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照：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中共党旗
“革命”一般来说是个好词，指向进步。因此，人们也常用“革命”一词来形容、描绘或者指代某种重大的、深刻的、带有本质变化的变革、改变、革新等，以突出它的某种“神圣”色彩。中国当局在过去一年里，谈及中共党内政治生活，频频提及“自我革命”一词，前不久召开的中纪委四次全会，主题就是党的自我革命如何在党内得到贯彻落实。
“革命”的字面意义也是它的原初意义，是变革天命，推翻一个不合天命的旧王权，所以《周易》才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换言之，不管何种意义上的“革命”，它指向的都是革别人（别物）的命，而非革自己命。如果把自己命革了，自己也就不存在了，不可能从“无我”中生出一个 “新我”来，所以，革命只能是革别人别物的命，不可能自我革命，否则，逻辑上说不通。
这样来理解当局所说的“党的自我革命”，当然不是指中共要把自己“革”了，而是借用“革命”一词，来指称在党内开展一场深刻而重大的革新，其革新程度，可与革命相提并论，以铸造一个新党，让党重焕强大战斗力。
提出“中共自我革命”这一新说法的，自是习近平，因为别人包括党内理论家，是没有资格提出一种新提法的。习在去年二十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提出要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他对中共始终抱有强烈危机感，认为随着形势任务、外部环境变化和党员队伍自身变化，党内不可避免会出现各种矛盾和问题，如何才能确保在执政过程中，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他的答案是，“以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党，以强烈的忧患意识警醒党，以自我革命精神锻造党，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及时消除各种消极影响”。在习看来，此乃中共为什么要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道理所在。
“刀刃向内”被习视作“党的自我革命”
习将“党的自我革命”作为治理中共的思想和理念，所谓“刀刃向内”，即被他视作自我革命。那么，大刀砍向党内，对党的肌肤刮骨疗毒，能否再造一个新党，让中共广大党员干部焕发出新的精神面貌？理论上讲，这要看习对中共的病症是否真的下猛药；以及，在暂时止住了病情的扩散后，是否有一个治本良方，如果没有，病症过不多久势必再次复发；还有，在自己无法根治病症下，能否请别的“医生”在旁帮助自己监测病情，并开处方。能够做到这三条，大体可以实现党的自我革命，套用习的说法，“确保党始终充满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一个政党、政权和体制，一定程度的自我疗毒，“自我革命”是可做到的。比如，中国历代朝政，相权对皇权的某种约束和牵制，言官对朝官的监督，儒家思想对皇帝和百官的道德教化所内化的自我道德约束，使古代帝制具有某种自我纠错功能。西方民主政体在这方面的功能更突出。行政、立法和司法的三权分立和相互制衡，能够最大程度防止政权内部出现一个专断权力，在国家政令和治理上独断专行；如果这一步被削弱了，民主政体还有多党竞争以及在野党对执政党的监督，独立的媒体和言论自由，地方自治和公民社会对政权的外部监督。即便上述机制暂时都失灵，还有选民的选票和定期选举把关，把选民不喜欢的政权选下。因此，尽管民主政体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时问题还很严重，但依靠自身机制和外部监督及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力，很大程度上能够自我修复，用中国当局的话说，即具有“自我革命”的机能。
反观中共政权，一党独大，内部缺乏三权制衡，权力统一于中共中央，中央权力又统一于一群寡头手中；外部没有多党竞争和媒体监督，选举更是徒有其表。这实际上使得手握权力的各级官员只能依赖纵上的权力尤其中央来监督，而对中国这种五级权力机构的体系来说，中间链条过长，必然导致监督的效力打折，再考虑上下级官僚之间的利益输送和互相勾结，这就是中共党内腐败猖獗和施政失误的根源所在。
要根治党内腐败，纠正政策错误，最好的做法是政权向外部开放，逐渐过渡到自由民主体制。做不到这一点，政权内部应该形成一个制衡机制，并允许有一定的党内民主和竞争。但当局没有这样做，怕由此让党丧失执政权，反而企图从相反的方向来解决问题，即集权。将权力高度集中于最高领导人一人，并在党内展开大规模反腐，以为这样能够应对外部风浪，清除党内流毒，使党强大起来。这实际就是当局所讲的“党的自我革命”，只是以前没用这个说法。
“自我革命”下各项治党措施，都不是新的
习在去年中纪委三次全会上首提此说，并把它作为中共二十大后治党的指导思想，当然不仅仅因为过去多年“党的自我革命”一直在做，只是如今要用一个说法把这套做法包装起来，赋予其新的意义；更是他认识到，二十大后中国的外部环境越发恶劣，同时党内特别是干部的思想状况出现了很大变化，不满和不安分的情绪在党员干部中蔓延，腐败也并未真正得到有效抑制，如此下去，党会彻底失去战斗力，恐怕统治不稳。对他来说，船行中途，是无法调头转向的，充其量只能在经济治理上做适当调整，否则，过去所做一切，包括集权，都将前功尽弃，严重损害其权威，这在政治上不能接受。然而，这也同其认知有关。他偏执地认为，通过“党的自我革命”，即便对体制本身不做大的改变，只要从严治党，深入反腐，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政治控制，是可以消除党内腐败，解决中共作为一个大党独有的难题，让党再次变得强大。
因此，他需要一个新的说法，来因应新形势新任务，进一步推进已有的治党策略和做法。外界会发现，所谓“党的自我革命”，除了这个名词本身，在这一说法之下实行的各项治党措施，都不是新的，而是已有措施的力度强化，它的重点有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让全党对自我革命的思想认识要清醒；持续推进反腐败斗争；深化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强化党内监督，对党员干部的政治监督要做到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
在习看来，反腐败依然是中共自我革命的最重要内容，正如他在中纪委四次全会上所指，腐败是中共面临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腐败存量尚未清除，增量还在持续发生，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也警告在反腐上的任何犹豫动摇、松懈手软或半途而废，都将犯颠覆性错误。这些论述，实际是间接承认之前的反腐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去年落马高官的数量创历史新高已印证了这点。
对各级官员和领导干部的政治监督，则在他的“党的自我革命”中，是仅次于反腐的另一重大任务。所谓政治监督，用他的话说，重要的就是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说到做到，不能阳奉阴违。近期的多场会议，包括政治局民主生活会、政治局会议，他一再强调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言行一致、令行禁止。今年初发于《求是》杂志的《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讲话，在深入推进自我革命于实践中要把握的九个问题里，第一个问题即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只要把“党中央”三个字置换成“习近平”三字，就会明白他为什么会一再强调，集中统一领导，保持高度一致的重要性了。
无论反腐还是政治监督，其实都是要进一步集权和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政治控制，但这需要一个好的名义，以强化个人专权和政治控制的正当性。习抛出“党的自我革命”一说并不断强化其论述，就是要达到此种掩饰作用。
资料照：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中共党旗
“革命”一般来说是个好词，指向进步。因此，人们也常用“革命”一词来形容、描绘或者指代某种重大的、深刻的、带有本质变化的变革、改变、革新等，以突出它的某种“神圣”色彩。中国当局在过去一年里，谈及中共党内政治生活，频频提及“自我革命”一词，前不久召开的中纪委四次全会，主题就是党的自我革命如何在党内得到贯彻落实。
“革命”的字面意义也是它的原初意义，是变革天命，推翻一个不合天命的旧王权，所以《周易》才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换言之，不管何种意义上的“革命”，它指向的都是革别人（别物）的命，而非革自己命。如果把自己命革了，自己也就不存在了，不可能从“无我”中生出一个 “新我”来，所以，革命只能是革别人别物的命，不可能自我革命，否则，逻辑上说不通。
这样来理解当局所说的“党的自我革命”，当然不是指中共要把自己“革”了，而是借用“革命”一词，来指称在党内开展一场深刻而重大的革新，其革新程度，可与革命相提并论，以铸造一个新党，让党重焕强大战斗力。
提出“中共自我革命”这一新说法的，自是习近平，因为别人包括党内理论家，是没有资格提出一种新提法的。习在去年二十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提出要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他对中共始终抱有强烈危机感，认为随着形势任务、外部环境变化和党员队伍自身变化，党内不可避免会出现各种矛盾和问题，如何才能确保在执政过程中，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他的答案是，“以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党，以强烈的忧患意识警醒党，以自我革命精神锻造党，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及时消除各种消极影响”。在习看来，此乃中共为什么要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道理所在。
“刀刃向内”被习视作“党的自我革命”
习将“党的自我革命”作为治理中共的思想和理念，所谓“刀刃向内”，即被他视作自我革命。那么，大刀砍向党内，对党的肌肤刮骨疗毒，能否再造一个新党，让中共广大党员干部焕发出新的精神面貌？理论上讲，这要看习对中共的病症是否真的下猛药；以及，在暂时止住了病情的扩散后，是否有一个治本良方，如果没有，病症过不多久势必再次复发；还有，在自己无法根治病症下，能否请别的“医生”在旁帮助自己监测病情，并开处方。能够做到这三条，大体可以实现党的自我革命，套用习的说法，“确保党始终充满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一个政党、政权和体制，一定程度的自我疗毒，“自我革命”是可做到的。比如，中国历代朝政，相权对皇权的某种约束和牵制，言官对朝官的监督，儒家思想对皇帝和百官的道德教化所内化的自我道德约束，使古代帝制具有某种自我纠错功能。西方民主政体在这方面的功能更突出。行政、立法和司法的三权分立和相互制衡，能够最大程度防止政权内部出现一个专断权力，在国家政令和治理上独断专行；如果这一步被削弱了，民主政体还有多党竞争以及在野党对执政党的监督，独立的媒体和言论自由，地方自治和公民社会对政权的外部监督。即便上述机制暂时都失灵，还有选民的选票和定期选举把关，把选民不喜欢的政权选下。因此，尽管民主政体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时问题还很严重，但依靠自身机制和外部监督及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力，很大程度上能够自我修复，用中国当局的话说，即具有“自我革命”的机能。
反观中共政权，一党独大，内部缺乏三权制衡，权力统一于中共中央，中央权力又统一于一群寡头手中；外部没有多党竞争和媒体监督，选举更是徒有其表。这实际上使得手握权力的各级官员只能依赖纵上的权力尤其中央来监督，而对中国这种五级权力机构的体系来说，中间链条过长，必然导致监督的效力打折，再考虑上下级官僚之间的利益输送和互相勾结，这就是中共党内腐败猖獗和施政失误的根源所在。
要根治党内腐败，纠正政策错误，最好的做法是政权向外部开放，逐渐过渡到自由民主体制。做不到这一点，政权内部应该形成一个制衡机制，并允许有一定的党内民主和竞争。但当局没有这样做，怕由此让党丧失执政权，反而企图从相反的方向来解决问题，即集权。将权力高度集中于最高领导人一人，并在党内展开大规模反腐，以为这样能够应对外部风浪，清除党内流毒，使党强大起来。这实际就是当局所讲的“党的自我革命”，只是以前没用这个说法。
“自我革命”下各项治党措施，都不是新的
习在去年中纪委三次全会上首提此说，并把它作为中共二十大后治党的指导思想，当然不仅仅因为过去多年“党的自我革命”一直在做，只是如今要用一个说法把这套做法包装起来，赋予其新的意义；更是他认识到，二十大后中国的外部环境越发恶劣，同时党内特别是干部的思想状况出现了很大变化，不满和不安分的情绪在党员干部中蔓延，腐败也并未真正得到有效抑制，如此下去，党会彻底失去战斗力，恐怕统治不稳。对他来说，船行中途，是无法调头转向的，充其量只能在经济治理上做适当调整，否则，过去所做一切，包括集权，都将前功尽弃，严重损害其权威，这在政治上不能接受。然而，这也同其认知有关。他偏执地认为，通过“党的自我革命”，即便对体制本身不做大的改变，只要从严治党，深入反腐，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政治控制，是可以消除党内腐败，解决中共作为一个大党独有的难题，让党再次变得强大。
因此，他需要一个新的说法，来因应新形势新任务，进一步推进已有的治党策略和做法。外界会发现，所谓“党的自我革命”，除了这个名词本身，在这一说法之下实行的各项治党措施，都不是新的，而是已有措施的力度强化，它的重点有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让全党对自我革命的思想认识要清醒；持续推进反腐败斗争；深化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强化党内监督，对党员干部的政治监督要做到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
在习看来，反腐败依然是中共自我革命的最重要内容，正如他在中纪委四次全会上所指，腐败是中共面临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腐败存量尚未清除，增量还在持续发生，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也警告在反腐上的任何犹豫动摇、松懈手软或半途而废，都将犯颠覆性错误。这些论述，实际是间接承认之前的反腐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去年落马高官的数量创历史新高已印证了这点。
对各级官员和领导干部的政治监督，则在他的“党的自我革命”中，是仅次于反腐的另一重大任务。所谓政治监督，用他的话说，重要的就是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说到做到，不能阳奉阴违。近期的多场会议，包括政治局民主生活会、政治局会议，他一再强调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言行一致、令行禁止。今年初发于《求是》杂志的《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讲话，在深入推进自我革命于实践中要把握的九个问题里，第一个问题即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只要把“党中央”三个字置换成“习近平”三字，就会明白他为什么会一再强调，集中统一领导，保持高度一致的重要性了。
无论反腐还是政治监督，其实都是要进一步集权和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政治控制，但这需要一个好的名义，以强化个人专权和政治控制的正当性。习抛出“党的自我革命”一说并不断强化其论述，就是要达到此种掩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