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国内， 反对侵乌战争者被举报给警方的情况日益普遍。德国之声采访了多名被亲朋好友、同事和邻居举报的俄罗斯人。“眼下，很多人疯了” 基里尔（Kirill），32岁，来自莫斯科的IT系统高级分析员： “特别行动”开始后，我非常震惊，传播了很多反侵乌战争的帖子。而我的一个对普京有很大好感的亲戚很快做出截然不同的反应：家里挂上普京肖像——就像学校和国家机构那样，通过WhatsApp向我发送各种宣传视频，教人无法忍受。起初，我没搭理，后来我反驳了他，最后我把所有东西都丢进了电脑档案室。 突然有一天，警察敲我家的门。他们说，接到了对我的投诉，我得跟他们走。在警察局，他们给我看了我的Instagram账户和我同这位亲戚通信的截图，然后问道：‘是你的亲戚吗？’ 我说，‘是的。’ 在问话中，我了解到，这并不是亲人间相互举报的唯一例子。警察承认，他们自己也害怕被送去乌克兰。末了，他们让我走了。我在社媒上的帖子现在设为仅朋友可见。从那之后，我总感觉浑身不自在。 我并不是因为遭举报而不安，而是因为对方根本不愿接受你的意见，而且还极力试图改变你的想法。这最让人挠头。在我的朋友和同事中，我不知道有谁支持这一‘特别行动’。问题往往出在那些在政府机构工作的亲戚身上，他们只看官方电视台，只知道一种观点。 那个举报过我的亲戚现列在我的WhatsApp黑名单上，但我们之间继续保持交流。我不爱记仇。他只是有一种苏维埃思维，倾佩某一领袖。我建议，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人得想到保持人性。目前，很多人疯了，但你得原谅他们，同时，当心自己不会变成那样。 战争爆发前，我就想过要离开俄罗斯，去塞尔维亚。但又想到，不能丢下家人，他们肯定不愿离开的。内心深处，我又想留在俄罗斯。这是一个美丽的国家，但不能有这样的政权。”“父亲举报了我” 安娜（Anna），21岁，莫斯科大学生： “4月10日，姑姑打电话告我说，警察来了，要找我。她递过电话，警察说，我父亲举报了我——因为我写了反战帖子，诋毁俄罗斯军队，呼吁杀害俄罗斯人。我发过一些帖子，但绝没有做过这样的呼吁。当警察说，我父亲一副醉态时，我姑姑在后面喊道，他可是个酒鬼。 我去了警察局，感觉调查人员对我父亲已很不耐烦。我爹提供的证据是，有人在从泰国打来的电话里告诉他，我发过那样的帖子。在警察局时，他给我发信说，他上了人家的当。警方负责人最终让我走了。第二天，老爹打电话问我情况怎么样。我说，‘不好，因为你举报了我’。他回道：‘但你没被关起来呀。’ 我是在祖母及姑姑身边长大的。还有联系时，我也常去看望父亲。2014年，我们一起观看了索契奥运会，还谈到了乌克兰和独立广场抗议运动。那时，我就有不同观点，并和父亲争论。当时，他只是笑话我的政治观点，没有攻击性。 他和我们一起住了一段时间，对我来说，这非常烦人。13岁时，我离家出走，因为他威胁要挖出我的眼睛，警察根本不闻不问。他是喝醉了，可所有成年人都不信我的话。 现在，我们的国家是这样的情况：发生了战争，发生了可怕的事情，而人们不愿看到，因为难以接受。我已有严重抑郁症，而现在，整个国家的情况比我个人的情况更坏。我的感觉更糟。有时，我想离开，但目前没这个能力。在俄罗斯，即使是和亲戚打交道，你也得倍加小心，因为，他们也可能把你举报给警方。”“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在俄罗斯上学了” 科森尼亚（Ksenia），30岁，来自顿河畔罗斯托夫的前教师: “2月28日，我在16楼阳台上插了两面旗子，并上了漆：一面是俄罗斯的，一面是乌克兰的。3月2日，我在我家入口处和电梯里贴了 "反对战争 "的传单。3月4日，警察来了。他们说，邻居们举报了旗帜事件，说我是恐怖分子。警察们看了看旗子，就走了。此后，我继续张贴传单，有人也不断撕掉传单。 3月20日，我在学校讲课。警察找到了校长。我不得不和他们一起去了警察局。原来，公寓楼管理员给警察传发了我住的公寓楼电梯监控摄像图片。警方对我发出警告，然后允许我回校。谁知，校方给了我纸、笔，让我自己写辞呈。校长说，我如此反对国家，那我就不应为它工作，学校毕竟是国家机构。从那时起，我一直靠社会救济金维持生计。现在，和谁谈论有关议题，我会非常小心。 我不想呆在俄罗斯，今夏我打算做一些什么，好让我的孩子不再在俄罗斯上学。当然，我对女儿解释，国内外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参加了我们城市的抗议活动，希望她们这一代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目前，我完全困惑，我没存款，不知该怎么办。”
在俄罗斯国内， 反对侵乌战争者被举报给警方的情况日益普遍。德国之声采访了多名被亲朋好友、同事和邻居举报的俄罗斯人。
“眼下，很多人疯了”
基里尔（Kirill），32岁，来自莫斯科的IT系统高级分析员：
“特别行动”开始后，我非常震惊，传播了很多反侵乌战争的帖子。而我的一个对普京有很大好感的亲戚很快做出截然不同的反应：家里挂上普京肖像——就像学校和国家机构那样，通过WhatsApp向我发送各种宣传视频，教人无法忍受。起初，我没搭理，后来我反驳了他，最后我把所有东西都丢进了电脑档案室。
突然有一天，警察敲我家的门。他们说，接到了对我的投诉，我得跟他们走。在警察局，他们给我看了我的Instagram账户和我同这位亲戚通信的截图，然后问道：‘是你的亲戚吗？’ 我说，‘是的。’
在问话中，我了解到，这并不是亲人间相互举报的唯一例子。警察承认，他们自己也害怕被送去乌克兰。末了，他们让我走了。我在社媒上的帖子现在设为仅朋友可见。从那之后，我总感觉浑身不自在。
我并不是因为遭举报而不安，而是因为对方根本不愿接受你的意见，而且还极力试图改变你的想法。这最让人挠头。在我的朋友和同事中，我不知道有谁支持这一‘特别行动’。问题往往出在那些在政府机构工作的亲戚身上，他们只看官方电视台，只知道一种观点。
那个举报过我的亲戚现列在我的WhatsApp黑名单上，但我们之间继续保持交流。我不爱记仇。他只是有一种苏维埃思维，倾佩某一领袖。我建议，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人得想到保持人性。目前，很多人疯了，但你得原谅他们，同时，当心自己不会变成那样。
战争爆发前，我就想过要离开俄罗斯，去塞尔维亚。但又想到，不能丢下家人，他们肯定不愿离开的。内心深处，我又想留在俄罗斯。这是一个美丽的国家，但不能有这样的政权。”
“父亲举报了我”
安娜（Anna），21岁，莫斯科大学生：
“4月10日，姑姑打电话告我说，警察来了，要找我。她递过电话，警察说，我父亲举报了我——因为我写了反战帖子，诋毁俄罗斯军队，呼吁杀害俄罗斯人。我发过一些帖子，但绝没有做过这样的呼吁。当警察说，我父亲一副醉态时，我姑姑在后面喊道，他可是个酒鬼。
我去了警察局，感觉调查人员对我父亲已很不耐烦。我爹提供的证据是，有人在从泰国打来的电话里告诉他，我发过那样的帖子。在警察局时，他给我发信说，他上了人家的当。警方负责人最终让我走了。第二天，老爹打电话问我情况怎么样。我说，‘不好，因为你举报了我’。他回道：‘但你没被关起来呀。’
我是在祖母及姑姑身边长大的。还有联系时，我也常去看望父亲。2014年，我们一起观看了索契奥运会，还谈到了乌克兰和独立广场抗议运动。那时，我就有不同观点，并和父亲争论。当时，他只是笑话我的政治观点，没有攻击性。
他和我们一起住了一段时间，对我来说，这非常烦人。13岁时，我离家出走，因为他威胁要挖出我的眼睛，警察根本不闻不问。他是喝醉了，可所有成年人都不信我的话。
现在，我们的国家是这样的情况：发生了战争，发生了可怕的事情，而人们不愿看到，因为难以接受。我已有严重抑郁症，而现在，整个国家的情况比我个人的情况更坏。我的感觉更糟。有时，我想离开，但目前没这个能力。在俄罗斯，即使是和亲戚打交道，你也得倍加小心，因为，他们也可能把你举报给警方。”
“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在俄罗斯上学了”
科森尼亚（Ksenia），30岁，来自顿河畔罗斯托夫的前教师:
“2月28日，我在16楼阳台上插了两面旗子，并上了漆：一面是俄罗斯的，一面是乌克兰的。3月2日，我在我家入口处和电梯里贴了 "反对战争 "的传单。3月4日，警察来了。他们说，邻居们举报了旗帜事件，说我是恐怖分子。警察们看了看旗子，就走了。此后，我继续张贴传单，有人也不断撕掉传单。
3月20日，我在学校讲课。警察找到了校长。我不得不和他们一起去了警察局。原来，公寓楼管理员给警察传发了我住的公寓楼电梯监控摄像图片。警方对我发出警告，然后允许我回校。谁知，校方给了我纸、笔，让我自己写辞呈。校长说，我如此反对国家，那我就不应为它工作，学校毕竟是国家机构。从那时起，我一直靠社会救济金维持生计。现在，和谁谈论有关议题，我会非常小心。
我不想呆在俄罗斯，今夏我打算做一些什么，好让我的孩子不再在俄罗斯上学。当然，我对女儿解释，国内外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参加了我们城市的抗议活动，希望她们这一代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目前，我完全困惑，我没存款，不知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