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澳门。冠状病毒疫情考验着他围绕自己建立起来的威权体制。 Anthony Wallace/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中国武汉——不到三周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一群崇拜他的听众面前大步走上主席台，吹嘘自己成功地带领中国度过了动荡的一年，并承诺要在2020年取得“里程碑”式的进展。
“中国人民的每一分子，中华民族的每一分子，都应该为处在这样一个伟大时代感到骄傲、感到自豪，”他在农历新年长假前的那天宣布。“我们要......风雨无阻向前进！”
习近平只字未提已在中国大肆传播的一种危险的新型冠状病毒。就在他发表讲话的时候，政府正在对有1100万人口的武汉进行封城，手忙脚乱地试图阻止病毒从暴发中心扩散。
截至周日，冠状病毒疫情已在中国导致800多人死亡，数万人确诊。与此同时，习近平还在努力应对许多其他挑战：经济放缓、香港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拒绝了北京的台湾大选结果，以及与美国的长期贸易战。
现在，习近平面临着一场日益严重的健康危机，同时也是一场政治危机：这是对他在过去七年里围绕自己建立起来的威权体制的一次巨大考验。在中国政府努力遏制新冠病毒，而公众对政府的表现越来越不满的时候，习近平上台后带来的变化可能会让他很难逃脱指责。
“这是对执政党合法性的一次巨大冲击。我认为它仅次于1989年的‘六四’事件。大到这种程度，”从事政治著述的北京作家荣剑说，他指的是当年武力镇压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的事情。
“没有人怀疑他控制着权力，”荣剑又说，“但控制的方式及后果已损害了他的合法性和名声。”
习近平本人也意识到了这场危机的严重性，称疫情“对中国的制度和治理能力形成重大考验”。
然而，就在中国加大力度与冠状病毒作斗争的同时，习近平让中国二号领导人李克强来主管一个应对疫情的领导小组，实际上让李克强成为代表政府应对措施出头露面的人。是李克强去武汉看望了医护人员。
相比之下，习近平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数天。这并非没有先例，但这个做法在此次危机中更为突出，因为之前的几位中国领导人都曾利用灾难发生的时刻试图表现出更多平易近人的形象。国家电视台和官方报纸几乎总是把习近平的一举一动作为头条新闻来报道。
一些分析人士说，习近平从公众视线中消失所示意的是，政府应对疫情的战斗可能会失败，并可能引发公众愤怒，他正在努力与不良后果划清界限。然而，习近平已巩固了权力，排挤或消除了竞争对手，因此在出差错时，几乎没有别人可以指责。
“政治上，我认为他正在发现，总揽独裁大权有不好的一面，那就是，在出差错或出差错的风险很高时，你也必须承担所有的责任，”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研究中国政治的副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说。
武汉一个展览中心里的医务人员和病人，这里现在被改造成了一家医院。
武汉一个展览中心里的医务人员和病人，这里现在被改造成了一家医院。 Chinatopix, via Associated Press
大部分中国人被告知要待在家里，工厂仍关闭，航空公司也减少了航班。专家警告，如果不迅速加以控制，新冠病毒可能会给经济带来重创。
政府在控制舆情方面也遇到了困难。习近平现在面临着罕见的公众强烈不满，就连中国严格的审查机器也无法完全压制这种不满。
去年12月，武汉眼科医生李文亮在医学院同学群里发警告，说一种危险的新疾病正在传播，他因此受到了训诫。李文亮不久前去世了，他的死让公众悲伤和愤怒的洪流发泄出来，人们对政府应对疫情危机的不满情绪已压抑了很久。中国学者在李文亮死后发出了至少两封公开信，每封都在呼吁言论自由权。
官方媒体仍将习近平描绘为掌握最终大权的人，没有迹象表明他面临着来自党内领导层的严重挑战。然而，这场危机已经损害了中国作为一个新兴超级大国的形象，中国在人们眼里曾经高效、稳定、强大，并最终可能与美国匹敌。
这场危机会在多大程度上削弱习近平目前的政治地位还有待观察，但可能会削弱他的长远地位，他已在为2022年第三次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可能性做准备。
北京一个几乎空无一人的购物区。习近平政府一直在努力控制疫情及其相关叙事。 Giulia Marc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2018年，习近平取消宪法对其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提议赢得了全国人大的批准，这让他的下一个五年任期看起来几乎确定无疑。
如果习近平在走出这场危机时有政治上的不安全感，后果不可预测。他可能会更愿意与党内精英达成妥协。他也可能会加倍自己的专横做法，这种做法已让他成为几代人以来中国最强大的领导人。
“习近平紧握大权的手不会松开，”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费和中国研究项目(Freeman Chair in China Studies)主任裘德·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说。
“虽然在处理这场危机上的笨手笨脚无疑给习近平的任期增添了更多的污点，但挑战他领导力的组织工作仍十分艰巨，”他还说
尽管最近几天里很少公开露面，但官媒一直把习近平描绘成一个不知疲倦的三军统帅。本周，官媒已开始把政府抗击病毒的行动称为一场“人民战争”，这是官媒报道习近平上周五与特朗普总统通电话时使用的词汇。
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这次的宣传说服力不够。
习近平在北京举行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已成为民众愤怒的原因之一，这个讲话是政府对武汉的灾难反应迟缓的象征。习近平和其他领导人似乎被这次疫情的严重程度搞得措手不及。
中国卫生部门去年12月31日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疫情之前，政府高层官员几乎可以肯定对情况已有所了解，但习近平和北京的其他官员都没有把情况告知公众。
习近平首次公开承认疫情是1月20日，那天，官媒以他的名义发表了一份简短指示。习近平在武汉1月23日封城两天后首次公开露面，他在当天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并在会上宣称，“我们一定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周五在香港，民众悼念李文亮医生。他的病逝激励中国学者呼吁言论自由。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那时，疾病死亡人数还只有106人。随着死亡人数的增加，习近平开始让其他官员更多地露面。他本人只是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国政要或主持中共会议时才露面。
1月28日，习近平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见了面，并告诉后者他“亲自指导”了政府应对疫情的工作。官媒在后来的报道中没有用这个说法，而是说习近平的政府正在“统一领导”应对措施。
因为官媒报道习近平时的用词从来都不是偶然的，这个小改动暗示了强调共同责任的刻意做法。
那之后，习近平有一周时间未再次在官方电视节目中出现，直到上周三，他与柬埔寨独裁领导人洪森会面的场景才在电视台上以精心安排的方式播出。
没有多少证据表明习近平已在幕后放弃了权力。形式上负责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李克强以及其他官员都说，他们听从习近平的指挥。该领导小组里都是习近平手下与他一起密切工作的官员，领导小组的指示也都强调了习近平的权威。
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研究中国政治的不列颠学院院士霍利·斯内普(Holly Snape)说，“目前这种从上到下应对疫情的方式，与认为已出现了向更集体化、更协商式领导的明显转变的观点不相符。”
公众的不满程度以及习近平所面临的潜在挑战，可以用人们在网上提及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次数来衡量。其中有很多是假借对受欢迎的同名迷你剧剧评的形式，这部电视剧仍可在中国国内的网上看到。
“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一样。都把一切都掩盖起来，”一位评论者写道。
北京的一条宣传横幅上写着“万众一心，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Greg Baker/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然而，1986年的苏联与2020年的中国有很大的不同。
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时，苏联正在解体，威尔士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的国际关系教授谢尔盖·拉琴科(Sergey Radchenko)说，他写过许多有关苏联和中国政治的文章。
“相比之下，中国当局正表现出一种应对能力，一种采取前所未有措施的意愿，当局的组织工作壮举也许确实会提高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他补充说。
拉琴科把习近平的做法与以前的领导人在危机时刻的做法进行了比较：比如毛泽东在“文革”后、邓小平在天安门镇压后。
“他正在做毛泽东和邓小平在类似情况下可能会做的事情：退居二线，但仍把权力牢牢掌握在手中。”
去年12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澳门。冠状病毒疫情考验着他围绕自己建立起来的威权体制。 Anthony Wallace/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中国武汉——不到三周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一群崇拜他的听众面前大步走上主席台，吹嘘自己成功地带领中国度过了动荡的一年，并承诺要在2020年取得“里程碑”式的进展。
“中国人民的每一分子，中华民族的每一分子，都应该为处在这样一个伟大时代感到骄傲、感到自豪，”他在农历新年长假前的那天宣布。“我们要......风雨无阻向前进！”
习近平只字未提已在中国大肆传播的一种危险的新型冠状病毒。就在他发表讲话的时候，政府正在对有1100万人口的武汉进行封城，手忙脚乱地试图阻止病毒从暴发中心扩散。
截至周日，冠状病毒疫情已在中国导致800多人死亡，数万人确诊。与此同时，习近平还在努力应对许多其他挑战：经济放缓、香港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拒绝了北京的台湾大选结果，以及与美国的长期贸易战。
现在，习近平面临着一场日益严重的健康危机，同时也是一场政治危机：这是对他在过去七年里围绕自己建立起来的威权体制的一次巨大考验。在中国政府努力遏制新冠病毒，而公众对政府的表现越来越不满的时候，习近平上台后带来的变化可能会让他很难逃脱指责。
“这是对执政党合法性的一次巨大冲击。我认为它仅次于1989年的‘六四’事件。大到这种程度，”从事政治著述的北京作家荣剑说，他指的是当年武力镇压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的事情。
“没有人怀疑他控制着权力，”荣剑又说，“但控制的方式及后果已损害了他的合法性和名声。”
习近平本人也意识到了这场危机的严重性，称疫情“对中国的制度和治理能力形成重大考验”。
然而，就在中国加大力度与冠状病毒作斗争的同时，习近平让中国二号领导人李克强来主管一个应对疫情的领导小组，实际上让李克强成为代表政府应对措施出头露面的人。是李克强去武汉看望了医护人员。
相比之下，习近平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数天。这并非没有先例，但这个做法在此次危机中更为突出，因为之前的几位中国领导人都曾利用灾难发生的时刻试图表现出更多平易近人的形象。国家电视台和官方报纸几乎总是把习近平的一举一动作为头条新闻来报道。
一些分析人士说，习近平从公众视线中消失所示意的是，政府应对疫情的战斗可能会失败，并可能引发公众愤怒，他正在努力与不良后果划清界限。然而，习近平已巩固了权力，排挤或消除了竞争对手，因此在出差错时，几乎没有别人可以指责。
“政治上，我认为他正在发现，总揽独裁大权有不好的一面，那就是，在出差错或出差错的风险很高时，你也必须承担所有的责任，”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研究中国政治的副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说。
武汉一个展览中心里的医务人员和病人，这里现在被改造成了一家医院。
武汉一个展览中心里的医务人员和病人，这里现在被改造成了一家医院。 Chinatopix, via Associated Press
大部分中国人被告知要待在家里，工厂仍关闭，航空公司也减少了航班。专家警告，如果不迅速加以控制，新冠病毒可能会给经济带来重创。
政府在控制舆情方面也遇到了困难。习近平现在面临着罕见的公众强烈不满，就连中国严格的审查机器也无法完全压制这种不满。
去年12月，武汉眼科医生李文亮在医学院同学群里发警告，说一种危险的新疾病正在传播，他因此受到了训诫。李文亮不久前去世了，他的死让公众悲伤和愤怒的洪流发泄出来，人们对政府应对疫情危机的不满情绪已压抑了很久。中国学者在李文亮死后发出了至少两封公开信，每封都在呼吁言论自由权。
官方媒体仍将习近平描绘为掌握最终大权的人，没有迹象表明他面临着来自党内领导层的严重挑战。然而，这场危机已经损害了中国作为一个新兴超级大国的形象，中国在人们眼里曾经高效、稳定、强大，并最终可能与美国匹敌。
这场危机会在多大程度上削弱习近平目前的政治地位还有待观察，但可能会削弱他的长远地位，他已在为2022年第三次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可能性做准备。
北京一个几乎空无一人的购物区。习近平政府一直在努力控制疫情及其相关叙事。 Giulia Marc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2018年，习近平取消宪法对其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提议赢得了全国人大的批准，这让他的下一个五年任期看起来几乎确定无疑。
如果习近平在走出这场危机时有政治上的不安全感，后果不可预测。他可能会更愿意与党内精英达成妥协。他也可能会加倍自己的专横做法，这种做法已让他成为几代人以来中国最强大的领导人。
“习近平紧握大权的手不会松开，”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费和中国研究项目(Freeman Chair in China Studies)主任裘德·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说。
“虽然在处理这场危机上的笨手笨脚无疑给习近平的任期增添了更多的污点，但挑战他领导力的组织工作仍十分艰巨，”他还说
尽管最近几天里很少公开露面，但官媒一直把习近平描绘成一个不知疲倦的三军统帅。本周，官媒已开始把政府抗击病毒的行动称为一场“人民战争”，这是官媒报道习近平上周五与特朗普总统通电话时使用的词汇。
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这次的宣传说服力不够。
习近平在北京举行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已成为民众愤怒的原因之一，这个讲话是政府对武汉的灾难反应迟缓的象征。习近平和其他领导人似乎被这次疫情的严重程度搞得措手不及。
中国卫生部门去年12月31日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疫情之前，政府高层官员几乎可以肯定对情况已有所了解，但习近平和北京的其他官员都没有把情况告知公众。
习近平首次公开承认疫情是1月20日，那天，官媒以他的名义发表了一份简短指示。习近平在武汉1月23日封城两天后首次公开露面，他在当天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并在会上宣称，“我们一定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周五在香港，民众悼念李文亮医生。他的病逝激励中国学者呼吁言论自由。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那时，疾病死亡人数还只有106人。随着死亡人数的增加，习近平开始让其他官员更多地露面。他本人只是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国政要或主持中共会议时才露面。
1月28日，习近平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见了面，并告诉后者他“亲自指导”了政府应对疫情的工作。官媒在后来的报道中没有用这个说法，而是说习近平的政府正在“统一领导”应对措施。
因为官媒报道习近平时的用词从来都不是偶然的，这个小改动暗示了强调共同责任的刻意做法。
那之后，习近平有一周时间未再次在官方电视节目中出现，直到上周三，他与柬埔寨独裁领导人洪森会面的场景才在电视台上以精心安排的方式播出。
没有多少证据表明习近平已在幕后放弃了权力。形式上负责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李克强以及其他官员都说，他们听从习近平的指挥。该领导小组里都是习近平手下与他一起密切工作的官员，领导小组的指示也都强调了习近平的权威。
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研究中国政治的不列颠学院院士霍利·斯内普(Holly Snape)说，“目前这种从上到下应对疫情的方式，与认为已出现了向更集体化、更协商式领导的明显转变的观点不相符。”
公众的不满程度以及习近平所面临的潜在挑战，可以用人们在网上提及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次数来衡量。其中有很多是假借对受欢迎的同名迷你剧剧评的形式，这部电视剧仍可在中国国内的网上看到。
“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一样。都把一切都掩盖起来，”一位评论者写道。
北京的一条宣传横幅上写着“万众一心，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Greg Baker/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然而，1986年的苏联与2020年的中国有很大的不同。
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时，苏联正在解体，威尔士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的国际关系教授谢尔盖·拉琴科(Sergey Radchenko)说，他写过许多有关苏联和中国政治的文章。
“相比之下，中国当局正表现出一种应对能力，一种采取前所未有措施的意愿，当局的组织工作壮举也许确实会提高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他补充说。
拉琴科把习近平的做法与以前的领导人在危机时刻的做法进行了比较：比如毛泽东在“文革”后、邓小平在天安门镇压后。
“他正在做毛泽东和邓小平在类似情况下可能会做的事情：退居二线，但仍把权力牢牢掌握在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