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法兰克之家”纪念博物馆（Anne Frank House museum）执行董事利奥波德（Ronald Leopold）表示，他们对这项调查感到印象深刻，“这个团队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理论，但还有很多缺失的部分，这些碎片需要进行更多研究。”事实上，馆方并未参与这次调查，仅将现有档案资料提供给团队进行研究。
不过，阿姆斯特丹大学（Amsterdam University）专门研究大屠杀的荣誉教授霍温克德凯特（Johannes Houwink ten Cate）批评，这项调查完全没有根据，“如果有所谓躲藏的犹太人名单，早就公开于世了，应该要有确切的证据才可以做重大指控。”
荷兰犹太裔少女安妮法兰克（Anne Frank）在二战期间为了躲避纳粹，和全家人躲藏在橱柜后的阁楼长达两年，最后仍遭人告密抓入集中营，死亡时年仅15岁，而她在躲避期间所写的《安妮日记》也成为畅销全球的名著，而最新调查指出，当时向纳粹告密的人，其实是另一名为了自保的犹太人。
根据BBC报导，电影制作人拜恩斯（Thijs Bayens）和前FBI探员潘克基（Vincent Pankoke）以及20名历史学家、犯罪学家、数据学家组成的调查小组，花了6年的时间透过现代技术，爬梳当时留下的资料，调查20种不同情况下可能会有的30多名嫌疑人。拜恩斯仍强调这一切都是基于现有资料的推测，“我们没有百分百的把握，也没有确切的证据。”
研究人员表示，关键的证据是一封在二战后记给安妮父亲奥托法兰克（Otto Frank）的匿名信件，信中提到，阿姆斯特丹犹太委员会成员范德伯格（Arnold van den Bergh）就是背叛安妮一家的人，但当时范德伯格是为了自保，也是为了拯救自己的家人才向纳粹告密。
潘克基指出，奥托知道这封信的存在，却没有选择对外透露，因为对方同样身为犹太人，他怕这会再度引起反犹太主义，“但我们必须记住，范德伯格也是一名犹太人，只是意味着他也是被纳粹置于一个站不住脚的位子，他为了拯救自己的生命必须做一些事。”
研究小组提到，他们很难相信背叛者也是犹太人，但同时也发现，在纳粹的暴政之下，人们是如何陷入互相攻击的绝望境地，“我们试图去寻找罪犯，而最后我们找到一名受害者。”当时阿姆斯特丹犹太委员会被迫在荷兰执行纳粹政策，而委员会在1943年解散后，范德伯格并未被送往集中营，而是留在荷兰，因此怀疑是他向纳粹提供情报自保。
“安妮法兰克之家”纪念博物馆（Anne Frank House museum）执行董事利奥波德（Ronald Leopold）表示，他们对这项调查感到印象深刻，“这个团队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理论，但还有很多缺失的部分，这些碎片需要进行更多研究。”事实上，馆方并未参与这次调查，仅将现有档案资料提供给团队进行研究。
不过，阿姆斯特丹大学（Amsterdam University）专门研究大屠杀的荣誉教授霍温克德凯特（Johannes Houwink ten Cate）批评，这项调查完全没有根据，“如果有所谓躲藏的犹太人名单，早就公开于世了，应该要有确切的证据才可以做重大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