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贺锦丽相对于川普的民调支持度，有急起直追，甚至弯道超车的迹象，但这并不表示贺锦丽在美国大选中不存在弱势和危机。
面对这个问题，涉及一个“政治分析的方法论”问题，不是简单聊、随便扯，就可以看清楚、说明白。
路径依赖与政治光谱学的分析
我的经验性假设是：未来的可能性，总是从过去的经验和个人特质来判断，我称之为“路径依赖”或是“经验复制”。
另一个方法论叫做“政治光谱学”，也就是民意趋势长期分布的演变数据，但是在本文中，我们无须借助复杂的统计模型，那是一个“大数据工程”，但是可以简单运用“左、中、右”三种基本类型为判断。因此，总体来说，我从贺锦丽的三个经历：“加州总检察长”、“联邦参议员”和“有色女性的个人特质”，来分析贺锦丽的软肋和弱点。
具体来说，我不从一些所谓“迷因”(meme)、“梗图”、“八卦”等等表象或新闻泡沫来看问题，尽管这些总是一般媒体追逐和起哄的焦点，我甚至不绝对依据民调的变化和起伏做推论，我依据的是：经验的连贯性、政策的实用性与个人特质的能见度。
国际知识涉猎不深，外交经验不足
作为一名检察官，每天所经历的是司法争议事件，特别是犯罪行为的界定与起诉，这些都是内政问题，甚至是狭义的内政问题，因此，贺锦丽基本上缺乏对国际事务、外交与国防方面的知识与经验。面对当前风云诡谲、瞬息万变的国际情势，贺锦丽必然处于准备不足、捉襟见肘的状态。这将弱化或抵消贺锦丽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与决断力；在外交事务上，除了在国际公法方面可能比较具有专业的关联性，但是在曲折多变的外交战略上，贺锦丽可能处于经验有限、力不从心的状态。
尽管贺锦丽在副总统任内，以“拜登副手”的身份穿梭国际社会，但毕竟是辅助角色，经验有限。在此意义上，贺锦丽必须提出足以超越拜登或明显升级的“贺锦丽外交路线”，否则不仅将引起美国盟邦的狐疑和不确定，也会遭受境外媒体的质疑和挑战。基于美国总统同时也是世界领袖，总统的外交能力也是判断其“适格性”的标准。无论如何，川普具有一任四年的总统资历，尽管他的外交政策褒贬不一，但至少要比贺锦丽更有经验。
从政偏向：社会政策型／外向不足
作为一名参议员，贺锦丽在国会中主要致力于“左派社会福利政策”的立法和推动，特别是“联邦补贴”政策，主张以提拨政府财政(特别是富人税)来减缓结构性的社会贫穷。例如保证家庭收入、贫困家庭学费减免、扩充医疗保险福利等等，属于“社会政策型”的议员，这依然是属于内政的范畴；而且容易引起白人中产阶级和少数的“富裕捐献者”的反弹。换言之，贺锦丽是一位“内向型”的政治人物，问政的重点偏向于社会福利、少数族群、底层阶级、有色女性，总括来说可以称之为“法律强制的社会公平性”。这些当然是贡献良多，但同样也限缩了贺锦丽对国防、外交、国际事务的涉猎程度与执行能力。
尽管她可能在“国际人道主义”和“左派国际政治”方面的主张比较清晰和明确，例如对巴勒斯坦的同情与偏袒，反对以色列对加萨走廊无限制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的批评与嫌恶，对联合国“巴勒斯坦人道决议案”的支持，都很容易甚至是必然引起美国“犹太势力”的反击。
对基督教伦理的冲击
在“政治光谱”上，贺锦丽属于所谓“进步左派”(Progressive Left)以及长期对“觉醒文化”(Woke Culture)的支持。“觉醒文化”是21世纪以来一种支持种族平等、性别平权、社会公正的“左翼政治运动”(Leftist Movement)。这种鲜明的政治色彩，很容易引起右派保守主义、基督教社群、中间传统选民的反对。特别是在“性别选择与变换”的议题上，直接冲击了基督教伦理，必然得罪支持核心家庭的“基督家庭主义者”。
实际上，绑定贺锦丽为“极左派”(Far Left)并不公平，一如标定川普为“极右派”(Extreme Right)也未必准确。“极左”通常是只“拉美左派”，例如卡斯楚主义、切．格瓦拉(Che Guevara)、尼加拉瓜革命党等等，贺锦丽远远还构不上“极左派”。换言之，贺锦丽的进步左派，其实只是彻底的性别平权思想，她从来没有组织游击队或颠覆美国宪法的言论。但是即使如此，还是很容易被“极右派”推挤或极端化为“极左派”，甚至贴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标签。在美国，“社会主义”是一个恐怖性、颠覆性的名词，贺锦丽一旦被标定，那就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女权主义的“有限国际观”
作为一位女性，贺锦丽倾向于关注“妇幼问题”，特别是有色人种的种族平等，乃至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与难民问题，具有浓厚的“庶民人道主义”的精神。所以，她提倡“个人性别选择权”、“女性身体自主权”、“女性生殖权”(堕胎权)、“反性别歧视”，以及“宽容底层人民犯罪问题”、“限缩警察执法权”等等一系列涉及“强弱对比”的问题上，向来采取“弱势代言者”的立场。但是，不可讳言，我当然不会说美国是一个“男权中心社会”，但“白人优越感”始终是美国人一种刻意隐藏主流情感，但是这种“隐藏性”在投票时是不必掩饰的。换句话说，贺锦丽最容易遭致“白人男性中心主义”者的抵制和反击，特别是以“白人基督教伦理”为武器，以伤天害理为口径，对贺锦丽进行强烈的攻击。
贺锦丽副手人选：夏皮洛黑历史 处理下属性骚不当
副总统贺锦丽(Kamala Harris)迅速集结党内支持，民主党全国委员会2日已宣布她赢得足够的党代表票成为提名总统候选人。不过副手人选依然从缺，出线呼声最高的宾州州长夏皮洛(Josh Shapiro)和亚利桑纳州联邦参议员凯利(Mark Kelly)却都面临著一些组织和激进主义份子的批评。
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ABC News)报导，先前于夏皮洛小内阁任职的维雷布(Mike Vereb)曾卷入两起不当行为指控，去年9月以近30万元和解一项性骚扰投诉；另一名匿名女士则在近期才揭露，2018年间她的非营利组织推动宾州儿童保护立法时，维雷布打电话来威胁她“等夏皮洛和我处理掉你时你什么也不是”。
此事件先前从未被报导，该名女士当时向夏皮洛办公室申诉也获得倾听，但承办人员已经去世，事情似乎不了了之，直到维雷布去年又爆出性骚事件后，该名女士才决定再提此事，但没有证据显示时任宾州总检察长夏皮洛知情此事。尽管如此，夏皮洛处理两起事件的方式皆受到批评。
美联社报导，夏皮洛也因没有谴责以色列在加萨杀害平民或没有呼吁以色列停止战斗，而受到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American-Islamic Relations)的批评。
一些劳工组织则批评凯利，称他反对他们认为可促进工会组织权益的拟议立法；凯利办公室反驳，虽然他没有共同提案该立法，但他表示他会在现场投票支持该法案。
但汽车工人联合会(UAW)主席费恩(Shawn Fain)仍明确表示只支持贺锦丽竞选总统，其37万会员的工会并不支持凯利作为潜在副手。费恩还说工会同样不支持夏皮洛，后者此前已表明愿意与共和党合作、呼吁扩大允许公共税款流向私立学校的代金券(Voucher)计划。
虽然贺锦丽相对于川普的民调支持度，有急起直追，甚至弯道超车的迹象，但这并不表示贺锦丽在美国大选中不存在弱势和危机。
面对这个问题，涉及一个“政治分析的方法论”问题，不是简单聊、随便扯，就可以看清楚、说明白。
路径依赖与政治光谱学的分析
我的经验性假设是：未来的可能性，总是从过去的经验和个人特质来判断，我称之为“路径依赖”或是“经验复制”。
另一个方法论叫做“政治光谱学”，也就是民意趋势长期分布的演变数据，但是在本文中，我们无须借助复杂的统计模型，那是一个“大数据工程”，但是可以简单运用“左、中、右”三种基本类型为判断。因此，总体来说，我从贺锦丽的三个经历：“加州总检察长”、“联邦参议员”和“有色女性的个人特质”，来分析贺锦丽的软肋和弱点。
具体来说，我不从一些所谓“迷因”(meme)、“梗图”、“八卦”等等表象或新闻泡沫来看问题，尽管这些总是一般媒体追逐和起哄的焦点，我甚至不绝对依据民调的变化和起伏做推论，我依据的是：经验的连贯性、政策的实用性与个人特质的能见度。
国际知识涉猎不深，外交经验不足
作为一名检察官，每天所经历的是司法争议事件，特别是犯罪行为的界定与起诉，这些都是内政问题，甚至是狭义的内政问题，因此，贺锦丽基本上缺乏对国际事务、外交与国防方面的知识与经验。面对当前风云诡谲、瞬息万变的国际情势，贺锦丽必然处于准备不足、捉襟见肘的状态。这将弱化或抵消贺锦丽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与决断力；在外交事务上，除了在国际公法方面可能比较具有专业的关联性，但是在曲折多变的外交战略上，贺锦丽可能处于经验有限、力不从心的状态。
尽管贺锦丽在副总统任内，以“拜登副手”的身份穿梭国际社会，但毕竟是辅助角色，经验有限。在此意义上，贺锦丽必须提出足以超越拜登或明显升级的“贺锦丽外交路线”，否则不仅将引起美国盟邦的狐疑和不确定，也会遭受境外媒体的质疑和挑战。基于美国总统同时也是世界领袖，总统的外交能力也是判断其“适格性”的标准。无论如何，川普具有一任四年的总统资历，尽管他的外交政策褒贬不一，但至少要比贺锦丽更有经验。
从政偏向：社会政策型／外向不足
作为一名参议员，贺锦丽在国会中主要致力于“左派社会福利政策”的立法和推动，特别是“联邦补贴”政策，主张以提拨政府财政(特别是富人税)来减缓结构性的社会贫穷。例如保证家庭收入、贫困家庭学费减免、扩充医疗保险福利等等，属于“社会政策型”的议员，这依然是属于内政的范畴；而且容易引起白人中产阶级和少数的“富裕捐献者”的反弹。换言之，贺锦丽是一位“内向型”的政治人物，问政的重点偏向于社会福利、少数族群、底层阶级、有色女性，总括来说可以称之为“法律强制的社会公平性”。这些当然是贡献良多，但同样也限缩了贺锦丽对国防、外交、国际事务的涉猎程度与执行能力。
尽管她可能在“国际人道主义”和“左派国际政治”方面的主张比较清晰和明确，例如对巴勒斯坦的同情与偏袒，反对以色列对加萨走廊无限制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的批评与嫌恶，对联合国“巴勒斯坦人道决议案”的支持，都很容易甚至是必然引起美国“犹太势力”的反击。
对基督教伦理的冲击
在“政治光谱”上，贺锦丽属于所谓“进步左派”(Progressive Left)以及长期对“觉醒文化”(Woke Culture)的支持。“觉醒文化”是21世纪以来一种支持种族平等、性别平权、社会公正的“左翼政治运动”(Leftist Movement)。这种鲜明的政治色彩，很容易引起右派保守主义、基督教社群、中间传统选民的反对。特别是在“性别选择与变换”的议题上，直接冲击了基督教伦理，必然得罪支持核心家庭的“基督家庭主义者”。
实际上，绑定贺锦丽为“极左派”(Far Left)并不公平，一如标定川普为“极右派”(Extreme Right)也未必准确。“极左”通常是只“拉美左派”，例如卡斯楚主义、切．格瓦拉(Che Guevara)、尼加拉瓜革命党等等，贺锦丽远远还构不上“极左派”。换言之，贺锦丽的进步左派，其实只是彻底的性别平权思想，她从来没有组织游击队或颠覆美国宪法的言论。但是即使如此，还是很容易被“极右派”推挤或极端化为“极左派”，甚至贴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标签。在美国，“社会主义”是一个恐怖性、颠覆性的名词，贺锦丽一旦被标定，那就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女权主义的“有限国际观”
作为一位女性，贺锦丽倾向于关注“妇幼问题”，特别是有色人种的种族平等，乃至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与难民问题，具有浓厚的“庶民人道主义”的精神。所以，她提倡“个人性别选择权”、“女性身体自主权”、“女性生殖权”(堕胎权)、“反性别歧视”，以及“宽容底层人民犯罪问题”、“限缩警察执法权”等等一系列涉及“强弱对比”的问题上，向来采取“弱势代言者”的立场。但是，不可讳言，我当然不会说美国是一个“男权中心社会”，但“白人优越感”始终是美国人一种刻意隐藏主流情感，但是这种“隐藏性”在投票时是不必掩饰的。换句话说，贺锦丽最容易遭致“白人男性中心主义”者的抵制和反击，特别是以“白人基督教伦理”为武器，以伤天害理为口径，对贺锦丽进行强烈的攻击。
贺锦丽副手人选：夏皮洛黑历史 处理下属性骚不当
副总统贺锦丽(Kamala Harris)迅速集结党内支持，民主党全国委员会2日已宣布她赢得足够的党代表票成为提名总统候选人。不过副手人选依然从缺，出线呼声最高的宾州州长夏皮洛(Josh Shapiro)和亚利桑纳州联邦参议员凯利(Mark Kelly)却都面临著一些组织和激进主义份子的批评。
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ABC News)报导，先前于夏皮洛小内阁任职的维雷布(Mike Vereb)曾卷入两起不当行为指控，去年9月以近30万元和解一项性骚扰投诉；另一名匿名女士则在近期才揭露，2018年间她的非营利组织推动宾州儿童保护立法时，维雷布打电话来威胁她“等夏皮洛和我处理掉你时你什么也不是”。
此事件先前从未被报导，该名女士当时向夏皮洛办公室申诉也获得倾听，但承办人员已经去世，事情似乎不了了之，直到维雷布去年又爆出性骚事件后，该名女士才决定再提此事，但没有证据显示时任宾州总检察长夏皮洛知情此事。尽管如此，夏皮洛处理两起事件的方式皆受到批评。
美联社报导，夏皮洛也因没有谴责以色列在加萨杀害平民或没有呼吁以色列停止战斗，而受到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American-Islamic Relations)的批评。
一些劳工组织则批评凯利，称他反对他们认为可促进工会组织权益的拟议立法；凯利办公室反驳，虽然他没有共同提案该立法，但他表示他会在现场投票支持该法案。
但汽车工人联合会(UAW)主席费恩(Shawn Fain)仍明确表示只支持贺锦丽竞选总统，其37万会员的工会并不支持凯利作为潜在副手。费恩还说工会同样不支持夏皮洛，后者此前已表明愿意与共和党合作、呼吁扩大允许公共税款流向私立学校的代金券(Voucher)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