有利害关系的公司高管作遗嘱见证人，以免留下程序漏洞和质疑空间。
第二，善用法律工具，完善架构。现代财富传承已有多种成熟的法律和金融工具，合理运用可起到隔离风险、降低纷争的效果。首先，考虑设立离岸信托和境内家族信托相结合的架构，将境外金融资产与境内股权分别托管。一份合法有效的书面信托文件，比起口头承诺要可靠得多。
例如李嘉诚家族通过层层信托安排，确保长和系商业帝国的控制权不因分产而旁落，同时让所有家庭成员以信托受益人身份分享财富，被誉为“教科书级”的华人家族信托案例。又如马云在阿里巴巴和蚂蚁集团的股权设计中，通过员工持股平台、有限合伙企业等复杂架构，实现了自身仅持股不到10%却间接控制蚂蚁集团逾50%表决权的效果。这类精妙的股权安排使得即便个人股权有变，实际控制权仍可稳如磐石，从而避免外界干扰或内部争夺。
当然，复杂架构需要专业团队操作，建议借助家族办公室、信托机构和法律顾问的力量，量身定制方案。其次，在企业治理层面，适时引入职业经理人也是家族传承的有益补充。
中国家电巨头美的集团的创始人何享健就是一个成功范例：他未将公司经营权交给自己三个子女，而是在2012年大胆传贤予职业经理人方洪波，由其接任董事长全面执掌美的集团。何享健家族则通过持股和董事会监督等方式掌握大方向，不干预日常经营。这种“去家族化”管理模式不仅保证了企业的长青发展，也有效规避了子女不和甚至内斗对企业带来的冲击。对于像宗庆后这样只有独女且独女也在企业任职的情况，也可以考虑在父辈晚年逐步扩大家族外管理层的权责，引入外部董事或信赖的高管共同管理过渡，以降低权力交接时的阵痛。
第三，法律与伦理并重，正视隐性继承人。企业家在处理家事时，既要遵循法律规则，也应顾及道德伦理。若存在非婚生子女或多房复杂家庭结构，更需要提前正视和承认这些继承人的身份，以免身后发生失控局面。
杜建英。来源：杭州浙江大学校友会官微
本案中，宗庆后生前显然没有以正式方式承认杜建英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遗嘱中甚至只字未提，导致他们只能通过诉讼来自证血缘、伸张权利。这提醒其他富豪：隐瞒不是办法，回避不能解决问题。与其让后代对簿公堂，不如在自己有生之年妥善安排。
例如，可以选择在遗嘱或信托文件中明确列明每个子女（不论婚生或非婚生）的继承份额，或通过生前赠与、保险受益等方式给予相应保障。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创始人完全可以在生前自由处分部分财产用于照顾非婚生子女，以换取他们对核心产业继承权的放弃。这类安排需在专业律师见证下进行，确保符合法律形式要求且防范被日后翻供。一旦所有继承人对分配方案知情并基本认可，日后纷争就会大大减少。
归根结底，用法律手段解决伦理问题，是现代法治社会对家族财富传承的基本要求。正如业内人士所言：“血缘可以秘密延续，但财富传承永远需要阳光下的制度”。只有把家族内部的潜在问题摆上台面，在阳光下以制度方式加以解决，才能真正消弭隐患，维护企业和家族的长远利益。
财富传承体现企业家的境界
回顾宗庆后的一生，可谓成就辉煌又矛盾丛生。一方面，他白手起家创立娃哈哈，从上世纪80年代一个借款14万起步的小作坊，发展成营收上千亿、产品畅销全国的饮料帝国。作为实业家，他坚持“四不原则”——不上市、不贷款、不设副总、不做房地产，被媒体誉为清流企业家。他本人生活简朴，每年生活费不超5万元、办公室几十年如一间小屋，因常年脚蹬布鞋而得绰号“布鞋首富”。宗庆后曾三度荣登中国首富宝座，其实业报国的形象深入人心。
然而另一方面，这位看似传统持重的企业家，在家庭关系上却存在巨大的反差与隐患。公众原本相信他与发妻相守一生、家庭和睦单纯，直到遗产纠纷将另一幕人生揭露在阳光下，人们才发现连宗庆后这样备受尊敬的商业领袖也有不为人知的私密生活与人性挣扎。正如有观察人士感叹的：“宗庆后私生子女事件给整个商业世界敲响了警钟，它提醒我们企业家不仅是财富创造者，更是社会价值观的引领者”。企业家光环背后也是常人，有七情六欲和凡俗困扰；但其一举一动，尤其在传承方面的选择，往往具有放大的社会示范效应。如何处理好财富与伦理的关系，考验着企业家的境界，也影响着公众对企业乃至商业环境的信任。
宗庆后在传承问题上的滞后和失误，为后人提供了一堂生动的反面教材。首先，他对接班人的培养和交接显得过于迟缓。即使年逾古稀仍恋战于一线，将大权始终紧握，这固然体现了企业家鞠躬尽瘁的精神，却也导致企业缺乏制度化传承安排。宗庆后突然去世时，企业管理层和家族成员实际上并未做好充分准备，一系列重大决策（如宗馥莉的继任、遗嘱的订立）都是仓促间完成。
在宗庆后离世半年内，宗馥莉即遭遇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多重挑战：匿名举报、经销商倒戈、亲叔叔另立品牌分羹等。这一方面说明宗庆后生前未能彻底服众、安排稳妥，另一方面也是对“家文化”模式缺乏应变力的警示。当创始人不在，公司容易陷入群龙无首或内耗的困境。反观那些有序传承的案例，往往都是创始人提前几年甚至十几年逐步放权、培养接班团队，传承规划越早越好。宗庆后无疑在这方面失之于晚。
更深层的教训在于代际理念的断层。宗庆后本人恪守实业报国、不碰资本市场的信条，而他的独女宗馥莉也深受父亲影响，坚持娃哈哈“不上市”的传统。然而宗庆后的非婚生子女们从成长环境到价值观都已“出圈”，他们的事业领域——金融投资、跨境电商、科技创业——天然更加倾向资本市场和全球化运作。可以说，宗庆后与这三名子女在经济理念上存在明显的代际鸿沟：一方重视企业稳健经营和自主控制，另一方更追求资本化带来的迅速增值与全球视野。这种理念冲突在宗庆后生前可能被权威所掩盖，但他身后却猛烈地爆发出来，成为争产案背后不可忽视的因素。
代际之间缺乏沟通和理解，使得财富分配问题上更难达成共识。血缘有隔阂，理念不兼容，最终撕裂了宗氏家族。由此可见，家族企业在传承中不仅是财富与权力的交接，更是价值观和企业愿景的对接。如果上一代和下一代在战略方向和信念上南辕北辙，即使形式上完成了股权和职位的交棒，企业未来依然充满变数。
不得不说，宗庆后的传奇人生在晚景蒙上了一层悲情色彩。作为商业巨擘，他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但在财富传承上，他却未能及早做好功课，导致“一世英雄，末路翻船”。
这场遗产风波也许将倒逼更多的中国企业家正视传承问题，加速从“人治”走向“法治”。财富的延续不仅是资产的传递，更是价值观与制度的胜利。
宗庆后家族的纷争警示我们：只有将家族事务纳入法律和制度的轨道，在阳光下理性安排，才能实现企业长青基业长青，真正把家业变成“富过三代”的常青树。正如有人所言，中国民营企业史上最昂贵的一堂继承课已经开讲，其启示将长期铭记在无数创业家心中——血缘可以暗流涌动，但财富传承必须在阳光下进行。相信宗氏风波之后，会有更多的家族企业开始反思并调整传承策略，让“父传子承”的中式路径融入现代治理理念，走向更成熟稳健的未来。
（作者系北大汇丰商学院智库世界经济副研究员）
2017年1月12日，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宏胜饮料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宗馥莉父女在杭州联袂出席风云浙商颁奖晚会。
宗庆后一生在公众眼中始终以“原配施幼珍+独生女宗馥莉”的朴素家庭形象示人。然而，2025年爆发的一场遗产诉讼，首次揭开了这位“布鞋首富”隐秘二十余年的家族秘密。三名成年子女宗继昌、宗婕莉、宗继盛突然现身争夺遗产，声称是宗庆后的非婚生子女，并均持有美国护照。原告已向法院提交宗继昌198 9年的杭州出生证明，并申请调取宗庆后生前血液样本进行DNA鉴定，以法律程序正式确认亲子关系。
三名子女长年旅居海外，未参与过宗庆后的公开家庭生活，甚至在宗庆后2024年去世的追悼会上也未露面。他们在职业选择上也与宗馥莉截然不同：长子宗继昌从事金融投资，宗婕莉经营跨境电商业务，宗继盛则投身科技创业。这与宗馥莉长期在娃哈哈内部进行实业历练的背景形成强烈反差，凸显家族内部潜在的价值观分歧与财富分配的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三人的母亲杜建英早年曾是娃哈哈创始期的核心高管之一，比宗庆后小21岁，担任集团党委书记兼总经理办公室主任，主导过海外业务。她曾陪同年幼的宗馥莉到美国留学，此后的数十年间，她持续与宗庆后保持秘密关系，并通过参股及投资多家企业、创立“三捷投资”等方式，逐步渗透至宗氏家族商业版图深处，与娃哈哈集团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联。
现今，这一纸诉讼将宗氏家族的内部矛盾彻底暴露在公众面前。
身后财富安排有重大漏洞
宗庆后在世时显然试图对境内外资产分别作出安排，但他的财富传承设计却留下了难以弥合的漏洞。本次争产风波的核心集中在一笔高达21亿美元的离岸信托和宗庆后遗嘱的效力认定上。
本次诉讼的原告方声称，早在2003年宗庆后便口头指示财务团队在香港汇丰银行设立家族信托，为三名非婚生子女各预留7亿美元的资产份额，资金来源于娃哈哈集团日后的利润分红。据法律文件披露，截至2024年初该离岸账户实际存入约18亿美元，尚有约3亿美元承诺款未到位。
更令三位子女警惕的是资金流向：文件显示2024年5月时该账户曾有约110万美元款项被转出。他们怀疑这是宗馥莉在未通知受益人的情况下擅自挪用信托资产，随即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禁制令，要求冻结宗馥莉对该账户的处置权，并追讨资金转移造成的损失。
宗馥莉一方则予以坚决反击，不认可原告提供的信托证据，强调自己“从未收到父亲有关设立信托的任何指示”。其代理律师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8条抗辩称：“设立信托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据此质疑原告仅凭转账记录和口头承诺主张信托成立的法律效力。
确实，目前原告提交的证据包括银行转账记录、宗庆后生前录音和助手证言等，但缺乏宗庆后本人签署的正式信托契约。这意味着即便21亿美元信托承诺确有其事，若无书面文件，按照中国内地信托法可能难以认定其法律效力。
更微妙的是，双方对这笔离岸资产的性质认定存在巨大分歧。原告坚持信托资产属于三名子女的应得财产；而宗馥莉方面则辩称，该汇丰账户资金实际上是娃哈哈集团用于拓展东南亚市场的储备金——例如转出的110万美元是支付越南工厂设备尾款，有合同和发票为证。换言之，宗馥莉主张这笔钱属于公司经营资金而非家族信托财产。这一说法若为真，无疑进一步模糊了家族财富与企业资产的界限：一笔资金究竟是父亲留给子女的个人财富，还是企业海外业务预算，两种截然不同的属性使法律定性更加复杂。
除了信托纠纷，宗庆后留下的境外遗嘱也成为另一个焦点。宗馥莉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宗庆后2020年签署的遗嘱副本，声称父亲已在其中明确将其境外全部资产留给她一人继承，其余子女不得主张任何权利。若此遗嘱有效，宗馥莉对18亿美元海外资产的独占就有了表面上的法律依据。
然而，原告方很快指出该遗嘱存在程序瑕疵：首先，遗嘱见证人均为娃哈哈集团高管（包括宗庆后生前的副总裁和财务总监），无任何家族成员签名，在继承法上可能被视为与遗产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而影响遗嘱效力。其次，这份遗嘱仅涉及境外资产，对宗庆后在娃哈哈集团的境内股权（约占集团29.4%）并未作安排。
2013年3月2日，宗庆后在北京接受采访。
事实上，宗庆后生前并未将这部分股权装入任何家族信托或代持安排，而是直接以个人名义持有。这就使得宗庆后去世后，这一部分股权依据法律进入法定继承程序，从而引发了原告在杭州提起的股权确认诉讼。三名非婚生子女请求法院确认他们有权按法定继承份额分割宗庆后在娃哈哈集团的29.4%股权。按目前估值，这部分股权价值超过200亿元人民币。倘若他们胜诉，宗馥莉在娃哈哈的股权和控制权将被实质性稀释，公司原有由国资–职工持股–宗氏家族三方制衡的格局将被打破，家族内部势必上演新一轮控制权之争。
对于杭州股权诉讼，宗馥莉同样做好了攻防准备。其律师团队主张，宗庆后生前已通过离岸公司和家族信托完成资产隔离，他直接持有的娃哈哈股权事实上均已登记在原配施幼珍名下，因此三名非婚生子女无权要求继承。如果这一说法成立，意味着宗庆后可能有意将股份提前转予配偶，从而架空其他子女对核心产业的法律继承权。当然，这一抗辩有待法院调查股权登记的实际情况予以佐证。
目前，杭州中院已受理该案（案号(2025)浙01民初123号），香港高院方面也表示将等待内地对股权性质的认定，以避免两地判决冲突。显然，信托与遗嘱这两道防线的先天不足，为宗氏遗产之争埋下了隐患：口头信托缺乏法律支撑，书面遗嘱又程序存疑，留下财富“真空地带”，给争产纠纷埋下了伏笔。
制度与人性的博弈
宗庆后家族风波表面上是一起特殊的豪门遗产争夺，但深层次折射出中国家族企业传承中普遍存在的痛点——传统文化与现代制度的冲突、人情逻辑与法律规则的博弈。
宗庆后一向倡导“家文化”的企业治理理念，强调企业内部如家庭般和睦共处。然而这种家长制色彩浓厚的管理模式在传承问题上却暴露出盲区：过于依赖创始人个人权威与临场决策，缺乏透明的制度化传承机制。
宗庆后一生经营低调，将私生活严格地与公众形象切割开来，这也导致非婚生子女的问题被长期掩盖，没有在生前通过正式途径妥善解决。在宗庆后离世仅仅17个月后，其苦心营造的“家文化”大厦便因血缘真相的炮火出现裂痕，这无疑给类似奉行人治思维的家族企业敲响警钟：再强势的家长，也无法用默契与口头承诺取代明文的法律安排。
此外，中国传统观念中对非婚生子女讳莫如深，一些企业家出于颜面或家庭和睦考虑，倾向于在世时隐瞒“小字辈”的存在，以期通过私下补偿来平衡。然而法律并不承认所谓“私下承诺”，反而要求继承中的身份关系和财产权利必须光明正大地被确认。宗庆后生前或许认为自己可以扮演封建大家长，在明面上由嫡女掌产业、暗地里让庶出子女享富贵。但当他突然离世，这些未明示于法律文件的安排瞬间失效，后人只能对簿公堂，将人情账交由冰冷的法律来清算。
宗氏遗产案的另一个突出矛盾在于家族资产与企业资产的界限混淆不清。这在许多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中具有普遍性：创始人往往既是企业最高决策人，又是绝对控股股东，个人财富与公司资源高度一体。在宗庆后案中，原本声称属于家族信托的汇丰账户资金，被宗馥莉一方视为公司海外业务备用金；宗庆后在集团的股权，也可能早已转至妻子名下以规避法律继承。这种种做法虽然在创始人在世时维持了家族对企业的强控制力，但在传承阶段却带来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到底哪些财产是公司的，哪些是宗庆后个人的？哪些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哪些属于他立遗嘱自由处分的个人财产？当家族内部出现分歧时，这些模糊地带都会成为争议焦点，增加法院裁决的难度和纠纷解决的成本。
从法律条文来看，宗庆后非婚生子女主张权利有着明确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71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在继承方面法律上并不歧视非婚生子。因此，一旦宗继昌等三人的亲子关系经过DNA鉴定确认，他们理论上享有与宗馥莉相同的继承份额。但现实操作中，非婚生子女要真正平等继承往往面临诸多障碍。首先是证据门槛，他们必须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与被继承人的亲子关系（幸而本案有出生证及可供DNA鉴定的血样）；其次，如果被继承人留下了遗嘱而未提及他们，则需证明遗嘱无效或不公正才能打破遗嘱对法定继承的优先效力。宗庆后的遗嘱将境外资产全数留给宗馥莉，显然未考虑另外三名子女的份额，这使得他们必须从程序和证据上双重挑战遗嘱的合法性，难度不小。
2020年11月24日，宗馥莉在杭州出席一个论坛活动时进行演讲。
更为棘手的是，本案横跨大陆和香港两地，涉及跨境法律冲突。香港属普通法系，对于信托的判定和遗产分配有自己的原则；内地则依据民法典和信托法，强调书面要件和法定继承顺位。当前，香港法院主要审理信托资产冻结与否的问题，内地法院则审理股权继承确权问题。两地判决结果未必一致，甚至可能相互矛盾。
例如，香港法院可能认可某种形式的信托或和解安排，而内地法院根据法定继承原则做出不同认定。由于家事案件判决在不同法域之间的承认和执行存在局限，这场遗产拉锯战注定旷日持久。
有法律人士分析指出，若香港裁定支持冻结信托资产，而内地最终判决宗庆后股权归宗馥莉一人，则宗馥莉可能出现“人在内地拿到股权、在香港却动不了账户资金”的窘境，反之亦然。跨境法律适用的不协调，成为现代家族企业全球化背景下传承的新课题。
财富传承需要阳光下的制度
宗庆后家族纷争在商界引发轩然大波，也给其他中国富豪和家族企业敲响警钟。总结这场昂贵的继承乱局，可以得到以下三大方面的启示：
第一，提前规划，透明沟通。家族企业传承宜早不宜迟，切忌讳言生死、讳言纷争。建立正式的“家族宪法”或协议，提前明确资产分配原则和各继承人权益，是避免日后纠纷的上策。例如香港富豪李嘉诚早在20年前就启动了传承部署，采用家族信托将资产分为不同部分，由长子接班企业、次子获得巨额现金，甚至将三分之一信托收益权捐作公益基金，以实现平衡。
李嘉诚在世时便公开自己的分家安排，并曾直言“用生前分家来传承，而不是等我走后下一代用诉讼来分家”，其用意正是为了让两个儿子“以后还能做好兄弟”。
相较之下，许多内地企业家讳莫如深，等到年近耄耋甚至身患重症才仓促交棒，往往为时已晚。据贝恩咨询统计，中国60岁以上的企业家中超过70%尚未完成接班规划。宗庆后便是典型案例：78岁高龄仍日理万机，直至病榻之上才匆忙立下遗嘱、交接权力，既无公开的家族协议，也未能对非婚生子女的身份和财产份额做任何法律上的确认。这样的传承滞后令局面极度被动。
因此，企业家应放下“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包袱，在健康时及早召集家族成员沟通继承安排，并通过公证遗嘱、法律文件将各方共识固定下来。同时注意见证人的选择，尽量避免让有利害关系的公司高管作遗嘱见证人，以免留下程序漏洞和质疑空间。
第二，善用法律工具，完善架构。现代财富传承已有多种成熟的法律和金融工具，合理运用可起到隔离风险、降低纷争的效果。首先，考虑设立离岸信托和境内家族信托相结合的架构，将境外金融资产与境内股权分别托管。一份合法有效的书面信托文件，比起口头承诺要可靠得多。
例如李嘉诚家族通过层层信托安排，确保长和系商业帝国的控制权不因分产而旁落，同时让所有家庭成员以信托受益人身份分享财富，被誉为“教科书级”的华人家族信托案例。又如马云在阿里巴巴和蚂蚁集团的股权设计中，通过员工持股平台、有限合伙企业等复杂架构，实现了自身仅持股不到10%却间接控制蚂蚁集团逾50%表决权的效果。这类精妙的股权安排使得即便个人股权有变，实际控制权仍可稳如磐石，从而避免外界干扰或内部争夺。
当然，复杂架构需要专业团队操作，建议借助家族办公室、信托机构和法律顾问的力量，量身定制方案。其次，在企业治理层面，适时引入职业经理人也是家族传承的有益补充。
中国家电巨头美的集团的创始人何享健就是一个成功范例：他未将公司经营权交给自己三个子女，而是在2012年大胆传贤予职业经理人方洪波，由其接任董事长全面执掌美的集团。何享健家族则通过持股和董事会监督等方式掌握大方向，不干预日常经营。这种“去家族化”管理模式不仅保证了企业的长青发展，也有效规避了子女不和甚至内斗对企业带来的冲击。对于像宗庆后这样只有独女且独女也在企业任职的情况，也可以考虑在父辈晚年逐步扩大家族外管理层的权责，引入外部董事或信赖的高管共同管理过渡，以降低权力交接时的阵痛。
第三，法律与伦理并重，正视隐性继承人。企业家在处理家事时，既要遵循法律规则，也应顾及道德伦理。若存在非婚生子女或多房复杂家庭结构，更需要提前正视和承认这些继承人的身份，以免身后发生失控局面。
杜建英。来源：杭州浙江大学校友会官微
本案中，宗庆后生前显然没有以正式方式承认杜建英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遗嘱中甚至只字未提，导致他们只能通过诉讼来自证血缘、伸张权利。这提醒其他富豪：隐瞒不是办法，回避不能解决问题。与其让后代对簿公堂，不如在自己有生之年妥善安排。
例如，可以选择在遗嘱或信托文件中明确列明每个子女（不论婚生或非婚生）的继承份额，或通过生前赠与、保险受益等方式给予相应保障。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创始人完全可以在生前自由处分部分财产用于照顾非婚生子女，以换取他们对核心产业继承权的放弃。这类安排需在专业律师见证下进行，确保符合法律形式要求且防范被日后翻供。一旦所有继承人对分配方案知情并基本认可，日后纷争就会大大减少。
归根结底，用法律手段解决伦理问题，是现代法治社会对家族财富传承的基本要求。正如业内人士所言：“血缘可以秘密延续，但财富传承永远需要阳光下的制度”。只有把家族内部的潜在问题摆上台面，在阳光下以制度方式加以解决，才能真正消弭隐患，维护企业和家族的长远利益。
财富传承体现企业家的境界
回顾宗庆后的一生，可谓成就辉煌又矛盾丛生。一方面，他白手起家创立娃哈哈，从上世纪80年代一个借款14万起步的小作坊，发展成营收上千亿、产品畅销全国的饮料帝国。作为实业家，他坚持“四不原则”——不上市、不贷款、不设副总、不做房地产，被媒体誉为清流企业家。他本人生活简朴，每年生活费不超5万元、办公室几十年如一间小屋，因常年脚蹬布鞋而得绰号“布鞋首富”。宗庆后曾三度荣登中国首富宝座，其实业报国的形象深入人心。
然而另一方面，这位看似传统持重的企业家，在家庭关系上却存在巨大的反差与隐患。公众原本相信他与发妻相守一生、家庭和睦单纯，直到遗产纠纷将另一幕人生揭露在阳光下，人们才发现连宗庆后这样备受尊敬的商业领袖也有不为人知的私密生活与人性挣扎。正如有观察人士感叹的：“宗庆后私生子女事件给整个商业世界敲响了警钟，它提醒我们企业家不仅是财富创造者，更是社会价值观的引领者”。企业家光环背后也是常人，有七情六欲和凡俗困扰；但其一举一动，尤其在传承方面的选择，往往具有放大的社会示范效应。如何处理好财富与伦理的关系，考验着企业家的境界，也影响着公众对企业乃至商业环境的信任。
宗庆后在传承问题上的滞后和失误，为后人提供了一堂生动的反面教材。首先，他对接班人的培养和交接显得过于迟缓。即使年逾古稀仍恋战于一线，将大权始终紧握，这固然体现了企业家鞠躬尽瘁的精神，却也导致企业缺乏制度化传承安排。宗庆后突然去世时，企业管理层和家族成员实际上并未做好充分准备，一系列重大决策（如宗馥莉的继任、遗嘱的订立）都是仓促间完成。
在宗庆后离世半年内，宗馥莉即遭遇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多重挑战：匿名举报、经销商倒戈、亲叔叔另立品牌分羹等。这一方面说明宗庆后生前未能彻底服众、安排稳妥，另一方面也是对“家文化”模式缺乏应变力的警示。当创始人不在，公司容易陷入群龙无首或内耗的困境。反观那些有序传承的案例，往往都是创始人提前几年甚至十几年逐步放权、培养接班团队，传承规划越早越好。宗庆后无疑在这方面失之于晚。
更深层的教训在于代际理念的断层。宗庆后本人恪守实业报国、不碰资本市场的信条，而他的独女宗馥莉也深受父亲影响，坚持娃哈哈“不上市”的传统。然而宗庆后的非婚生子女们从成长环境到价值观都已“出圈”，他们的事业领域——金融投资、跨境电商、科技创业——天然更加倾向资本市场和全球化运作。可以说，宗庆后与这三名子女在经济理念上存在明显的代际鸿沟：一方重视企业稳健经营和自主控制，另一方更追求资本化带来的迅速增值与全球视野。这种理念冲突在宗庆后生前可能被权威所掩盖，但他身后却猛烈地爆发出来，成为争产案背后不可忽视的因素。
代际之间缺乏沟通和理解，使得财富分配问题上更难达成共识。血缘有隔阂，理念不兼容，最终撕裂了宗氏家族。由此可见，家族企业在传承中不仅是财富与权力的交接，更是价值观和企业愿景的对接。如果上一代和下一代在战略方向和信念上南辕北辙，即使形式上完成了股权和职位的交棒，企业未来依然充满变数。
不得不说，宗庆后的传奇人生在晚景蒙上了一层悲情色彩。作为商业巨擘，他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但在财富传承上，他却未能及早做好功课，导致“一世英雄，末路翻船”。
这场遗产风波也许将倒逼更多的中国企业家正视传承问题，加速从“人治”走向“法治”。财富的延续不仅是资产的传递，更是价值观与制度的胜利。
宗庆后家族的纷争警示我们：只有将家族事务纳入法律和制度的轨道，在阳光下理性安排，才能实现企业长青基业长青，真正把家业变成“富过三代”的常青树。正如有人所言，中国民营企业史上最昂贵的一堂继承课已经开讲，其启示将长期铭记在无数创业家心中——血缘可以暗流涌动，但财富传承必须在阳光下进行。相信宗氏风波之后，会有更多的家族企业开始反思并调整传承策略，让“父传子承”的中式路径融入现代治理理念，走向更成熟稳健的未来。
（作者系北大汇丰商学院智库世界经济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