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新年正月初二的福州市，没有了往年春节的热闹，街头人迹罕见如同空城，照常运营的地铁、公交空空如也，临街餐馆悉数关闭，只有肯德基、麦当劳和兰州拉面店还在继续营业，其余开张的店面的就剩药店了，然而进去询问口罩等物却已断货。
仓山老城一间米铺上午打开门营业，年前价格不变，瞬间挤满了街坊，一位抢到十余袋香米、正在卸车的中年大叔却告诉我，工商所的人刚刚骑着电动车赶来要求关门，理由是可能引发市民恐慌。
这就是远在武汉东南千余公里之外、号称习近平“模范省”的福建省会，在“武汉肺炎”爆发之后采取“一级响应”措施之后的结果。虽然表面上几乎所有入闽汉籍人士都被精确定位，市民手机分享着“被污染小区”的名单，街面上也能见到环卫洗消车傍晚消毒清洗着垃圾桶，老旧小区棋牌室的老人们并没有多少戴上口罩，总体上似乎并没有明显的社会恐慌，但是市民生活和商业陷入停顿，餐饮业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此前为春节准备的大量菜品。
或许终于觉察到此次“武汉肺炎”的严重程度远超17年前的“非典”（SARS，又称“沙士”），普通民众的不满明显上升， 人们议论纷纷，他们在微信讨论和在私下聚会中越来越多地将瘟疫责任归咎于体制和最高层。
如此情形是自2012年秋天以来前所未有的。因为面对所谓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的地方治理的失败，刚刚才在去年秋天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确立的治理主义路线正在受到全民质疑，习近平近乎“定于一尊”的个人威信正在遭遇了执政八年以来最为严重的挑战。
在武汉，过去一个月的事态发展几乎完美再现了一个教科书级别的有关公共治理的失败案例。若按时间线划分，问题首先出在疫情爆发地的华南海鲜市场。在这个距离汉口车站仅数百米之遥的所谓海鲜市场，堪称中国农贸市场的典型代表：每天进行大量活物交易和现场宰杀，并且存在可能算是华中地区最大规模的野生动物交易，海鲜用冰和家禽、家畜以及野生动物的尸体和内脏共存，形成一个污水横流的“湿市场”。
不过，这种肮脏、灰色的市场业态和城市角落，并未遭遇如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初以辛克莱为代表的“扒粪运动”对芝加哥和纽约等地屠宰场恶劣卫生状况的揭露，鲜有媒体曝光或者接受环境和防疫部门的监督，反倒得到工商市场管理当局和林业部门的长期庇护。只是在武汉肺炎爆发后，才有少数北京媒体发现该市场的野味不仅广受当地老饕欢迎，甚至直供湖北当地省委机关食堂。
图片版权AFPImage caption
白信认为，围绕领导权，习近平和国务院之间、政治局常委之间的讨价还价和权力争夺贯穿着疫情上升和爆发，无形中继续延误着决策和应对。图为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月27日视察武汉防疫工作现场。而在华南海鲜市场约二十公里之外，就是2018年获批运行的中科院病毒所P4级别的病毒实验室。据称这一达到最高安全级别BSL-4的病毒实验室是亚洲唯一，虽然筹建于2003年“非典”危机之后，也是中法合作的产物，却更是过去八年来中国“习跃进”所催生的。因为在它之后，中国还将在哈尔滨、昆明和北京建设另外三家同样级别的病毒实验室。
国际研究界在视之为中国争夺该领域国际竞争力标志的同时，也对其安全性和学术合规性表示怀疑。
譬如，2019年7月加拿大华裔病毒学家邱香果夫妇被加警方带离他们所供职的加拿大国际微生物实验室，据称他们在2017-18年间五次访问中国，为中科院的病毒实验室建设提供指导；加拿大广播公司（CBC）2019年8月2日披露，当年3月31日曾有一批活体埃博拉病毒和亨尼怕病毒经由加拿大航空公司送往北京的中科院。
2018年，正是武汉这家中科院病毒所的石正丽团队从2016-17年间广东爆发的猪瘟中提取了中华菊头蝠的冠状病毒毒株，简称SADS病毒，并且最迟在2019年11月24日上海举行的一个会议上报告了对此种冠状病毒跨种传播机制的研究。
巧合的是，最近几天越来越多的公开病例显示，武汉肺炎的最初病例正是开始于2019年的11月。当然，且不论北京的《科技日报》在2020年1月27日转述《自然》杂志的在线新闻，称北京化工大学教授童贻刚教授对最初41个案例的分析和推测，断定病毒演化可能发生在2019年10月1日前后可能为一人携带病毒到华南海鲜市场，武汉地方当局对去年12月底的疫情爆发却采取了噤声八位知情人的方式，其中一位是抢救医生，在被当地警方告诫后的第11天也染上武汉肺炎住进了重症室。
这种以警方主导、掩盖真相的治理方式，在2019年持续半年的香港当局应对民众“反送中”运动中同样出现，其反面效应也颇有相通之处，再一次暴露了中国地方治理的固定套路。
如同香港特区政府和中联办的治理主义路线终于在2019年11月的区议会选举后破产，武汉地方治理也因瞒报而拖延、最终加速了疫情爆发而告失败，需由中央政府在1月20日紧急介入，调派军队卫生力量介入，一场地方性的公共治理危机正逐渐演变为超过2003年“非典”规模的全国性治理危机。
随着武汉肺炎的扩散，武汉当地的感染者以超过“非典”的感染率急剧上升，或数以万计的“武汉病人”蜂拥向武汉各家医院，武汉医院的重症病房、隔离病床、接诊能力、确诊试剂、日用口罩、消毒耗材、以及医疗人员的体力和精神都不堪重负，濒临崩溃，病患和医疗系统双方均处在巨大的压力下，均转向全国公开求助。
社交媒体流传着双方各自的悲催画面，有病患排长队候诊、频现街头倒下，也有医护人员在除夕夜就着简陋饮食嚎啕大哭、精神崩溃。这种公共卫生瘫痪的情形，似乎一夜间击碎了过去八年间中共努力塑造和民众所迷信的大国崛起形象。
位于疫情中心的湖北武汉现在已“封城”。图为1月27日，武汉城郊一家人将中国国旗悬挂在窗外。更具表演性的，则是2020年1月26日上午在武汉召开的政府新闻发布会，湖北省和武汉市的三位官员，省长王晓东、市长周先旺和省府秘书长别必雄，一同上演了一场“穿帮”的政治秀。
公众认为，他们以贫乏的语言、错误的数字、省市间相互的推责和矛盾，表明在中国的省市地方层级其行政主官至少其公共表现相比17年前的“非典”危机时代有着明显退步，既无责任担当，也缺乏基本的对媒体和公众的尊重。难怪此前两天有湖北日报首席记者张欧亚在微博上炮轰武汉政府、要求行政主官下台。
在经历了七年媒体整肃、反复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运动后，近乎一片哀鸿的湖北新闻界居然发出了直接要求“换帅”的声音，似乎表明武汉民众的不满达到了一种接近“民变”的程度。
而在北京，看到的情形虽然不似银行挤兑一般的紧张，却呈现出国家层面的矛盾：一方面是央视春晚的华丽铺张，另一方面却是少得可怜的疫情讯息和来得太晚的救援干预，无以安慰恐慌中的疫区民众和不知真相的全国人民。
在国家的铺张和国家的吝啬的两极之间，武汉肺炎最终演成全国性的瘟疫，数十万武汉病人和武汉市民在20日仓促封城前夜大举出逃，连同春运期间离开的总共500万市民，在各地围堵下被迫四处游荡，成为国家内部的“武汉难民”，或者遭受“定点清理”一般的追猎，被迫住进各地的“武汉隔离营”。
在疫情上升的关键一周，也就是1月11日后的一周，这一周疑似病例呈平台状静止。 1月初，很多因素就已经被包括笔者在内的公共评论者预警。 评论者警告，此次新型病毒，会因其更长的潜伏期、更强的传染性和较低的致死率，及武汉特殊的高铁枢纽位置、春运高峰的到来，和湖北、武汉官员们忙于地方的“两会”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治学习，而使武汉肺炎的危害超过2003年的“非典”危机。
但是北京的情况并不比武汉好多少。笔者从去年12月初就注意到，在2019年先后经受了香港民众的持续抗议和误判、新疆人道主义危机、台湾选举民进党获胜、和中美贸易战等一连串打击之后，北京官僚们似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进退失据。他们昔日的傲慢仿佛一夜间消失了，而北京这一微妙的政治气氛变化正是武汉肺炎在武汉开始蔓延的同时。
北京方面考虑更多的似乎是确保刘鹤副总理顺利在美签署贸易协议，避免节外生枝，也难怪武汉市长周先旺在1月27日接受中央电视台访问时令人惊讶地推卸瞒报责任，暗有所指。事实上，在刘鹤签署协议后、1月20日政治局常委会议前的关键一周，中国的两位最高领导人却分别身处缅甸、云南和青海西宁。
中国公众对武汉肺炎仍然处于麻木状态，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则以“内紧外松”的政策对付。 有武汉市民报告说，武汉机场直到20日之前没有设立任何疑似病人的甄别措施，武汉地方官僚的怠政现象同样存在于中央政府的行政退缩。
20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专门防疫领导小组后，并未立即公布小组长人选。直到两天后李克强总理前往武汉视察灾情，公众和外界才得以获悉他才是这个小组的领先负责人，且向政治局常委会负责，位阶远远低于习近平亲任组长、凌驾于政治局之上的其他二十余个领导小组。似乎，围绕领导权，习近平和国务院之间、政治局常委之间的讨价还价和权力争夺贯穿着疫情上升和爆发，无形中继续延误着决策和应对。
而且，中共中央的宣传与网管部门继续下发内部指示，要求“以70周年精神抓舆情管控、要求快速处置有害信息账户、多发布增强信心的稿子”，与武汉地方当局最初严控灾情舆论同出一辙，并未汲取武汉地方治理的失败，更与知识分子们呼吁放开媒体管制、放开社会管制、放开慈善和社会救助管制的呼声相去甚远。
官方指定的救助机构红十字会，则被质疑一如既往的傲慢和官僚主义。红十字会要求民间捐助以金钱为主，接收境外自发捐助则要求按照中国标准且收取手续费。还被公众发现，在实际下发物资过程中效率低下。有来自武汉医护人员的抱怨称红会转交物资质量低劣，远不如他们直接获取的民间捐助物资。
如此种种，都不能不让公众对可能持续半年的武汉肺炎灾情报以普遍的悲观、对北京的危机应对投以不信任和不满。
有北京观察家指出，“从2019年底迄今一个月以来武汉肺炎的大规模扩散和治理失败，全面检验了习上台以后的行政体制和军队改革、以及党组织以革命化为掩护所树立的忠诚体制，证明其应对‘新常态’之外公共风险的低效和僵硬，不仅导致公共治理的全面失败，也让社会和人民为之付出巨大代价。”
以2020年为转折点，即使习近平的权威得以保持、中国的社会结构保持不变，习近平未来的执政道路和中国未来的民族主义崛起，也都可能因为武汉肺炎的全国性危机而遭受重大挫折。
农历新年正月初二的福州市，没有了往年春节的热闹，街头人迹罕见如同空城，照常运营的地铁、公交空空如也，临街餐馆悉数关闭，只有肯德基、麦当劳和兰州拉面店还在继续营业，其余开张的店面的就剩药店了，然而进去询问口罩等物却已断货。
仓山老城一间米铺上午打开门营业，年前价格不变，瞬间挤满了街坊，一位抢到十余袋香米、正在卸车的中年大叔却告诉我，工商所的人刚刚骑着电动车赶来要求关门，理由是可能引发市民恐慌。
这就是远在武汉东南千余公里之外、号称习近平“模范省”的福建省会，在“武汉肺炎”爆发之后采取“一级响应”措施之后的结果。虽然表面上几乎所有入闽汉籍人士都被精确定位，市民手机分享着“被污染小区”的名单，街面上也能见到环卫洗消车傍晚消毒清洗着垃圾桶，老旧小区棋牌室的老人们并没有多少戴上口罩，总体上似乎并没有明显的社会恐慌，但是市民生活和商业陷入停顿，餐饮业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此前为春节准备的大量菜品。
或许终于觉察到此次“武汉肺炎”的严重程度远超17年前的“非典”（SARS，又称“沙士”），普通民众的不满明显上升， 人们议论纷纷，他们在微信讨论和在私下聚会中越来越多地将瘟疫责任归咎于体制和最高层。
如此情形是自2012年秋天以来前所未有的。因为面对所谓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的地方治理的失败，刚刚才在去年秋天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确立的治理主义路线正在受到全民质疑，习近平近乎“定于一尊”的个人威信正在遭遇了执政八年以来最为严重的挑战。
在武汉，过去一个月的事态发展几乎完美再现了一个教科书级别的有关公共治理的失败案例。若按时间线划分，问题首先出在疫情爆发地的华南海鲜市场。在这个距离汉口车站仅数百米之遥的所谓海鲜市场，堪称中国农贸市场的典型代表：每天进行大量活物交易和现场宰杀，并且存在可能算是华中地区最大规模的野生动物交易，海鲜用冰和家禽、家畜以及野生动物的尸体和内脏共存，形成一个污水横流的“湿市场”。
不过，这种肮脏、灰色的市场业态和城市角落，并未遭遇如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初以辛克莱为代表的“扒粪运动”对芝加哥和纽约等地屠宰场恶劣卫生状况的揭露，鲜有媒体曝光或者接受环境和防疫部门的监督，反倒得到工商市场管理当局和林业部门的长期庇护。只是在武汉肺炎爆发后，才有少数北京媒体发现该市场的野味不仅广受当地老饕欢迎，甚至直供湖北当地省委机关食堂。
图片版权AFPImage caption
白信认为，围绕领导权，习近平和国务院之间、政治局常委之间的讨价还价和权力争夺贯穿着疫情上升和爆发，无形中继续延误着决策和应对。图为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月27日视察武汉防疫工作现场。而在华南海鲜市场约二十公里之外，就是2018年获批运行的中科院病毒所P4级别的病毒实验室。据称这一达到最高安全级别BSL-4的病毒实验室是亚洲唯一，虽然筹建于2003年“非典”危机之后，也是中法合作的产物，却更是过去八年来中国“习跃进”所催生的。因为在它之后，中国还将在哈尔滨、昆明和北京建设另外三家同样级别的病毒实验室。
国际研究界在视之为中国争夺该领域国际竞争力标志的同时，也对其安全性和学术合规性表示怀疑。
譬如，2019年7月加拿大华裔病毒学家邱香果夫妇被加警方带离他们所供职的加拿大国际微生物实验室，据称他们在2017-18年间五次访问中国，为中科院的病毒实验室建设提供指导；加拿大广播公司（CBC）2019年8月2日披露，当年3月31日曾有一批活体埃博拉病毒和亨尼怕病毒经由加拿大航空公司送往北京的中科院。
2018年，正是武汉这家中科院病毒所的石正丽团队从2016-17年间广东爆发的猪瘟中提取了中华菊头蝠的冠状病毒毒株，简称SADS病毒，并且最迟在2019年11月24日上海举行的一个会议上报告了对此种冠状病毒跨种传播机制的研究。
巧合的是，最近几天越来越多的公开病例显示，武汉肺炎的最初病例正是开始于2019年的11月。当然，且不论北京的《科技日报》在2020年1月27日转述《自然》杂志的在线新闻，称北京化工大学教授童贻刚教授对最初41个案例的分析和推测，断定病毒演化可能发生在2019年10月1日前后可能为一人携带病毒到华南海鲜市场，武汉地方当局对去年12月底的疫情爆发却采取了噤声八位知情人的方式，其中一位是抢救医生，在被当地警方告诫后的第11天也染上武汉肺炎住进了重症室。
这种以警方主导、掩盖真相的治理方式，在2019年持续半年的香港当局应对民众“反送中”运动中同样出现，其反面效应也颇有相通之处，再一次暴露了中国地方治理的固定套路。
如同香港特区政府和中联办的治理主义路线终于在2019年11月的区议会选举后破产，武汉地方治理也因瞒报而拖延、最终加速了疫情爆发而告失败，需由中央政府在1月20日紧急介入，调派军队卫生力量介入，一场地方性的公共治理危机正逐渐演变为超过2003年“非典”规模的全国性治理危机。
随着武汉肺炎的扩散，武汉当地的感染者以超过“非典”的感染率急剧上升，或数以万计的“武汉病人”蜂拥向武汉各家医院，武汉医院的重症病房、隔离病床、接诊能力、确诊试剂、日用口罩、消毒耗材、以及医疗人员的体力和精神都不堪重负，濒临崩溃，病患和医疗系统双方均处在巨大的压力下，均转向全国公开求助。
社交媒体流传着双方各自的悲催画面，有病患排长队候诊、频现街头倒下，也有医护人员在除夕夜就着简陋饮食嚎啕大哭、精神崩溃。这种公共卫生瘫痪的情形，似乎一夜间击碎了过去八年间中共努力塑造和民众所迷信的大国崛起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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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疫情中心的湖北武汉现在已“封城”。图为1月27日，武汉城郊一家人将中国国旗悬挂在窗外。更具表演性的，则是2020年1月26日上午在武汉召开的政府新闻发布会，湖北省和武汉市的三位官员，省长王晓东、市长周先旺和省府秘书长别必雄，一同上演了一场“穿帮”的政治秀。
公众认为，他们以贫乏的语言、错误的数字、省市间相互的推责和矛盾，表明在中国的省市地方层级其行政主官至少其公共表现相比17年前的“非典”危机时代有着明显退步，既无责任担当，也缺乏基本的对媒体和公众的尊重。难怪此前两天有湖北日报首席记者张欧亚在微博上炮轰武汉政府、要求行政主官下台。
在经历了七年媒体整肃、反复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运动后，近乎一片哀鸿的湖北新闻界居然发出了直接要求“换帅”的声音，似乎表明武汉民众的不满达到了一种接近“民变”的程度。
而在北京，看到的情形虽然不似银行挤兑一般的紧张，却呈现出国家层面的矛盾：一方面是央视春晚的华丽铺张，另一方面却是少得可怜的疫情讯息和来得太晚的救援干预，无以安慰恐慌中的疫区民众和不知真相的全国人民。
在国家的铺张和国家的吝啬的两极之间，武汉肺炎最终演成全国性的瘟疫，数十万武汉病人和武汉市民在20日仓促封城前夜大举出逃，连同春运期间离开的总共500万市民，在各地围堵下被迫四处游荡，成为国家内部的“武汉难民”，或者遭受“定点清理”一般的追猎，被迫住进各地的“武汉隔离营”。
在疫情上升的关键一周，也就是1月11日后的一周，这一周疑似病例呈平台状静止。 1月初，很多因素就已经被包括笔者在内的公共评论者预警。 评论者警告，此次新型病毒，会因其更长的潜伏期、更强的传染性和较低的致死率，及武汉特殊的高铁枢纽位置、春运高峰的到来，和湖北、武汉官员们忙于地方的“两会”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治学习，而使武汉肺炎的危害超过2003年的“非典”危机。
但是北京的情况并不比武汉好多少。笔者从去年12月初就注意到，在2019年先后经受了香港民众的持续抗议和误判、新疆人道主义危机、台湾选举民进党获胜、和中美贸易战等一连串打击之后，北京官僚们似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进退失据。他们昔日的傲慢仿佛一夜间消失了，而北京这一微妙的政治气氛变化正是武汉肺炎在武汉开始蔓延的同时。
北京方面考虑更多的似乎是确保刘鹤副总理顺利在美签署贸易协议，避免节外生枝，也难怪武汉市长周先旺在1月27日接受中央电视台访问时令人惊讶地推卸瞒报责任，暗有所指。事实上，在刘鹤签署协议后、1月20日政治局常委会议前的关键一周，中国的两位最高领导人却分别身处缅甸、云南和青海西宁。
中国公众对武汉肺炎仍然处于麻木状态，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则以“内紧外松”的政策对付。 有武汉市民报告说，武汉机场直到20日之前没有设立任何疑似病人的甄别措施，武汉地方官僚的怠政现象同样存在于中央政府的行政退缩。
20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专门防疫领导小组后，并未立即公布小组长人选。直到两天后李克强总理前往武汉视察灾情，公众和外界才得以获悉他才是这个小组的领先负责人，且向政治局常委会负责，位阶远远低于习近平亲任组长、凌驾于政治局之上的其他二十余个领导小组。似乎，围绕领导权，习近平和国务院之间、政治局常委之间的讨价还价和权力争夺贯穿着疫情上升和爆发，无形中继续延误着决策和应对。
而且，中共中央的宣传与网管部门继续下发内部指示，要求“以70周年精神抓舆情管控、要求快速处置有害信息账户、多发布增强信心的稿子”，与武汉地方当局最初严控灾情舆论同出一辙，并未汲取武汉地方治理的失败，更与知识分子们呼吁放开媒体管制、放开社会管制、放开慈善和社会救助管制的呼声相去甚远。
官方指定的救助机构红十字会，则被质疑一如既往的傲慢和官僚主义。红十字会要求民间捐助以金钱为主，接收境外自发捐助则要求按照中国标准且收取手续费。还被公众发现，在实际下发物资过程中效率低下。有来自武汉医护人员的抱怨称红会转交物资质量低劣，远不如他们直接获取的民间捐助物资。
如此种种，都不能不让公众对可能持续半年的武汉肺炎灾情报以普遍的悲观、对北京的危机应对投以不信任和不满。
有北京观察家指出，“从2019年底迄今一个月以来武汉肺炎的大规模扩散和治理失败，全面检验了习上台以后的行政体制和军队改革、以及党组织以革命化为掩护所树立的忠诚体制，证明其应对‘新常态’之外公共风险的低效和僵硬，不仅导致公共治理的全面失败，也让社会和人民为之付出巨大代价。”
以2020年为转折点，即使习近平的权威得以保持、中国的社会结构保持不变，习近平未来的执政道路和中国未来的民族主义崛起，也都可能因为武汉肺炎的全国性危机而遭受重大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