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话是中国当下最稀缺的东西，尤其对习近平而言。他高高在上、坐在中南海的龙椅上，是听不到周边臣子的真心话的，所以，在去年底召开的中共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当习谈到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时，要求营造环境、创造条件，鼓励基层干部群众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我不认为他是在作秀。不过，如果只要领导干部创造条件让基层干部群众敢讲真话，他显然没意识到，关键还不是领导干部听不到群众的真话，而首先是高级干部无人敢对他讲真话、讲实话、讲心理话。
要让群众和官员敢讲真话，下级直言不讳对上级谏言，其实也很简单，习带头做表率，就三年抗疫的失败像古代帝王一样下“罪己诏”，自然群众和基层官员乃至高级干部会踊跃向各级领导以及他本人讲真话和心理话，提意见和建议。
说到“罪己诏”，现代人不熟悉，但在古代却也不稀奇，就是古代帝王为在施政中出现的重大错误或者天灾向上天和百姓作的书面检讨。古人相信天人感应，认为如果帝王不管在私德还是公益方面犯了大错，或出现大的灾害，导致国家处于某种危险状态，是需要向上天和百姓检讨的，以求得上天和百姓的原谅。所谓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想蒙混过关，上天在看着，百姓在看着，是赖不掉的。这构成了古代帝王的一种政治或责任伦理，即统治合法性所在。如果做了坏事推诿责任，会被视为重大的政治问题，丧失合法性，容易倒台。因此《左传》说“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三千多年，从传说中的夏禹和商汤，一直到民国袁世凯，据考证总共下过二百六十多份“罪己诏”，几乎每个朝代都下过，有的皇帝下过几次。这已成为一种机制。帝王之所以对自己的错误要下“罪己诏”，除了“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为自己博得一个好名声，本质的原因在于，天下是他家的，无论治乱好坏，首要的、第一责任人，都是帝王本人，他统治这个国家。天下兴旺，百姓安居乐业，是他治理有方，被后人赞誉为明君，写入历史，流芳百世；天下衰败，百姓流离失所，是他治理无方，被后人骂为昏君，也写入历史，遗臭万年。对于帝王来说，尤其那些有为的皇帝而言，肯定不愿成为后者，有没有“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的帝王，有，但只是个别。在这样一种伦理责任下，凡遇重大的天灾人祸，帝王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下“罪己诏”惩过。
当然，皇帝下“罪己诏”，到后来也流于形式，要表演给朝廷臣子和百姓看，像下《轮台罪己诏》的汉武帝一样，真心悔过的皇帝很少。但即便是迫于压力，下“罪己诏”的行为本身也表明在古代，帝王的责任伦理是真实存在的。此乃有人负责的政治伦理和无人负责的政治伦理的根本差别。
现在回到前面的问题，习会下“罪己诏”吗？所有的人都会说不会，因为中共领导人没有这样的政治伦理。
中共号称人民政权，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习在民主生活会上再次宣称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它始终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这个根本利益是有讲究的，现实中的根本利益由谁来定义，为什么是中共而不是别的政党可以代表它，这些其实都经不起追索。也许中共会说，它和民主体制一样，亦是人民授权的。70多年前中共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就决定了它有资格统治中国，所谓打江山坐江山是也。然而即便按照中共的这个逻辑，由于授权方式的不同，它的统治也是有问题的。
民主体制通过定期选举，政党轮换的方式，人民把不喜欢的政党和政治人物赶下台，把喜欢的政党和政治人物选上台，虽然这一过程有一些毛病，但大体反映了真实的民意；中共通过战争的残酷方式打败国民党，姑且算是赢得当时的民意，从人民那儿得到授权同意建立政权，但问题出在这之后，人民不可能无限期地授权你统治下去，总会有改变主意的时候，老一代人同意你统治，新一代人不愿意你统治，可不管人民同意与否，现在中共就赖在宝座上不走，还用武力威胁让人民闭嘴，装出一副同意的样子，事实上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皇帝。只不过过去的帝王一家一姓，家天下，如今这个皇帝姓党，家天下变成党天下。然而正是在这点上，中共还比不上古代的王朝。
前面讲了，帝王要最终为王朝的命运负责，做错了事要下“罪己诏”，党皇帝和党天下实际是没有一个最终负责人。因为后者是个集合概念，名义上它有一个最高领导人，即党主席或总书记，可实际上党的最高领导人有时是个没有党职的其他人，因此出了问题就不能要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负责。古代帝王尤其在王朝晚期，经常也会大权旁落，最高权力会被外戚宦官篡夺，但外戚宦官夺得的是朝廷的治权，在国家的正统叙述即合法性上，皇帝依然是最终负责人，所以他要为王朝衰败负最终之责。党天下不同，即使没有名义最高领导人和实际最高领导人不一的问题，由于它实行所谓集体领导制，做出决策行使权力的是党中央，真要追责时，最高领导人很容易以此为借口逃避责任，而如果要揽权，又很容易以此为由将权力集中在个人手上，从而造成权责的严重脱节，即大权独揽，无人负责的局面。
中共的党皇帝和党天下同古代的皇帝和家天下的本质区别就在这儿，它没有为自己的施政错误的最终责任承担者，也即它严重缺乏责任伦理。这导致尽管有社会甚至党内压力，党的最高领导人从来不会公开就自己的施政向民众认错道歉，最多是在内部会议上轻描淡写地做个自我批评。
毛三年大饥荒造成饿殍遍野、人相食的惨状，连党的二把手刘少奇都看不下去，认为将来要上史书的。但毛不以为然，虽然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迫于党内压力作了自我批评，但也是尽量淡化责任。毛并未对他在大饥荒中的决策错误向全国人民认错。毛和他的那一代“战友”虽然信奉马列和阶级斗争学说，但也接受了完整的旧学教育，是旧时代走向新时代的过渡人物，多少还保留了传统儒家的一点政治责任伦理，所以在邓小平当政下官方对文革和反右等错误，在党的决议和教科书中还能记上一笔，批评毛。然而，等到社会主义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执政，对中共建政70年尤其改革以来的40年犯下的一系列错误，避重就轻，或者干脆把它视为禁区，也不许民间讨论。习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后这种情形更严重，打通前后两个三十年，对中共的错误统统不提，七十年历史就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历史。
三年新冠疫情对经济的损害和民众权利的践踏以及对国家伤害的整体后果，可能仅次于三年大饥荒。这是在习“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一手造成的，是他的动态清零政策带来的恶政。可在官方的叙述中，虽然已经不见了抗疫的伟大胜利，但还是在粉饰太平，仿佛人间惨状从来没有发生过。相反，在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官方强调的依然是习的英明领导，是对他绝对权力的“两个维护”和“两个确立”。在七千人大会上，诸侯还敢对毛表示某种不满，毛对他们的离心离德，尚且能够自我批评，然而习对自己铸下的大错，采取的是不理不睬，横竖不承认，品格比毛还下之，党内大员连稍有不满都不敢表达。
中共如今差不多从党天下变成习天下，接近古代王朝的家天下，但是在习统治下的中共和习自己，完全没有过去王朝和帝王的责任伦理意识。可见，历史不总是在进步，中共政权实际不如中世纪的王朝政治。人们需要看清这点。
真话是中国当下最稀缺的东西，尤其对习近平而言。他高高在上、坐在中南海的龙椅上，是听不到周边臣子的真心话的，所以，在去年底召开的中共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当习谈到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时，要求营造环境、创造条件，鼓励基层干部群众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我不认为他是在作秀。不过，如果只要领导干部创造条件让基层干部群众敢讲真话，他显然没意识到，关键还不是领导干部听不到群众的真话，而首先是高级干部无人敢对他讲真话、讲实话、讲心理话。
要让群众和官员敢讲真话，下级直言不讳对上级谏言，其实也很简单，习带头做表率，就三年抗疫的失败像古代帝王一样下“罪己诏”，自然群众和基层官员乃至高级干部会踊跃向各级领导以及他本人讲真话和心理话，提意见和建议。
说到“罪己诏”，现代人不熟悉，但在古代却也不稀奇，就是古代帝王为在施政中出现的重大错误或者天灾向上天和百姓作的书面检讨。古人相信天人感应，认为如果帝王不管在私德还是公益方面犯了大错，或出现大的灾害，导致国家处于某种危险状态，是需要向上天和百姓检讨的，以求得上天和百姓的原谅。所谓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想蒙混过关，上天在看着，百姓在看着，是赖不掉的。这构成了古代帝王的一种政治或责任伦理，即统治合法性所在。如果做了坏事推诿责任，会被视为重大的政治问题，丧失合法性，容易倒台。因此《左传》说“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三千多年，从传说中的夏禹和商汤，一直到民国袁世凯，据考证总共下过二百六十多份“罪己诏”，几乎每个朝代都下过，有的皇帝下过几次。这已成为一种机制。帝王之所以对自己的错误要下“罪己诏”，除了“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为自己博得一个好名声，本质的原因在于，天下是他家的，无论治乱好坏，首要的、第一责任人，都是帝王本人，他统治这个国家。天下兴旺，百姓安居乐业，是他治理有方，被后人赞誉为明君，写入历史，流芳百世；天下衰败，百姓流离失所，是他治理无方，被后人骂为昏君，也写入历史，遗臭万年。对于帝王来说，尤其那些有为的皇帝而言，肯定不愿成为后者，有没有“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的帝王，有，但只是个别。在这样一种伦理责任下，凡遇重大的天灾人祸，帝王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下“罪己诏”惩过。
当然，皇帝下“罪己诏”，到后来也流于形式，要表演给朝廷臣子和百姓看，像下《轮台罪己诏》的汉武帝一样，真心悔过的皇帝很少。但即便是迫于压力，下“罪己诏”的行为本身也表明在古代，帝王的责任伦理是真实存在的。此乃有人负责的政治伦理和无人负责的政治伦理的根本差别。
现在回到前面的问题，习会下“罪己诏”吗？所有的人都会说不会，因为中共领导人没有这样的政治伦理。
中共号称人民政权，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习在民主生活会上再次宣称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它始终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这个根本利益是有讲究的，现实中的根本利益由谁来定义，为什么是中共而不是别的政党可以代表它，这些其实都经不起追索。也许中共会说，它和民主体制一样，亦是人民授权的。70多年前中共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就决定了它有资格统治中国，所谓打江山坐江山是也。然而即便按照中共的这个逻辑，由于授权方式的不同，它的统治也是有问题的。
民主体制通过定期选举，政党轮换的方式，人民把不喜欢的政党和政治人物赶下台，把喜欢的政党和政治人物选上台，虽然这一过程有一些毛病，但大体反映了真实的民意；中共通过战争的残酷方式打败国民党，姑且算是赢得当时的民意，从人民那儿得到授权同意建立政权，但问题出在这之后，人民不可能无限期地授权你统治下去，总会有改变主意的时候，老一代人同意你统治，新一代人不愿意你统治，可不管人民同意与否，现在中共就赖在宝座上不走，还用武力威胁让人民闭嘴，装出一副同意的样子，事实上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皇帝。只不过过去的帝王一家一姓，家天下，如今这个皇帝姓党，家天下变成党天下。然而正是在这点上，中共还比不上古代的王朝。
前面讲了，帝王要最终为王朝的命运负责，做错了事要下“罪己诏”，党皇帝和党天下实际是没有一个最终负责人。因为后者是个集合概念，名义上它有一个最高领导人，即党主席或总书记，可实际上党的最高领导人有时是个没有党职的其他人，因此出了问题就不能要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负责。古代帝王尤其在王朝晚期，经常也会大权旁落，最高权力会被外戚宦官篡夺，但外戚宦官夺得的是朝廷的治权，在国家的正统叙述即合法性上，皇帝依然是最终负责人，所以他要为王朝衰败负最终之责。党天下不同，即使没有名义最高领导人和实际最高领导人不一的问题，由于它实行所谓集体领导制，做出决策行使权力的是党中央，真要追责时，最高领导人很容易以此为借口逃避责任，而如果要揽权，又很容易以此为由将权力集中在个人手上，从而造成权责的严重脱节，即大权独揽，无人负责的局面。
中共的党皇帝和党天下同古代的皇帝和家天下的本质区别就在这儿，它没有为自己的施政错误的最终责任承担者，也即它严重缺乏责任伦理。这导致尽管有社会甚至党内压力，党的最高领导人从来不会公开就自己的施政向民众认错道歉，最多是在内部会议上轻描淡写地做个自我批评。
毛三年大饥荒造成饿殍遍野、人相食的惨状，连党的二把手刘少奇都看不下去，认为将来要上史书的。但毛不以为然，虽然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迫于党内压力作了自我批评，但也是尽量淡化责任。毛并未对他在大饥荒中的决策错误向全国人民认错。毛和他的那一代“战友”虽然信奉马列和阶级斗争学说，但也接受了完整的旧学教育，是旧时代走向新时代的过渡人物，多少还保留了传统儒家的一点政治责任伦理，所以在邓小平当政下官方对文革和反右等错误，在党的决议和教科书中还能记上一笔，批评毛。然而，等到社会主义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执政，对中共建政70年尤其改革以来的40年犯下的一系列错误，避重就轻，或者干脆把它视为禁区，也不许民间讨论。习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后这种情形更严重，打通前后两个三十年，对中共的错误统统不提，七十年历史就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历史。
三年新冠疫情对经济的损害和民众权利的践踏以及对国家伤害的整体后果，可能仅次于三年大饥荒。这是在习“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一手造成的，是他的动态清零政策带来的恶政。可在官方的叙述中，虽然已经不见了抗疫的伟大胜利，但还是在粉饰太平，仿佛人间惨状从来没有发生过。相反，在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官方强调的依然是习的英明领导，是对他绝对权力的“两个维护”和“两个确立”。在七千人大会上，诸侯还敢对毛表示某种不满，毛对他们的离心离德，尚且能够自我批评，然而习对自己铸下的大错，采取的是不理不睬，横竖不承认，品格比毛还下之，党内大员连稍有不满都不敢表达。
中共如今差不多从党天下变成习天下，接近古代王朝的家天下，但是在习统治下的中共和习自己，完全没有过去王朝和帝王的责任伦理意识。可见，历史不总是在进步，中共政权实际不如中世纪的王朝政治。人们需要看清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