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起席卷中国各地的争民主运动于6月4日这一天在血泊中落幕。目前旅居法国的严家祺先生授权法广发表这篇他为纪念“八九六四”36周年撰写的文章：«法兰西『第一到第五共和』对中国的启示——悼念『六四』36周年，中国正面临文革后第二次大变革»。他认为，60年前的“文革”与36年前的“六四”同根同源。还原“六四”真相，全面推进「非毛化」，建立民主自由的“第三共和”，“中国的前途光辉灿烂、一片光明。”
4月27日，上百万北京学生和市民参加游行，抗议日前《人民日报》社论。声势之大出乎预料。游行队伍中的横幅和口号有：「民主万岁，人民万岁！」「廉洁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等。 图片来源：六四档案）
法兰西『第一到第五共和』对中国的启示
——悼念『六四』36周年，中国正面临文革后第二次大变革
严家祺——2025年5月21日 写于巴黎
两次天安门事件
在当代中国，发生过两次天安门事件。恢复天安门事件的历史真相，第一 次已经引起中国历史的大变革。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1976年天安门事件 恢复历史真相的直接结果，现在的中国，正在面临第二次大变革，这是超过第一次 的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这将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恢复历史真相的直接结果。 历史发展有一种不可抗拒性，用人为办法抵挡一种大趋势，这种趋势将更强烈。
第一次天安门事件，起因于1976年悼念周恩来，第二次起因于1989年悼念胡耀邦。这两次天安门广场事件，既是民众自发的悼念运动，又是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与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在性质上毫无相同之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翻案的直接后果，导致了华国锋的下台和邓小平成为中国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1989年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爆发后，邓小平完全看不到两次天安门事件的相同之处，而恐惧地认为：“文化大革命”又要来了。邓小平调动了几十万军队开进北京，一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六四惨案”。
历史真相一定能在中国大地上恢复
在这两次天安门事件中，中国政府都把数十万、数百万民众参加的和平抗议，当作为“反革命事件”、“反革命暴乱”而加以镇压。
许许多多人长期为两次“天安门事件”恢复真相而努力。在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翻案后，出版了《天安门诗抄》和许多恢复历史真相的文章个作品。在第一次天安门事件被镇压后，我把当时每天到天安门广场后的笔记写成了《四五运动纪实》。1978年8月，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主办的“真理标准”全国讨论会上，我用「哲学幻想小说」的形式，以《宗教法庭 · 理性法庭 · 实践法庭》为题做了发言，在《光明日报》马沛文的帮助下，改成近2万字的文章，9月14日用三页全部版面一次刊出了这篇为天安门事件翻案的长篇文章，通过“跨时代旅行”，我访问了17世纪意大利审判伽利略的“宗教法庭”、18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理性法庭”和未来中国”实践法庭“方式，全面肯定了1976年北京发生的四五天安门运动。两个月后的1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宣布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
在江青下台、华国锋时代的大环境下，虽然天安门事件没有翻案，但“实践法庭”的“跨越时代飞行”的幻想小说还是通行无阻。在第一次天安门事件被镇压后，我把当时每天的笔记，与社科院的刘长林、李惠国等人合作下，1979年4月在北京出版了《四五运动纪实》。这也为后来写《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打下基础。
1989年发生的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由三大部分组成，一是天安门民主运动，这是以北京高校学生主导的，北京工人、知识分子和市民参与的、空前伟大的民主运动；二是中南海内部上演的、有中国王朝传统的宫廷政治；三是「六四」大屠杀。「六四」大屠杀的惨烈场面，经全世界电视直播，直接引发了东欧的变化。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先后表态严厉谴责中共当局的六四暴行;各国中国留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 抗议北京政府 ; 北京以及各地大学生发起「空校」运动 , 他们不惜生命卧轨拦截火车 , 要让全国城乡人民瞭解事件真相 , 对抗政府反人民的暴行;海内外大批中共党员公开宣布退党。
“六四”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的转捩点。如果没有“六四”，“柏林墙”就不会在“六四”后五个月倒塌。“六四冲击波”形成了二十世纪末的一场“大旋风”。面对逃亡的人群，匈牙利和东德政府不敢再开枪射杀逃亡者。“六四”后三个月，匈牙利开放西部边界，两天中就有一万多名东德人经匈牙利、奥地利逃往西德。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一倒塌，两天内又有七十五万东德人涌进西德。“柏林墙”的倒塌，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转折的一个标志。
“六四”引发的全球性巨变，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有不同表现。在苏联东欧，导致了“一党专政”的崩溃和苏联的解体。在世界大潮前，在全球“资本主义大潮”的推动下，邓小平为了挽救共产党政权，不得不放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使中国走上了共产党专政下的局部“资本主义化”道路。邓小平的历史作用是，既延续了毛泽东的专制主义，也是共产主义的“掘墓人”。
“六四“大屠杀造成了许多死难者，給天安门母亲、給参与天安门运动的人、包括赵紫阳、阎明复、鲍彤、戴晴、高瑜在内的许多人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为了恢复六四真相，在六四36年后的今天，首先要追究邓小平、李鹏在六四大屠杀中的责任，也需要弄清楚造成六四的导火线。赵紫阳是一个好总理，是六四的受难者，在天安门学生运动期间，在5月16日前，曾经做了大量工作，赵紫阳提出“在民主与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反对邓小平在北京戒严，都是正确的。但他作为总书记，5月16日之后，把处理天安门事件的责任全部推到了邓小平上。
二十年前，2005年1月，赵紫阳去世时，我在纽约《世界周刊》纪念赵紫阳的文章中是这样写的：“1989年5月16日，赵紫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出了一个共产党首脑人物对“民主”与“多党制”关系最为深刻的看法，但在第二天晚上中南海召开的政治 局常委会会议上，李鹏、姚依林赞成“戒严”，赵紫阳、胡启立“反对”、乔石“弃权”。在这时，赵紫阳没有想到，应当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委员会全 体会议以赢得多数的支持，在这关键时刻，赵紫阳竟提出辞职，竟会同意把问题交给邓小平和元老们来作决定。1957年6月18日，苏共中央主席因以多数要求 撤换赫鲁晓夫苏共第一书记职位时，赫鲁晓夫在几天后的中央全会上却赢得了多数。在1989年5月17日晚这一决定赵紫阳本人命运和中国前途的“5·17会 议”十五年后的今天，可以看到，正是“怕的铁律”起了不可抗拒的作用。赵紫阳在担任总理和总书记期间，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了“总设计师”、“总工程师” 的工作上了。他“重治理”而“疏政治”，他只想成为“宰相”，而不想成为“主宰”，他在当上总书记后，并没有多么注重他与每一个中央委员的个人联系，他也 许没有充分意识到，政治首先是人与人的关系，因而他“下意识地”认为，“政治局常委会”中的“少数”就是“中央委员会”中的“少数”。
对邓小平的惧怕，使赵紫阳放弃了自己应负的责任，他本来可以召开政治局会议、召开中央委员会临时全会，可以作出其他选择，但他与戈尔巴乔夫谈话，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公开表示，学生不能撤离广场，是因为最高决定者是邓小平，而邓小平不改变学生运动是动乱的说法。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谈话，鲍彤多次打电话，要中央电台反复广播，这是向全中国人民反复宣布的一件大事。赵紫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承认自己“本来”可以不向戈尔巴乔夫这样说。赵紫阳因这一谈话，被邓小平赶下了台并遭受了长达15年的软禁。在软禁期间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一书中，用一章篇幅谈及“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赵紫阳说：邓小平“对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恐怕不止是恼怒，而是真正伤了他的感情。六四後他在接见李政道教授时说过，赵在学生动乱时把他抛了了出来，实际上是讲我把邓抛了出来，社会上也有这种看法。我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谈了有关邓在我国我党的地位。这番话完全是要维护邓，结果引起大误会，认为我是推卸责任，关键时把他抛出来。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究竟邓为什么认为我是有意把他抛出来，推卸责任？是什么人，如何在邓面前挑拨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来出于好心，在维护他，保护他的形象，而尽到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却不料引起极大的误会，感到我是有意伤害他，我确实对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这件事我本来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举，实在有些懊悔！」（张万舒：《六四事件全景实录》，第67-68页，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2009年） 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说：「紫阳同志同戈尔巴乔夫谈话时关于小平同志的一段话是我在起草时主动加上去的。」鲍彤还说：「紫阳同志在向朱良同志和我交代起草讲稿时没有讲这个意思。」鲍彤是起草人，最後讲不讲，完全由赵紫阳本人的决定。5月17日邓小平自然成了参与天安门运动的几百万人和全中国人民谴责的目标，使天安门学生更加不离开广场。我起草5·17宣言，没有害怕和危险的感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在赵紫阳去世后二十年、事隔几十年的今天，有必要把历史真相一 一呈现出来。恢复中南海宫廷政治的真相，还包括要让人们清楚地了解当时万里、李鹏、乔石、胡启立、杨尚昆、陈希同和反对戒严的几位上将的作为。
文革和「六四」的共同根源
在文革爆发60年后的今天，回顾文革，可以看到1971年的林彪事件和林彪儿子林立果对中国的深远影响。1971年3月23日林立果等人起草了《「571工程」纪要》，这是旨在推翻毛泽东统治地位的军事政变计划书。该文直将矛头指向毛泽东，指出毛泽东是「封建暴君」。根据《纪要》，林立果等人共策划了八种手法杀死毛泽东，其中包括炸火车或铁路桥、使用火焰喷射器、以及直接用手枪刺杀等。1971年文化大革命的「副统帅」、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外逃，在蒙古坠机身亡，当时毛泽东决定把林彪事件和《纪要》向全国民众广泛传达，与毛泽东的愿望相反，《「571工程」纪要》的广泛传播，成了全国一场空前规模的、认识中国专制政治的「思想解放运动」，1976年清明节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天安门运动，实际上是北京学生和北京市民在《「571工程」纪要》的影响下，以纪念周恩来为名、反对毛泽东的行动。
毛泽东统治中国第一要务是牢固地掌握全国的军队。美国诺曼岱尔学院教授丁抒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防止反革命政变开始”，以中南海“宫廷政变”告终，叶剑英自始至终参与其事，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注】1959年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黄克诚被整肃，林彪、罗瑞卿接掌军队。由于林彪长期生病，贺龙、罗瑞卿逐渐掌握军队的实权。1965年12月文革前夕，毛泽东就以清除「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为名，解除了罗瑞卿的全部军队职务，1966年1月初，毛泽东任命叶剑英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并担任原来罗瑞卿担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军委秘书长。文革初期，毛泽东在发动打倒刘少奇同时，解除了贺龙军委第二副主席的职务。1976年周恩来逝世，在4月清明节前后爆发了第一次天安门群众运动，这一运动是对掌握文革大权的「王张江姚」四人帮的抗议运动。近半年后，毛泽东去世。毛泽东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华国锋、汪东兴在叶剑英的支持下发动宫廷政变，逮捕了「王张江姚」并把他们关进了监狱。为时十年的文革宣告结束。
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掌握党政军最高权力只有短暂的两年。1978年第一次天安门运动翻案后，邓小平也是依靠叶剑英的帮助和支持，从华国锋手里夺取了中国的最高权力。
全面推进中国的「非毛化」
邓小平文革结束后，否定文革，是一场「局部的非毛化」运动，由于「非毛」不全面、不彻底，毛泽东文革和专制独裁的阴魂不散。就是邓小平本人，在掌握中国最高权力后，面对规模更大的第二次天安门运动，采取了比1976年更残暴的镇压方式 ，用机枪和坦克杀害了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36年来，天安门母亲处于无尽的痛苦中。
文革过去40年后，文革时期的部分「红卫兵」、「红小兵」，以习近平为代表，掌握了国家大权，又学起了毛泽东「专制独裁」那一套，大搞个人崇拜，把毛时代的一套重新搬上政治舞台，从根本上否定辛亥革命创建中国「第一共和」的理想和实践，取消了邓小平时期1982年宪法关于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同时独揽军事大权，向有几千年历史的「帝皇专制政治」大倒退。
历史是不可磨灭的记忆，历史真相不容掩盖，所有掩盖历史真相都会重新恢复。一个在全世界都知道的1989年中国六四大屠杀，历经36年还不能在中国大地上恢复真相，在于文革和「六四」的共同根源，在于邓小平在否定文革时，没有肯定文革中的《「571工程」纪要》毛泽东是「封建暴君」，对第一次天安门事件恢复真相、对他重新上台的作用。
写于2025-5-21 巴黎
作者简介：
根据《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网站的介绍：1986至1987年，曾在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领导下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六四学运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六四学运发生后，4月19日严家其与一些学者参加了由《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在会中明确表示从学运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并且支持学生的游行示威。5月13号晚上，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等人在北京大学贴出《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动员知识份子参加他们发起的声援学生绝食的大游行。5月14日，严家其与另外11位知识分子又发出《我们对今天局势的对呼吁》，要求宣布这次学运是「爱国民主运动」，以及学生组织为合法组织，表示若不实现要求，他们也将参加绝食。之后，又由严家其和鲍遵信担任召集人，组成「首都知识界联合会」，发表了《五一六声明》以及《五一七宣言》，得到众多知识份子连署。
镇压之后， 严家其得到「黄雀行动」帮助，逃亡到香港，7月又从香港前往法国巴黎，担任新成立的「民主中国阵线」首任主席。1994年，从法国移居纽约，后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治局常委会”中的“少数”就是“中央委员会”中的“少数”。
1989年4月起席卷中国各地的争民主运动于6月4日这一天在血泊中落幕。目前旅居法国的严家祺先生授权法广发表这篇他为纪念“八九六四”36周年撰写的文章：«法兰西『第一到第五共和』对中国的启示——悼念『六四』36周年，中国正面临文革后第二次大变革»。他认为，60年前的“文革”与36年前的“六四”同根同源。还原“六四”真相，全面推进「非毛化」，建立民主自由的“第三共和”，“中国的前途光辉灿烂、一片光明。”
4月27日，上百万北京学生和市民参加游行，抗议日前《人民日报》社论。声势之大出乎预料。游行队伍中的横幅和口号有：「民主万岁，人民万岁！」「廉洁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等。 图片来源：六四档案）
法兰西『第一到第五共和』对中国的启示
——悼念『六四』36周年，中国正面临文革后第二次大变革
严家祺——2025年5月21日 写于巴黎
两次天安门事件
在当代中国，发生过两次天安门事件。恢复天安门事件的历史真相，第一 次已经引起中国历史的大变革。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1976年天安门事件 恢复历史真相的直接结果，现在的中国，正在面临第二次大变革，这是超过第一次 的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这将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恢复历史真相的直接结果。 历史发展有一种不可抗拒性，用人为办法抵挡一种大趋势，这种趋势将更强烈。
第一次天安门事件，起因于1976年悼念周恩来，第二次起因于1989年悼念胡耀邦。这两次天安门广场事件，既是民众自发的悼念运动，又是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与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在性质上毫无相同之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翻案的直接后果，导致了华国锋的下台和邓小平成为中国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1989年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爆发后，邓小平完全看不到两次天安门事件的相同之处，而恐惧地认为：“文化大革命”又要来了。邓小平调动了几十万军队开进北京，一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六四惨案”。
历史真相一定能在中国大地上恢复
在这两次天安门事件中，中国政府都把数十万、数百万民众参加的和平抗议，当作为“反革命事件”、“反革命暴乱”而加以镇压。
许许多多人长期为两次“天安门事件”恢复真相而努力。在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翻案后，出版了《天安门诗抄》和许多恢复历史真相的文章个作品。在第一次天安门事件被镇压后，我把当时每天到天安门广场后的笔记写成了《四五运动纪实》。1978年8月，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主办的“真理标准”全国讨论会上，我用「哲学幻想小说」的形式，以《宗教法庭 · 理性法庭 · 实践法庭》为题做了发言，在《光明日报》马沛文的帮助下，改成近2万字的文章，9月14日用三页全部版面一次刊出了这篇为天安门事件翻案的长篇文章，通过“跨时代旅行”，我访问了17世纪意大利审判伽利略的“宗教法庭”、18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理性法庭”和未来中国”实践法庭“方式，全面肯定了1976年北京发生的四五天安门运动。两个月后的1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宣布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
在江青下台、华国锋时代的大环境下，虽然天安门事件没有翻案，但“实践法庭”的“跨越时代飞行”的幻想小说还是通行无阻。在第一次天安门事件被镇压后，我把当时每天的笔记，与社科院的刘长林、李惠国等人合作下，1979年4月在北京出版了《四五运动纪实》。这也为后来写《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打下基础。
1989年发生的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由三大部分组成，一是天安门民主运动，这是以北京高校学生主导的，北京工人、知识分子和市民参与的、空前伟大的民主运动；二是中南海内部上演的、有中国王朝传统的宫廷政治；三是「六四」大屠杀。「六四」大屠杀的惨烈场面，经全世界电视直播，直接引发了东欧的变化。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先后表态严厉谴责中共当局的六四暴行;各国中国留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 抗议北京政府 ; 北京以及各地大学生发起「空校」运动 , 他们不惜生命卧轨拦截火车 , 要让全国城乡人民瞭解事件真相 , 对抗政府反人民的暴行;海内外大批中共党员公开宣布退党。
“六四”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的转捩点。如果没有“六四”，“柏林墙”就不会在“六四”后五个月倒塌。“六四冲击波”形成了二十世纪末的一场“大旋风”。面对逃亡的人群，匈牙利和东德政府不敢再开枪射杀逃亡者。“六四”后三个月，匈牙利开放西部边界，两天中就有一万多名东德人经匈牙利、奥地利逃往西德。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一倒塌，两天内又有七十五万东德人涌进西德。“柏林墙”的倒塌，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转折的一个标志。
“六四”引发的全球性巨变，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有不同表现。在苏联东欧，导致了“一党专政”的崩溃和苏联的解体。在世界大潮前，在全球“资本主义大潮”的推动下，邓小平为了挽救共产党政权，不得不放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使中国走上了共产党专政下的局部“资本主义化”道路。邓小平的历史作用是，既延续了毛泽东的专制主义，也是共产主义的“掘墓人”。
“六四“大屠杀造成了许多死难者，給天安门母亲、給参与天安门运动的人、包括赵紫阳、阎明复、鲍彤、戴晴、高瑜在内的许多人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为了恢复六四真相，在六四36年后的今天，首先要追究邓小平、李鹏在六四大屠杀中的责任，也需要弄清楚造成六四的导火线。赵紫阳是一个好总理，是六四的受难者，在天安门学生运动期间，在5月16日前，曾经做了大量工作，赵紫阳提出“在民主与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反对邓小平在北京戒严，都是正确的。但他作为总书记，5月16日之后，把处理天安门事件的责任全部推到了邓小平上。
二十年前，2005年1月，赵紫阳去世时，我在纽约《世界周刊》纪念赵紫阳的文章中是这样写的：“1989年5月16日，赵紫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出了一个共产党首脑人物对“民主”与“多党制”关系最为深刻的看法，但在第二天晚上中南海召开的政治 局常委会会议上，李鹏、姚依林赞成“戒严”，赵紫阳、胡启立“反对”、乔石“弃权”。在这时，赵紫阳没有想到，应当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委员会全 体会议以赢得多数的支持，在这关键时刻，赵紫阳竟提出辞职，竟会同意把问题交给邓小平和元老们来作决定。1957年6月18日，苏共中央主席因以多数要求 撤换赫鲁晓夫苏共第一书记职位时，赫鲁晓夫在几天后的中央全会上却赢得了多数。在1989年5月17日晚这一决定赵紫阳本人命运和中国前途的“5·17会 议”十五年后的今天，可以看到，正是“怕的铁律”起了不可抗拒的作用。赵紫阳在担任总理和总书记期间，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了“总设计师”、“总工程师” 的工作上了。他“重治理”而“疏政治”，他只想成为“宰相”，而不想成为“主宰”，他在当上总书记后，并没有多么注重他与每一个中央委员的个人联系，他也 许没有充分意识到，政治首先是人与人的关系，因而他“下意识地”认为，“政治局常委会”中的“少数”就是“中央委员会”中的“少数”。
对邓小平的惧怕，使赵紫阳放弃了自己应负的责任，他本来可以召开政治局会议、召开中央委员会临时全会，可以作出其他选择，但他与戈尔巴乔夫谈话，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公开表示，学生不能撤离广场，是因为最高决定者是邓小平，而邓小平不改变学生运动是动乱的说法。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谈话，鲍彤多次打电话，要中央电台反复广播，这是向全中国人民反复宣布的一件大事。赵紫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承认自己“本来”可以不向戈尔巴乔夫这样说。赵紫阳因这一谈话，被邓小平赶下了台并遭受了长达15年的软禁。在软禁期间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一书中，用一章篇幅谈及“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赵紫阳说：邓小平“对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恐怕不止是恼怒，而是真正伤了他的感情。六四後他在接见李政道教授时说过，赵在学生动乱时把他抛了了出来，实际上是讲我把邓抛了出来，社会上也有这种看法。我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谈了有关邓在我国我党的地位。这番话完全是要维护邓，结果引起大误会，认为我是推卸责任，关键时把他抛出来。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究竟邓为什么认为我是有意把他抛出来，推卸责任？是什么人，如何在邓面前挑拨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来出于好心，在维护他，保护他的形象，而尽到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却不料引起极大的误会，感到我是有意伤害他，我确实对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这件事我本来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举，实在有些懊悔！」（张万舒：《六四事件全景实录》，第67-68页，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2009年） 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说：「紫阳同志同戈尔巴乔夫谈话时关于小平同志的一段话是我在起草时主动加上去的。」鲍彤还说：「紫阳同志在向朱良同志和我交代起草讲稿时没有讲这个意思。」鲍彤是起草人，最後讲不讲，完全由赵紫阳本人的决定。5月17日邓小平自然成了参与天安门运动的几百万人和全中国人民谴责的目标，使天安门学生更加不离开广场。我起草5·17宣言，没有害怕和危险的感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在赵紫阳去世后二十年、事隔几十年的今天，有必要把历史真相一 一呈现出来。恢复中南海宫廷政治的真相，还包括要让人们清楚地了解当时万里、李鹏、乔石、胡启立、杨尚昆、陈希同和反对戒严的几位上将的作为。
文革和「六四」的共同根源
在文革爆发60年后的今天，回顾文革，可以看到1971年的林彪事件和林彪儿子林立果对中国的深远影响。1971年3月23日林立果等人起草了《「571工程」纪要》，这是旨在推翻毛泽东统治地位的军事政变计划书。该文直将矛头指向毛泽东，指出毛泽东是「封建暴君」。根据《纪要》，林立果等人共策划了八种手法杀死毛泽东，其中包括炸火车或铁路桥、使用火焰喷射器、以及直接用手枪刺杀等。1971年文化大革命的「副统帅」、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外逃，在蒙古坠机身亡，当时毛泽东决定把林彪事件和《纪要》向全国民众广泛传达，与毛泽东的愿望相反，《「571工程」纪要》的广泛传播，成了全国一场空前规模的、认识中国专制政治的「思想解放运动」，1976年清明节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天安门运动，实际上是北京学生和北京市民在《「571工程」纪要》的影响下，以纪念周恩来为名、反对毛泽东的行动。
毛泽东统治中国第一要务是牢固地掌握全国的军队。美国诺曼岱尔学院教授丁抒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防止反革命政变开始”，以中南海“宫廷政变”告终，叶剑英自始至终参与其事，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注】1959年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黄克诚被整肃，林彪、罗瑞卿接掌军队。由于林彪长期生病，贺龙、罗瑞卿逐渐掌握军队的实权。1965年12月文革前夕，毛泽东就以清除「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为名，解除了罗瑞卿的全部军队职务，1966年1月初，毛泽东任命叶剑英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并担任原来罗瑞卿担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军委秘书长。文革初期，毛泽东在发动打倒刘少奇同时，解除了贺龙军委第二副主席的职务。1976年周恩来逝世，在4月清明节前后爆发了第一次天安门群众运动，这一运动是对掌握文革大权的「王张江姚」四人帮的抗议运动。近半年后，毛泽东去世。毛泽东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华国锋、汪东兴在叶剑英的支持下发动宫廷政变，逮捕了「王张江姚」并把他们关进了监狱。为时十年的文革宣告结束。
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掌握党政军最高权力只有短暂的两年。1978年第一次天安门运动翻案后，邓小平也是依靠叶剑英的帮助和支持，从华国锋手里夺取了中国的最高权力。
全面推进中国的「非毛化」
邓小平文革结束后，否定文革，是一场「局部的非毛化」运动，由于「非毛」不全面、不彻底，毛泽东文革和专制独裁的阴魂不散。就是邓小平本人，在掌握中国最高权力后，面对规模更大的第二次天安门运动，采取了比1976年更残暴的镇压方式 ，用机枪和坦克杀害了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36年来，天安门母亲处于无尽的痛苦中。
文革过去40年后，文革时期的部分「红卫兵」、「红小兵」，以习近平为代表，掌握了国家大权，又学起了毛泽东「专制独裁」那一套，大搞个人崇拜，把毛时代的一套重新搬上政治舞台，从根本上否定辛亥革命创建中国「第一共和」的理想和实践，取消了邓小平时期1982年宪法关于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同时独揽军事大权，向有几千年历史的「帝皇专制政治」大倒退。
历史是不可磨灭的记忆，历史真相不容掩盖，所有掩盖历史真相都会重新恢复。一个在全世界都知道的1989年中国六四大屠杀，历经36年还不能在中国大地上恢复真相，在于文革和「六四」的共同根源，在于邓小平在否定文革时，没有肯定文革中的《「571工程」纪要》毛泽东是「封建暴君」，对第一次天安门事件恢复真相、对他重新上台的作用。
写于2025-5-21 巴黎
作者简介：
根据《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网站的介绍：1986至1987年，曾在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领导下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六四学运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六四学运发生后，4月19日严家其与一些学者参加了由《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在会中明确表示从学运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并且支持学生的游行示威。5月13号晚上，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等人在北京大学贴出《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动员知识份子参加他们发起的声援学生绝食的大游行。5月14日，严家其与另外11位知识分子又发出《我们对今天局势的对呼吁》，要求宣布这次学运是「爱国民主运动」，以及学生组织为合法组织，表示若不实现要求，他们也将参加绝食。之后，又由严家其和鲍遵信担任召集人，组成「首都知识界联合会」，发表了《五一六声明》以及《五一七宣言》，得到众多知识份子连署。
镇压之后， 严家其得到「黄雀行动」帮助，逃亡到香港，7月又从香港前往法国巴黎，担任新成立的「民主中国阵线」首任主席。1994年，从法国移居纽约，后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治局常委会”中的“少数”就是“中央委员会”中的“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