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中国孩子都听过这样一句话：
“等你上大学就好了。”
似乎拿到了高等学历，进入写字楼做白领，未来就会万里无云。
但这句话早已失效。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或主动或被动地拥抱体力劳动。
当大多数人发现狗屁工作的性价比越来越低，甚至连一份狗屁工作都动辄成百上千大学生竞争的时候，或许下沉就是另一种沉默的抵抗。
恐怕谁都没想到，一个去年年底才成立的豆瓣小组，如今已经聚集了3万多名成员。
想必你也有所耳闻，这个占据了各大媒体版面的小组叫做“轻体力活探索联盟”。
在联系到“轻体力活探索联盟”的组长久期之前，我并没有想到，她是一个98年的毕业生。
小组火得很快，迅速见诸报端，这些都是久期没有预期到的。最开始，她甚至以为这个小组不会被豆瓣官方通过。
失意者的构成是复杂的。
这里有尚未签约工作的应届毕业生，也有在写字楼里苦熬十年的中年人。从00后和90后，到80后和70后，人们困在各自的难题里，不谋而合，来到了同样的停靠点——
“36岁，卷不动了。”
“24岁，24小时standby有点心累。”
作为应届毕业生的久期，去年刚刚签约了一份稳定的国企工作。
自己和身边的朋友，明明已经得到了普世意义中体面的工作，却没有一个人是开心的：“要不然我们去做保安吧，少走几年弯路。”聊天时微不足道的细节，启发了她创建一个小组试试的想法。
几个年轻人的日常抱怨，其实在外面的世界已经变成了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当她们坐在宿舍里讨论“逃跑去做体力活”的同时，无数个蜷缩在一线城市写字楼里，面如土色、心如死灰的年轻人和中年人，也产生了相同的念头。
在成为“轻体力活组”组长的这段日子里，久期见证了许多组员缤纷离奇的打工故事。
让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叫谢阿金的组员。她在新西兰的屠宰场工作，是一名申请了working holiday签证的“背包客打工人”。
她用极为细腻的笔触记录自己观察到的世界：车间里循环播放的音乐；工人们长年扛整羊，练就的一身扎实的肌肉线条；6个月的小羊羔红宝石一样鲜嫩的血色，像橡皮泥质感的嫩肉。
作为检查樱桃质量的工人，她和工友们需要把有伤口的、没樱桃梗的、有擦伤的、屁股开花的樱桃一个个挑出来。标准复杂，总之最后必须保证装到盒子里的樱桃，都是完美圆润的。还有一部分流水线上的樱桃们被出口到了中国。
工人们也可以趁着工作空隙吃樱桃，谢阿金一度吃到了流鼻血的程度。她的叙述充满可爱的生命力：“干活干累了会从水管里抓樱桃吃，需要一点手速”。
流水线的工作还是免不了乏味。即便能聊天、看视频、听歌、吃樱桃，谢阿金还是品尝到了枯燥：工厂里的噪音很大，手一直摸刚过水的樱桃会很冰。她说，未来半年都不会碰流水线了，以后或许会去尝试叉车或者收割车司机。
久期在谢阿金的故事里触碰到了久违的生命力。那些流水线上的细节，就像一个窗口，把南半球的阳光折射在了网线的另一头。“这份工作带给她很多观察，她的状态很轻盈。”
另一个让久期印象深刻的，是一个逃离大厂的设计师女孩，转身去做宠物美容师。
96年的洛洛毕业于国内排名前二十的985院校，从事视觉设计，待过独角兽创业公司，也去过头部大厂。
在写字楼苦熬的时间，让洛洛对前途充满怀疑。即便任劳任怨做螺丝钉，也看不到任何晋升的希望。与其在高强度的加班里拖垮身体，不如辞职去学一门真正的手艺。
于是洛洛走进了宠物美容店。她开始跟着店里的师傅从零开始学习给猫狗洗澡美容。
她的生活迎来了一个急转弯。大厂带来的压抑烟消云散，每天和猫狗打成一片，下班时间到了就可以关灯走人，不用再担心任何消息轰炸。
久期当时就忍不住在帖子下留言：“前后两段文字的语气都不一样，感受到你的开心了。”
之所以小组在短时间内吸引了如此庞大的关注，是因为大家对脑力劳动的倦怠到达了某种极限。而一份“到点就能真正下班”的工作，自然被覆盖了一层原始的美好滤镜，就像一个属于劳工的天堂，正在向受难的打工人们招手。
看过了形形色色的故事，久期发现，放下高学历选择做体力活，最辛苦的不是生理层面的疲劳，而是一个年轻人如何去克服社会包容性障碍，以及大众观念中的刻板印象。
“假设我去做一份体力工作，我是不是会让爸爸妈妈丢脸？他们出去跟人社交，提起孩子现在在外面做什么工作，他们会不会感觉上不了台面？”久期觉得，观念的转变，才是整个过程中最消耗人的问题。
曾经我们看到“北大毕业生卖猪肉”、“北大毕业生选择送外卖”的新闻还会感到惊奇，但如今形势再次变化，广州连外卖骑手的名额都招满了，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恐怕连最后的避难所也没了。
于是你去卖烤肠，我去卖凉皮，大家都有了光明的未来。
在“轻体力活”小组火了之后，作为组长的久期也有顾虑。她担心许多还没想明白的年轻人，一头就扎进来。
“一个人过得不开心、遇到了困境、或者做脑力工作焦头烂额，体力活似乎就变成了那个唯一的答案。不要美化任何一条你没有走过的道路。一个人和他的困境，在从事体力活之后，并不会自动消失。”
当一个小组的人数越来越多，风向就会变得不可控。久期担心小组的引导性，会让身处其中的人产生认知偏差：“我会怕这个小组引导大家走向另一个极端，走向脑力劳动的对立面。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
那么，那些真正从事轻体力活工作的人经历了什么？
我找到了两个版本的答案。
选择弯下腰的人，大抵出于两种原因。
要么是受够了狗屁工作的虚无消耗，要么是真的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了。毕竟许多写字楼里的工作，性价比远不如体力活。
98年的女孩面包，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新传硕士。
她目前已经签约了一家国企，做体力活是她在正式毕业前，送给自己的一份多元化体验。
在武汉这座高校林立的城市，找一份兼职并不难。大学城附近的小吃街，顺理成章成为了面包寻找体力活的起点。也许是运气不错，她很顺利就找到了一家生意很好的糕点铺子做兼职。
做体力活，不辛苦是不可能的。
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是面包的上工时间，她日常要负责三个渠道的打包：门店顾客、外卖订单、以及老板的社区团购。一开始她也不免会犯错，不是少装了叉子勺子，就是把糕点包错了。老板也没有怎么苛责过她，只是淡淡地嘱咐她：下次别再搞错了。
一份走出写字楼的体力活，能让人和人之间产生从未有过的、意想不到的链接。
就像大多数中国普通百姓，老板一家人带着朴实原始的、掏心窝子的善意。面包告诉我，这份体力活最快乐的时刻，就是老板一家人不停招呼她吃糕点。“那些现烤出来的糕点，老板的父亲也不管我有多忙，就招呼我去吃。如果我在忙，他还会从后厨拿出来，放到我手里让我吃。”
老板的母亲是一个子女很多的妇女。每次看到面包，她就会联想起她的其他孩子。她的双手因为长时间做糕点时不时酸痛，于是面包没事就会帮她捏揉。“之后忙起来，她还是会站在我旁边，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我。”
面包曾经对体力工作的刻板印象，是机械、简单、无脑的无意义工作。但现在她发现，这份工作更宝贵的其实是人本身：“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很重要。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人的链接性会通过很多细小的言行举止发生一些改变。”
其实在体验这份体力活之前，面包的实习履历，完全算得上是优等生级别。
她曾经在某大型电商做过实习生，精神压力巨大，收场也不愉快，连哭都要躲在厕所里。“其实我是一个情绪比较温和的人，但是那一次离职，我是当天说走就走了”。在大厂的脑力劳动创伤体验，吓得她秋招时都不敢再给这家大厂投简历。
后来她在帖子里如此写道：虽然糕点铺这份工作需要站五个小时，还要不停打包，但是我真的好快乐，一点也不觉得自己被榨干，之前在互联网实习的时候完全就是精气被吸干的状态。
要不是健身房关门早，她甚至在糕点铺兼职结束后，还想去健身房跑个5公里。
体力活就像面包正式进入社会之前，一场特殊的心理按摩，一次精神上的健身。当我问她，未来还会尝试做体力活吗？她的回答是肯定的，但前提条件是不能影响到主业和日常生活。
“如果其他同龄人也想找一份体力活，我的建议是安全第一，其次最好能够提前考察一下这份工作能不能给你带来价值。要么是情绪价值，要么是经济价值。没了，就这么简单。”
面包可能是这批年轻人里最早想开的人。她在自己的手帐里写道：什么孔乙己的长衫，我发现自己根本没穿在身上。
另一位99年的女孩圆圆，是西南政法大学21届的毕业生。
她选择体力劳动，更多是因为无可奈何。
回忆上一份工作，她只用一秒钟就能还原苦不堪言的状态：“我做过媒体，每天晚上也要赶稿。还有精神状态不稳定的领导总是折磨我，我本身的业务水平也不行，写不出稿子。”所以圆圆知难而退，放弃了新闻专业的工作。
但人总得找个班上。
她投递了很多跟人文社科不匹配的工种。面试过宜家、无印良品、茶颜悦色、奈雪的茶的兼职或全职。这些店面以相似的原因拒绝了她：一个毕业院校还不错的大学生，不可能在一家奶茶店做得长久，多半是来过渡的。
奈雪的茶要求兼职有烘焙基础；茶颜悦色会在宣介会的过程中隐晦地“劝退”不能吃苦的大学生；而宜家的销售岗位，却因为简历上的空白期拒绝了她；无印良品也一样。
圆圆苦笑道：“看上去门槛不高的、已经算得上是脱下长衫的体力工作，人家还不一定肯要你”。最后，她终于得到了一个瑞幸咖啡的岗位，她自嘲是一名“摇奶茶的按键咖啡师”。
即便如此，竞争也相当激烈。一本毕业生圆圆是候补人选，多亏了第一轮面试有两个人跑路了，才得以让圆圆顶上名额。
我忍不住好奇——这些体力活到底更偏向哪类人群？
圆圆告诉我，所有门店都看重你能不能吃苦，能不能站12个小时。她甚至在找体力活的过程中，总结了一套较为完美的答案。
“你得这么说，‘我曾经做过兼职，我已经习惯了每天站12个小时’，或者说‘我家就住在门店附近，所以每天不会迟到早退’。最好不能是硕士，不能是985或211，只要你学历普通，就不会跳槽去更好的地方，你就更稳定——门店就喜欢这样的人。”
连锁咖啡店不可能清闲。早班从7点到下午16点，中班从中午11点到晚上20点，晚班从下午3点到晚上11点打烊。高峰期在店里忙得脚不沾地，平峰的时候还要去大街上做地推。
说起这份工作最开心的时刻，圆圆的回答让我有些意外。
“我在媒体工作的时候，内心是非常害怕被拆穿的。我怕领导发现，我其实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草包。比如采访一个行业大佬的时候，我怕自己听不懂对方说的话，我怕他会发现，对面采访他的记者其实什么都不会。但是我在奶茶店和咖啡店，就不会焦虑了，也不会担心有一个精神状态不稳定的领导突然开始辱骂我。”
说罢，她接着自嘲：“当然，如果我不是个草包的话，我也不会来瑞幸摇咖啡了。”
哪有什么励志故事，大部分人不过是普通的失败者。
圆圆也挣扎过。她面试过物业客服，结果因为缺乏相关经验被拒绝。她还试过摆摊，提前做了一晚上的杯子蛋糕，可惜最终只卖出去两个。拉了两箱矿泉水也没卖出去一瓶。圆圆感叹，比起摆摊，摇奶茶至少是一份更稳定、风险更低的工作。
现在摆在她面前的，似乎只剩下了一条考公考编的窄道。她有些无奈，但也不得不面对。体力活对于她而言不是长久之计。
“如果真的有一个有双休、不用加班又体面的工作，谁又想来摇奶茶？”
总是被HR盘问空白期的圆圆，如今开始担心这段在瑞幸摇咖啡的经历，会让她以后的简历雪上加霜。
就在我和这几位毕业生对话前，B站有一则视频被送上了热门。标题非常刺眼：
《我：毕业5年，存款5000；她：中传硕士，火锅店保洁》
点开视频你会发现，故事的主人公平淡地诉说着自己的境遇，甚至有一丝超出年龄的超脱。“谁能想到最后是这个结果”，说完之后，两个女孩都笑了。
这些故事当然不是时代个案。
在B站、虎扑、小红书，一切你能触及的社交平台里，类似的故事重复出现：当上一代人把一个更复杂的世界交到年轻一代手里时，他们终于发现，现实并不如儿时教育中允诺的那么美好。
“等你上了大学就好了，等你毕业了就好了，等你工作了就好了”——对于一个中国孩子来说，这套话术可能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只有等待、隐忍和努力才是通向成功的高速公路，那些年被放弃的体育课，那些被补习班填满的假期时光，都是为了日后幸福所付出的必要代价。
已经成为社会默认准则的教育功能论，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已流行，这种观念的底层逻辑很简单：教育水平的增长会提升劳动者的工作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发展。投射到个人身上，就是“只要拿到了高学历，就拿到了赚钱的准入资格”。
但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在其著作《文凭社会》中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将这种过于单纯的期望击碎：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后知后觉地发现，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与经济发展之间并非单纯的线性关系。教育对经济生产力的主要贡献，仅仅停留在大众扫盲阶段，当大众识字率上升之后，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就不再显著了。
当教育出现了过度扩张和膨胀的局面，文凭贬值、工作难找几乎是一个必然规律。
而社会对于文凭逐渐上升的要求，并非是由技术升级导致的，而是因为统治阶级将学历货币化，并以此作为精英筛选工具。
这套体系以“逃离辛苦劳作，走向体面人生”为终极诱惑，吸引无数普通人追逐、复制、最终内化这套系统。你的学历代表的不只是知识储备，而是你未来在工作中呈现出的效率、执行力与理解力，以及你是否符合雇主的“中产阶级品德要求”，柯林斯将这种筛选模式定义为“文化会员模式”。简单理解就是山姆会员卡，没卡，连进门的机会都没有。
但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当高学历通货膨胀，必然在职场中的购买力也变得廉价；当市场翻过高速增长的一页，迈过改革开放初期机会遍地的蓝海，社会能提供的岗位也变得饱和。
一增一减之间，曾经关于文凭神话的信仰终于崩塌。
年轻一代发现先前的经验全部失效。而老一代人也在“高学历拉洋车”的荒诞新闻里，逐渐理解文凭的性价比正在缩水。曾经饱尝红利、目睹了改革开放初期遍地机会的光景的那代人，看到如今的环境恐怕也只能哑然失笑。与其归功于教育，不如说他们恰好赶上了时代的礼赠。
直到最后人们发现，社会财富分配的核心原则仍然没有变化：无非还是出身、天赋、搭车运。
个人的努力在时代的洪流面前显得那么无力。我们总认为教育是一切分配形式中最公平的途径，但却发现范进中举的故事放在任何时期都不过时。
期望崩塌之后，年轻一代必须重新理解社会分配的残酷：决定人生的从来都不是一张毕业证。
圆圆的人生就有如此体会。
与她同宿舍的舍友，毕业后一个在电影院检票，一个在山区县城当代课老师，大家曾经都是高中学习好的尖子生，都考上了不错的大学。
“我们读书的时候真的没有想过，自己未来会去摇奶茶、去做影院的检票、去山区里面做小学代课老师。当时真的没有想过会是这样。”
圆圆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所有亲戚遇到她都会问：“最近找到工作了吗？”圆圆如实回答，结果得到的回应总是：“哟，你这学历还去做这个工作啊？”
每次听到这句话，圆圆都忍不住在心里翻白眼。对于上一人来说，如今的大学生面对的是怎样的就业环境，他们恐怕根本无法体会，却还要在旁边说风凉话。
而圆圆这一路上并没有任何稳健的资源背景支持。
“我高中学的理科，志愿是稀里糊涂填的，当时也没有想过未来怎么就业，家里也没有人给我指路帮忙。但是已经走到这步了，我总不能跨专业去考理科的研究生吧？难道去重新高考吗？都不现实。”
更心酸的是，体力活小组还挖掘了一个诡异的特殊现象——学历逆流。
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就算想去流水线上做最基础的体力活，也会因为学历太高被拒之门外。
想要进厂，最匹配的学历是高中。所以为了进厂打工，会有大专生冒充自己是高中毕业的，也会有本科生冒充自己是大专生。
于是大家在豆瓣小组里献言献策：
“只要不说自己是211就会好一点，它就是担心你干不长。你要说自己是个高中生上完就辍学，不会不要你的。”
“可以瞎编，说自己做过饭店的服务员或者是什么儿童乐园导游之类的。服务员要求体力，导游要求耐心，一听这两点有了，说真的奶茶店也没什么门槛。”
组长久期也注意到了这个诡异的现象——当教育资源被大面积浪费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重新审视这套系统了。
成功的标准被量化成高度统一的精英化模版：考985或211、考研考公考编、一路考到这套系统的边界。但没有人能够承诺，走到尽头就会有回报。
“所有人顺着这条路走，得到了很高的学历，但是最后ta会发现，自己的学历和能力是根本不匹配的。学校的教育从头到尾就没有让我们想清楚这个问题”，久期对我说。
目标感的缺失迅速侵蚀了每一个人。
“我们在毕业之前并不迷茫，是因为我们可以沿着这条路顺畅地走下去，是因为我们当时有很明确的时间节点：小学、中学、大学、考研、考公、找工作。但一毕业，所有节点消失了，整个社会的教育责任戛然而止。”
焦虑就这么飘在大学校园里。久期告诉我，就业难的恐怖气氛，如今已经蔓延到了更低的年纪。
“我师妹才研一，就已经开始担心自己未来找不到工作。”
面包回忆，在去年的春招双选会上，一位中年领导看到面包递来的简历说：像你这个年龄的女性，不好找工作了。98年出生的面包，当时瞳孔微微放大了一下：“我什么年龄？我甚至连社会都没出过一天。”
有人站在山顶上高高在上地指点，说学历是年轻人放不下的架子。这样的画面，似乎就像坐在轿子里养尊处优的丁举人锐评孔乙己，活得不好是因为不够吃苦。
可是，鲁迅批判的从来都不是同为读书人的孔乙己，他讽刺的从来都不是苦难的个体，而是享用社会资源却全程隐身的丁举人，咸亨酒店里那些快活的、暂时做稳了营生的看客，以及看客们赖以为生的体制。
在我们还是高中生的时候，语文老师在教案上写，孔乙己精神上迂腐不堪、麻木不仁，生活上四体不勤、穷困潦倒，在人们的嘲笑戏谑中混度时日，最后被封建地主阶级所吞噬。
长大后的你坐在格子间，头顶是毫无生气的惨白色灯光，稀薄的工资支撑你暂时活着，满脑子博尔赫斯和福柯的样子，像极了孔乙己念叨茴香豆的四种写法，你终于发现——孔乙己竟是我自己。
当学习无法改变命运，阶级固化的天花板比水泥还坚硬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去指责每一个个体“眼高手低”，还是去追问事情何以至此呢？
如果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就别再对着他们说风凉话了。
几乎所有中国孩子都听过这样一句话：
“等你上大学就好了。”
似乎拿到了高等学历，进入写字楼做白领，未来就会万里无云。
但这句话早已失效。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或主动或被动地拥抱体力劳动。
当大多数人发现狗屁工作的性价比越来越低，甚至连一份狗屁工作都动辄成百上千大学生竞争的时候，或许下沉就是另一种沉默的抵抗。
恐怕谁都没想到，一个去年年底才成立的豆瓣小组，如今已经聚集了3万多名成员。
想必你也有所耳闻，这个占据了各大媒体版面的小组叫做“轻体力活探索联盟”。
在联系到“轻体力活探索联盟”的组长久期之前，我并没有想到，她是一个98年的毕业生。
小组火得很快，迅速见诸报端，这些都是久期没有预期到的。最开始，她甚至以为这个小组不会被豆瓣官方通过。
失意者的构成是复杂的。
这里有尚未签约工作的应届毕业生，也有在写字楼里苦熬十年的中年人。从00后和90后，到80后和70后，人们困在各自的难题里，不谋而合，来到了同样的停靠点——
“36岁，卷不动了。”
“24岁，24小时standby有点心累。”
作为应届毕业生的久期，去年刚刚签约了一份稳定的国企工作。
自己和身边的朋友，明明已经得到了普世意义中体面的工作，却没有一个人是开心的：“要不然我们去做保安吧，少走几年弯路。”聊天时微不足道的细节，启发了她创建一个小组试试的想法。
几个年轻人的日常抱怨，其实在外面的世界已经变成了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当她们坐在宿舍里讨论“逃跑去做体力活”的同时，无数个蜷缩在一线城市写字楼里，面如土色、心如死灰的年轻人和中年人，也产生了相同的念头。
在成为“轻体力活组”组长的这段日子里，久期见证了许多组员缤纷离奇的打工故事。
让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叫谢阿金的组员。她在新西兰的屠宰场工作，是一名申请了working holiday签证的“背包客打工人”。
她用极为细腻的笔触记录自己观察到的世界：车间里循环播放的音乐；工人们长年扛整羊，练就的一身扎实的肌肉线条；6个月的小羊羔红宝石一样鲜嫩的血色，像橡皮泥质感的嫩肉。
作为检查樱桃质量的工人，她和工友们需要把有伤口的、没樱桃梗的、有擦伤的、屁股开花的樱桃一个个挑出来。标准复杂，总之最后必须保证装到盒子里的樱桃，都是完美圆润的。还有一部分流水线上的樱桃们被出口到了中国。
工人们也可以趁着工作空隙吃樱桃，谢阿金一度吃到了流鼻血的程度。她的叙述充满可爱的生命力：“干活干累了会从水管里抓樱桃吃，需要一点手速”。
流水线的工作还是免不了乏味。即便能聊天、看视频、听歌、吃樱桃，谢阿金还是品尝到了枯燥：工厂里的噪音很大，手一直摸刚过水的樱桃会很冰。她说，未来半年都不会碰流水线了，以后或许会去尝试叉车或者收割车司机。
久期在谢阿金的故事里触碰到了久违的生命力。那些流水线上的细节，就像一个窗口，把南半球的阳光折射在了网线的另一头。“这份工作带给她很多观察，她的状态很轻盈。”
另一个让久期印象深刻的，是一个逃离大厂的设计师女孩，转身去做宠物美容师。
96年的洛洛毕业于国内排名前二十的985院校，从事视觉设计，待过独角兽创业公司，也去过头部大厂。
在写字楼苦熬的时间，让洛洛对前途充满怀疑。即便任劳任怨做螺丝钉，也看不到任何晋升的希望。与其在高强度的加班里拖垮身体，不如辞职去学一门真正的手艺。
于是洛洛走进了宠物美容店。她开始跟着店里的师傅从零开始学习给猫狗洗澡美容。
她的生活迎来了一个急转弯。大厂带来的压抑烟消云散，每天和猫狗打成一片，下班时间到了就可以关灯走人，不用再担心任何消息轰炸。
久期当时就忍不住在帖子下留言：“前后两段文字的语气都不一样，感受到你的开心了。”
之所以小组在短时间内吸引了如此庞大的关注，是因为大家对脑力劳动的倦怠到达了某种极限。而一份“到点就能真正下班”的工作，自然被覆盖了一层原始的美好滤镜，就像一个属于劳工的天堂，正在向受难的打工人们招手。
看过了形形色色的故事，久期发现，放下高学历选择做体力活，最辛苦的不是生理层面的疲劳，而是一个年轻人如何去克服社会包容性障碍，以及大众观念中的刻板印象。
“假设我去做一份体力工作，我是不是会让爸爸妈妈丢脸？他们出去跟人社交，提起孩子现在在外面做什么工作，他们会不会感觉上不了台面？”久期觉得，观念的转变，才是整个过程中最消耗人的问题。
曾经我们看到“北大毕业生卖猪肉”、“北大毕业生选择送外卖”的新闻还会感到惊奇，但如今形势再次变化，广州连外卖骑手的名额都招满了，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恐怕连最后的避难所也没了。
于是你去卖烤肠，我去卖凉皮，大家都有了光明的未来。
在“轻体力活”小组火了之后，作为组长的久期也有顾虑。她担心许多还没想明白的年轻人，一头就扎进来。
“一个人过得不开心、遇到了困境、或者做脑力工作焦头烂额，体力活似乎就变成了那个唯一的答案。不要美化任何一条你没有走过的道路。一个人和他的困境，在从事体力活之后，并不会自动消失。”
当一个小组的人数越来越多，风向就会变得不可控。久期担心小组的引导性，会让身处其中的人产生认知偏差：“我会怕这个小组引导大家走向另一个极端，走向脑力劳动的对立面。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
那么，那些真正从事轻体力活工作的人经历了什么？
我找到了两个版本的答案。
选择弯下腰的人，大抵出于两种原因。
要么是受够了狗屁工作的虚无消耗，要么是真的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了。毕竟许多写字楼里的工作，性价比远不如体力活。
98年的女孩面包，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新传硕士。
她目前已经签约了一家国企，做体力活是她在正式毕业前，送给自己的一份多元化体验。
在武汉这座高校林立的城市，找一份兼职并不难。大学城附近的小吃街，顺理成章成为了面包寻找体力活的起点。也许是运气不错，她很顺利就找到了一家生意很好的糕点铺子做兼职。
做体力活，不辛苦是不可能的。
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是面包的上工时间，她日常要负责三个渠道的打包：门店顾客、外卖订单、以及老板的社区团购。一开始她也不免会犯错，不是少装了叉子勺子，就是把糕点包错了。老板也没有怎么苛责过她，只是淡淡地嘱咐她：下次别再搞错了。
一份走出写字楼的体力活，能让人和人之间产生从未有过的、意想不到的链接。
就像大多数中国普通百姓，老板一家人带着朴实原始的、掏心窝子的善意。面包告诉我，这份体力活最快乐的时刻，就是老板一家人不停招呼她吃糕点。“那些现烤出来的糕点，老板的父亲也不管我有多忙，就招呼我去吃。如果我在忙，他还会从后厨拿出来，放到我手里让我吃。”
老板的母亲是一个子女很多的妇女。每次看到面包，她就会联想起她的其他孩子。她的双手因为长时间做糕点时不时酸痛，于是面包没事就会帮她捏揉。“之后忙起来，她还是会站在我旁边，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我。”
面包曾经对体力工作的刻板印象，是机械、简单、无脑的无意义工作。但现在她发现，这份工作更宝贵的其实是人本身：“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很重要。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人的链接性会通过很多细小的言行举止发生一些改变。”
其实在体验这份体力活之前，面包的实习履历，完全算得上是优等生级别。
她曾经在某大型电商做过实习生，精神压力巨大，收场也不愉快，连哭都要躲在厕所里。“其实我是一个情绪比较温和的人，但是那一次离职，我是当天说走就走了”。在大厂的脑力劳动创伤体验，吓得她秋招时都不敢再给这家大厂投简历。
后来她在帖子里如此写道：虽然糕点铺这份工作需要站五个小时，还要不停打包，但是我真的好快乐，一点也不觉得自己被榨干，之前在互联网实习的时候完全就是精气被吸干的状态。
要不是健身房关门早，她甚至在糕点铺兼职结束后，还想去健身房跑个5公里。
体力活就像面包正式进入社会之前，一场特殊的心理按摩，一次精神上的健身。当我问她，未来还会尝试做体力活吗？她的回答是肯定的，但前提条件是不能影响到主业和日常生活。
“如果其他同龄人也想找一份体力活，我的建议是安全第一，其次最好能够提前考察一下这份工作能不能给你带来价值。要么是情绪价值，要么是经济价值。没了，就这么简单。”
面包可能是这批年轻人里最早想开的人。她在自己的手帐里写道：什么孔乙己的长衫，我发现自己根本没穿在身上。
另一位99年的女孩圆圆，是西南政法大学21届的毕业生。
她选择体力劳动，更多是因为无可奈何。
回忆上一份工作，她只用一秒钟就能还原苦不堪言的状态：“我做过媒体，每天晚上也要赶稿。还有精神状态不稳定的领导总是折磨我，我本身的业务水平也不行，写不出稿子。”所以圆圆知难而退，放弃了新闻专业的工作。
但人总得找个班上。
她投递了很多跟人文社科不匹配的工种。面试过宜家、无印良品、茶颜悦色、奈雪的茶的兼职或全职。这些店面以相似的原因拒绝了她：一个毕业院校还不错的大学生，不可能在一家奶茶店做得长久，多半是来过渡的。
奈雪的茶要求兼职有烘焙基础；茶颜悦色会在宣介会的过程中隐晦地“劝退”不能吃苦的大学生；而宜家的销售岗位，却因为简历上的空白期拒绝了她；无印良品也一样。
圆圆苦笑道：“看上去门槛不高的、已经算得上是脱下长衫的体力工作，人家还不一定肯要你”。最后，她终于得到了一个瑞幸咖啡的岗位，她自嘲是一名“摇奶茶的按键咖啡师”。
即便如此，竞争也相当激烈。一本毕业生圆圆是候补人选，多亏了第一轮面试有两个人跑路了，才得以让圆圆顶上名额。
我忍不住好奇——这些体力活到底更偏向哪类人群？
圆圆告诉我，所有门店都看重你能不能吃苦，能不能站12个小时。她甚至在找体力活的过程中，总结了一套较为完美的答案。
“你得这么说，‘我曾经做过兼职，我已经习惯了每天站12个小时’，或者说‘我家就住在门店附近，所以每天不会迟到早退’。最好不能是硕士，不能是985或211，只要你学历普通，就不会跳槽去更好的地方，你就更稳定——门店就喜欢这样的人。”
连锁咖啡店不可能清闲。早班从7点到下午16点，中班从中午11点到晚上20点，晚班从下午3点到晚上11点打烊。高峰期在店里忙得脚不沾地，平峰的时候还要去大街上做地推。
说起这份工作最开心的时刻，圆圆的回答让我有些意外。
“我在媒体工作的时候，内心是非常害怕被拆穿的。我怕领导发现，我其实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草包。比如采访一个行业大佬的时候，我怕自己听不懂对方说的话，我怕他会发现，对面采访他的记者其实什么都不会。但是我在奶茶店和咖啡店，就不会焦虑了，也不会担心有一个精神状态不稳定的领导突然开始辱骂我。”
说罢，她接着自嘲：“当然，如果我不是个草包的话，我也不会来瑞幸摇咖啡了。”
哪有什么励志故事，大部分人不过是普通的失败者。
圆圆也挣扎过。她面试过物业客服，结果因为缺乏相关经验被拒绝。她还试过摆摊，提前做了一晚上的杯子蛋糕，可惜最终只卖出去两个。拉了两箱矿泉水也没卖出去一瓶。圆圆感叹，比起摆摊，摇奶茶至少是一份更稳定、风险更低的工作。
现在摆在她面前的，似乎只剩下了一条考公考编的窄道。她有些无奈，但也不得不面对。体力活对于她而言不是长久之计。
“如果真的有一个有双休、不用加班又体面的工作，谁又想来摇奶茶？”
总是被HR盘问空白期的圆圆，如今开始担心这段在瑞幸摇咖啡的经历，会让她以后的简历雪上加霜。
就在我和这几位毕业生对话前，B站有一则视频被送上了热门。标题非常刺眼：
《我：毕业5年，存款5000；她：中传硕士，火锅店保洁》
点开视频你会发现，故事的主人公平淡地诉说着自己的境遇，甚至有一丝超出年龄的超脱。“谁能想到最后是这个结果”，说完之后，两个女孩都笑了。
这些故事当然不是时代个案。
在B站、虎扑、小红书，一切你能触及的社交平台里，类似的故事重复出现：当上一代人把一个更复杂的世界交到年轻一代手里时，他们终于发现，现实并不如儿时教育中允诺的那么美好。
“等你上了大学就好了，等你毕业了就好了，等你工作了就好了”——对于一个中国孩子来说，这套话术可能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只有等待、隐忍和努力才是通向成功的高速公路，那些年被放弃的体育课，那些被补习班填满的假期时光，都是为了日后幸福所付出的必要代价。
已经成为社会默认准则的教育功能论，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已流行，这种观念的底层逻辑很简单：教育水平的增长会提升劳动者的工作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发展。投射到个人身上，就是“只要拿到了高学历，就拿到了赚钱的准入资格”。
但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在其著作《文凭社会》中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将这种过于单纯的期望击碎：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后知后觉地发现，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与经济发展之间并非单纯的线性关系。教育对经济生产力的主要贡献，仅仅停留在大众扫盲阶段，当大众识字率上升之后，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就不再显著了。
当教育出现了过度扩张和膨胀的局面，文凭贬值、工作难找几乎是一个必然规律。
而社会对于文凭逐渐上升的要求，并非是由技术升级导致的，而是因为统治阶级将学历货币化，并以此作为精英筛选工具。
这套体系以“逃离辛苦劳作，走向体面人生”为终极诱惑，吸引无数普通人追逐、复制、最终内化这套系统。你的学历代表的不只是知识储备，而是你未来在工作中呈现出的效率、执行力与理解力，以及你是否符合雇主的“中产阶级品德要求”，柯林斯将这种筛选模式定义为“文化会员模式”。简单理解就是山姆会员卡，没卡，连进门的机会都没有。
但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当高学历通货膨胀，必然在职场中的购买力也变得廉价；当市场翻过高速增长的一页，迈过改革开放初期机会遍地的蓝海，社会能提供的岗位也变得饱和。
一增一减之间，曾经关于文凭神话的信仰终于崩塌。
年轻一代发现先前的经验全部失效。而老一代人也在“高学历拉洋车”的荒诞新闻里，逐渐理解文凭的性价比正在缩水。曾经饱尝红利、目睹了改革开放初期遍地机会的光景的那代人，看到如今的环境恐怕也只能哑然失笑。与其归功于教育，不如说他们恰好赶上了时代的礼赠。
直到最后人们发现，社会财富分配的核心原则仍然没有变化：无非还是出身、天赋、搭车运。
个人的努力在时代的洪流面前显得那么无力。我们总认为教育是一切分配形式中最公平的途径，但却发现范进中举的故事放在任何时期都不过时。
期望崩塌之后，年轻一代必须重新理解社会分配的残酷：决定人生的从来都不是一张毕业证。
圆圆的人生就有如此体会。
与她同宿舍的舍友，毕业后一个在电影院检票，一个在山区县城当代课老师，大家曾经都是高中学习好的尖子生，都考上了不错的大学。
“我们读书的时候真的没有想过，自己未来会去摇奶茶、去做影院的检票、去山区里面做小学代课老师。当时真的没有想过会是这样。”
圆圆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所有亲戚遇到她都会问：“最近找到工作了吗？”圆圆如实回答，结果得到的回应总是：“哟，你这学历还去做这个工作啊？”
每次听到这句话，圆圆都忍不住在心里翻白眼。对于上一人来说，如今的大学生面对的是怎样的就业环境，他们恐怕根本无法体会，却还要在旁边说风凉话。
而圆圆这一路上并没有任何稳健的资源背景支持。
“我高中学的理科，志愿是稀里糊涂填的，当时也没有想过未来怎么就业，家里也没有人给我指路帮忙。但是已经走到这步了，我总不能跨专业去考理科的研究生吧？难道去重新高考吗？都不现实。”
更心酸的是，体力活小组还挖掘了一个诡异的特殊现象——学历逆流。
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就算想去流水线上做最基础的体力活，也会因为学历太高被拒之门外。
想要进厂，最匹配的学历是高中。所以为了进厂打工，会有大专生冒充自己是高中毕业的，也会有本科生冒充自己是大专生。
于是大家在豆瓣小组里献言献策：
“只要不说自己是211就会好一点，它就是担心你干不长。你要说自己是个高中生上完就辍学，不会不要你的。”
“可以瞎编，说自己做过饭店的服务员或者是什么儿童乐园导游之类的。服务员要求体力，导游要求耐心，一听这两点有了，说真的奶茶店也没什么门槛。”
组长久期也注意到了这个诡异的现象——当教育资源被大面积浪费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重新审视这套系统了。
成功的标准被量化成高度统一的精英化模版：考985或211、考研考公考编、一路考到这套系统的边界。但没有人能够承诺，走到尽头就会有回报。
“所有人顺着这条路走，得到了很高的学历，但是最后ta会发现，自己的学历和能力是根本不匹配的。学校的教育从头到尾就没有让我们想清楚这个问题”，久期对我说。
目标感的缺失迅速侵蚀了每一个人。
“我们在毕业之前并不迷茫，是因为我们可以沿着这条路顺畅地走下去，是因为我们当时有很明确的时间节点：小学、中学、大学、考研、考公、找工作。但一毕业，所有节点消失了，整个社会的教育责任戛然而止。”
焦虑就这么飘在大学校园里。久期告诉我，就业难的恐怖气氛，如今已经蔓延到了更低的年纪。
“我师妹才研一，就已经开始担心自己未来找不到工作。”
面包回忆，在去年的春招双选会上，一位中年领导看到面包递来的简历说：像你这个年龄的女性，不好找工作了。98年出生的面包，当时瞳孔微微放大了一下：“我什么年龄？我甚至连社会都没出过一天。”
有人站在山顶上高高在上地指点，说学历是年轻人放不下的架子。这样的画面，似乎就像坐在轿子里养尊处优的丁举人锐评孔乙己，活得不好是因为不够吃苦。
可是，鲁迅批判的从来都不是同为读书人的孔乙己，他讽刺的从来都不是苦难的个体，而是享用社会资源却全程隐身的丁举人，咸亨酒店里那些快活的、暂时做稳了营生的看客，以及看客们赖以为生的体制。
在我们还是高中生的时候，语文老师在教案上写，孔乙己精神上迂腐不堪、麻木不仁，生活上四体不勤、穷困潦倒，在人们的嘲笑戏谑中混度时日，最后被封建地主阶级所吞噬。
长大后的你坐在格子间，头顶是毫无生气的惨白色灯光，稀薄的工资支撑你暂时活着，满脑子博尔赫斯和福柯的样子，像极了孔乙己念叨茴香豆的四种写法，你终于发现——孔乙己竟是我自己。
当学习无法改变命运，阶级固化的天花板比水泥还坚硬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去指责每一个个体“眼高手低”，还是去追问事情何以至此呢？
如果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就别再对着他们说风凉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