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在报告中提出：综观全局，21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中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最早见于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在报告中称：“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这是距今最近一次中共最高文件对当前中国发展环境和发展预期的权威界定。
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称中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是距今最近一次中共高层对中国当前发展环境和发展预期的权威界定。（Reuters）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在出席北京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时还称欢迎一个和平、繁荣、稳定的中国崛起。（Reuters）
当地时间2019年12月4日，北约峰会在英国持续举行，此次峰会首次在联合声明中定义“中国挑战”。（AP）
从中共十六大开始，“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说法在江、胡、习中共三代领导人中延续。图为2019年10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和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左)，中共三代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中共建政70周年阅兵仪式。（AP）
中国将不再处于“战略机遇期”，而是处于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战略竞争期”。（AP）
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窗口期已经过去，一个新的、具有差异化性质的战略窗口期正在到来。（新华社）
作为中共政治语境的特殊词汇，“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过去二十年成为中南海制定国家战略的主导思维。所谓战略机遇期，理论上讲，指在主客观有利因素共同作用下，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均处在一个可以预期的持续上升时期，并对其历史命运产生全局性、长远性、决定性影响。判断一个国家处在战略机遇期，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客观上有利于形成强劲发展潜力，并有利于将其以可持续方式充分转化成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主观上具备洞察时机、捕获时机以及运用有利条件扩大机遇乃至塑造机遇的能力和意志；一国预期可以实现的发展潜力在量的扩张或质的提升上是否能够超过同类国家的平均水平。
在政治现实中，是指从邓小平开始的中共连续四届领导层认为，21世纪头20年，和平与发展的主调是和平与发展，因此中国应该抓住这个良好时机进行自我发展。这个宏观政治判断在过去19年基本得到了印证，中国已经迅速成长为世界强国，但是，在即将到来的2020年，在中美正在迈入全面对抗的时期，不得不问一个问题，中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否已经过去？
直截了当的判断，从目前的中国内外形势而言，中国“闷声发大财”的二十年已经过去，重要战略机遇期已经过去。今天中国的存在已经不允许继续低调发展。当然没有战争，可以继续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还将延续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中南海和中国智库或需要对“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说法进行新的调整。
“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说法”最早是邓小平对于中国未来国运的政治判断，邓小平曾说：“现在我们要争取一个比较长的和平时间，并要利用这个时间，抢这个时间，来建设自己的国家。这个时间可不能丧失，多一年是一年，多五年是五年，有二十年就更好了，我们的目标就达到了，打仗也不怕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33页。）“就中国来说，我们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争取国际局势的缓和。”（《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622页。）“中国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0页。）如此一再框定“二十年”，这些对时间段的展望，并非随意的预测，而是相当连贯，包含着他对未来“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初步判断。
从中共十六大开始，“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说法开始进入中国官方话语语境，江、胡、习在历届中共党代会报告中也延续着这一判断。
中国的崛起不是无缘无故的，中共历届领导层对于中国未来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和平与发展”判断，以及在这个判断基础上对中国做出的“战略机遇期”的重要论断，都成为过去二十年中共制定重大国家政策的依据，是中国取得今天成绩的重要原因。
回顾2000年迄今，在内部，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0年，中国改革的红利在这一时期得到更好的释放，中国具备实现进一步发展的能力和物质基础。争取一段可以实现国家跨越式发展的时期，自然就成为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强烈意愿。在国际上，一是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开始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进程，这为中国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尤其是来自既有国际机制、国际规则的制约大大减少。二是2001年9•11事件发生，国际恐怖主义和美国霸权单边主义的冲突对抗成为当时国际矛盾的焦点，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中国成为国际冲突的焦点和大国对抗的主要目标，国际环境出现有利于中国的一面。
可以说，2000年至2019年，强烈的战略机遇期需求意愿、融入全球化进程、没有成为国际矛盾，成为中国发展的主旋律。但是今天，这个背景音乐开始发生改变。
也许邓小平所说的“二十年”是个虚数，不过事实就是在21世纪第一个二十年行将结束的时候，中国的内外部环境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多维新闻在《观察站：中美是否已进入“全面冷战”》一文中曾分析，自从中美贸易战开启之后，“脱钩论”、“文明对抗论”喧嚣尘上，中美之间结构性对抗已经从贸易战，蔓延到香港、新疆、以5G为代表的高科技领域，同时因为台湾2020总统大选在即，台湾议题再度被炒作，如果将中美对抗视作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五个领域成为中美两强“争霸”的主要战场。如果说贸易战本身只是一个相对纯粹的经济议题，但以此为导火索，由贸易战引发，整个华盛顿陷入了“反华”情绪中，并由此开始在其他政治领域中开始呈现。
尽管中国一再强调，中国希望和平崛起，不希望迈入修昔底德陷阱。但是中国人，以及整个世界需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中美之间的又一次“全面”冷战已经开始。香港、新疆法案在美国议会高票通过，表明“遏制中国”已经成为华盛顿的共识。中美之间的较量可能是一个长期无法回避和随时可能有出现“意外”和突发的结构性顽疾，是任何新兴大国关系等概念无法轻易化解的矛盾。人类大国争霸的历史已经再度上演。
当然，这并非说中美两国一定会发生战争，也不是想说中国将不会继续发展。未来30年中国可能仍将处于“战略机遇期”，中国仍然会持续发展，经济持续增长，民众生活会持续改善。但是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发生了改变，从过去的开放、引进、接受，变为开放、走出去、参与治理。同时，世界对中国也有了新的要求、新的警惕，并采取了新的制衡。基于上述变化可以判断，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窗口期已经过去，一个新的、具有差异化性质的战略窗口期正在到来。从现在开始，中国将不再处于“战略机遇期”，而是处于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战略竞争期”，一个与西方国家有合作、有竞争，但以竞争为主的发展时期。
或许不妨设想一下，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上，结合近年中国国内外局势的变化，“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说法是否会在官方报告中出现调整。
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在报告中提出：综观全局，21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中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最早见于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在报告中称：“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这是距今最近一次中共最高文件对当前中国发展环境和发展预期的权威界定。
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称中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是距今最近一次中共高层对中国当前发展环境和发展预期的权威界定。（Reuters）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在出席北京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时还称欢迎一个和平、繁荣、稳定的中国崛起。（Reuters）
当地时间2019年12月4日，北约峰会在英国持续举行，此次峰会首次在联合声明中定义“中国挑战”。（AP）
从中共十六大开始，“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说法在江、胡、习中共三代领导人中延续。图为2019年10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和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左)，中共三代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中共建政70周年阅兵仪式。（AP）
中国将不再处于“战略机遇期”，而是处于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战略竞争期”。（AP）
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窗口期已经过去，一个新的、具有差异化性质的战略窗口期正在到来。（新华社）
作为中共政治语境的特殊词汇，“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过去二十年成为中南海制定国家战略的主导思维。所谓战略机遇期，理论上讲，指在主客观有利因素共同作用下，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均处在一个可以预期的持续上升时期，并对其历史命运产生全局性、长远性、决定性影响。判断一个国家处在战略机遇期，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客观上有利于形成强劲发展潜力，并有利于将其以可持续方式充分转化成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主观上具备洞察时机、捕获时机以及运用有利条件扩大机遇乃至塑造机遇的能力和意志；一国预期可以实现的发展潜力在量的扩张或质的提升上是否能够超过同类国家的平均水平。
在政治现实中，是指从邓小平开始的中共连续四届领导层认为，21世纪头20年，和平与发展的主调是和平与发展，因此中国应该抓住这个良好时机进行自我发展。这个宏观政治判断在过去19年基本得到了印证，中国已经迅速成长为世界强国，但是，在即将到来的2020年，在中美正在迈入全面对抗的时期，不得不问一个问题，中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否已经过去？
直截了当的判断，从目前的中国内外形势而言，中国“闷声发大财”的二十年已经过去，重要战略机遇期已经过去。今天中国的存在已经不允许继续低调发展。当然没有战争，可以继续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还将延续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中南海和中国智库或需要对“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说法进行新的调整。
“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说法”最早是邓小平对于中国未来国运的政治判断，邓小平曾说：“现在我们要争取一个比较长的和平时间，并要利用这个时间，抢这个时间，来建设自己的国家。这个时间可不能丧失，多一年是一年，多五年是五年，有二十年就更好了，我们的目标就达到了，打仗也不怕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33页。）“就中国来说，我们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争取国际局势的缓和。”（《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622页。）“中国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0页。）如此一再框定“二十年”，这些对时间段的展望，并非随意的预测，而是相当连贯，包含着他对未来“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初步判断。
从中共十六大开始，“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说法开始进入中国官方话语语境，江、胡、习在历届中共党代会报告中也延续着这一判断。
中国的崛起不是无缘无故的，中共历届领导层对于中国未来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和平与发展”判断，以及在这个判断基础上对中国做出的“战略机遇期”的重要论断，都成为过去二十年中共制定重大国家政策的依据，是中国取得今天成绩的重要原因。
回顾2000年迄今，在内部，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0年，中国改革的红利在这一时期得到更好的释放，中国具备实现进一步发展的能力和物质基础。争取一段可以实现国家跨越式发展的时期，自然就成为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强烈意愿。在国际上，一是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开始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进程，这为中国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尤其是来自既有国际机制、国际规则的制约大大减少。二是2001年9•11事件发生，国际恐怖主义和美国霸权单边主义的冲突对抗成为当时国际矛盾的焦点，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中国成为国际冲突的焦点和大国对抗的主要目标，国际环境出现有利于中国的一面。
可以说，2000年至2019年，强烈的战略机遇期需求意愿、融入全球化进程、没有成为国际矛盾，成为中国发展的主旋律。但是今天，这个背景音乐开始发生改变。
也许邓小平所说的“二十年”是个虚数，不过事实就是在21世纪第一个二十年行将结束的时候，中国的内外部环境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多维新闻在《观察站：中美是否已进入“全面冷战”》一文中曾分析，自从中美贸易战开启之后，“脱钩论”、“文明对抗论”喧嚣尘上，中美之间结构性对抗已经从贸易战，蔓延到香港、新疆、以5G为代表的高科技领域，同时因为台湾2020总统大选在即，台湾议题再度被炒作，如果将中美对抗视作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五个领域成为中美两强“争霸”的主要战场。如果说贸易战本身只是一个相对纯粹的经济议题，但以此为导火索，由贸易战引发，整个华盛顿陷入了“反华”情绪中，并由此开始在其他政治领域中开始呈现。
尽管中国一再强调，中国希望和平崛起，不希望迈入修昔底德陷阱。但是中国人，以及整个世界需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中美之间的又一次“全面”冷战已经开始。香港、新疆法案在美国议会高票通过，表明“遏制中国”已经成为华盛顿的共识。中美之间的较量可能是一个长期无法回避和随时可能有出现“意外”和突发的结构性顽疾，是任何新兴大国关系等概念无法轻易化解的矛盾。人类大国争霸的历史已经再度上演。
当然，这并非说中美两国一定会发生战争，也不是想说中国将不会继续发展。未来30年中国可能仍将处于“战略机遇期”，中国仍然会持续发展，经济持续增长，民众生活会持续改善。但是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发生了改变，从过去的开放、引进、接受，变为开放、走出去、参与治理。同时，世界对中国也有了新的要求、新的警惕，并采取了新的制衡。基于上述变化可以判断，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窗口期已经过去，一个新的、具有差异化性质的战略窗口期正在到来。从现在开始，中国将不再处于“战略机遇期”，而是处于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战略竞争期”，一个与西方国家有合作、有竞争，但以竞争为主的发展时期。
或许不妨设想一下，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上，结合近年中国国内外局势的变化，“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说法是否会在官方报告中出现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