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1月2日，36岁的华裔候选人吴弭（Michelle Wu）当选美国波士顿市长，创造了很多历史第一： 马萨诸塞州首府历史上第一位女市长、第一位有色人种市长、第一位亚裔市长、第一位华裔市长； 美国东海岸第一位亚裔女性市长，同时也是自1925年以来第一位波士顿“非土著”市长。 吴弭于2007年取得哈佛大学学士学位，于2012年获得同校法学院法律博士学位。她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同时通晓西班牙语。 身世与经历 吴弭出生于芝加哥的一个普通移民家庭，她出生时，父母刚刚从中国台湾移民至美国。父亲是化学工程师，准备在伊利诺伊理工大学读研，但他和妻子几乎不会说英语，也没有多少积蓄，夸张一点可以说“身无分文”。 吴弭自幼聪慧异常，很小就开始给父母充当翻译，帮助他们与政府机构打交道，填写各类表格。她在俗称美国高考的SAT和ACT中获得满分。在毕业典礼上，作为共同致辞代表，她以美国作曲家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中的一段钢琴独奏，博得满堂喝彩。 18岁那年，吴弭顺利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毕业后，吴弭在波士顿咨询公司获得了一份前途似锦的工作，正当她准备大展宏图时，妹妹的一个电话将她拉回了家。 因为，她的母亲精神失常了。 在她大学期间，父母已经离异，母亲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终于彻底崩溃了。22岁的吴弭成了一家之主，带着母亲接受治疗，并成为时年11岁的小妹妹的主要监护人，申请到了法定监护权。 她还和男友一起开了一间小茶馆，兼卖文具，想着让母亲在恢复正常后接手，维持生计。不过小茶馆不久就倒闭了。她转而发奋苦读，考进哈佛法学院攻读法律博士学位，并把母亲和妹妹从芝加哥接到波士顿一起生活。 那场家庭危机，让她深切感受到了与政府打交道的沮丧与挣扎，想到有许多波士顿家庭在经历着她曾经的挣扎与痛苦，她下意识地觉得她应该帮助他们，将责任扛在肩上。 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是吴弭哈佛的恩师，也是引领她进入政坛的伯乐。沃伦曾参加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初选，但是没有拿下任何一州，只能退选。拜登胜选后，沃伦成为拜登政府的劳工部长。 不过在吴弭师从沃伦期间，沃伦仕途顺通。2011年，当选马萨诸塞州参议员，2012年当选联邦参议员。吴弭作为一名志愿者参与沃伦的竞选活动，之后全职担任沃伦的选区主任。此前，她曾在当时的波士顿市长身边当实习生，推进优化餐厅的审批流程。 2013年，吴弭以第二高的票数当选波士顿市议员，成为波士顿史上第一位华裔女议员。2015年底，吴弭又被市议会推选为2016—2017届议长，成为历史上首位华裔议长。在2019年的波士顿选举中，吴弭又成为得票率最高的市议员。在波士顿议会的7年多时间里，吴弭创下了多项纪录。 尽管吴弭十分年轻，然而经历了一定的人世艰辛，也有相当丰富的从政经验。波士顿选民对她寄予厚望。 政见与派别 吴弭是民主党中的激进派，或者称“进步派”。民主党“进步派”骨干包括沃伦、国会黑人核心小组主席巴斯、参议员克罗布查等不少女性成员，她们在BLM（黑命贵）、ME TOO（反性侵）等运动中表现活跃，受到共和党的猛烈抨击。 2019年，特朗普曾与国会四位民主党少数族裔女议员打嘴仗，称“进步的”民主党国会女议员们都来自那些混乱成灾的国家，让她们“哪儿来回哪儿去”。 吴弭这次以近62%的选票，大胜其阿拉伯-波兰裔对手阿妮莎（Annissa Essaibi George），一个重要原因是她比同是民主党的阿妮莎更“左”。 对于削减警察经费、支持学校取消警察而代以更多的辅导员、非公民选举权、平抑房租等议题，吴弭都表示支持，阿妮莎表示反对，而对于入学考试公平竞争择优录取，阿妮莎表示反对，吴弭表示支持。 关于左与右的区分，1994年意大利著名政治哲学家诺贝尔托·博比奥出版的《左与右——政治区分的意义》一书有深刻精辟的分析。左右之争至少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它们的区分普遍被认为是首先来自于法国大革命时在国民议会中的座位分布，坐在议会主席左侧位置的议员多半持民主的、共和的、激进的立场，他们被称为左派；坐在主席右侧位置的议员多半持君主的、保守的、温和的立场，他们被称为右派。 人类社会的斗争最根本的是左右之争，并不是阶级之争、党派之争、宗教之争。英国学者斯图亚特·汤普森认为：“所有国家最重要的分化是劳工与资本的分化、左派和右派的分化。南欧等国家的宗教分化是次要的分化，其重要程度弱于前两者。” 左派和右派的划分尽管过于简单化，不能概括所有的政治分野，但仍然可以被视为一种明智的分类方法，具有极强的实用性，有助于总结不同政党在一些最为重要问题上的分歧，也有助于区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思想或政治派别。 博比奥引述了马尔克·雷维利列举的左派右派在五个方面的对立： 1、时间方面，左派主张进步主义，右派主张保守主义； 2、空间方面，左派主张平等，右派主张不平等（平等有两种，机会的平等和结果的平等，对于前者，左派和右派都支持，对于后者，左派支持，右派不支持）； 3、相关主体方面，左派主张他治，右派主张自治（他治的极端形式是极权主义，自治的极端形式是无政府主义，这是政府大小、权威强弱之争，自由主义偏向自治）； 4、地位方面，左派偏向下层社会，右派偏向上层社会； 5、认识论方面，左派是感性主义，右派是理性主义。 左右之间的冲突实际上也并不妨碍双方在一些关键的领域达成某种共识，比如左翼对自治的认可，右翼对平等的认可。根据平等与不平等、他治与自治两个维度，博比奥组合出四种角色： 1、极端左翼，平等加他治，支持均贫富，支持独裁主义； 2、中间左翼，平等加自治，可以称为“自由社会主义”； 3、中间右翼，不平等加自治，只承认法律面前的平等，忠诚于民主； 4、极端右翼，不平等加他治，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是历史上极端右翼最著名的例子。 美国最近几年的左右之争越来越白热化，拜登当选总统，被认为是左派的又一次历史性胜利，但是不少人认为，特朗普的失败是因为他是特朗普，而不是因为他是右派。最近在弗吉尼亚州州长选举中，得到特朗普支持的共和党候选人、亿万富豪格伦·扬金击败民主党候选人特里·麦考利夫，让民主党在票仓州遭遇重挫。 不过民主党人还是先后拿下了两座名城——纽约和波士顿。在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非洲裔民主党人埃里克·亚当斯击败共和党对手当选为市长；在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城市之一波士顿，华裔民主党人吴弭击败民主党对手当选为市长。 拜登上台后，美国的政府构成和政策越发向左。据称，拜登希望成为一位伟大的总统，比奥巴马在金融危机期间更加大胆和有雄心，并留下比同时代其他民主党总统更接近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政绩。 他所提出的美国基建法案，终于在当地时间11月5日晚间通过。美国的地铁、公路等系统相当落后，与其世界第一发达国家的身份很不相称，影响了美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同时，这项新的基建法案将提供新的工作岗位，缓解失业问题。 不过这次疫情，拜登政府慷慨撒钱，导致很多人不工作领取的福利金比工作获得的收入更高，所以很多人选择不工作。 这让很多右翼人士受不了，甚至让中左人士也受不了。10月27日，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参议员罗恩·怀登（Ron Wyden）又提出一项议案，该提案拟对连续三年资产超过10亿美元或年收入超过1亿美元的纳税人征收资产“未实现收益”税。也就是说账面浮盈也要征税。 如果这个提案通过，最近登顶世界首富的马斯克就要缴纳500亿美金的税。右翼人士表示，均贫富均过头将大大影响人们的工作动力、奋斗动力，降低整体经济效率。 效率和公平必须达到微妙的平衡，社会才能保持稳定，并不断发展。只讲效率，不讲公平，只顾着做大蛋糕，不管分得均匀不均匀，最后社会不稳定、分裂崩溃，蛋糕谁也做不成、吃不成。只讲公平，不讲效率，只顾着分匀蛋糕，不管做大蛋糕，最后谁也没有做蛋糕的动力，没有蛋糕可分，谁也吃不成。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普利策奖和自由勋章获得者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1885-1981）在与夫人合著的《历史的教训》一书中表示，财富的集中是一个自然现象，因为生物学决定了人类的大部分才能集中在少数人身上，所以如果给予社会足够的自由，不干预经济活动，那么只要时间足够长，财富自然而然就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了。到一定程度，贫穷的大多数就会起来造反。原有的社会秩序、游戏规则被打破，“打土豪，分田地”，游戏重新开始。 社会就在创造财富与分配财富、和平与动乱的两极间来回摆动，像心脏的“扩张”和“收缩”一样，这就是历史的心脏在跳动，道是“历史的心跳”（见此前的文章《》）。 杜兰特还指出：“不平等不仅是自然的、与生俱来的，而且随着文明的复杂性的提高而提高。” 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的复杂性不断提高，财富的集中速度大大加快。随着人类社会的复杂程度以及使用技术的提升，有才能的少数人和没有才能的大多数人的产出差距越来越大，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全球化促进了赢者通吃的局面的形成。 生物个体的差异、优秀个体的占比是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社会的进步发展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革命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革命只会分配贫穷，让所有人都贫穷，而不是分配财富，让所有人都有所得。改革才是出路，才能分配财富。 杜兰特举了一正一反两个例子，雅典的梭伦改革，将集中过度的财富分配给穷人，而且给予穷人更多的权利和机会，使得雅典避免了两败俱伤的革命，社会得以继续发展，文明得以延续。 而罗马正好相反，几代领导人不断革命，最后西罗马帝国于公元前476年崩溃，此后经过漫长的几个世纪的混战、贫穷，社会才又慢慢稳定下来，开始创造积累财富。财富主要集中在天主教教会手里，引发了之后的宗教改革，重新分配财富。 杜兰特夸奖美国在这方面的表现：“美国政府在1933～1952年间以及1960～1965年间，学习了梭伦和平改革的方法，完成了温和的、安抚性的再分配；也许是因为有人研究了历史。美国的上层社会一边诅咒，一边服从，然后继续他们财富集中的过程。” 当时也有人担心，太长时间太左的政策将影响美国社会的效率，最终打破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导致两个目标都无法实现，从共同富裕沦落为共同贫穷。 不过右派及时崛起，世界进入“里根－撒切尔时代”，美国日益成为世界强国。现在的钟摆又摆向了左边，不知是不是已经摆过头了。不过美国似乎有一种自动纠偏的力量，每次摆过头的时候又及时摆回来。 是波士顿市长，不是华人波士顿市长 吴弥当选波士顿市长后，华裔在波士顿的地位和权利是否会获得特别的提高呢？ 应该不会。 她不是华人波士顿市长，她是波士顿市长。正如奥巴马当选总统后，面对黑人兄弟们的要求，一再解释：“我是美国总统，不是黑人美国总统！” 用族群等身份划分治理国家，背离宪政主义原则、法治、民主责任制以及人人生而平等的信条，会导致仇恨与分裂，使得国家陷入混乱与衰退。 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当选总统时，美国的有识之士（不管左派还是右派）都感到震惊和担忧的原因。时代周刊杂志封面称其为“美利坚分裂国总统”，事实证明，时代周刊的预言一点没错。特朗普煽动仇恨以实现权力的野心，与无数民众（特别是失落的白人蓝领）寻找“归属感”的渴望相互遭遇，相互成全。 纯粹从利益角度来看，白人蓝领应该投票支持民主党，民主党才是那个更支持工会、更主张提高最低工资、更主张扩大政府医保、更支持扶贫济弱的政党，更合乎蓝领工人的利益。 但是，大量移民对白人蓝领文化认同的威胁，以及某些进步主义话语对他们的妖魔化（“白人垃圾”），使其宁愿倒向特朗普来捍卫其身份认同。 从个体的角度来讲，特朗普和白人蓝领实在很难找出相同之处，一个房地产的富二代，一个影视节目的制作人和明星，一个在第五大道以其命名的大厦顶层有整层豪宅的亿万富翁（墙壁上真正贴着金子的金碧辉煌的豪宅），一个一周在自家高尔夫球场打一到两场球的球手，一个有三任美艳妻子（最近一任比他小24岁）以及无数绯闻的花花公子，美国“锈带”的穷困潦倒的蓝领工人却选择了他代表自己。 特朗普的问题是双重的，与政策和个性都有关系。他的经济民族主义让支持他的选区状况恶化而不是好转；他明显偏爱威权强人胜过民主盟友，这让整个国际秩序失稳。特朗普代表着国际政治中所谓民粹式民族主义（populist nationalism）的大趋势。他既是衰败的产物，也是衰败的推手。 2018年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出版新书《身份认同：对尊严的需求与仇恨政治》（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中文译本简称《身份政治》。 在序言中，福山解释了写这本书的原因：“如果唐纳德·J·特朗普2016年11月没有当选总统，我不会写这本书。像许多美国人一样，我对选举结果感到吃惊，为美国和全世界因此面临的影响而不安。” 书中，他写到：“真实的问题是全球各国不平等的恶化，是国家能力的缺失，是技术变革对劳动者的威胁，等等；但是，当下全球崛起的却是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及各种身份群体在‘受害者金字塔’上竞相攀登。消防员在勇猛奋战，大火却燃烧在别处。” 1989年，福山发表论文《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然后在1992年扩展成一本书《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 在该书中，福山认为，冷战结束，左右之争结束，理性时代到来，自由民主制将大行其道，值得普天同庆。在其乐观主义的论述中，历史正在走向终结，这当然不是说制度竞争已经消失，而是指制度竞争背后的观念竞争正在消失。 结果，历史的发展完全出乎福山的预料。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全球民主化浪潮使得全世界民主政体从35个左右攀升至120个左右，然而这个民主化浪潮随后开始消退，自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断以来，趋势逆转，民主政体总数在减少。 原因正是福山所谓的“身份政治”。宗教、民族、阶级等各种维度的“新部落”层出不穷，“政治精英”利用这种新部落主义，煽动仇恨和分裂，以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 人们放弃了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争取来的自由，转而拥抱威权政府。一艘艘本来沿着启蒙理性道路前进的民主小船，在身份政治的飓风中偏航、沉没。 华裔与移民 美国华人对于吴弭的当选态度不一，首先，大部分华人在美国几乎不问政事，正如吴弭的父母教导她的那样：“低调做人，努力学习，找一份稳定、高薪的工作养家。” 其次，很多华人不认为吴弭的当选对华人是个好消息，基于她对于教育和治安等方面的政见，以后华人的子女像她那样上哈佛的概率更加小得可怜了，在街上被莫名袭击的概率更大了。 美国左派推行的政策尽管是有利于少数族群，但主要是有利于非裔，华裔反而可能更吃亏，比印度裔等亚裔更吃亏。不过这可能也反过来说明，华人在美国应该多参政议政，争取权益。 最后一点，某种意义上，美国按照自己的需求引进全世界移民的能力是它的核心竞争力之一。目前，波士顿少数族裔占人口总数之比已达49%，超过白人的45%，其中亚裔占比为11%，是上升最快的族裔。这也是吴弭此次能够当选的一个重要原因。 吴弭是中国台湾移民的第二代，现任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是非裔移民与印度裔移民的第二代，丽娜·汗（Lina Khan），联邦贸易委员会现任主席，出生于伦敦，其父母是巴基斯坦人，11岁时移民美国。她们三位都是法学博士，相对于她们的职位都很年轻，分别为36岁、57岁和32岁。 世界新首富、美国创新能力的新标志马斯克出生于南非，17岁离开南非前往加拿大，21岁去到美国。 吸收移民人才为己所用，这是美国称雄世界的原因之一，真正的国家能力离不开人力资本实力。
当地时间11月2日，36岁的华裔候选人吴弭（Michelle Wu）当选美国波士顿市长，创造了很多历史第一：
马萨诸塞州首府历史上第一位女市长、第一位有色人种市长、第一位亚裔市长、第一位华裔市长；
美国东海岸第一位亚裔女性市长，同时也是自1925年以来第一位波士顿“非土著”市长。
吴弭于2007年取得哈佛大学学士学位，于2012年获得同校法学院法律博士学位。她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同时通晓西班牙语。
身世与经历
吴弭出生于芝加哥的一个普通移民家庭，她出生时，父母刚刚从中国台湾移民至美国。父亲是化学工程师，准备在伊利诺伊理工大学读研，但他和妻子几乎不会说英语，也没有多少积蓄，夸张一点可以说“身无分文”。
吴弭自幼聪慧异常，很小就开始给父母充当翻译，帮助他们与政府机构打交道，填写各类表格。她在俗称美国高考的SAT和ACT中获得满分。在毕业典礼上，作为共同致辞代表，她以美国作曲家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中的一段钢琴独奏，博得满堂喝彩。
18岁那年，吴弭顺利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毕业后，吴弭在波士顿咨询公司获得了一份前途似锦的工作，正当她准备大展宏图时，妹妹的一个电话将她拉回了家。
因为，她的母亲精神失常了。
在她大学期间，父母已经离异，母亲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终于彻底崩溃了。22岁的吴弭成了一家之主，带着母亲接受治疗，并成为时年11岁的小妹妹的主要监护人，申请到了法定监护权。
她还和男友一起开了一间小茶馆，兼卖文具，想着让母亲在恢复正常后接手，维持生计。不过小茶馆不久就倒闭了。她转而发奋苦读，考进哈佛法学院攻读法律博士学位，并把母亲和妹妹从芝加哥接到波士顿一起生活。
那场家庭危机，让她深切感受到了与政府打交道的沮丧与挣扎，想到有许多波士顿家庭在经历着她曾经的挣扎与痛苦，她下意识地觉得她应该帮助他们，将责任扛在肩上。
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是吴弭哈佛的恩师，也是引领她进入政坛的伯乐。沃伦曾参加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初选，但是没有拿下任何一州，只能退选。拜登胜选后，沃伦成为拜登政府的劳工部长。
不过在吴弭师从沃伦期间，沃伦仕途顺通。2011年，当选马萨诸塞州参议员，2012年当选联邦参议员。吴弭作为一名志愿者参与沃伦的竞选活动，之后全职担任沃伦的选区主任。此前，她曾在当时的波士顿市长身边当实习生，推进优化餐厅的审批流程。
2013年，吴弭以第二高的票数当选波士顿市议员，成为波士顿史上第一位华裔女议员。2015年底，吴弭又被市议会推选为2016—2017届议长，成为历史上首位华裔议长。在2019年的波士顿选举中，吴弭又成为得票率最高的市议员。在波士顿议会的7年多时间里，吴弭创下了多项纪录。
尽管吴弭十分年轻，然而经历了一定的人世艰辛，也有相当丰富的从政经验。波士顿选民对她寄予厚望。
政见与派别
吴弭是民主党中的激进派，或者称“进步派”。民主党“进步派”骨干包括沃伦、国会黑人核心小组主席巴斯、参议员克罗布查等不少女性成员，她们在BLM（黑命贵）、ME TOO（反性侵）等运动中表现活跃，受到共和党的猛烈抨击。
2019年，特朗普曾与国会四位民主党少数族裔女议员打嘴仗，称“进步的”民主党国会女议员们都来自那些混乱成灾的国家，让她们“哪儿来回哪儿去”。
吴弭这次以近62%的选票，大胜其阿拉伯-波兰裔对手阿妮莎（Annissa Essaibi George），一个重要原因是她比同是民主党的阿妮莎更“左”。
对于削减警察经费、支持学校取消警察而代以更多的辅导员、非公民选举权、平抑房租等议题，吴弭都表示支持，阿妮莎表示反对，而对于入学考试公平竞争择优录取，阿妮莎表示反对，吴弭表示支持。
关于左与右的区分，1994年意大利著名政治哲学家诺贝尔托·博比奥出版的《左与右——政治区分的意义》一书有深刻精辟的分析。左右之争至少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它们的区分普遍被认为是首先来自于法国大革命时在国民议会中的座位分布，坐在议会主席左侧位置的议员多半持民主的、共和的、激进的立场，他们被称为左派；坐在主席右侧位置的议员多半持君主的、保守的、温和的立场，他们被称为右派。
人类社会的斗争最根本的是左右之争，并不是阶级之争、党派之争、宗教之争。英国学者斯图亚特·汤普森认为：“所有国家最重要的分化是劳工与资本的分化、左派和右派的分化。南欧等国家的宗教分化是次要的分化，其重要程度弱于前两者。”
左派和右派的划分尽管过于简单化，不能概括所有的政治分野，但仍然可以被视为一种明智的分类方法，具有极强的实用性，有助于总结不同政党在一些最为重要问题上的分歧，也有助于区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思想或政治派别。
博比奥引述了马尔克·雷维利列举的左派右派在五个方面的对立：
1、时间方面，左派主张进步主义，右派主张保守主义；
2、空间方面，左派主张平等，右派主张不平等（平等有两种，机会的平等和结果的平等，对于前者，左派和右派都支持，对于后者，左派支持，右派不支持）；
3、相关主体方面，左派主张他治，右派主张自治（他治的极端形式是极权主义，自治的极端形式是无政府主义，这是政府大小、权威强弱之争，自由主义偏向自治）；
4、地位方面，左派偏向下层社会，右派偏向上层社会；
5、认识论方面，左派是感性主义，右派是理性主义。
左右之间的冲突实际上也并不妨碍双方在一些关键的领域达成某种共识，比如左翼对自治的认可，右翼对平等的认可。根据平等与不平等、他治与自治两个维度，博比奥组合出四种角色：
1、极端左翼，平等加他治，支持均贫富，支持独裁主义；
2、中间左翼，平等加自治，可以称为“自由社会主义”；
3、中间右翼，不平等加自治，只承认法律面前的平等，忠诚于民主；
4、极端右翼，不平等加他治，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是历史上极端右翼最著名的例子。
美国最近几年的左右之争越来越白热化，拜登当选总统，被认为是左派的又一次历史性胜利，但是不少人认为，特朗普的失败是因为他是特朗普，而不是因为他是右派。最近在弗吉尼亚州州长选举中，得到特朗普支持的共和党候选人、亿万富豪格伦·扬金击败民主党候选人特里·麦考利夫，让民主党在票仓州遭遇重挫。
不过民主党人还是先后拿下了两座名城——纽约和波士顿。在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非洲裔民主党人埃里克·亚当斯击败共和党对手当选为市长；在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城市之一波士顿，华裔民主党人吴弭击败民主党对手当选为市长。
拜登上台后，美国的政府构成和政策越发向左。据称，拜登希望成为一位伟大的总统，比奥巴马在金融危机期间更加大胆和有雄心，并留下比同时代其他民主党总统更接近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政绩。
他所提出的美国基建法案，终于在当地时间11月5日晚间通过。美国的地铁、公路等系统相当落后，与其世界第一发达国家的身份很不相称，影响了美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同时，这项新的基建法案将提供新的工作岗位，缓解失业问题。
不过这次疫情，拜登政府慷慨撒钱，导致很多人不工作领取的福利金比工作获得的收入更高，所以很多人选择不工作。
这让很多右翼人士受不了，甚至让中左人士也受不了。10月27日，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参议员罗恩·怀登（Ron Wyden）又提出一项议案，该提案拟对连续三年资产超过10亿美元或年收入超过1亿美元的纳税人征收资产“未实现收益”税。也就是说账面浮盈也要征税。
如果这个提案通过，最近登顶世界首富的马斯克就要缴纳500亿美金的税。右翼人士表示，均贫富均过头将大大影响人们的工作动力、奋斗动力，降低整体经济效率。
效率和公平必须达到微妙的平衡，社会才能保持稳定，并不断发展。只讲效率，不讲公平，只顾着做大蛋糕，不管分得均匀不均匀，最后社会不稳定、分裂崩溃，蛋糕谁也做不成、吃不成。只讲公平，不讲效率，只顾着分匀蛋糕，不管做大蛋糕，最后谁也没有做蛋糕的动力，没有蛋糕可分，谁也吃不成。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普利策奖和自由勋章获得者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1885-1981）在与夫人合著的《历史的教训》一书中表示，财富的集中是一个自然现象，因为生物学决定了人类的大部分才能集中在少数人身上，所以如果给予社会足够的自由，不干预经济活动，那么只要时间足够长，财富自然而然就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了。到一定程度，贫穷的大多数就会起来造反。原有的社会秩序、游戏规则被打破，“打土豪，分田地”，游戏重新开始。
社会就在创造财富与分配财富、和平与动乱的两极间来回摆动，像心脏的“扩张”和“收缩”一样，这就是历史的心脏在跳动，道是“历史的心跳”（见此前的文章《》）。
杜兰特还指出：“不平等不仅是自然的、与生俱来的，而且随着文明的复杂性的提高而提高。”
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的复杂性不断提高，财富的集中速度大大加快。随着人类社会的复杂程度以及使用技术的提升，有才能的少数人和没有才能的大多数人的产出差距越来越大，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全球化促进了赢者通吃的局面的形成。
生物个体的差异、优秀个体的占比是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社会的进步发展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革命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革命只会分配贫穷，让所有人都贫穷，而不是分配财富，让所有人都有所得。改革才是出路，才能分配财富。
杜兰特举了一正一反两个例子，雅典的梭伦改革，将集中过度的财富分配给穷人，而且给予穷人更多的权利和机会，使得雅典避免了两败俱伤的革命，社会得以继续发展，文明得以延续。
而罗马正好相反，几代领导人不断革命，最后西罗马帝国于公元前476年崩溃，此后经过漫长的几个世纪的混战、贫穷，社会才又慢慢稳定下来，开始创造积累财富。财富主要集中在天主教教会手里，引发了之后的宗教改革，重新分配财富。
杜兰特夸奖美国在这方面的表现：“美国政府在1933～1952年间以及1960～1965年间，学习了梭伦和平改革的方法，完成了温和的、安抚性的再分配；也许是因为有人研究了历史。美国的上层社会一边诅咒，一边服从，然后继续他们财富集中的过程。”
当时也有人担心，太长时间太左的政策将影响美国社会的效率，最终打破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导致两个目标都无法实现，从共同富裕沦落为共同贫穷。
不过右派及时崛起，世界进入“里根－撒切尔时代”，美国日益成为世界强国。现在的钟摆又摆向了左边，不知是不是已经摆过头了。不过美国似乎有一种自动纠偏的力量，每次摆过头的时候又及时摆回来。
是波士顿市长，不是华人波士顿市长
吴弥当选波士顿市长后，华裔在波士顿的地位和权利是否会获得特别的提高呢？
应该不会。
她不是华人波士顿市长，她是波士顿市长。正如奥巴马当选总统后，面对黑人兄弟们的要求，一再解释：“我是美国总统，不是黑人美国总统！”
用族群等身份划分治理国家，背离宪政主义原则、法治、民主责任制以及人人生而平等的信条，会导致仇恨与分裂，使得国家陷入混乱与衰退。
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当选总统时，美国的有识之士（不管左派还是右派）都感到震惊和担忧的原因。时代周刊杂志封面称其为“美利坚分裂国总统”，事实证明，时代周刊的预言一点没错。特朗普煽动仇恨以实现权力的野心，与无数民众（特别是失落的白人蓝领）寻找“归属感”的渴望相互遭遇，相互成全。
纯粹从利益角度来看，白人蓝领应该投票支持民主党，民主党才是那个更支持工会、更主张提高最低工资、更主张扩大政府医保、更支持扶贫济弱的政党，更合乎蓝领工人的利益。
但是，大量移民对白人蓝领文化认同的威胁，以及某些进步主义话语对他们的妖魔化（“白人垃圾”），使其宁愿倒向特朗普来捍卫其身份认同。
从个体的角度来讲，特朗普和白人蓝领实在很难找出相同之处，一个房地产的富二代，一个影视节目的制作人和明星，一个在第五大道以其命名的大厦顶层有整层豪宅的亿万富翁（墙壁上真正贴着金子的金碧辉煌的豪宅），一个一周在自家高尔夫球场打一到两场球的球手，一个有三任美艳妻子（最近一任比他小24岁）以及无数绯闻的花花公子，美国“锈带”的穷困潦倒的蓝领工人却选择了他代表自己。
特朗普的问题是双重的，与政策和个性都有关系。他的经济民族主义让支持他的选区状况恶化而不是好转；他明显偏爱威权强人胜过民主盟友，这让整个国际秩序失稳。特朗普代表着国际政治中所谓民粹式民族主义（populist nationalism）的大趋势。他既是衰败的产物，也是衰败的推手。
2018年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出版新书《身份认同：对尊严的需求与仇恨政治》（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中文译本简称《身份政治》。
在序言中，福山解释了写这本书的原因：“如果唐纳德·J·特朗普2016年11月没有当选总统，我不会写这本书。像许多美国人一样，我对选举结果感到吃惊，为美国和全世界因此面临的影响而不安。”
书中，他写到：“真实的问题是全球各国不平等的恶化，是国家能力的缺失，是技术变革对劳动者的威胁，等等；但是，当下全球崛起的却是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及各种身份群体在‘受害者金字塔’上竞相攀登。消防员在勇猛奋战，大火却燃烧在别处。”
1989年，福山发表论文《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然后在1992年扩展成一本书《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
在该书中，福山认为，冷战结束，左右之争结束，理性时代到来，自由民主制将大行其道，值得普天同庆。在其乐观主义的论述中，历史正在走向终结，这当然不是说制度竞争已经消失，而是指制度竞争背后的观念竞争正在消失。
结果，历史的发展完全出乎福山的预料。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全球民主化浪潮使得全世界民主政体从35个左右攀升至120个左右，然而这个民主化浪潮随后开始消退，自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断以来，趋势逆转，民主政体总数在减少。
原因正是福山所谓的“身份政治”。宗教、民族、阶级等各种维度的“新部落”层出不穷，“政治精英”利用这种新部落主义，煽动仇恨和分裂，以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
人们放弃了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争取来的自由，转而拥抱威权政府。一艘艘本来沿着启蒙理性道路前进的民主小船，在身份政治的飓风中偏航、沉没。
华裔与移民
美国华人对于吴弭的当选态度不一，首先，大部分华人在美国几乎不问政事，正如吴弭的父母教导她的那样：“低调做人，努力学习，找一份稳定、高薪的工作养家。”
其次，很多华人不认为吴弭的当选对华人是个好消息，基于她对于教育和治安等方面的政见，以后华人的子女像她那样上哈佛的概率更加小得可怜了，在街上被莫名袭击的概率更大了。
美国左派推行的政策尽管是有利于少数族群，但主要是有利于非裔，华裔反而可能更吃亏，比印度裔等亚裔更吃亏。不过这可能也反过来说明，华人在美国应该多参政议政，争取权益。
最后一点，某种意义上，美国按照自己的需求引进全世界移民的能力是它的核心竞争力之一。目前，波士顿少数族裔占人口总数之比已达49%，超过白人的45%，其中亚裔占比为11%，是上升最快的族裔。这也是吴弭此次能够当选的一个重要原因。
吴弭是中国台湾移民的第二代，现任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是非裔移民与印度裔移民的第二代，丽娜·汗（Lina Khan），联邦贸易委员会现任主席，出生于伦敦，其父母是巴基斯坦人，11岁时移民美国。她们三位都是法学博士，相对于她们的职位都很年轻，分别为36岁、57岁和32岁。
世界新首富、美国创新能力的新标志马斯克出生于南非，17岁离开南非前往加拿大，21岁去到美国。
吸收移民人才为己所用，这是美国称雄世界的原因之一，真正的国家能力离不开人力资本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