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以为是因为种族被针对，看了9楼的链接原来抓得不冤，这是只捐了100块钱的事吗。留园的新闻永远不告诉你关键信息，要和英文媒体对照着看
“Jonathan Xie not only admitted sending money that he hoped would be used by the terrorist organization Hamas to fund violent acts against civilians in Israel, he professed his desire to travel to Gaza to join them. Brandishing a gun and holding a Hamas flag, he also posted that he was going to shoot everybody at a pro-Israel march and ruminated how one could go on a rampage by ramming pro-Israel demonstrators with a car. This supporter of Hamas learned the true cost of supporting terrorists.”
U.S. Attorney Philip R. Sellinger
看到一则新闻。日前，美国新泽西联邦检察官塞林格与联邦多机构调查执法人员共同宣布，一名来自当地的华裔男青年因向哈马斯提供物质支持，正式获刑64个月。
根据诉状，现年25岁的谢乔纳森，于2018年12月通过电子支付速汇金向加沙的一个人转账100元，因为他相信此人是哈马斯武装派系卡桑旅的成员。
在转出这笔钱的同时，谢乔纳森发布了一则贴文，称：刚捐了100元给哈马斯。很确定这是非法的，但我不在乎。
想起那个在瑞士砍杀幼儿的中国留学生，想起一群来自中国内地的澳洲留学生，曾经通过“cnmb”的口号，让世界目瞪口呆……我不由得感慨：这些年来，我们一直信奉一代总比一代强。但可惜这并不完全是世界的真相。或者至少可以说，这样的进化并不是一种直线，而是一种曲线运动。
我的感慨来源于，我由此想起了出现在清末的中国首批留学生。
01
公元1872年到1875年间，因为清政府办洋务要设厂、开矿、修铁路、造轮船、搞通讯等，急切需要一大批懂得现代科学技术的新型人才。于是，由容闳倡议，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学生赴美国留学。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
在今天，公派出国留学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但在当时，却是有辱门楣。清廷长时间的闭关锁国，使人们深信西方是野蛮落后之地，略有钱财的家庭都不愿让子弟出洋留学。
由于名额迟迟招不满，政府官员甚至不得不去各个村落动员。所以，首批留美幼童并非是经过层层选拔的精英，而多是家境贫寒的平民子弟。
中国人善于读书与考试的特征，至少从那时就表现出来了。1880年，共有50多名幼童考入美国的大学学习。其中22名进入耶鲁大学，8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3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1名进入哈佛大学。他们当中后来出现了一批大家熟悉的历史风云人物，如中国著名工程师詹天佑、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大学校长唐国安、民初国务总理唐绍仪、清末交通总长梁敦彦等等。这也是人们在谈到中国首批留学生的历史地位与贡献时，习惯于引用的例证。但在我看来，他们还有着可贵的觉醒者身份，这一点往往被忽略了。当然，也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他们的留学生涯被迫中断，不得不提前回国。
02
这些留美幼童在出国前，接受的基本上是四书五经的教育，熟悉的是之乎者也，信奉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那一套。清政府派遣留美幼童的初衷是，在政治和思想上保持封建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美国的先进技术，为大清所用。
但可惜的是，大清的思想教育工作做得还不到家，如意算盘最终落了空。这些幼童进入大学学习西方教材，不但学到了许多新的自然科学知识，也接触了较多的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文化。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被打开的全新的世界。他们渐渐地对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失去了兴趣，对烦琐的封建礼节心生反感……所有这些新变化，都被清政府的保守官僚视为大逆不道，不可容忍。
更令清廷大惊失色的是，留学生们在接受了西式教育之后，不但不愿意穿长袍，甚至不少人剪掉了脑后的长辫子，换上了一身美式打扮。见到监视他们的清廷长官时，才弄一根假辫子装上。
03
众所周知，在清朝，辫子不是简单的装束问题，而是忠不忠于清廷的大是大非问题。大清立国之初，经过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残酷镇压，无数人头落地，好不容易以辫子为标志将汉人征服。而今，竟然有大清子民敢偷偷剪辫子，这不是造反的节奏吗?
清廷自然对这批留美幼童失去了政治上的信任。慈禧认为这群留学生已经“变质”或者即将“变质”，如果不召回，日后可能会为美国所用。所以，尽管这些留学生学业尚完成，尽管美国也表示坚决反对，但他们还是被迅速召回国。
不但如此，这群中国历史上首批官派留美学生回国后，被冠以“洋化”的罪名，备受歧视和冷遇，饱受舆论的冷嘲热讽。当时的《申报》写道：
国家不惜经费之浩繁，谴诸学徒出洋，孰料出洋之后不知自好，中国第一次出洋并无故家世族，巨商大贾之子弟，其应募而来者类多椎鲁之子，流品殊杂，此等人何足以与言西学，何足以与言水师兵法等事。
04
如果我们能够穿越回到晚清，回到那个“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封闭时代，就会发现，剪掉辫子需要勇气，更需要觉醒。对中国首批留学生来说，他们剪掉的不是辫子，而是旧的制度、旧的“我”，是对既往的一种反抗与告别。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的大学者王国维，投湖自尽时脑后仍然拖着一根辫子；清廷覆亡后，仍然有很多人宁死不肯剪掉辫子，民间初年，山东甚至发生了一起因剪辫令引发的惨案，27个剪辫者被未剪者杀害。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向在慈禧还活着的时候就行剪辫之举的留学生致敬。他们积极拥抱人类先进文明，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伟大的先行者。
那么，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这个资讯奔涌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为什么还有一些留学生，包括生活在海外的人，如此缺少基本常识甚至缺少作为人的基本底线呢？要么与恐怖分子共情，要么挥刀向幼童……他们虽然只是极少数，但我们不能低估了这极少数人对国人形象的巨大破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