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性骚扰事件的不断发酵，国内的文化出版行业连日来陷入接二连三的地震：先是图书品牌“一页”创始人范新被爆性侵下属未遂，随后有两名女性站出来指控编剧史航曾对她们动手动脚，再后来是书评人宗城，不止一位女性说曾被他以不雅言语骚扰。
4月24日晚，范新在社交平台上承认指控属实：“事情已经发生，已无法改写。”虽然他强调“这件事发生在一页创立之前，我已向当事人及公司同事都公开道歉”，但看来这既未能取得当事人原谅，也没能避免“一页”被牵连，最新的进展是“一页”宣布与他全面切割，范新彻底退出。
4月30日一早，宗城也公开致歉，“在过往的生活中，我曾经犯下过欺瞒、不忠、与他人在对话中缺乏边界感的行为”，并宣布“我将退出公共平台，退出豆瓣和播客席地而坐，暂停所有公共表达，在社会的监督下改正自己的言行”。
和他们不同，史航至今没有公开回应，让别人承受了这一波狙击火力。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不想让对方蹭到半毛钱流量罢了”，“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不然难道史航还能没有辩解能力？
对此，微博用户“燃烧的雾港水手”挖苦，史航“根本没一部独立的原创作品”，“他之前靠骂郭敬明大火，你让他真的导电影，可能还不如郭。他和郭的唯一区别是一个骚扰女人一个骚扰男人。”
事发后，不少人嘲讽文化界“贵圈真乱”，果然“巧言令色鲜矣仁”，那些“男性女权主义者”个个都是伪君子，人们对这样的反差尤感震惊：范新主持出版了不少女性主义书籍，宗城也一向都很女性主义视角，而史航还曾为林奕含那本《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撰写推荐语。
也是顺着这个思路，许多人进而认为，文化人之所以更容易如此，无非是他们善于为自己的行为进行粉饰、狡辩，因而要杜绝这种行为的发生，除了受害者勇于站出来发声、认清这些人的真面目，最关键点应当是厉行道德约束——宗城在公开致歉时都承认了，自己“犯错”是“因为侥幸心理、对于自我道德的缺乏约束”。
这样能肃清性骚扰现象吗？我怀疑是不能的。看起来相当吊诡的是：这种严格的道德观，很可能恰恰是性骚扰的社会根源之一。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实际上有一种特殊的双重道德观：它是既严格，又放纵的。
一位女性朋友曾向我解释她何以单身至今：她从小家教极严，别说是早恋，就连有男生打电话给她，父母都要盘问半天；等到她终于名校毕业、忙于工作，父母就开始越来越不含蓄地催促她“尽快找个对象”，到她年过三十，更是急得不行，竟然勒令她晚上23点之前不许回家，必须在外“多交朋友”。
她说到这里啼笑皆非：“人又不是松紧带，要紧就紧，要松就松，他们怎么就不明白呢？”
在这样的家长制下，一个人即便从小品学兼优，但他的遵规守纪其实源于他律，因为家长给他许诺的是：“吃得苦中苦”是暂时的，甚至不用你成为“人上人”，只是成人之后，原先那套清规戒律就可以完全不用遵守了。
对于那些本来就不服管束的男生来说，教训就更明显了：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钱财和女人在此都被视为成功道路尽头的战利品，克制当下的欲望正是为了将来可以放纵，那终于有机会放纵时，为什么还要克制？也难怪常有人感叹“男人有钱就变坏”，确切地说，“不是不坏，时候未到”罢了。
弗洛伊德曾说，文明人通过社会制约来压抑自身欲望，其实是一种“阉割”。如果是这样，那么在东亚文化里，这种阉割没有真正完成，将社会制约内化、升华，而是停留在一个低度发育、受压制的精神状态，一有机会，就会左冲右突，释放出来——吴谢宇弑母、高承勇连环杀人、张继科的赌瘾，实际上也都是因为早年的过度压抑，性骚扰只不过是一种低烈度的反复释放形式。
当然，肯定会有人说：“压抑就可以杀人、赌博、性骚扰啊？那么多人可也没这么做。”这些罪孽当然是事实，没有人能以“社会压抑”来为自己杀人脱罪，我只是提出一个解释：当下社会出现的一些病态人格，正是道德压抑的逻辑结果。
如果这本来就是问题的根源，那么指望它解决问题，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了。然而，当下的现实是：这种强烈的道德洁癖，近些年来还愈演愈烈了，带来了一种更为压抑的社会文化氛围。
影视剧作为一种通俗文化形式，有助于我们把握社会心态的变动。在近期上映的糖水剧《归路》中，男女主角长久地深爱彼此，由于是异地恋，一周能见一次就不错了，终于重逢了，两人躺在一张床上，愉快深情地谈到婚事。等女主角睡着了，你猜男主角去干嘛了？他半夜爬起来，去车库拆她的车。
我一位女性朋友说：“看到这里，我实在不能理解，失而复得的爱侣，他是怎么做到半夜连人都不要，非要去拆车的？就这样，他还誓言：我很想很想你。”
在我看来，不管编剧是否有意腹黑，这一幕的合理解释是：这是性压抑——他要不去拆车，就想要做坏事了。按照纯爱剧的道德观，绝对不能提前滚床单，但一腔精力又无处发泄，所以他必须只能去拆车，把自己的性冲动发泄在车子身上。
恪守底线还不止这一处，两个人一起去旅行，谈到结婚，男生说你答应结婚，晚上我们就睡一张床，不答应，就分开住。女生很开心，说订的大床房。结果晚上男生连床都没睡。说是热恋情侣，连牵手都不多，在街头亲吻，还得说“只此一次”。他们恋爱的进度哪里像三十多岁的成年人？倒不如说像高中生。
在好评如潮的另一部剧《爱情而已》里，两人4分多钟的滚床单，播放版本被剪到只剩30秒。既然现在恨不得年轻人赶紧都去结婚生子，为什么还要删减这些？无欲无求还生什么孩子？奈何这就是个假正经的时代。
性压抑和性骚扰，实际上是社会表征的一体两面。“道德净化”的努力，会激起社会的复杂反应：一些人遵守礼法，另一些人反而可能会因为这种压抑而生发出偷尝禁忌的兴奋感。人类学家Morris Desmond曾说，如果有一种文化把耳朵视为性器官而遮掩起来，那么耳朵也会激发很多人想要偷看。
之所以说道德净化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有一个原因：这种礼法的外在道德约束，并不基于对女性的真正尊重。相反，在这一权力秩序中，女性的意愿多多少少是被忽视的，根据一种有毒的“男性气概”理解，女性被戏弄、被冒犯后的反应，甚至被视为一种乐趣。然而，一个玩笑是否属于性骚扰，应以听到玩笑一方的感受为准，这本身就需要先把对方作为一个平等个体来对待。
这就是我们当下的现状：一方面，社会道德观是严格、刻板的，另一面，对于女性的意愿和权利又缺乏应有的尊重，此时，总有一些人将自己受压抑的冲动找机会释放出来。就算被当场抓住，他们也倾向于以自己的感受为准，轻描淡写地说一句“这没什么，别这么开不起玩笑”，反过来说是你“玻璃心”了。
这当然需要刷新社会道德观，但仅仅靠道德谴责是不足以解决这一问题的，因为当下的性骚扰远不只是少数人一时的道德不检点，而是整个社会文化的冰山一角。
至于那种认为“社会风气败坏”的观点，就更背道而驰了，因为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人们道德腐化了——他们一直都这样，只是在外部环境变化后，露出了内核。更多的人，只是没机会表露出来。
要真正改变这一点，就得让两性从小能在平等的基础上互动，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厘清边界，不去压抑人们自发的正当欲望，充分地知情同意。最终，这意味着需要重新构建一种全新的社会人际关系。
由于性骚扰事件的不断发酵，国内的文化出版行业连日来陷入接二连三的地震：先是图书品牌“一页”创始人范新被爆性侵下属未遂，随后有两名女性站出来指控编剧史航曾对她们动手动脚，再后来是书评人宗城，不止一位女性说曾被他以不雅言语骚扰。
4月24日晚，范新在社交平台上承认指控属实：“事情已经发生，已无法改写。”虽然他强调“这件事发生在一页创立之前，我已向当事人及公司同事都公开道歉”，但看来这既未能取得当事人原谅，也没能避免“一页”被牵连，最新的进展是“一页”宣布与他全面切割，范新彻底退出。
4月30日一早，宗城也公开致歉，“在过往的生活中，我曾经犯下过欺瞒、不忠、与他人在对话中缺乏边界感的行为”，并宣布“我将退出公共平台，退出豆瓣和播客席地而坐，暂停所有公共表达，在社会的监督下改正自己的言行”。
和他们不同，史航至今没有公开回应，让别人承受了这一波狙击火力。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不想让对方蹭到半毛钱流量罢了”，“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不然难道史航还能没有辩解能力？
对此，微博用户“燃烧的雾港水手”挖苦，史航“根本没一部独立的原创作品”，“他之前靠骂郭敬明大火，你让他真的导电影，可能还不如郭。他和郭的唯一区别是一个骚扰女人一个骚扰男人。”
事发后，不少人嘲讽文化界“贵圈真乱”，果然“巧言令色鲜矣仁”，那些“男性女权主义者”个个都是伪君子，人们对这样的反差尤感震惊：范新主持出版了不少女性主义书籍，宗城也一向都很女性主义视角，而史航还曾为林奕含那本《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撰写推荐语。
也是顺着这个思路，许多人进而认为，文化人之所以更容易如此，无非是他们善于为自己的行为进行粉饰、狡辩，因而要杜绝这种行为的发生，除了受害者勇于站出来发声、认清这些人的真面目，最关键点应当是厉行道德约束——宗城在公开致歉时都承认了，自己“犯错”是“因为侥幸心理、对于自我道德的缺乏约束”。
这样能肃清性骚扰现象吗？我怀疑是不能的。看起来相当吊诡的是：这种严格的道德观，很可能恰恰是性骚扰的社会根源之一。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实际上有一种特殊的双重道德观：它是既严格，又放纵的。
一位女性朋友曾向我解释她何以单身至今：她从小家教极严，别说是早恋，就连有男生打电话给她，父母都要盘问半天；等到她终于名校毕业、忙于工作，父母就开始越来越不含蓄地催促她“尽快找个对象”，到她年过三十，更是急得不行，竟然勒令她晚上23点之前不许回家，必须在外“多交朋友”。
她说到这里啼笑皆非：“人又不是松紧带，要紧就紧，要松就松，他们怎么就不明白呢？”
在这样的家长制下，一个人即便从小品学兼优，但他的遵规守纪其实源于他律，因为家长给他许诺的是：“吃得苦中苦”是暂时的，甚至不用你成为“人上人”，只是成人之后，原先那套清规戒律就可以完全不用遵守了。
对于那些本来就不服管束的男生来说，教训就更明显了：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钱财和女人在此都被视为成功道路尽头的战利品，克制当下的欲望正是为了将来可以放纵，那终于有机会放纵时，为什么还要克制？也难怪常有人感叹“男人有钱就变坏”，确切地说，“不是不坏，时候未到”罢了。
弗洛伊德曾说，文明人通过社会制约来压抑自身欲望，其实是一种“阉割”。如果是这样，那么在东亚文化里，这种阉割没有真正完成，将社会制约内化、升华，而是停留在一个低度发育、受压制的精神状态，一有机会，就会左冲右突，释放出来——吴谢宇弑母、高承勇连环杀人、张继科的赌瘾，实际上也都是因为早年的过度压抑，性骚扰只不过是一种低烈度的反复释放形式。
当然，肯定会有人说：“压抑就可以杀人、赌博、性骚扰啊？那么多人可也没这么做。”这些罪孽当然是事实，没有人能以“社会压抑”来为自己杀人脱罪，我只是提出一个解释：当下社会出现的一些病态人格，正是道德压抑的逻辑结果。
如果这本来就是问题的根源，那么指望它解决问题，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了。然而，当下的现实是：这种强烈的道德洁癖，近些年来还愈演愈烈了，带来了一种更为压抑的社会文化氛围。
影视剧作为一种通俗文化形式，有助于我们把握社会心态的变动。在近期上映的糖水剧《归路》中，男女主角长久地深爱彼此，由于是异地恋，一周能见一次就不错了，终于重逢了，两人躺在一张床上，愉快深情地谈到婚事。等女主角睡着了，你猜男主角去干嘛了？他半夜爬起来，去车库拆她的车。
我一位女性朋友说：“看到这里，我实在不能理解，失而复得的爱侣，他是怎么做到半夜连人都不要，非要去拆车的？就这样，他还誓言：我很想很想你。”
在我看来，不管编剧是否有意腹黑，这一幕的合理解释是：这是性压抑——他要不去拆车，就想要做坏事了。按照纯爱剧的道德观，绝对不能提前滚床单，但一腔精力又无处发泄，所以他必须只能去拆车，把自己的性冲动发泄在车子身上。
恪守底线还不止这一处，两个人一起去旅行，谈到结婚，男生说你答应结婚，晚上我们就睡一张床，不答应，就分开住。女生很开心，说订的大床房。结果晚上男生连床都没睡。说是热恋情侣，连牵手都不多，在街头亲吻，还得说“只此一次”。他们恋爱的进度哪里像三十多岁的成年人？倒不如说像高中生。
在好评如潮的另一部剧《爱情而已》里，两人4分多钟的滚床单，播放版本被剪到只剩30秒。既然现在恨不得年轻人赶紧都去结婚生子，为什么还要删减这些？无欲无求还生什么孩子？奈何这就是个假正经的时代。
性压抑和性骚扰，实际上是社会表征的一体两面。“道德净化”的努力，会激起社会的复杂反应：一些人遵守礼法，另一些人反而可能会因为这种压抑而生发出偷尝禁忌的兴奋感。人类学家Morris Desmond曾说，如果有一种文化把耳朵视为性器官而遮掩起来，那么耳朵也会激发很多人想要偷看。
之所以说道德净化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有一个原因：这种礼法的外在道德约束，并不基于对女性的真正尊重。相反，在这一权力秩序中，女性的意愿多多少少是被忽视的，根据一种有毒的“男性气概”理解，女性被戏弄、被冒犯后的反应，甚至被视为一种乐趣。然而，一个玩笑是否属于性骚扰，应以听到玩笑一方的感受为准，这本身就需要先把对方作为一个平等个体来对待。
这就是我们当下的现状：一方面，社会道德观是严格、刻板的，另一面，对于女性的意愿和权利又缺乏应有的尊重，此时，总有一些人将自己受压抑的冲动找机会释放出来。就算被当场抓住，他们也倾向于以自己的感受为准，轻描淡写地说一句“这没什么，别这么开不起玩笑”，反过来说是你“玻璃心”了。
这当然需要刷新社会道德观，但仅仅靠道德谴责是不足以解决这一问题的，因为当下的性骚扰远不只是少数人一时的道德不检点，而是整个社会文化的冰山一角。
至于那种认为“社会风气败坏”的观点，就更背道而驰了，因为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人们道德腐化了——他们一直都这样，只是在外部环境变化后，露出了内核。更多的人，只是没机会表露出来。
要真正改变这一点，就得让两性从小能在平等的基础上互动，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厘清边界，不去压抑人们自发的正当欲望，充分地知情同意。最终，这意味着需要重新构建一种全新的社会人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