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伊朗的“中国电影周”上放映了反映中国抗美援朝历史的电影《长津湖》，引起了伊朗民众非常热烈的反响，电影结束后全场观众起立致意，伊朗媒体也给予了大量报道。
截图来源：@孟雅琪的波斯秘语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热潮，一是与当前紧张的中东地区局势密切相关，尤其是伊朗面临可能与以美国为后盾的以色列之间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伊朗民族情绪高涨；二是伊朗历史上在与西方的军事对抗中有过辉煌的胜利，也有过惨痛的失败，胜利与失败交织下的复杂民族情感使得中国电影《长津湖》对伊朗人民来说，无异于一部鼓舞民族精神和士气的励志片。
伊朗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曾经两度建立了囊括西亚-中亚大部分地区的波斯帝国，疆域包括了埃及和黑海北部沿岸地区，因此被称为第一个横跨亚非欧三洲的世界性大帝国，这也是伊朗民族最引以为自豪的荣光。由于波斯帝国直接面对欧洲，历史上欧洲的向东扩张和侵略，伊朗都是首当其冲的桥头堡。伊朗在伊斯兰前的三大王朝都是处在与西方的军事冲突之中。
伊朗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前330年，由伊朗雅利安人波斯部落建立，史称第一波斯帝国）时期，主要面对的是以雅典和斯巴达为首的希腊联军，经过马拉松战役、温泉关战役、萨拉米海战三次大的战役，希波战争最终以波斯的失败和希腊的胜利而告终，由此迎来了古希腊文化的黄金发展时期。西方历史学家历来把希波战争中希腊的胜利描述为西方民主制度对东方专制制度的胜利。
之后是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34年从马其顿起兵东征，横扫伊朗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330年第一波斯帝国灭亡，开始了希腊统治伊朗的八十余年希腊化时期。这可以说是伊朗民族在经历了波斯帝国的辉煌之后，遭遇的第一次惨痛失败。
古罗马马赛克画中描绘的亚历山大大帝与波斯帝国最后一位君主大流士三世激战的场景
公元前247年，伊朗安息王朝（公元前224年—公元224年，由伊朗雅利安人帕提亚部落建立）建立，经过“百年光复战争”的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把希腊势力赶出了伊朗高原。“百年光复战争”是伊朗人民面对西方强势军事力量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也是伊朗民族几乎在遭遇灭顶之灾之后的顽强崛起。
之后，伊朗安息王朝始终与罗马帝国相抗衡。罗马帝国在“打遍地中海无敌手”之后，在东方遭到了伊朗安息王朝的顽强抵抗。罗马帝国前三巨头中的克拉苏对安息用兵，公元前53年双方会战卡莱，安息以不足2万的兵力大破罗马4万大军，这成为世界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卡莱战役的胜利，大大鼓舞了伊朗的民族自信心。公元前36年，罗马后三巨头之一、著名的年轻统帅安东尼再度对安息用兵，同样遭遇惨败。
公元395年，庞大的罗马帝国受欧洲北方蛮族入侵，帝国一分为二，东部帝国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东罗马帝国又称为拜占庭帝国。伊朗萨珊王朝（224—651年，由伊朗雅利安人波斯部落建立，史称第二波斯帝国）主要是与东罗马帝国相抗衡。528-531年、540-545年、549-562年、571-591年，伊朗萨珊王朝与东罗马帝国之间发生大规模的、长期的军事冲突，每次军事冲突的最终结果都是伊朗萨珊王朝取胜，把东罗马军队打得丢盔卸甲，割地赔款。572年，为了断绝东罗马的海上丝绸之路通道，萨珊波斯占领也门，扼守亚丁湾。从此，也门地区成为伊朗的势力范围。
因此，伊朗伊斯兰前的三大王朝在与西方的军事对抗中，总体上占据优势。这种优势积淀为一种民族心理，形成伊朗民族内心深处的骄傲自负情结。作为西亚地区强国，伊朗从古至今一直在该地区具有一种强大的威慑力和震慑力，其文化对周边地区具有强大的辐射力。
610年，先知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632年，先知穆罕默德以伊斯兰教实现了对阿拉伯半岛上各个阿拉伯部落的大统一。在四大哈里发时期，阿拉伯军队开始冲出半岛。这时的萨珊波斯，一方面由于与东罗马帝国之间的长期战争消耗了国力，另一方面国家内部发生儿子弑父夺位的内乱，因此不敌阿拉伯大军。651年，伊朗萨珊王朝灭亡，伊朗进入伊斯兰时代。
伊朗文明在被伊斯兰教改变的同时，伊斯兰文明也被伊朗文明所改变，伊朗的伊斯兰化使得阿拉伯的伊斯兰文明从部落文明迅速转变为高度发达的帝国文明。被阿拉伯人征服，可谓是伊朗民族遭遇的第二次灭顶之灾，但是伊朗凭借强大而高度发达的文明征服了征服者，这也形成了伊朗民族心中的“大伊朗主义”情结，认为正是伊朗的贡献创造了繁荣灿烂的伊斯兰文明，这也形成了伊朗民族在伊斯兰时期的心理优势。
描绘宫廷精致生活的伊朗细密画，是伊朗灿烂波斯文化艺术的代表，受到波斯传统文化和伊斯兰宗教文化的双重影响
同时，也正是伊朗地区的伊斯兰化，使得伊斯兰教最终分裂成为以阿拉伯人为代表的逊尼派和以伊朗人为代表的什叶派。伊斯兰教逊尼派与什叶派之分，表面上是因为两大派对谁是先知穆罕默德合法继承人这个问题的认知分歧导致的。逊尼派承认四大哈里发阿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阿里均为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而什叶派只承认阿里（穆罕默德的堂弟兼女婿）为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长期的帝制导致伊朗人更注重血缘继承关系，前三位哈里发与先知穆罕默德之间没有血缘关系。
然而，事实上，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最内在、最根本性的差异，在于对继承人本身宗教权力的认知上。什叶派把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称为伊玛目（精神领袖），阿里为第一伊玛目，阿里的子孙依次传递至十二伊玛目。在逊尼派的追杀下，第十二伊玛目麦赫迪不知所终，什叶派认为第十二伊玛目麦赫迪隐遁了，终审日时会复临世界，清算世间的一切罪恶。
就是说，逊尼派的信仰是以《古兰经》本身为核心，而什叶派的信仰是以掌握《古兰经》全部知识的人（伊玛目）为核心。什叶派伊玛目由前一任伊玛目“指定”，而不由民众推选。“指定”原则奠定了什叶派主张由教法学家的独立判断原则来处理教法事务的基础，赋予了拥有高教阶（阿亚图拉）的教法学家“创制”的权力，这是与逊尼派最大的区别，逊尼派的教法学家没有创制权力。
信仰伊玛目成为什叶派在信仰安拉独一、信仰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之外的第三个信条，因此什叶派的信仰是建立在以《古兰经》为基础之上的伊玛目信仰和崇拜。这导致了什叶派高教阶的教法学家被视为隐遁伊玛目在人间的代理人，在民众中具有逊尼派宗教学者所无法比拟的崇高威望和强大号召力。这也正是1979年大阿亚图拉霍梅尼作为什叶派宗教领袖，领导伊朗伊斯兰革命取得成功的关键原因。
霍梅尼作为什叶派宗教领袖领导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
伊朗在伊斯兰之前以琐罗亚斯德教（俗称拜火教，中国史籍称祆教）为国教，什叶派实际上是琐罗亚斯德教的伊斯兰化，什叶派蕴涵了诸多的琐罗亚斯德教因素，本文不展开论述。无论如何，正是深厚的琐罗亚斯德教底蕴，使得伊斯兰什叶派只在伊朗和伊朗周边地区传播，而在世界上广泛传播的是伊斯兰逊尼派。这也是在现代国际政治中，在伊朗周边地区形成什叶派抵抗之弧的重要原因。
巴以冲突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开始，曾长期是伊斯兰逊尼派世界（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以色列以美国为强大后盾，前五次中东战争均获得全胜，阿拉伯诸国被打成一盘散沙，在美国的驱动下，纷纷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与以色列媾和。领土问题似乎是巴以冲突的重点，然而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才是巴以冲突的核心。
耶路撒冷是三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圣地，是伊斯兰教的第三圣城，建有著名的阿克萨清真寺。1947年联合国的分治决议将耶路撒冷定为联合国托管城市，但是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由于以色列获胜，导致耶路撒冷西部被以色列占领。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又占领了耶路撒冷东部。1980年7月，以色列通过一项法案将耶路撒冷视为统一后的首都。该法案虽然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抨击，但以色列我行我素，逐步推进自己的“建都计划”。乃至2017年12月，特朗普主宰的白宫正式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这无疑为之后的巴以冲突埋下了导火索。
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前的巴列维王朝是一个亲美政权，因此并没有介入巴以冲突，并且还趁中东战争大量捞取石油美元，促使国民经济迅速腾飞，自认为已经跻身发达国家之列（1972年国民经济总产值居世界第9位）。1980年以色列将耶路撒冷视为统一后首都的法案，对1979年新诞生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是一个强烈的刺激，伊朗开始旗帜鲜明地反美反以色列。
可以说，当逊尼派的阿拉伯国家放弃了对以色列的抵抗之时，是什叶派的伊朗扛起了捍卫耶路撒冷圣城的旗帜，坚定不移地反美反以色列，并在遭受美西方国家至今长达四十五年的围困和制裁之下，依然顽强地建立起了自己的什叶派抵抗之弧，成为巴以冲突中的重要抵抗力量。
什叶派“抵抗之弧”
伊朗现政权目前面临的困境在于，一方面需要下血本建立自己的什叶派抵抗之弧，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又面临美西方的长期围困和制裁，因此国民经济举步维艰，民众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加。民众不满情绪的蔓延，为美西方势力在伊朗境内的渗透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
相对而言，伊朗底层民众的心理纠结较小，因为底层民众并没有享受到太多巴列维王朝时期经济腾飞的红利，而现政权比较重视对底层民众的生活补贴，再加上底层民众宗教信仰更虔诚，他们即使是勒紧裤腰带，也不会对现政权有太多的敌对情绪，只会在现政权的因势利导下把敌对情绪转向美西方国家，因此伊朗现政权的群众基础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伊朗的中产阶级处在一种巨大的心理纠结甚至是心理撕裂之中。在巴列维王朝时期，他们是伊朗经济腾飞的最大利益享受者；在现政权中，他们的资产急剧缩水。作为伊朗的知识精英，他们是“大伊朗主义”情结最深厚的群体，他们以伊朗历史上的荣光、以伊朗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骄傲自豪，认为伊斯兰教是阿拉伯人的宗教，认为掌握伊朗现政权的宗教阶层都是伊斯兰教的宗教学者，加上西方媒体对伊斯兰教和伊朗现政权的妖魔化，他们很容易把经济上的困境归咎于掌握伊朗现政权的宗教阶层，从而对伊朗现政权产生较大不满情绪。
因此，伊朗知识精英处在这样的心理撕裂中，一方面他们很爱伊朗，推崇伊朗的历史文化，一方面又对宗教阶层掌权的伊朗现状非常不满，呈现出比较强的亲西方倾向，因而成为美西方势力渗透的主要对象。
伊朗德黑兰，波斯新年前夕，伊朗人在街头市场购物。 IC Photo
其实，在笔者看来，伊朗的知识精英没能很好地从学理上阐释伊斯兰教什叶派与伊朗琐罗亚斯德教之间的血脉承继关联，没能把伊斯兰后的伊朗与伊斯兰前的伊朗有机地进行架构，并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从而使得伊斯兰后的伊朗始终处在风中飘荡，魂魄无归依之处。
然而，伊朗始终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地区大国和强国。在历史上，他们即使数度遭遇灭顶之灾也从未屈服，有着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在国家实力上，伊朗是中东地区唯一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有着丰富的油气资源和矿藏，有着较好的粮食生产体系，因此其本身具有自给自足的能力，这也是伊朗在四十多年美西方的围困和制裁中顽强坚持且在一定程度上稳步发展的重要原因。
总之，现在的伊朗是想走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只是尚处在瓶颈之中，但这并不妨碍伊朗在当前复杂且急剧变化的中东局势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最近在伊朗的“中国电影周”上放映了反映中国抗美援朝历史的电影《长津湖》，引起了伊朗民众非常热烈的反响，电影结束后全场观众起立致意，伊朗媒体也给予了大量报道。
截图来源：@孟雅琪的波斯秘语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热潮，一是与当前紧张的中东地区局势密切相关，尤其是伊朗面临可能与以美国为后盾的以色列之间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伊朗民族情绪高涨；二是伊朗历史上在与西方的军事对抗中有过辉煌的胜利，也有过惨痛的失败，胜利与失败交织下的复杂民族情感使得中国电影《长津湖》对伊朗人民来说，无异于一部鼓舞民族精神和士气的励志片。
伊朗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曾经两度建立了囊括西亚-中亚大部分地区的波斯帝国，疆域包括了埃及和黑海北部沿岸地区，因此被称为第一个横跨亚非欧三洲的世界性大帝国，这也是伊朗民族最引以为自豪的荣光。由于波斯帝国直接面对欧洲，历史上欧洲的向东扩张和侵略，伊朗都是首当其冲的桥头堡。伊朗在伊斯兰前的三大王朝都是处在与西方的军事冲突之中。
伊朗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前330年，由伊朗雅利安人波斯部落建立，史称第一波斯帝国）时期，主要面对的是以雅典和斯巴达为首的希腊联军，经过马拉松战役、温泉关战役、萨拉米海战三次大的战役，希波战争最终以波斯的失败和希腊的胜利而告终，由此迎来了古希腊文化的黄金发展时期。西方历史学家历来把希波战争中希腊的胜利描述为西方民主制度对东方专制制度的胜利。
之后是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34年从马其顿起兵东征，横扫伊朗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330年第一波斯帝国灭亡，开始了希腊统治伊朗的八十余年希腊化时期。这可以说是伊朗民族在经历了波斯帝国的辉煌之后，遭遇的第一次惨痛失败。
古罗马马赛克画中描绘的亚历山大大帝与波斯帝国最后一位君主大流士三世激战的场景
公元前247年，伊朗安息王朝（公元前224年—公元224年，由伊朗雅利安人帕提亚部落建立）建立，经过“百年光复战争”的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把希腊势力赶出了伊朗高原。“百年光复战争”是伊朗人民面对西方强势军事力量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也是伊朗民族几乎在遭遇灭顶之灾之后的顽强崛起。
之后，伊朗安息王朝始终与罗马帝国相抗衡。罗马帝国在“打遍地中海无敌手”之后，在东方遭到了伊朗安息王朝的顽强抵抗。罗马帝国前三巨头中的克拉苏对安息用兵，公元前53年双方会战卡莱，安息以不足2万的兵力大破罗马4万大军，这成为世界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卡莱战役的胜利，大大鼓舞了伊朗的民族自信心。公元前36年，罗马后三巨头之一、著名的年轻统帅安东尼再度对安息用兵，同样遭遇惨败。
公元395年，庞大的罗马帝国受欧洲北方蛮族入侵，帝国一分为二，东部帝国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东罗马帝国又称为拜占庭帝国。伊朗萨珊王朝（224—651年，由伊朗雅利安人波斯部落建立，史称第二波斯帝国）主要是与东罗马帝国相抗衡。528-531年、540-545年、549-562年、571-591年，伊朗萨珊王朝与东罗马帝国之间发生大规模的、长期的军事冲突，每次军事冲突的最终结果都是伊朗萨珊王朝取胜，把东罗马军队打得丢盔卸甲，割地赔款。572年，为了断绝东罗马的海上丝绸之路通道，萨珊波斯占领也门，扼守亚丁湾。从此，也门地区成为伊朗的势力范围。
因此，伊朗伊斯兰前的三大王朝在与西方的军事对抗中，总体上占据优势。这种优势积淀为一种民族心理，形成伊朗民族内心深处的骄傲自负情结。作为西亚地区强国，伊朗从古至今一直在该地区具有一种强大的威慑力和震慑力，其文化对周边地区具有强大的辐射力。
610年，先知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632年，先知穆罕默德以伊斯兰教实现了对阿拉伯半岛上各个阿拉伯部落的大统一。在四大哈里发时期，阿拉伯军队开始冲出半岛。这时的萨珊波斯，一方面由于与东罗马帝国之间的长期战争消耗了国力，另一方面国家内部发生儿子弑父夺位的内乱，因此不敌阿拉伯大军。651年，伊朗萨珊王朝灭亡，伊朗进入伊斯兰时代。
伊朗文明在被伊斯兰教改变的同时，伊斯兰文明也被伊朗文明所改变，伊朗的伊斯兰化使得阿拉伯的伊斯兰文明从部落文明迅速转变为高度发达的帝国文明。被阿拉伯人征服，可谓是伊朗民族遭遇的第二次灭顶之灾，但是伊朗凭借强大而高度发达的文明征服了征服者，这也形成了伊朗民族心中的“大伊朗主义”情结，认为正是伊朗的贡献创造了繁荣灿烂的伊斯兰文明，这也形成了伊朗民族在伊斯兰时期的心理优势。
描绘宫廷精致生活的伊朗细密画，是伊朗灿烂波斯文化艺术的代表，受到波斯传统文化和伊斯兰宗教文化的双重影响
同时，也正是伊朗地区的伊斯兰化，使得伊斯兰教最终分裂成为以阿拉伯人为代表的逊尼派和以伊朗人为代表的什叶派。伊斯兰教逊尼派与什叶派之分，表面上是因为两大派对谁是先知穆罕默德合法继承人这个问题的认知分歧导致的。逊尼派承认四大哈里发阿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阿里均为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而什叶派只承认阿里（穆罕默德的堂弟兼女婿）为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长期的帝制导致伊朗人更注重血缘继承关系，前三位哈里发与先知穆罕默德之间没有血缘关系。
然而，事实上，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最内在、最根本性的差异，在于对继承人本身宗教权力的认知上。什叶派把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称为伊玛目（精神领袖），阿里为第一伊玛目，阿里的子孙依次传递至十二伊玛目。在逊尼派的追杀下，第十二伊玛目麦赫迪不知所终，什叶派认为第十二伊玛目麦赫迪隐遁了，终审日时会复临世界，清算世间的一切罪恶。
就是说，逊尼派的信仰是以《古兰经》本身为核心，而什叶派的信仰是以掌握《古兰经》全部知识的人（伊玛目）为核心。什叶派伊玛目由前一任伊玛目“指定”，而不由民众推选。“指定”原则奠定了什叶派主张由教法学家的独立判断原则来处理教法事务的基础，赋予了拥有高教阶（阿亚图拉）的教法学家“创制”的权力，这是与逊尼派最大的区别，逊尼派的教法学家没有创制权力。
信仰伊玛目成为什叶派在信仰安拉独一、信仰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之外的第三个信条，因此什叶派的信仰是建立在以《古兰经》为基础之上的伊玛目信仰和崇拜。这导致了什叶派高教阶的教法学家被视为隐遁伊玛目在人间的代理人，在民众中具有逊尼派宗教学者所无法比拟的崇高威望和强大号召力。这也正是1979年大阿亚图拉霍梅尼作为什叶派宗教领袖，领导伊朗伊斯兰革命取得成功的关键原因。
霍梅尼作为什叶派宗教领袖领导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
伊朗在伊斯兰之前以琐罗亚斯德教（俗称拜火教，中国史籍称祆教）为国教，什叶派实际上是琐罗亚斯德教的伊斯兰化，什叶派蕴涵了诸多的琐罗亚斯德教因素，本文不展开论述。无论如何，正是深厚的琐罗亚斯德教底蕴，使得伊斯兰什叶派只在伊朗和伊朗周边地区传播，而在世界上广泛传播的是伊斯兰逊尼派。这也是在现代国际政治中，在伊朗周边地区形成什叶派抵抗之弧的重要原因。
巴以冲突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开始，曾长期是伊斯兰逊尼派世界（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以色列以美国为强大后盾，前五次中东战争均获得全胜，阿拉伯诸国被打成一盘散沙，在美国的驱动下，纷纷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与以色列媾和。领土问题似乎是巴以冲突的重点，然而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才是巴以冲突的核心。
耶路撒冷是三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圣地，是伊斯兰教的第三圣城，建有著名的阿克萨清真寺。1947年联合国的分治决议将耶路撒冷定为联合国托管城市，但是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由于以色列获胜，导致耶路撒冷西部被以色列占领。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又占领了耶路撒冷东部。1980年7月，以色列通过一项法案将耶路撒冷视为统一后的首都。该法案虽然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抨击，但以色列我行我素，逐步推进自己的“建都计划”。乃至2017年12月，特朗普主宰的白宫正式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这无疑为之后的巴以冲突埋下了导火索。
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前的巴列维王朝是一个亲美政权，因此并没有介入巴以冲突，并且还趁中东战争大量捞取石油美元，促使国民经济迅速腾飞，自认为已经跻身发达国家之列（1972年国民经济总产值居世界第9位）。1980年以色列将耶路撒冷视为统一后首都的法案，对1979年新诞生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是一个强烈的刺激，伊朗开始旗帜鲜明地反美反以色列。
可以说，当逊尼派的阿拉伯国家放弃了对以色列的抵抗之时，是什叶派的伊朗扛起了捍卫耶路撒冷圣城的旗帜，坚定不移地反美反以色列，并在遭受美西方国家至今长达四十五年的围困和制裁之下，依然顽强地建立起了自己的什叶派抵抗之弧，成为巴以冲突中的重要抵抗力量。
什叶派“抵抗之弧”
伊朗现政权目前面临的困境在于，一方面需要下血本建立自己的什叶派抵抗之弧，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又面临美西方的长期围困和制裁，因此国民经济举步维艰，民众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加。民众不满情绪的蔓延，为美西方势力在伊朗境内的渗透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
相对而言，伊朗底层民众的心理纠结较小，因为底层民众并没有享受到太多巴列维王朝时期经济腾飞的红利，而现政权比较重视对底层民众的生活补贴，再加上底层民众宗教信仰更虔诚，他们即使是勒紧裤腰带，也不会对现政权有太多的敌对情绪，只会在现政权的因势利导下把敌对情绪转向美西方国家，因此伊朗现政权的群众基础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伊朗的中产阶级处在一种巨大的心理纠结甚至是心理撕裂之中。在巴列维王朝时期，他们是伊朗经济腾飞的最大利益享受者；在现政权中，他们的资产急剧缩水。作为伊朗的知识精英，他们是“大伊朗主义”情结最深厚的群体，他们以伊朗历史上的荣光、以伊朗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骄傲自豪，认为伊斯兰教是阿拉伯人的宗教，认为掌握伊朗现政权的宗教阶层都是伊斯兰教的宗教学者，加上西方媒体对伊斯兰教和伊朗现政权的妖魔化，他们很容易把经济上的困境归咎于掌握伊朗现政权的宗教阶层，从而对伊朗现政权产生较大不满情绪。
因此，伊朗知识精英处在这样的心理撕裂中，一方面他们很爱伊朗，推崇伊朗的历史文化，一方面又对宗教阶层掌权的伊朗现状非常不满，呈现出比较强的亲西方倾向，因而成为美西方势力渗透的主要对象。
伊朗德黑兰，波斯新年前夕，伊朗人在街头市场购物。 IC Photo
其实，在笔者看来，伊朗的知识精英没能很好地从学理上阐释伊斯兰教什叶派与伊朗琐罗亚斯德教之间的血脉承继关联，没能把伊斯兰后的伊朗与伊斯兰前的伊朗有机地进行架构，并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从而使得伊斯兰后的伊朗始终处在风中飘荡，魂魄无归依之处。
然而，伊朗始终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地区大国和强国。在历史上，他们即使数度遭遇灭顶之灾也从未屈服，有着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在国家实力上，伊朗是中东地区唯一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有着丰富的油气资源和矿藏，有着较好的粮食生产体系，因此其本身具有自给自足的能力，这也是伊朗在四十多年美西方的围困和制裁中顽强坚持且在一定程度上稳步发展的重要原因。
总之，现在的伊朗是想走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只是尚处在瓶颈之中，但这并不妨碍伊朗在当前复杂且急剧变化的中东局势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