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母亲们手持在八九六四事件中丧生的亲人照片 （照片来自天安门母亲网站）
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33周年来临之际，美国之音分别电话采访了遇难者家属群体“天安门母亲运动（the Tiananmen Mothers）”的发起人之一张先玲女士、天安门难属群体的发言人尤维洁女士和前六四学生领袖王丹。他们表示，随着时间推移，难属们年事渐高，有的体弱多病，有的因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含恨离世，但这些逝者的后人，前赴后继，有些也加入了这个群体，继续为天安门母亲们20多年前提出的三项诉求，即真相、赔偿、追责而坚持和平理性抗争，展现了当今中国社会难得的高贵精神。
尤维洁：政府推脱责任，但难属永生不忘六四
“从政府层面，对他们当年的这种责任，总是在用一种推脱的方式，我想大家也是知道的。其实我们心里，对于政府的这种态度，真的是挺难过的。”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发言人尤维洁说。她是六四屠杀的遇害者杨明湖的遗孀。
她说：“每个家庭的这种失去亲人的话，这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确实是大家一起见面，谈起来或是见到，今年年初的时候，曾经去看望当年失去孩子的这些家庭的母亲父亲啊，看望他们。都是老人了嘛。我们不是有个服务团队嘛，我们这些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还可以自由地这么去活动一下，像他们是有很多人，腿脚都不方便了。所以我们去看望他们的时候，他们真的是看到我们就像看到亲人，有的人就是拥抱着流下眼泪。其实在每个人难属心里都不会忘记这件事情。”
据介绍，杨明湖生前是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专利部法律处工作人员。1989年6月4日凌晨1点，他因担心学生的安危，骑车前往天安门广场，不幸在长安街南池子街口受枪伤，膀胱被打成几片，骨盆炸成一个大洞，粉碎性骨折，两天后离世，年仅42岁，留下36岁的妻子尤维洁与5岁儿子。
尤维洁说：“中国1989年的时候，6月4号发生在长安街上，不光是长安街，有些难属（的亲人）都是离天安门广场很远的地方被打死了，或者被坦克还有被坦克给压死了，尤其被坦克压死的人，我觉得这太残忍了，真的是太残忍了，每一个人都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吗？人人都有生存的自由，自由被无缘无故的给剥夺了。九十年代末我们向最高法、高检，提出来我们的这种看法，但是这样的一个法律机构都没有理睬我们的事情。现在我们就是想通过祭文，提醒政府方面，用什么样的方式或什么样的机构，跟我们来接触，来解决这个问题。”
张先玲：六四死难者有生存权， 政府要公布真相
19岁的高二学生王楠是原北京教师张先玲的儿子。1989年6月3日深夜，王楠携带照相机到天安门广场。凌晨1时左右，他在天安门西侧南长街南口头部中弹，子弹从左上额射入，左耳后穿出。由于当时戒严部队不准在场救援民众将伤员送医急救，凌晨3时半许王楠死于枪伤，当天与其他尸体一起被戒严部队临时“就地掩埋”在天安门西侧北京市28中学校门前草坪。后来他母亲张先玲和丁子霖、黄金平、尤维洁等其他难属联合发起了天安门母亲运动。
张先玲告诉美国之音，天安门母亲的第一条诉求就是真相。
她说：“如果你没有名单，我们有名单。我们这个名单只是冰山一角吧，那也可以从这个冰山一角的名单开始啊。你可以一个一个说，哪个有罪该枪毙，哪个是没罪的，该平反。我们要求公布这个真相。”
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官方在公开场合对六四镇压这个当局采取的“果断行动”很少主动提及，而且说法前后不一，由起初的“平息反革命暴乱”到后来改成那场“政治风波”。2018年末，在一份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官方文件中，对于六四事件的表述再现“反革命暴乱”的说法。去年11月中共19届6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六四天安门惨案”轻描淡写地描述成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导致的一场“严重政治风波”，而“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反对动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根本利益”。
张先玲说：“难道那个时候的人命就不值钱吗？不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执政党吗？也并不是说那个时候是黑社会领导的呀。黑社会拿人命不当命是吧？共产党都是尊重人民、尊重生命的。那个时候的生命呢？而且，中国人权最基本一条就是保证生存权嘛。那他们死了的人都没有生存权嘛，他们的罪状是什么？证据在哪呢？ 33年来没有公布过一点点信息，光用一句话就代表了。这完全不符合一个法治国家的原则。”
尤维洁：33年来历届政府均避谈六四责任
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洁告诉美国之音，从邓小平、江泽民、李鹏、胡锦涛、到习近平，执政的中共领导人换了好几届，但没有人来跟天安门惨案难属正面谈如何解决问题，或者承认政府的责任。
她说：“你为什么不来？你改成风波了，你也没来跟我们谈很多问题。就六四，就每个失去亲人的家庭究竟怎么来解决这件事情，没有人来跟我们谈。后来又改成反革命暴乱也好，什么也好，无论它怎么改吧，实际从来没有说政府的责任是什么。”
张先玲也告诉美国之音，天安门母亲们坚持要求政府与难属们对话，谈如何解决问题，至今未果。
她说：“我们要求对话，那么在对话当中我们就可以说的更详细一点，对吧，但是政府始终没有回应对话这个事。”
张先玲：必须追究动用军队滥杀无辜的国家刑事犯罪
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张先玲表示，天安门母亲的第二条诉求，就是要赔偿道歉。
她说：“作为国家刑事犯罪，国家动用军队杀害老百姓，第一是草菅人命。这还不是一般的草菅人命，是国家的刑事犯罪呀。第3条，要追责。追查这个责任者的刑事责任。谁主使，要查他的刑事责任。二战多长时间了。不是还在查纳粹罪犯嘛。那时的我觉得就应该要查。为什么？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一句话，党和国家认定的怎么怎么样。党和国家是谁呀？凭什么认定啊？证据是什么呀？对不对呀？根据什么做的定论？谁做的定论？哪个会上做的定论？不是依法治国吗？法是主要的，根据什么法下的定论？证据在哪？谁下的（定论）？要说清楚啊。就这么一句话就把几千人的生命送掉了吗？”
张先玲：这是一笔血债，但政府掩耳盗铃
北京高二学生蒋捷连是在西长安街木樨地街口附近中弹身亡的，时年17岁。
蒋捷连的父母蒋培坤、丁子霖夫妇当时都是人民大学教师。他们坚持为遇难的独子维权讨公道，却遭当局长期维稳监控。
蒋培坤教授2015年含恨而终，丁子霖教授已86岁，年迈多病。
张先玲说：“33年来，我们以前是写了30年的信了，30年的公告，都不解决。犯罪者是谁？就是政府。当时的政府。现在应该改正的人，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的人，是现在的政府。尽量把这个事情往后拖，最好把我们都拖死了。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事情不会因为我们死就没有了。在历史上这是一个血债。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第一个刑事犯罪。是明目张胆地动用国防军来杀老百姓，这是个刑事犯罪。”
张先玲：中共20大应有新意并展现执政党的成熟
对于订于今年秋后举行的中共20大是否会发生领导层或政策调整而带来重新评价六四事件的契机，张先玲表示，需要一群有智慧的人才能领导好这个国家，天安门母亲群体不寄希望于任何个人。
她说：“不是谁能够只手挽狂澜的事，也不是旧社会哪个皇帝一说就能算了，所以这是需要一群有智慧的人，有治国理念，真想把国家搞好的，才能把这件事情，不单是这件事情，才能把很多的事情做得更好。所以我们并不抱希望有任何一个领导人，对吧？并不是说要求皇恩浩荡。但是如果某个领导人他有这样的胆识，有这样的见识，有这样的魄力，那当然我们也是很欢迎的。”
这位天安门母亲运动的联合发起人指出 ，鉴于被认为六四镇压负主要责任的邓小平、李鹏等中共领导人已经离世，现任的执政党领导层应该站出来消除六四这个历史症结。
张先玲说：“还是应该把这个事情尽快的解决。这样才能够把阻碍中国前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症结消除，这样只能够提高他的威信，提高执政党的威信，提高执政党的民间信任知耻近乎勇嘛。但是会不会有这样的人？会不会有这样的领导群？又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当然我们希望很快有这样的人站出来。”
张先玲告诉美国之音，她认为，中共20大应该是一个有新意的代表大会，应该展现一个有资格领导一个大国的百年大党的成熟。
她说：“我们觉得，起码是我个人觉得，20大应该是一个有新意的代表大会。因为共产党已经成立100年了，执政也已经70多年，应该是一个成熟的政党，不是一群像当初的时候一种这个什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类的这样一个政党，它是一个成熟的政党。代表们也有很多人是亲历过六四这个事情的，或者是至少知道六四这个事情，在这个20大上面应该有一个新的一个，不仅仅是六四了，对任何东西有新的看法，才能证明你是一个有资格的大党。是一个有见识的、能够领导一个大国的、成熟的政党。”
尤维洁：期盼六四纪念馆建在北京
前北京学生领袖王丹对美国之音表示，天安门母亲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数十年不放弃，对处于世代转型的中国人民是个高贵的精神楷模。
今年初，王丹、周封锁等五十余位 “六四“幸存者和海外民运人士联合发起筹建 “六四”纪念馆，馆址选在纽约。
这位前八九学运领导人也呼吁海外华人支持正在筹建中的六四纪念馆，守护历史，铭记当年六四镇压中牺牲的同胞。
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言人尤维洁对美国之音表示，她也在关注建立六四纪念馆的事情。她说，作为六四难属和天安门母亲运动成员，她希望有一天六四纪念馆能设在北京。
天安门母亲们手持在八九六四事件中丧生的亲人照片 （照片来自天安门母亲网站）
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33周年来临之际，美国之音分别电话采访了遇难者家属群体“天安门母亲运动（the Tiananmen Mothers）”的发起人之一张先玲女士、天安门难属群体的发言人尤维洁女士和前六四学生领袖王丹。他们表示，随着时间推移，难属们年事渐高，有的体弱多病，有的因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含恨离世，但这些逝者的后人，前赴后继，有些也加入了这个群体，继续为天安门母亲们20多年前提出的三项诉求，即真相、赔偿、追责而坚持和平理性抗争，展现了当今中国社会难得的高贵精神。
尤维洁：政府推脱责任，但难属永生不忘六四
“从政府层面，对他们当年的这种责任，总是在用一种推脱的方式，我想大家也是知道的。其实我们心里，对于政府的这种态度，真的是挺难过的。”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发言人尤维洁说。她是六四屠杀的遇害者杨明湖的遗孀。
她说：“每个家庭的这种失去亲人的话，这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确实是大家一起见面，谈起来或是见到，今年年初的时候，曾经去看望当年失去孩子的这些家庭的母亲父亲啊，看望他们。都是老人了嘛。我们不是有个服务团队嘛，我们这些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还可以自由地这么去活动一下，像他们是有很多人，腿脚都不方便了。所以我们去看望他们的时候，他们真的是看到我们就像看到亲人，有的人就是拥抱着流下眼泪。其实在每个人难属心里都不会忘记这件事情。”
据介绍，杨明湖生前是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专利部法律处工作人员。1989年6月4日凌晨1点，他因担心学生的安危，骑车前往天安门广场，不幸在长安街南池子街口受枪伤，膀胱被打成几片，骨盆炸成一个大洞，粉碎性骨折，两天后离世，年仅42岁，留下36岁的妻子尤维洁与5岁儿子。
尤维洁说：“中国1989年的时候，6月4号发生在长安街上，不光是长安街，有些难属（的亲人）都是离天安门广场很远的地方被打死了，或者被坦克还有被坦克给压死了，尤其被坦克压死的人，我觉得这太残忍了，真的是太残忍了，每一个人都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吗？人人都有生存的自由，自由被无缘无故的给剥夺了。九十年代末我们向最高法、高检，提出来我们的这种看法，但是这样的一个法律机构都没有理睬我们的事情。现在我们就是想通过祭文，提醒政府方面，用什么样的方式或什么样的机构，跟我们来接触，来解决这个问题。”
张先玲：六四死难者有生存权， 政府要公布真相
19岁的高二学生王楠是原北京教师张先玲的儿子。1989年6月3日深夜，王楠携带照相机到天安门广场。凌晨1时左右，他在天安门西侧南长街南口头部中弹，子弹从左上额射入，左耳后穿出。由于当时戒严部队不准在场救援民众将伤员送医急救，凌晨3时半许王楠死于枪伤，当天与其他尸体一起被戒严部队临时“就地掩埋”在天安门西侧北京市28中学校门前草坪。后来他母亲张先玲和丁子霖、黄金平、尤维洁等其他难属联合发起了天安门母亲运动。
张先玲告诉美国之音，天安门母亲的第一条诉求就是真相。
她说：“如果你没有名单，我们有名单。我们这个名单只是冰山一角吧，那也可以从这个冰山一角的名单开始啊。你可以一个一个说，哪个有罪该枪毙，哪个是没罪的，该平反。我们要求公布这个真相。”
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官方在公开场合对六四镇压这个当局采取的“果断行动”很少主动提及，而且说法前后不一，由起初的“平息反革命暴乱”到后来改成那场“政治风波”。2018年末，在一份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官方文件中，对于六四事件的表述再现“反革命暴乱”的说法。去年11月中共19届6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六四天安门惨案”轻描淡写地描述成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导致的一场“严重政治风波”，而“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反对动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根本利益”。
张先玲说：“难道那个时候的人命就不值钱吗？不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执政党吗？也并不是说那个时候是黑社会领导的呀。黑社会拿人命不当命是吧？共产党都是尊重人民、尊重生命的。那个时候的生命呢？而且，中国人权最基本一条就是保证生存权嘛。那他们死了的人都没有生存权嘛，他们的罪状是什么？证据在哪呢？ 33年来没有公布过一点点信息，光用一句话就代表了。这完全不符合一个法治国家的原则。”
尤维洁：33年来历届政府均避谈六四责任
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洁告诉美国之音，从邓小平、江泽民、李鹏、胡锦涛、到习近平，执政的中共领导人换了好几届，但没有人来跟天安门惨案难属正面谈如何解决问题，或者承认政府的责任。
她说：“你为什么不来？你改成风波了，你也没来跟我们谈很多问题。就六四，就每个失去亲人的家庭究竟怎么来解决这件事情，没有人来跟我们谈。后来又改成反革命暴乱也好，什么也好，无论它怎么改吧，实际从来没有说政府的责任是什么。”
张先玲也告诉美国之音，天安门母亲们坚持要求政府与难属们对话，谈如何解决问题，至今未果。
她说：“我们要求对话，那么在对话当中我们就可以说的更详细一点，对吧，但是政府始终没有回应对话这个事。”
张先玲：必须追究动用军队滥杀无辜的国家刑事犯罪
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张先玲表示，天安门母亲的第二条诉求，就是要赔偿道歉。
她说：“作为国家刑事犯罪，国家动用军队杀害老百姓，第一是草菅人命。这还不是一般的草菅人命，是国家的刑事犯罪呀。第3条，要追责。追查这个责任者的刑事责任。谁主使，要查他的刑事责任。二战多长时间了。不是还在查纳粹罪犯嘛。那时的我觉得就应该要查。为什么？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一句话，党和国家认定的怎么怎么样。党和国家是谁呀？凭什么认定啊？证据是什么呀？对不对呀？根据什么做的定论？谁做的定论？哪个会上做的定论？不是依法治国吗？法是主要的，根据什么法下的定论？证据在哪？谁下的（定论）？要说清楚啊。就这么一句话就把几千人的生命送掉了吗？”
张先玲：这是一笔血债，但政府掩耳盗铃
北京高二学生蒋捷连是在西长安街木樨地街口附近中弹身亡的，时年17岁。
蒋捷连的父母蒋培坤、丁子霖夫妇当时都是人民大学教师。他们坚持为遇难的独子维权讨公道，却遭当局长期维稳监控。
蒋培坤教授2015年含恨而终，丁子霖教授已86岁，年迈多病。
张先玲说：“33年来，我们以前是写了30年的信了，30年的公告，都不解决。犯罪者是谁？就是政府。当时的政府。现在应该改正的人，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的人，是现在的政府。尽量把这个事情往后拖，最好把我们都拖死了。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事情不会因为我们死就没有了。在历史上这是一个血债。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第一个刑事犯罪。是明目张胆地动用国防军来杀老百姓，这是个刑事犯罪。”
张先玲：中共20大应有新意并展现执政党的成熟
对于订于今年秋后举行的中共20大是否会发生领导层或政策调整而带来重新评价六四事件的契机，张先玲表示，需要一群有智慧的人才能领导好这个国家，天安门母亲群体不寄希望于任何个人。
她说：“不是谁能够只手挽狂澜的事，也不是旧社会哪个皇帝一说就能算了，所以这是需要一群有智慧的人，有治国理念，真想把国家搞好的，才能把这件事情，不单是这件事情，才能把很多的事情做得更好。所以我们并不抱希望有任何一个领导人，对吧？并不是说要求皇恩浩荡。但是如果某个领导人他有这样的胆识，有这样的见识，有这样的魄力，那当然我们也是很欢迎的。”
这位天安门母亲运动的联合发起人指出 ，鉴于被认为六四镇压负主要责任的邓小平、李鹏等中共领导人已经离世，现任的执政党领导层应该站出来消除六四这个历史症结。
张先玲说：“还是应该把这个事情尽快的解决。这样才能够把阻碍中国前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症结消除，这样只能够提高他的威信，提高执政党的威信，提高执政党的民间信任知耻近乎勇嘛。但是会不会有这样的人？会不会有这样的领导群？又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当然我们希望很快有这样的人站出来。”
张先玲告诉美国之音，她认为，中共20大应该是一个有新意的代表大会，应该展现一个有资格领导一个大国的百年大党的成熟。
她说：“我们觉得，起码是我个人觉得，20大应该是一个有新意的代表大会。因为共产党已经成立100年了，执政也已经70多年，应该是一个成熟的政党，不是一群像当初的时候一种这个什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类的这样一个政党，它是一个成熟的政党。代表们也有很多人是亲历过六四这个事情的，或者是至少知道六四这个事情，在这个20大上面应该有一个新的一个，不仅仅是六四了，对任何东西有新的看法，才能证明你是一个有资格的大党。是一个有见识的、能够领导一个大国的、成熟的政党。”
尤维洁：期盼六四纪念馆建在北京
前北京学生领袖王丹对美国之音表示，天安门母亲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数十年不放弃，对处于世代转型的中国人民是个高贵的精神楷模。
今年初，王丹、周封锁等五十余位 “六四“幸存者和海外民运人士联合发起筹建 “六四”纪念馆，馆址选在纽约。
这位前八九学运领导人也呼吁海外华人支持正在筹建中的六四纪念馆，守护历史，铭记当年六四镇压中牺牲的同胞。
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言人尤维洁对美国之音表示，她也在关注建立六四纪念馆的事情。她说，作为六四难属和天安门母亲运动成员，她希望有一天六四纪念馆能设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