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名牌高校毕业、曾经就职于科研院所的“天之骄子”，在“下海潮”中辞职来沪闯荡，因为特殊原因迷失自我，成为露宿街头的流浪汉。 在热心居民和杨浦区救助管理站、公安、城管帮助下，漂泊多年的“无名氏”流浪汉得到妥善救治，逐渐找回记忆，并与家乡的亲人取得了联系。 “爸爸妈妈等着你，我们回家！” 日前，在上海流浪十多年的姚龙生， 终于等到久别的亲人， 踏上返回故乡湖北省黄冈市的归途。持续两年救助“无名氏” “你是警察吗？你不是警察就不要管我……”两年前，杨浦区救助管理站站长居加定接热心居民报料，寻访到这名“无名氏”时，他衣裳褴褛、披头散发，裹着蛇皮袋躺在黄兴路延吉中路一家银行门口。 在此后多次对话交流中，流浪汉无法表述自己的身份信息，且情绪激动、抗拒心极强，对于任何人的靠近，都十分排斥。区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送上的食品、衣物等，都被流浪汉扔弃一旁，自己则继续到垃圾桶里翻捡烟头、食物。 根据接触的情况，综合多年的救助经验，区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判断其疑似患精神类疾病，属于无随身物品、无身份信息、无语言沟通的“三无”流浪人员。 流浪汉的恶言相向，甚至投石攻击，都没有阻挡热心的救助行动。自第一次接触后，区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轮番上阵，换下工作服悄悄跟随，时刻关注着他行踪，尽力保障他的生命安全。 遇上寒潮、台风、下雪等特殊天气，则日夜多次巡访，及时送上衣被、食物等，帮助他渡过难关。 “上海是个有温度的城市，居民群众关心他，各个职能部门也很关心他。” 居加定介绍说，关于如何安置“无名氏”流浪汉，多个职能部门共同研讨，出台了多个方案，包括点位等候、自尊心保护、疾病医治等细节。 今年1月21日，杨浦区救助管理站联合区公安分局治安支队、城管，开展“寒冬送温暖”街面联合巡查救助行动，将“无名氏”流浪汉护送至杨浦区精神卫生中心治疗。“激活记忆”辗转寻亲 杨浦区精神卫生中心医生检查后诊断，“无名氏”流浪汉身体没有器质性疾病，但患精神分裂症，无法自行恢复记忆和正常交流，随即对症下药进行专业治疗。 经过一段时间精心治疗，“无名氏”状况大为好转。在区精神卫生中心医生、区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多次启发下，流浪汉回忆起自己“名叫姚龙生，湖北人，71年出生，曾在北京理工大学上学、在安徽蚌埠中国兵器工业第二一四研究所上班”，此外再也无法提供其它任何信息。 “科技寻亲”是寻亲的重要利器，区公安分局采取DNA、指纹、人脸识别等技术进行比对，但姚龙生流浪多年，通过全国人口信息库联网系统查询，无法识别相符信息；北京理工大学校方则回复，姚龙生毕业后档案已全部抽调到别处，没法提供其他信息。 随后，工作人员联系了位于安徽省蚌埠市的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第二一四研究所，进行信息和照片比对后，确认姚龙生工作经历情况属实。 区救助管理站向姚龙生的前同事发出邀请，希望他们能够前来探望，通过交流帮助他回忆家庭情况。 6月13日，“二一四”研究所四名前同事赶来杨浦，一起前往区精卫中心看望姚龙生。见到久别多年的老同事，姚龙生情绪激动，在交谈过程中，逐渐回忆起自己的家庭情况和人生经历。 原来，姚龙生家住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小池镇，家中有两位哥哥。1994年，他从北京理工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分配到“二一四”研究所工作，并落户研究所集体户口。工作期间，曾被单位派往北京理工大学进修一年。 2003年前后，姚龙生辞职来上海工作，其后几年很不顺利，期间换过多份工作。2008年金融危机后，姚龙生放弃了找工作，和家人失去联系，随后一直在上海四处流浪。 根据姚龙生提供的最新的详细信息，区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与姚龙生的哥哥姚林生、姚华生取得联系，通过微信发送近照，确认了姚龙生的身份，并商定了返乡接送日期。千里牵线终圆返乡梦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一群热心人千里牵线，帮助姚龙生找到了久别的亲人。 6月22日，姚龙生的大哥、二哥、侄儿，千里迢迢驱车赶来杨浦，前往区精神卫生中心、区救助管理站，分别办理了出院手续和流浪人员移交手续。 “既难过又欣慰，难过的是没有想到弟弟这么多年流落街头，欣慰的是上海这么多好心人帮助我们找到了他，我们全家都很感激。”大哥姚林生在谈及多年后的第一次见面，难抑激动的心情：“中国那么大，不知道该往哪里找，父母年纪都将近八十了，多年来一直挂念着龙生，能够在有生之年找回弟弟，妈妈高兴地催促我早些出发来上海接他回家。” 据姚林生回忆，弟弟姚龙生小时候十分聪明，是上世纪90年代初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去北京理工大学上学的学费和路费，都是东拼西凑向乡亲们借的。工作以后，姚龙生每年春节回家探亲，自从辞职“下海”奔赴上海后，渐渐与家里失去联系。 多年来，全家人通过各种途径寻找，一直没有线索和方向。至于这些年他遭遇了什么困难挫折，家人更是无从知晓。 当天下午，来接姚龙生出院的，还有“二一四”研究所的前同事代表陈永祚。陈永祚和其他几位同事，也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下海潮”中来上海发展的年轻人。几位当年的同事，在上海基本从事半导体设备修理等本职工作，最初还频繁联络，各自成家立业后，渐渐失去了联系。 “我们那个年代大学生比较少，姚龙生名校毕业，单位还曾经送他去北京深造，在上海应该找工作不难，他后来遇到什么难事，成为一个待解之谜。”陈永祚代表上海的老同事们赶来送姚龙生回家，并转交了大家凑的两万多元慰问金。 “我们帮他开了三周的药，白天一粒晚上一粒，一定要坚持吃，看着他吃下去” “你们放心，住院费用救助站会同医院结算”“回家后及时办理身份证，有什么疑问及时联系我们” ……临别之际，主治医生、救助人员、公安民警一一送别，仔细叮咛姚龙生的家人各项注意事项。 此时的姚龙生，换上区救助管理站准备的衣裤后面貌一新。在经历不为人知的心酸之后，他也收获了这个城市的温暖和爱，带着逐渐清晰的回忆结束漂泊流浪，终圆向往已久的返乡梦。
一名名牌高校毕业、曾经就职于科研院所的“天之骄子”，在“下海潮”中辞职来沪闯荡，因为特殊原因迷失自我，成为露宿街头的流浪汉。
在热心居民和杨浦区救助管理站、公安、城管帮助下，漂泊多年的“无名氏”流浪汉得到妥善救治，逐渐找回记忆，并与家乡的亲人取得了联系。
“爸爸妈妈等着你，我们回家！”
日前，在上海流浪十多年的姚龙生，
终于等到久别的亲人，
踏上返回故乡湖北省黄冈市的归途。
持续两年救助“无名氏”
“你是警察吗？你不是警察就不要管我……”两年前，杨浦区救助管理站站长居加定接热心居民报料，寻访到这名“无名氏”时，他衣裳褴褛、披头散发，裹着蛇皮袋躺在黄兴路延吉中路一家银行门口。
在此后多次对话交流中，流浪汉无法表述自己的身份信息，且情绪激动、抗拒心极强，对于任何人的靠近，都十分排斥。区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送上的食品、衣物等，都被流浪汉扔弃一旁，自己则继续到垃圾桶里翻捡烟头、食物。
根据接触的情况，综合多年的救助经验，区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判断其疑似患精神类疾病，属于无随身物品、无身份信息、无语言沟通的“三无”流浪人员。
流浪汉的恶言相向，甚至投石攻击，都没有阻挡热心的救助行动。自第一次接触后，区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轮番上阵，换下工作服悄悄跟随，时刻关注着他行踪，尽力保障他的生命安全。
遇上寒潮、台风、下雪等特殊天气，则日夜多次巡访，及时送上衣被、食物等，帮助他渡过难关。
“上海是个有温度的城市，居民群众关心他，各个职能部门也很关心他。” 居加定介绍说，关于如何安置“无名氏”流浪汉，多个职能部门共同研讨，出台了多个方案，包括点位等候、自尊心保护、疾病医治等细节。
今年1月21日，杨浦区救助管理站联合区公安分局治安支队、城管，开展“寒冬送温暖”街面联合巡查救助行动，将“无名氏”流浪汉护送至杨浦区精神卫生中心治疗。
“激活记忆”辗转寻亲
杨浦区精神卫生中心医生检查后诊断，“无名氏”流浪汉身体没有器质性疾病，但患精神分裂症，无法自行恢复记忆和正常交流，随即对症下药进行专业治疗。
经过一段时间精心治疗，“无名氏”状况大为好转。在区精神卫生中心医生、区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多次启发下，流浪汉回忆起自己“名叫姚龙生，湖北人，71年出生，曾在北京理工大学上学、在安徽蚌埠中国兵器工业第二一四研究所上班”，此外再也无法提供其它任何信息。
“科技寻亲”是寻亲的重要利器，区公安分局采取DNA、指纹、人脸识别等技术进行比对，但姚龙生流浪多年，通过全国人口信息库联网系统查询，无法识别相符信息；北京理工大学校方则回复，姚龙生毕业后档案已全部抽调到别处，没法提供其他信息。
随后，工作人员联系了位于安徽省蚌埠市的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第二一四研究所，进行信息和照片比对后，确认姚龙生工作经历情况属实。
区救助管理站向姚龙生的前同事发出邀请，希望他们能够前来探望，通过交流帮助他回忆家庭情况。
6月13日，“二一四”研究所四名前同事赶来杨浦，一起前往区精卫中心看望姚龙生。见到久别多年的老同事，姚龙生情绪激动，在交谈过程中，逐渐回忆起自己的家庭情况和人生经历。
原来，姚龙生家住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小池镇，家中有两位哥哥。1994年，他从北京理工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分配到“二一四”研究所工作，并落户研究所集体户口。工作期间，曾被单位派往北京理工大学进修一年。
2003年前后，姚龙生辞职来上海工作，其后几年很不顺利，期间换过多份工作。2008年金融危机后，姚龙生放弃了找工作，和家人失去联系，随后一直在上海四处流浪。
根据姚龙生提供的最新的详细信息，区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与姚龙生的哥哥姚林生、姚华生取得联系，通过微信发送近照，确认了姚龙生的身份，并商定了返乡接送日期。
千里牵线终圆返乡梦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一群热心人千里牵线，帮助姚龙生找到了久别的亲人。
6月22日，姚龙生的大哥、二哥、侄儿，千里迢迢驱车赶来杨浦，前往区精神卫生中心、区救助管理站，分别办理了出院手续和流浪人员移交手续。
“既难过又欣慰，难过的是没有想到弟弟这么多年流落街头，欣慰的是上海这么多好心人帮助我们找到了他，我们全家都很感激。”大哥姚林生在谈及多年后的第一次见面，难抑激动的心情：“中国那么大，不知道该往哪里找，父母年纪都将近八十了，多年来一直挂念着龙生，能够在有生之年找回弟弟，妈妈高兴地催促我早些出发来上海接他回家。”
据姚林生回忆，弟弟姚龙生小时候十分聪明，是上世纪90年代初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去北京理工大学上学的学费和路费，都是东拼西凑向乡亲们借的。工作以后，姚龙生每年春节回家探亲，自从辞职“下海”奔赴上海后，渐渐与家里失去联系。
多年来，全家人通过各种途径寻找，一直没有线索和方向。至于这些年他遭遇了什么困难挫折，家人更是无从知晓。
当天下午，来接姚龙生出院的，还有“二一四”研究所的前同事代表陈永祚。陈永祚和其他几位同事，也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下海潮”中来上海发展的年轻人。几位当年的同事，在上海基本从事半导体设备修理等本职工作，最初还频繁联络，各自成家立业后，渐渐失去了联系。
“我们那个年代大学生比较少，姚龙生名校毕业，单位还曾经送他去北京深造，在上海应该找工作不难，他后来遇到什么难事，成为一个待解之谜。”陈永祚代表上海的老同事们赶来送姚龙生回家，并转交了大家凑的两万多元慰问金。
“我们帮他开了三周的药，白天一粒晚上一粒，一定要坚持吃，看着他吃下去” “你们放心，住院费用救助站会同医院结算”“回家后及时办理身份证，有什么疑问及时联系我们” ……临别之际，主治医生、救助人员、公安民警一一送别，仔细叮咛姚龙生的家人各项注意事项。
此时的姚龙生，换上区救助管理站准备的衣裤后面貌一新。在经历不为人知的心酸之后，他也收获了这个城市的温暖和爱，带着逐渐清晰的回忆结束漂泊流浪，终圆向往已久的返乡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