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收入差距（gender gap），对许多人来说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即便在今天的高收入国家，男女收入仍然存在10%到20%左右的差距。
在这些国家，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并不比男性低，甚至平均水平更高。从大学毕业后，年轻男女一同进入职场，一同努力工作，可以想象，一开始，他们的收入差距很小。
那么，女性的收入从什么时候开始明显低于男性的呢？
答案是，在她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后。
这是今年77岁的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在四十多年研究生涯中得出的结论之一，作为经济史学家与劳工经济学家，她的研究话题广泛，包括移民、收入不平等、科技变革等等，不过最为知名的，还是她在女性劳动方面的研究。
克劳迪娅·戈尔丁
北京时间10月9日晚，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克劳迪娅·戈尔丁，以表彰其“增进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
在经济学家这个群体中，女性并不多见。戈尔丁是哈佛大学经济系首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也是历史上第三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
再被视作常识的知识，也需要先驱凿开迷雾、传递火种，戈尔丁就是这样的人物。在“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发生了什么”这件事上，她用扎实的数据整理与研究，不断为人们展现全新的、并且令人惊讶的事实。
经济增长必然促进性别平等吗
经济增长会自动缩小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差异吗？透过历史的镜子，戈尔丁说，并不如此。
18世纪末以来的两百年多年，美国经济飞速增长，但已婚妇女的就业率并非稳步上升，而是呈现出一道U型曲线。
已婚妇女就业率图示/图源：诺奖官网
简单的数据分析无法得到这样的结果。在戈尔丁之前，大多数经济学家根据现成的数据相信：随着经济增长，更多的妇女参与了工作。
戈尔丁却敏锐地发现，历史上妇女的工作状况总是无法如实记录。在过去的人口普查与公共记录中，妇女的职业一栏中经常写着“妻子”，但事实上，许多妇女会同丈夫一起务农、做生意，或者在家中从事手工业生产。
意识到这一点，戈尔丁通过从前的时间使用调查、工业统计和人口普查数据重新编写了新的数据库。新数据与原有的官方数据有着很大不同，比如18世纪90年代末，美国已婚妇女的就业率是官方统计数据的三倍。
“我从克劳迪娅身上学到的一件事就是，像侦探一样进行经济研究。”看到她如此严谨地处理历史数据，戈尔丁曾经的一名学生说。
通过追溯、还原数据，戈尔丁揭示了一个新事实——随着19世纪工业化的兴起，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比例反而相比农业时期有所下降，这是因为工业化使得妇女无法在家工作，直到20世纪初，服务型工作需求增加，妇女就业率再次上升。
戈尔丁使用了统一的“需求—供给”分析框架，来理解美国不同时期妇女在劳动市场上的变化。
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受到产业结构与科技变革的影响，而女性劳动力的供给则更加复杂，社会规范（social norms）、制度障碍与平衡家庭、工作的需要都会限制女性劳动力的供给，其中，女性本身对自我的预期十分关键。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年轻女孩们，她们的母亲通常都是家庭主妇。因此，她们预想的自己也和母亲一样，将在短暂工作后回归家庭。她们在规划教育道路时并没有意识到：原来我也可以拥有一份长期的职业。
由于20世纪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需求扩大，多数女性都低估了自己一生中的工作量。这种预期与实际情况的错位，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趋于一致，而也是从那时开始，年轻女性加大了教育方面的投入，直至如今在许多高收入国家，女性的教育水平普遍高于男性。
1967-1984年按照年龄划分的年轻女性对就业的期待/图源：NLS
供给端的复杂状况，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女性就业率大幅提高的同时，劳动力市场上性别差异的缩小依旧如此缓慢。
在收入差距方面，戈尔丁发现，历史上许多重要的结构性变化确实促进了妇女收入的增长，比如工业革命时期（1820-1850 年），以及服务业需求上升期（1890-1930 年），男女之间的收入差距均明显缩小。
不过，在1930年到1980年之间，男女收入差距基本没有出现变化，即便这一期间，美国的经济在不断增长，女性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女性就业比重翻了一番。
透明的天花板
上个世纪，现代劳动力市场迎来了最大的经济与社会变革之一——在许多高收入国家，从事有偿工作的女性比例增加了两倍。
然而，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差异仍然显著存在。为什么劳动市场上的性别平等进展，会远远落后于女性就业自身的进展呢？
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导致性别差异的原因各不相同。在过去，性别收入差异可以用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就业率不充分、在就业上遇到的法律障碍解释，但如今，我们看到的依旧是这样的现实：各行各业的高层仍然由男性主导，女性在收入增长与职业晋升方面似乎有一道“透明天花板”，阻碍了她们攀登事业的高峰。
曾经，人们在解释性别收入差异时，通常认为这是男女不同的教育与职业选择带来的，但戈尔丁在一篇发表于2014年的文章中提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职业选择这一因素的影响慢慢变得不那么重要，同一职业内部的性别差异反而愈发显著。
关键的原因是生育。
表格显示，不同职业的女性和男性年收入的对数比/图源：哈佛商业评论
早在20世纪初，已婚妇女和未婚妇女的就业率就出现了显著差异，当时，美国所有女性中有20%的人从事有偿工作，而已婚妇女中这一比例为5%。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有更多女性开始选择从事法律、经济、医疗行业，她们的职业与收入发生了重大改变，除了增加教育投入、职业预期与现实趋于一致之外，戈尔丁还发现这与20世纪60年代避孕套技术的发明有关，也就是说，女性可以自主延迟结婚与怀孕的时间，对于她们的教育与工作大有益处。
到了2010年，戈尔丁与他人共同研究发现，同一职业内部的性别收入差异，是在女性分娩后出现并且扩大的。
对于今天的大部分女性来说，她们会因为生育暂时离开劳动力市场，当她们重返劳动力市场时，由于需要照料婴儿这样显而易见的原因，女性的工作时长通常会减少——这将对女性的工资收入产生长期负面影响。
作为一位学术女性，戈尔丁观察到，过去20年间，她身边的经济学女博士比例达到了30%-35%，但她们当中终身副教授的比例为25%，正教授为15%。
女性似乎总在职业晋升的关键前夜败下阵来，她们要么选择离开行业，要么失去了“雄心壮志”，转而“偏爱”那些清闲、灵活的工作，成为随时可以回去照顾孩子的母亲，尽管这会使得她们在工资上受到惩罚。
这种因成为父母对个体生活产生的影响，被称为“父母效应”（parenthood effect）。虽然被叫做“父母效应”，但其中受到更多影响的往往是女性。一对年轻父母在面对事业与家庭的围剿时总是显得捉襟见肘，在这个时候，通常是女性选择牺牲事业、花更多时间投入家庭。
戈尔丁擅长以历史的视角探索现实问题的根源。她的研究结论并非美国独有，许多国家同样如此。
尽管戈尔丁本人的研究并没有为解决性别差异提供解决方案，但她系统性地阐述了过去两百多年的历史中，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以及变化为何发生，这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了一些启发。
比如，加大对女性教育的投资，或者消除法律在女性就业上的阻碍，可能会在特定时间内对推进男女收入平等相当有效，不过，眼下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妇女就业率已经很高、受教育水平可能比男性更高的社会，那便应当寻求其他路径。
以及，政策制定者们可能需要更多的耐心，因为改变需要漫长的时间。谁照顾孩子这一“社会规范”可能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变化，公司在做出人力决策时的偏好——总是喜欢能花更长时间工作的员工——在短时间内也不会发生变化。
就像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年轻女孩，即便她们更多地投入了工作，但受到母亲的影响，她们的教育选择并不完全匹配当时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人在行为上发生的变化，可能几十年都不会在数据统计中显现——直到这群已经变化的人步入中年，并开始成为榜样，影响她们的“女儿”。
了解就业方面的性别差异相当重要，它关乎公平，还关乎一个社会的效率与繁荣。不把工作机会留给最有资格担任它的人是没有经济效益的，如果妇女没有同等机会参与劳动，或者她们参与工作的条件不平等，就意味着巨大的资源浪费。
为了更好的改变，人们必须了解问题的根源。就像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Jakob Svensson所说：“了解妇女在劳动中的作用对我们的社会来说非常重要，有了克劳迪娅·戈尔丁的开创性研究，我们才知道未来需要解决哪些障碍。”
性别收入差距（gender gap），对许多人来说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即便在今天的高收入国家，男女收入仍然存在10%到20%左右的差距。
在这些国家，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并不比男性低，甚至平均水平更高。从大学毕业后，年轻男女一同进入职场，一同努力工作，可以想象，一开始，他们的收入差距很小。
那么，女性的收入从什么时候开始明显低于男性的呢？
答案是，在她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后。
这是今年77岁的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在四十多年研究生涯中得出的结论之一，作为经济史学家与劳工经济学家，她的研究话题广泛，包括移民、收入不平等、科技变革等等，不过最为知名的，还是她在女性劳动方面的研究。
克劳迪娅·戈尔丁
北京时间10月9日晚，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克劳迪娅·戈尔丁，以表彰其“增进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
在经济学家这个群体中，女性并不多见。戈尔丁是哈佛大学经济系首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也是历史上第三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
再被视作常识的知识，也需要先驱凿开迷雾、传递火种，戈尔丁就是这样的人物。在“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发生了什么”这件事上，她用扎实的数据整理与研究，不断为人们展现全新的、并且令人惊讶的事实。
经济增长必然促进性别平等吗
经济增长会自动缩小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差异吗？透过历史的镜子，戈尔丁说，并不如此。
18世纪末以来的两百年多年，美国经济飞速增长，但已婚妇女的就业率并非稳步上升，而是呈现出一道U型曲线。
已婚妇女就业率图示/图源：诺奖官网
简单的数据分析无法得到这样的结果。在戈尔丁之前，大多数经济学家根据现成的数据相信：随着经济增长，更多的妇女参与了工作。
戈尔丁却敏锐地发现，历史上妇女的工作状况总是无法如实记录。在过去的人口普查与公共记录中，妇女的职业一栏中经常写着“妻子”，但事实上，许多妇女会同丈夫一起务农、做生意，或者在家中从事手工业生产。
意识到这一点，戈尔丁通过从前的时间使用调查、工业统计和人口普查数据重新编写了新的数据库。新数据与原有的官方数据有着很大不同，比如18世纪90年代末，美国已婚妇女的就业率是官方统计数据的三倍。
“我从克劳迪娅身上学到的一件事就是，像侦探一样进行经济研究。”看到她如此严谨地处理历史数据，戈尔丁曾经的一名学生说。
通过追溯、还原数据，戈尔丁揭示了一个新事实——随着19世纪工业化的兴起，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比例反而相比农业时期有所下降，这是因为工业化使得妇女无法在家工作，直到20世纪初，服务型工作需求增加，妇女就业率再次上升。
戈尔丁使用了统一的“需求—供给”分析框架，来理解美国不同时期妇女在劳动市场上的变化。
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受到产业结构与科技变革的影响，而女性劳动力的供给则更加复杂，社会规范（social norms）、制度障碍与平衡家庭、工作的需要都会限制女性劳动力的供给，其中，女性本身对自我的预期十分关键。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年轻女孩们，她们的母亲通常都是家庭主妇。因此，她们预想的自己也和母亲一样，将在短暂工作后回归家庭。她们在规划教育道路时并没有意识到：原来我也可以拥有一份长期的职业。
由于20世纪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需求扩大，多数女性都低估了自己一生中的工作量。这种预期与实际情况的错位，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趋于一致，而也是从那时开始，年轻女性加大了教育方面的投入，直至如今在许多高收入国家，女性的教育水平普遍高于男性。
1967-1984年按照年龄划分的年轻女性对就业的期待/图源：NLS
供给端的复杂状况，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女性就业率大幅提高的同时，劳动力市场上性别差异的缩小依旧如此缓慢。
在收入差距方面，戈尔丁发现，历史上许多重要的结构性变化确实促进了妇女收入的增长，比如工业革命时期（1820-1850 年），以及服务业需求上升期（1890-1930 年），男女之间的收入差距均明显缩小。
不过，在1930年到1980年之间，男女收入差距基本没有出现变化，即便这一期间，美国的经济在不断增长，女性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女性就业比重翻了一番。
透明的天花板
上个世纪，现代劳动力市场迎来了最大的经济与社会变革之一——在许多高收入国家，从事有偿工作的女性比例增加了两倍。
然而，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差异仍然显著存在。为什么劳动市场上的性别平等进展，会远远落后于女性就业自身的进展呢？
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导致性别差异的原因各不相同。在过去，性别收入差异可以用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就业率不充分、在就业上遇到的法律障碍解释，但如今，我们看到的依旧是这样的现实：各行各业的高层仍然由男性主导，女性在收入增长与职业晋升方面似乎有一道“透明天花板”，阻碍了她们攀登事业的高峰。
曾经，人们在解释性别收入差异时，通常认为这是男女不同的教育与职业选择带来的，但戈尔丁在一篇发表于2014年的文章中提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职业选择这一因素的影响慢慢变得不那么重要，同一职业内部的性别差异反而愈发显著。
关键的原因是生育。
表格显示，不同职业的女性和男性年收入的对数比/图源：哈佛商业评论
早在20世纪初，已婚妇女和未婚妇女的就业率就出现了显著差异，当时，美国所有女性中有20%的人从事有偿工作，而已婚妇女中这一比例为5%。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有更多女性开始选择从事法律、经济、医疗行业，她们的职业与收入发生了重大改变，除了增加教育投入、职业预期与现实趋于一致之外，戈尔丁还发现这与20世纪60年代避孕套技术的发明有关，也就是说，女性可以自主延迟结婚与怀孕的时间，对于她们的教育与工作大有益处。
到了2010年，戈尔丁与他人共同研究发现，同一职业内部的性别收入差异，是在女性分娩后出现并且扩大的。
对于今天的大部分女性来说，她们会因为生育暂时离开劳动力市场，当她们重返劳动力市场时，由于需要照料婴儿这样显而易见的原因，女性的工作时长通常会减少——这将对女性的工资收入产生长期负面影响。
作为一位学术女性，戈尔丁观察到，过去20年间，她身边的经济学女博士比例达到了30%-35%，但她们当中终身副教授的比例为25%，正教授为15%。
女性似乎总在职业晋升的关键前夜败下阵来，她们要么选择离开行业，要么失去了“雄心壮志”，转而“偏爱”那些清闲、灵活的工作，成为随时可以回去照顾孩子的母亲，尽管这会使得她们在工资上受到惩罚。
这种因成为父母对个体生活产生的影响，被称为“父母效应”（parenthood effect）。虽然被叫做“父母效应”，但其中受到更多影响的往往是女性。一对年轻父母在面对事业与家庭的围剿时总是显得捉襟见肘，在这个时候，通常是女性选择牺牲事业、花更多时间投入家庭。
戈尔丁擅长以历史的视角探索现实问题的根源。她的研究结论并非美国独有，许多国家同样如此。
尽管戈尔丁本人的研究并没有为解决性别差异提供解决方案，但她系统性地阐述了过去两百多年的历史中，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以及变化为何发生，这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了一些启发。
比如，加大对女性教育的投资，或者消除法律在女性就业上的阻碍，可能会在特定时间内对推进男女收入平等相当有效，不过，眼下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妇女就业率已经很高、受教育水平可能比男性更高的社会，那便应当寻求其他路径。
以及，政策制定者们可能需要更多的耐心，因为改变需要漫长的时间。谁照顾孩子这一“社会规范”可能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变化，公司在做出人力决策时的偏好——总是喜欢能花更长时间工作的员工——在短时间内也不会发生变化。
就像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年轻女孩，即便她们更多地投入了工作，但受到母亲的影响，她们的教育选择并不完全匹配当时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人在行为上发生的变化，可能几十年都不会在数据统计中显现——直到这群已经变化的人步入中年，并开始成为榜样，影响她们的“女儿”。
了解就业方面的性别差异相当重要，它关乎公平，还关乎一个社会的效率与繁荣。不把工作机会留给最有资格担任它的人是没有经济效益的，如果妇女没有同等机会参与劳动，或者她们参与工作的条件不平等，就意味着巨大的资源浪费。
为了更好的改变，人们必须了解问题的根源。就像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Jakob Svensson所说：“了解妇女在劳动中的作用对我们的社会来说非常重要，有了克劳迪娅·戈尔丁的开创性研究，我们才知道未来需要解决哪些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