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林羽回忆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武汉市的策略都是“冷处理”。他所在的医院就通知，在没有单位授权的时候，不允许私自在公众平台谈论病情，不允许私自接受媒体采访，不仅仅是临床系统，包括院感、CDC那边消息管控更严重，“整个就不让说”。
1月21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提出“超级传播者可能已经出现”，称当时公布的武汉15名被感染医护人员当中，14人是被同一病人传染的。
随后，武汉市长周先旺在媒体上的发言直接将“超级传播者”锁定在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1月21日，他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说：“在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出现的交叉感染是出现在脑神经外科的一个病人，而不是在传染科。因为脑神经外科忽视了这位病人入院之前有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所以做完手术以后，病人出现发烧，这个时候，一个医生、13个护士被感染了。”
“绝不存在‘忽视’一说！”武汉协和的一位神经外科医生对此发文写道：患者术前没有任何呼吸道症状，术后三天出现肺部感染，术后第五天考虑“疑似不明原因肺炎”，积极上报，并在院感办专员和感染科、呼吸科专家指导下进行隔离、消毒和治疗。并声明，确诊感染的14人其实是10名神经外科护士，和小儿外科、妇科、心外和心内科的4名医务人员。
1月21日16时，在广东省政府新闻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钟南山透露，“在武汉就出现了一个病人影响了14个医护人员的案例，这个并没有出现在传染病医院，而是出现在不是收传染病人的地方——神经（外）科。所以我们要关注所有的医护人员（的防疫问题）。”
北京大学的一位专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这位感染多位医务人员的患者可以被认定为超级传播者。该专家说，在感染人数判断上，如果感染人数超过三个，就可以考虑在超级传播者的范围内；如果感染人数超过十个，就应该是比较确切的超级传播者。
“超级传播者”
一个月前，患有脑垂体瘤的赵军实终于住进武汉协和神经外科，69岁的他心脏功能不太好，有冠心病、窦性心动过缓等毛病，为此住了12天院，进行术前检查和评估。
据该院神经外科的一名医护人员回忆，赵军实首诊应该是在住院前十几天，这位医护人员强调说，“患者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
手术前，赵军实没有任何呼吸道症状，体温正常，白细胞和淋巴细胞值正常。术前常规胸片显示，他的“左肋膈角区见条片影”，考虑到他年龄较大，又有吸烟史，肺部有炎症或肺纹理增粗是正常的。据医护人员回忆，赵军实当时中气十足，精神状况很好，几乎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有“不明原因肺炎”感染可能。
不过，1月7日手术当晚，也有医生相互转告，“小心防护”。一周前的2019年12月30日，医院收到了内部通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要求：立即清查统计近一周接诊过的具有类似特点的不明原因肺炎患者。2020年1月5日，卫健委再次通报，符合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59例，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未卜先知地去隔离病人、上三级防护？”上述医护人员说。
根据相关规定，医疗防护分为一级、二级、三级。二级防护要求相关医务人员进入隔离留观室和专门病区必须戴12层以上棉纱口罩，穿工作服、隔离衣、鞋套，戴手套、工作帽，每次接触病人后立即进行手清洗和消毒。三级防护，适用于为病人实施吸痰、气管切开和气管插管的医务人员，在二级防护基础上，还应当加戴全面型呼吸防护器。
但对于当时武汉协和神经外科的医护人员们来说，很难说服一个还没有任何呼吸症状的患者做隔离，而且三级防护装备属于医疗耗材，还涉及费用和报销等问题。
按医院常规操作，病人总共转了三次病房，手术前住在神经外科19层病房。手术完成的很顺利，1月8日凌晨，术后转至神外二号楼3楼的监护室，病情稳定后又被转到神外18层普通病房。
在此期间，1月9日，中国卫生专家组通报，武汉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的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
1月11日，赵军实突然出现发热症状，但这在临床上极难判别原因，造成非感染性的术后发热的因素包括机体应激改变、脑血管刺激、颅内压力变化、病灶吸收热等等。
神经外科医生立即开具了肺部CT检查，影像显示：双肺多发片状模糊影伴右侧胸水，磨玻璃改变考虑间质性肺炎。已经出现明显的肺部感染表现。与此同时，赵军实的白细胞明显升高，以中性粒细胞升高为主，淋巴细胞正常偏低，这些并非病毒感染的典型改变。
主治医生马上按相关规定上报院感科，请各专科会诊，对患者的痰液、咽拭子标本进行了采样病检，由于此时新型冠状病毒试剂盒还没有到位，患者一系列病毒检查如呼吸道合胞病毒RNA等均为阴性，只能考虑“疑似不明原因肺炎”。
那么问题来了：患者是在什么时候被感染的？如果是住院前感染，则患者潜伏期已经超过15天，这与专家给出的新型冠状病毒潜伏期最长为12天不符。
如果考虑是住院后感染，病人术后换过3次病房，“几个病房位置（相隔）很远，没办法厘清是在哪里感染的。”前述医护人员表示，在3楼监护室附近的两位患者后来也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但另一位受访医生则指出，“除了这位患者，后来被隔离的还有其他患者和医生。”
术后第五日，赵军实的肺炎症状呈现难以逆转的恶化态势，肺部CT为“双肺多发模糊影”，与他接触的多名医护人员也陆续出现发热症状。在感染科、呼吸科的指导下，医院立即把病人转移进扩建的感染病房，进行隔离、消毒和治疗。这时赵军实已经转移到了术后的第四个病房。
针对发热的医护人员，医院立即开辟了专门的隔离病房进行隔离安置。到1月15日，赵军实被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按要求立即转诊至武汉金银滩医院。前述医护人员说：“医生能做到的防护都已经做到最好了，并不是所谓的‘疏忽了’。”
在武汉市卫健委16日23:55分发布的通告中，仍未提及医护人员感染情况。
被压制的信息
回溯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的蔓延过程，赵军实这样的“超级传播者”的出现，几乎是一种必然。
2019年12月30日，网上流传出一份盖有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处公章的红头文件，紧急通知“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
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林羽回忆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武汉市的策略都是“冷处理”。他所在的医院就通知，在没有单位授权的时候，不允许私自在公众平台谈论病情，不允许私自接受媒体采访，不仅仅是临床系统，包括院感、CDC那边消息管控更严重，“整个就不让说”。当时，医生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一再嘱咐就诊患者：“口罩、口罩、一定要买口罩、戴口罩”，甚至半开玩笑地嘱咐“不要去华南海鲜市场买东西，那里东西不新鲜。”
12月31日，武汉市政府公告称，共发现27例病例，其中7例严重，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消息：“目前病因尚未明确，不能断定是网上传言的SARS病毒。”
武汉市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还传唤了8名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的违法人员，依法进行了处理，并在2020年第一天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了这条消息。
从1月6日至1月10日，武汉市卫健委没再就“不明原因肺炎”发布通报。
“12.31通报疫情，当天我去买口罩，药店排长队，而且断货。后面几天官方要我们“不传谣”，而且说“未见人传人”，我们松懈了。再后面一周多，病例一个没有增加，我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一位武汉网友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写道。
1月11日更新的通报中，武汉市卫健委继续表示：“自2020年1月3日以来未发现新发病例。目前，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而就在此后几天，泰国、日本纷纷报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
1月12日~17日，湖北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正在武汉市召开。18日，百步亭社区还举行了第20届“万家宴”。20日下午，武汉省应急管理厅举办了春节联欢会。21日，省春节团拜会文艺演出在洪山礼堂举办。参加演出的湖北省民族歌舞团官方账号写道，到场观看的有省领导和省各界代表，“在武汉：大家带着层层口罩，克服肺炎恐慌，用敬业、执着、认真全力以赴。”
在1月20日前，武汉大街上戴口罩的人并不多。林羽曾询问武汉地铁职工为什么不带口罩，对方说是领导不让带，怕引起恐慌。“太寒心了！如果官方刚开始就把情况说清楚的话，百分之五六十的人会做好防护吧。”林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意识到事情严重了，就是在钟南山院士（20日）出来说话（“人传人”）之后。”多位受访者这样表示。此时的武汉协和医院已将体检中心临时征用为“感染病房”，一楼为输液室，2~3层为病人病房，4层设置了医护人员隔离室，疑似感染的医护人员19日已经被安置其中，最高峰时有二十多位医护人员疑似感染。
1月20日钟南山讲话之后，混乱仍在持续。22日，疑似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待产妇刘芳在武汉协和感染科住到第四天，即将临盆。因为怕对胎儿有影响，她一直没做CT，能够检测新型冠状病毒的试剂盒因紧缺也一直没排到她。
“剖的当天确诊了，因为第一胎剖腹，这胎还得剖，没有办法，医生就穿着三级防护服，穿得像宇航员一样给她做了剖腹产。”林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3日发布的《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关于市民关心的几个问题的答复》中提到，前期（1月22日前）全市“每天可检测样本200多份”，但光是武汉协和的发热门诊每天就有近200人在排队，这还只是武汉市七个定点诊疗医院之一。
当时，武汉协和排队最长的超过了5小时、短则2~3个小时，“病人往上报，几天都没有反应，然后上面说还在等，人太多，导致很多医生、病人不能确诊。”林羽说，当时，院内还有接近三十名医护人员在隔离观察。
除了发热门诊的医护人员配备了护目镜、口罩、隔离衣等三级防护装备，其他科室和病房的医生和护士除了口罩，基本没有其他防护。
“请求支援！”前述神经外科医生整理出武汉市二十多家医院的名单，发在个人社交平台上，“资源紧张，多家医院物资可能只够维持3~5天。”
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林羽回忆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武汉市的策略都是“冷处理”。他所在的医院就通知，在没有单位授权的时候，不允许私自在公众平台谈论病情，不允许私自接受媒体采访，不仅仅是临床系统，包括院感、CDC那边消息管控更严重，“整个就不让说”。
1月21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提出“超级传播者可能已经出现”，称当时公布的武汉15名被感染医护人员当中，14人是被同一病人传染的。
随后，武汉市长周先旺在媒体上的发言直接将“超级传播者”锁定在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1月21日，他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说：“在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出现的交叉感染是出现在脑神经外科的一个病人，而不是在传染科。因为脑神经外科忽视了这位病人入院之前有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所以做完手术以后，病人出现发烧，这个时候，一个医生、13个护士被感染了。”
“绝不存在‘忽视’一说！”武汉协和的一位神经外科医生对此发文写道：患者术前没有任何呼吸道症状，术后三天出现肺部感染，术后第五天考虑“疑似不明原因肺炎”，积极上报，并在院感办专员和感染科、呼吸科专家指导下进行隔离、消毒和治疗。并声明，确诊感染的14人其实是10名神经外科护士，和小儿外科、妇科、心外和心内科的4名医务人员。
1月21日16时，在广东省政府新闻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钟南山透露，“在武汉就出现了一个病人影响了14个医护人员的案例，这个并没有出现在传染病医院，而是出现在不是收传染病人的地方——神经（外）科。所以我们要关注所有的医护人员（的防疫问题）。”
北京大学的一位专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这位感染多位医务人员的患者可以被认定为超级传播者。该专家说，在感染人数判断上，如果感染人数超过三个，就可以考虑在超级传播者的范围内；如果感染人数超过十个，就应该是比较确切的超级传播者。
“超级传播者”
一个月前，患有脑垂体瘤的赵军实终于住进武汉协和神经外科，69岁的他心脏功能不太好，有冠心病、窦性心动过缓等毛病，为此住了12天院，进行术前检查和评估。
据该院神经外科的一名医护人员回忆，赵军实首诊应该是在住院前十几天，这位医护人员强调说，“患者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
手术前，赵军实没有任何呼吸道症状，体温正常，白细胞和淋巴细胞值正常。术前常规胸片显示，他的“左肋膈角区见条片影”，考虑到他年龄较大，又有吸烟史，肺部有炎症或肺纹理增粗是正常的。据医护人员回忆，赵军实当时中气十足，精神状况很好，几乎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有“不明原因肺炎”感染可能。
不过，1月7日手术当晚，也有医生相互转告，“小心防护”。一周前的2019年12月30日，医院收到了内部通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要求：立即清查统计近一周接诊过的具有类似特点的不明原因肺炎患者。2020年1月5日，卫健委再次通报，符合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59例，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未卜先知地去隔离病人、上三级防护？”上述医护人员说。
根据相关规定，医疗防护分为一级、二级、三级。二级防护要求相关医务人员进入隔离留观室和专门病区必须戴12层以上棉纱口罩，穿工作服、隔离衣、鞋套，戴手套、工作帽，每次接触病人后立即进行手清洗和消毒。三级防护，适用于为病人实施吸痰、气管切开和气管插管的医务人员，在二级防护基础上，还应当加戴全面型呼吸防护器。
但对于当时武汉协和神经外科的医护人员们来说，很难说服一个还没有任何呼吸症状的患者做隔离，而且三级防护装备属于医疗耗材，还涉及费用和报销等问题。
按医院常规操作，病人总共转了三次病房，手术前住在神经外科19层病房。手术完成的很顺利，1月8日凌晨，术后转至神外二号楼3楼的监护室，病情稳定后又被转到神外18层普通病房。
在此期间，1月9日，中国卫生专家组通报，武汉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的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
1月11日，赵军实突然出现发热症状，但这在临床上极难判别原因，造成非感染性的术后发热的因素包括机体应激改变、脑血管刺激、颅内压力变化、病灶吸收热等等。
神经外科医生立即开具了肺部CT检查，影像显示：双肺多发片状模糊影伴右侧胸水，磨玻璃改变考虑间质性肺炎。已经出现明显的肺部感染表现。与此同时，赵军实的白细胞明显升高，以中性粒细胞升高为主，淋巴细胞正常偏低，这些并非病毒感染的典型改变。
主治医生马上按相关规定上报院感科，请各专科会诊，对患者的痰液、咽拭子标本进行了采样病检，由于此时新型冠状病毒试剂盒还没有到位，患者一系列病毒检查如呼吸道合胞病毒RNA等均为阴性，只能考虑“疑似不明原因肺炎”。
那么问题来了：患者是在什么时候被感染的？如果是住院前感染，则患者潜伏期已经超过15天，这与专家给出的新型冠状病毒潜伏期最长为12天不符。
如果考虑是住院后感染，病人术后换过3次病房，“几个病房位置（相隔）很远，没办法厘清是在哪里感染的。”前述医护人员表示，在3楼监护室附近的两位患者后来也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但另一位受访医生则指出，“除了这位患者，后来被隔离的还有其他患者和医生。”
术后第五日，赵军实的肺炎症状呈现难以逆转的恶化态势，肺部CT为“双肺多发模糊影”，与他接触的多名医护人员也陆续出现发热症状。在感染科、呼吸科的指导下，医院立即把病人转移进扩建的感染病房，进行隔离、消毒和治疗。这时赵军实已经转移到了术后的第四个病房。
针对发热的医护人员，医院立即开辟了专门的隔离病房进行隔离安置。到1月15日，赵军实被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按要求立即转诊至武汉金银滩医院。前述医护人员说：“医生能做到的防护都已经做到最好了，并不是所谓的‘疏忽了’。”
在武汉市卫健委16日23:55分发布的通告中，仍未提及医护人员感染情况。
被压制的信息
回溯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的蔓延过程，赵军实这样的“超级传播者”的出现，几乎是一种必然。
2019年12月30日，网上流传出一份盖有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处公章的红头文件，紧急通知“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
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林羽回忆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武汉市的策略都是“冷处理”。他所在的医院就通知，在没有单位授权的时候，不允许私自在公众平台谈论病情，不允许私自接受媒体采访，不仅仅是临床系统，包括院感、CDC那边消息管控更严重，“整个就不让说”。当时，医生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一再嘱咐就诊患者：“口罩、口罩、一定要买口罩、戴口罩”，甚至半开玩笑地嘱咐“不要去华南海鲜市场买东西，那里东西不新鲜。”
12月31日，武汉市政府公告称，共发现27例病例，其中7例严重，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消息：“目前病因尚未明确，不能断定是网上传言的SARS病毒。”
武汉市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还传唤了8名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的违法人员，依法进行了处理，并在2020年第一天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了这条消息。
从1月6日至1月10日，武汉市卫健委没再就“不明原因肺炎”发布通报。
“12.31通报疫情，当天我去买口罩，药店排长队，而且断货。后面几天官方要我们“不传谣”，而且说“未见人传人”，我们松懈了。再后面一周多，病例一个没有增加，我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一位武汉网友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写道。
1月11日更新的通报中，武汉市卫健委继续表示：“自2020年1月3日以来未发现新发病例。目前，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而就在此后几天，泰国、日本纷纷报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
1月12日~17日，湖北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正在武汉市召开。18日，百步亭社区还举行了第20届“万家宴”。20日下午，武汉省应急管理厅举办了春节联欢会。21日，省春节团拜会文艺演出在洪山礼堂举办。参加演出的湖北省民族歌舞团官方账号写道，到场观看的有省领导和省各界代表，“在武汉：大家带着层层口罩，克服肺炎恐慌，用敬业、执着、认真全力以赴。”
在1月20日前，武汉大街上戴口罩的人并不多。林羽曾询问武汉地铁职工为什么不带口罩，对方说是领导不让带，怕引起恐慌。“太寒心了！如果官方刚开始就把情况说清楚的话，百分之五六十的人会做好防护吧。”林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意识到事情严重了，就是在钟南山院士（20日）出来说话（“人传人”）之后。”多位受访者这样表示。此时的武汉协和医院已将体检中心临时征用为“感染病房”，一楼为输液室，2~3层为病人病房，4层设置了医护人员隔离室，疑似感染的医护人员19日已经被安置其中，最高峰时有二十多位医护人员疑似感染。
1月20日钟南山讲话之后，混乱仍在持续。22日，疑似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待产妇刘芳在武汉协和感染科住到第四天，即将临盆。因为怕对胎儿有影响，她一直没做CT，能够检测新型冠状病毒的试剂盒因紧缺也一直没排到她。
“剖的当天确诊了，因为第一胎剖腹，这胎还得剖，没有办法，医生就穿着三级防护服，穿得像宇航员一样给她做了剖腹产。”林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3日发布的《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关于市民关心的几个问题的答复》中提到，前期（1月22日前）全市“每天可检测样本200多份”，但光是武汉协和的发热门诊每天就有近200人在排队，这还只是武汉市七个定点诊疗医院之一。
当时，武汉协和排队最长的超过了5小时、短则2~3个小时，“病人往上报，几天都没有反应，然后上面说还在等，人太多，导致很多医生、病人不能确诊。”林羽说，当时，院内还有接近三十名医护人员在隔离观察。
除了发热门诊的医护人员配备了护目镜、口罩、隔离衣等三级防护装备，其他科室和病房的医生和护士除了口罩，基本没有其他防护。
“请求支援！”前述神经外科医生整理出武汉市二十多家医院的名单，发在个人社交平台上，“资源紧张，多家医院物资可能只够维持3~5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