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 智 祥
记者 | 吴 雪
在上海奉贤青村镇，有一座年久失修的寺庙，名叫报恩寺，有500年历史，即便是老上海人，可能也没多少人知道它的存在。3月初，疫情来临封控，寺庙静止，跟着静止的，还有庙里的住持和他救助的9000多只流浪动物。
我是这座寺庙的住持智祥，今年52岁，或许好几年前你们听过我的名字，没错，我就是那个救助流浪动物的僧人。从1994年开始，救助这些流浪动物，就成了我的日常。为了不让流浪猫狗被人道毁灭，目前存栏超9000只。
寺庙住持智祥
疫情封控两个多月，因为物流受阻，一直没有救助粮进来，虽然我提早存了半年的储备粮，但经不住封控时间太久，现在也快见底了。每天，我坚持早睡早起，4点起床，8点休息，打理、清扫、喂食，忙活一天。
有人说，你何必把自己搞得这么累，救助不是你分内的事；还有人说，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僧人，因为救助忙到没空诵经礼佛，但我想说，救助本身，不就是一种修行吗？
从打扮到行事 都很“不务正业”
在外人眼中，我一直是最“不务正业”的僧人。
光看打扮，穿一身红色工作服，开辆货车满城跑，甚至看到对狗不好的主人，还会怼上两句。怎么看，都不像一个“佛系”的出家人。但在救助这件事上，每当看到重伤、残疾甚至遭遇虐待的流浪动物，我的慈悲心、同理心，一下子就翻涌了出来。
智祥
很多人好奇，为什么我总爱穿着红色的工作服，原因有两个。
一是安全，通常我会行驶在高架上，红色的衣服很醒目，也安全；二是救狗的过程，对衣服的材质要求很高，比如，狗狗着急一扯衣服烂了，抱狗时，也会沾上狗毛、大小便等，这就需要工作服材质较硬，易于清洗。最主要没余钱买新的，多备上十几套，反倒省事不少。
救助的起源，与28年前在高架的一次偶然“路过”有关。
那天，我开车路过高架，偶遇了一只被撞受伤的小猫。小猫像是被车轧断了腿，满身鲜血，拖着残破的身体，用尽全力向车流外爬去。身后留下的，是一条长长的、刺眼的血印。但当时高架无法随意停车，我并没有下车救助。
回到寺庙后，小猫奋力求生的画面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不断地自责、审问着自己，心中暗暗发誓，往后再遇到这类事情，定要出手相助。从那之后，我便加入了救猫的组织。
最开始，我只是救身边的，自己遇到的流浪动物，2007年开始救狗，因为没有存款，我在床头放了一本宠物医生手册，结合临床经验，自学了一些简单的治疗，比如打针、驱虫，不用动手术的治疗，不去宠物医院，我也基本可以应付。
救助的流浪动物
通常，一次救助，我和义工要在收容所待上三个小时，给每一只狗打狂犬疫苗，做内外驱虫，然后按照狗的大小、公母、是否有皮肤病等等，把它们从原本的笼子里分类装进自己带来的笼子，然后再搬上货车，运回报恩寺。
直到2016年，与有关部门商量后，一些被管制的流浪动物，可以由报恩寺接收。随着每次几十上百只地往回救，报恩寺实在安顿不下了，我便向亲戚朋友借了一圈钱，在浦东租了一个一万多平方米的农业园，将其改造成毛孩子的居所。
浦东流浪狗基地
就这样，报恩寺成了救助“中转站”，有疾病的、残疾的狗狗在这里治疗，多数健康的狗登记入册后，统一运往40多公里外的浦东流浪狗基地。
每月缺口75吨 却从未公开募捐
救不完的是流浪动物，渡不了的是人。
在我救助的流浪动物里，大多数是遭人遗弃的宠物猫狗，有些甚至遭受过非人般的虐待——被割断脚筋，被人砍得血肉模糊，被烫成重度伤残。
2000年时，我和义工们一次救下129只狗狗，其中很多被人打得眼珠脱落、牙齿掉光、断胳膊断腿，最可怜的小狗长了个拳头大的恶性肿瘤，在角落呜咽着。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只叫悦悦的狗，全身烫伤，皮肉已经碳化溃烂，治疗了四个月才算康复。
流浪狗
还有些流浪狗，一直在外流浪，抓捕回来吓破了胆，怎么也哄不出笼子，只能拽着它的两条腿用力拉出笼，这时倒挂着的流浪狗，会卷曲身子冲着抓住它后腿的手咬过去。我理解它们的恐惧与无助，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
基地目前有六个大棚，每个大棚2000多平方米，可容纳一千多只狗。按照体型大小、公母分开，一半室内一半室外，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平日里有工人和志愿者按时打理、养护， 疫情期间，就全靠我一个人了。
为了让每只毛孩吃饱，为了节约成本，我亲手做了一批自动喂食器，放置在每个隔间。哪一个里面没了食物，马上加满，不限吃，人家都说我这边的流浪狗一个个养得像小猪一样。
1994年至今，或许出于自尊心或者其他考虑，我从没做过公开募捐，只接受主动捐款。但近一万只的狗狗，开销确实很大，除了每年的基地租金198万元，还要负担食物的供给。目前，每个月的缺口是75吨狗粮。
疫情之前，过年那会，为了省钱，除了买一些高档的60多元一斤的狗粮，我还会去宠物食品公司购买临期粮或者低品质的狗粮，到不到期的无所谓，因为对于这么多狗来说，4吨的狗粮，三四天就吃完了。
而高低品质的粮食混合一起，狗狗们不爱吃，一定程度上也能更长地撑一段日子。
我一直觉得，用自己的钱做救助，花多少与别人无关，如果用捐款，就要考虑，尽可能多救助一个动物。
领养难追踪 渡不了的是人
随着救助的猫狗越来越多，有人劝我开放领养，这样也可以减轻救助的负担，我也尝试过，但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不再轻易做出领养的决定。
曾经有一个领养人，很诚恳地找到我说，希望能领养一只刚出生的小奶狗作为宠物，经过一番精挑细选，他们带走了三只长得好看的狗，唯独留下了那只最难看的。
等我后面回访时，却发现这些被领养的狗，不是死了就是丢了。 反而那只被挑剩下的小奶狗“侥幸”活了下来。 这种无所谓的态度，让我感到心寒。 而被领养的五六百只流浪狗里，我能回访到的只有130多只，后来有些人换了电话，后续的追踪更是无从谈起了。
我时常在想，如果在基地，它们虽然被关在笼子里，但每天能吃口饱饭，至少能活着，绝大多数会在这个狗棚中过完这一生，这对它们而言，已经是最好的际遇了。
救助这件事，有时候就像捐款一样，任何一个人主动捐款是在行善积德，如果是他去求来的，或有某些交换条件，那就违背了捐款这一行为的本心与初衷。
有人问，既然有这么多的误解、操劳与揪心的事情，以后有一天，会不会不再继续救助了。我想我不会，救助，是一种修行，世间所有东西再好，只是身外之物，唯有生命是最珍贵的。
口述 | 智 祥
记者 | 吴 雪
在上海奉贤青村镇，有一座年久失修的寺庙，名叫报恩寺，有500年历史，即便是老上海人，可能也没多少人知道它的存在。3月初，疫情来临封控，寺庙静止，跟着静止的，还有庙里的住持和他救助的9000多只流浪动物。
我是这座寺庙的住持智祥，今年52岁，或许好几年前你们听过我的名字，没错，我就是那个救助流浪动物的僧人。从1994年开始，救助这些流浪动物，就成了我的日常。为了不让流浪猫狗被人道毁灭，目前存栏超9000只。
寺庙住持智祥
疫情封控两个多月，因为物流受阻，一直没有救助粮进来，虽然我提早存了半年的储备粮，但经不住封控时间太久，现在也快见底了。每天，我坚持早睡早起，4点起床，8点休息，打理、清扫、喂食，忙活一天。
有人说，你何必把自己搞得这么累，救助不是你分内的事；还有人说，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僧人，因为救助忙到没空诵经礼佛，但我想说，救助本身，不就是一种修行吗？
从打扮到行事 都很“不务正业”
在外人眼中，我一直是最“不务正业”的僧人。
光看打扮，穿一身红色工作服，开辆货车满城跑，甚至看到对狗不好的主人，还会怼上两句。怎么看，都不像一个“佛系”的出家人。但在救助这件事上，每当看到重伤、残疾甚至遭遇虐待的流浪动物，我的慈悲心、同理心，一下子就翻涌了出来。
智祥
很多人好奇，为什么我总爱穿着红色的工作服，原因有两个。
一是安全，通常我会行驶在高架上，红色的衣服很醒目，也安全；二是救狗的过程，对衣服的材质要求很高，比如，狗狗着急一扯衣服烂了，抱狗时，也会沾上狗毛、大小便等，这就需要工作服材质较硬，易于清洗。最主要没余钱买新的，多备上十几套，反倒省事不少。
智祥
救助的起源，与28年前在高架的一次偶然“路过”有关。
那天，我开车路过高架，偶遇了一只被撞受伤的小猫。小猫像是被车轧断了腿，满身鲜血，拖着残破的身体，用尽全力向车流外爬去。身后留下的，是一条长长的、刺眼的血印。但当时高架无法随意停车，我并没有下车救助。
回到寺庙后，小猫奋力求生的画面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不断地自责、审问着自己，心中暗暗发誓，往后再遇到这类事情，定要出手相助。从那之后，我便加入了救猫的组织。
最开始，我只是救身边的，自己遇到的流浪动物，2007年开始救狗，因为没有存款，我在床头放了一本宠物医生手册，结合临床经验，自学了一些简单的治疗，比如打针、驱虫，不用动手术的治疗，不去宠物医院，我也基本可以应付。
救助的流浪动物
通常，一次救助，我和义工要在收容所待上三个小时，给每一只狗打狂犬疫苗，做内外驱虫，然后按照狗的大小、公母、是否有皮肤病等等，把它们从原本的笼子里分类装进自己带来的笼子，然后再搬上货车，运回报恩寺。
直到2016年，与有关部门商量后，一些被管制的流浪动物，可以由报恩寺接收。随着每次几十上百只地往回救，报恩寺实在安顿不下了，我便向亲戚朋友借了一圈钱，在浦东租了一个一万多平方米的农业园，将其改造成毛孩子的居所。
浦东流浪狗基地
就这样，报恩寺成了救助“中转站”，有疾病的、残疾的狗狗在这里治疗，多数健康的狗登记入册后，统一运往40多公里外的浦东流浪狗基地。
每月缺口75吨 却从未公开募捐
救不完的是流浪动物，渡不了的是人。
在我救助的流浪动物里，大多数是遭人遗弃的宠物猫狗，有些甚至遭受过非人般的虐待——被割断脚筋，被人砍得血肉模糊，被烫成重度伤残。
2000年时，我和义工们一次救下129只狗狗，其中很多被人打得眼珠脱落、牙齿掉光、断胳膊断腿，最可怜的小狗长了个拳头大的恶性肿瘤，在角落呜咽着。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只叫悦悦的狗，全身烫伤，皮肉已经碳化溃烂，治疗了四个月才算康复。
流浪狗
还有些流浪狗，一直在外流浪，抓捕回来吓破了胆，怎么也哄不出笼子，只能拽着它的两条腿用力拉出笼，这时倒挂着的流浪狗，会卷曲身子冲着抓住它后腿的手咬过去。我理解它们的恐惧与无助，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
基地目前有六个大棚，每个大棚2000多平方米，可容纳一千多只狗。按照体型大小、公母分开，一半室内一半室外，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平日里有工人和志愿者按时打理、养护， 疫情期间，就全靠我一个人了。
智祥
为了让每只毛孩吃饱，为了节约成本，我亲手做了一批自动喂食器，放置在每个隔间。哪一个里面没了食物，马上加满，不限吃，人家都说我这边的流浪狗一个个养得像小猪一样。
1994年至今，或许出于自尊心或者其他考虑，我从没做过公开募捐，只接受主动捐款。但近一万只的狗狗，开销确实很大，除了每年的基地租金198万元，还要负担食物的供给。目前，每个月的缺口是75吨狗粮。
疫情之前，过年那会，为了省钱，除了买一些高档的60多元一斤的狗粮，我还会去宠物食品公司购买临期粮或者低品质的狗粮，到不到期的无所谓，因为对于这么多狗来说，4吨的狗粮，三四天就吃完了。
而高低品质的粮食混合一起，狗狗们不爱吃，一定程度上也能更长地撑一段日子。
流浪狗
我一直觉得，用自己的钱做救助，花多少与别人无关，如果用捐款，就要考虑，尽可能多救助一个动物。
领养难追踪 渡不了的是人
随着救助的猫狗越来越多，有人劝我开放领养，这样也可以减轻救助的负担，我也尝试过，但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不再轻易做出领养的决定。
曾经有一个领养人，很诚恳地找到我说，希望能领养一只刚出生的小奶狗作为宠物，经过一番精挑细选，他们带走了三只长得好看的狗，唯独留下了那只最难看的。
流浪狗
等我后面回访时，却发现这些被领养的狗，不是死了就是丢了。 反而那只被挑剩下的小奶狗“侥幸”活了下来。 这种无所谓的态度，让我感到心寒。 而被领养的五六百只流浪狗里，我能回访到的只有130多只，后来有些人换了电话，后续的追踪更是无从谈起了。
我时常在想，如果在基地，它们虽然被关在笼子里，但每天能吃口饱饭，至少能活着，绝大多数会在这个狗棚中过完这一生，这对它们而言，已经是最好的际遇了。
救助这件事，有时候就像捐款一样，任何一个人主动捐款是在行善积德，如果是他去求来的，或有某些交换条件，那就违背了捐款这一行为的本心与初衷。
智祥
有人问，既然有这么多的误解、操劳与揪心的事情，以后有一天，会不会不再继续救助了。我想我不会，救助，是一种修行，世间所有东西再好，只是身外之物，唯有生命是最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