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是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与整合中逐步形成的，历史上虽然有统一时期和割据时期，但交流交融是历史发展总趋势。祖国内地与边疆地区也是如此，在漫长的历史发展整合中，唇齿相依，踵事增华，最终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命运共同体，一起创造着祖国的荣耀。历史事实昭示，新疆与祖国内地经历同样的历史进程，自远古时代起就保持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汉代以后历代中原王朝设府置官，直接管辖与治理，至近代新疆最终与祖国内地走向一体化，融入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家庭中。
一、新疆纳入版图及其早期治理
新疆地处祖国大西北，古称西域，汉代将西域纳入版图，拉开了中原王朝戮力经营西域的历史大幕，开启了新疆与内地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内地与新疆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着密切联系。当代考古出土文物表明，新疆不同地区出土的文物与内地相似或者同类，也出土有东南沿海的海贝、内地丝绸、铜镜和漆器等。例如哈密巴里坤出土的黑色彩陶与陕西北首岭等地形态极为类似，阿克苏至喀什疏疏附一带细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石镰与内地殷周时期的石镰形状相同。与此同时，内地多处早期历史遗址发掘出新疆和田玉石，例如殷墟妇好葬中就出土大批和田玉石。除了出土文物外，中国大量文献也表明内地与新疆的密切关系。例如，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汉文史籍《山海经》《竹书纪年》《穆天子传》《逸周书》及汉代的《史记》《汉书》等，都是把“西域”列为中华文明组成部分。《穆天子传》更是生动记载周穆王与西王母交往的故事，周穆王曾“西巡游，西见王母”，两人在瑶池饮酒作歌，互赠礼物，赋诗祝福；约公元前985年（周穆王十七年），西王母来朝，“宾于昭宫”。考古文物和古代文献记载都充分说明，从远古时代起新疆与内地就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
汉代张骞凿通西域后，开始设置西域都护府，直接派官管辖西域。汉王朝建立后，长期与匈奴角逐。汉武帝刘彻为打败匈奴，决定“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特地派遣张骞两度出使西域，加强同西域乌孙等部族联系，共同抗击匈奴。张骞出使西域，获得西域政治、民族、社会、经济、交通、气候等方面第一手资料，为统一西域创造了条件。从公元前108年到前60年，西汉陆续降伏楼兰、姑师、大宛、莎车，逐步巩固和扩大了在西域的地位和影响。公元前101年，西汉中央政府派兵驻扎轮台、渠犁，设置使者校尉统领。
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归降西汉，汉朝中央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府，任命郑吉为都护，驻乌垒城（今轮台县境内），统辖天山南北及葱岭一带广大地区。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新疆正式纳入祖国版图。汉朝中央政府除了直接向西域派遣官吏外，还册封西域各国国王和官吏，为其颁赐印绶。据记载，西汉时期，西域各地“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候、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东汉时期，先是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公元86年在则设立西域长史，替代西域都护府，其府治先后建于疏勒、柳中（今鄯善境内）和于阗，直到东汉末年。东汉的“西域都护”和“西域长史”是管辖天山南北的最高军政机构。另外，东汉时期，有不少汉人担任地方各级官员，诸如伊吾司马、宜禾督尉、伊循都尉、边防屯戍的侯长、燧长和亭长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继续沿袭东汉旧制治理西域。公元220年曹魏政权建立，在西域设置西域长史和戍己校尉，管理西域事务。魏王朝先后册封西域多个地方政权首领，例如公元222年，册封车师后部王壹多杂为“守魏侍中，号大都尉”，“受魏王印”；后册封鄯善、焉耆、疏勒等地首领为王；公元229年，册封大月氏王波调为“亲魏大月氏王”。同时，西域各地方政权不断派遣使者到洛阳朝贡，据史料记载：“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西晋仍然沿袭曹魏旧制，在楼兰设立西域长史府，管辖西域；在高昌设立戍己校尉，领导屯田戍守。此外，西晋册封鄯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地首领为“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王”。
十六国时期，西域为河西凉州地方割据政权管辖。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和北凉先后统治着西域。早在公元433年，北魏就安抚西域，先授予焉耆人车伊洛为平西将军，封为车师前部王。公元448年，北魏以鄯善、焉耆为根据地，讨伐龟兹，控制天山以南，设伊吾县。公元449年，北魏击败柔然，控制天山以北，基本统一西域。此期，以汉族为主体的高昌地区建高昌王国，实施郡县制，按照内地郡县制度管理。
可以看出，隋唐以前，汉朝开辟西域治理基本体制一直得到沿用，当然，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有所创新，开始引入郡县制治理西域。
二、隋唐强化对西域的管辖与治理
隋唐时期开辟治理西域新模式，管理西域更为广大的区域。公元581年隋朝建立，统一全中国，结束数百年分裂割据局面。7世纪初，隋朝在鄯善(今若羌)、且末（今且末县西南）、伊吾设郡；隋炀帝时，西域有34个小国到内地朝贡，隋政府专门设立西域校尉，管理西域事务。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后大力经营西域。630年后唐朝在新疆东部陆续设置西伊州（两年后改为伊州）、西州和庭州，共辖12个县，县下设有乡、里，实施与内地一致的治理制度。640年10月，唐朝设置安西都护府，658年改为安西大都护府，全面确立对西域的统治地位。公元703年，唐朝在天山以北设置北庭都护府，与安西都护府分治西域；709年北庭都护府升格为北庭大都护府。安西都护府共辖22个都督府、118州，管辖着天山以南、葱岭以西广大地区；北庭都护府共辖23个都督府，管辖天山以北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
与西域东部地区的州县制不同，唐对西域西部广大地区实行羁縻制度。这些府、州的都督、刺史均由部落原首领担任，可以沿用原来统治机构，按照其部落习惯统治所辖区域；其官位世袭，但必须接受唐中央政府册封。唐朝政府还常授予这些部落首领不同职爵，诸如中郎将、大将军、公、王等爵位。648年，唐朝将安西都护府迁到龟兹，设立龟兹、于阗、疏勒、碎叶（719年后改为焉耆）四大军镇；各镇设有镇将、镇副各一人，又称镇守使。
隋唐时期，特别是唐朝，在西域建立起较为系统的管辖和治理机关，设置齐全，分工明确；对西州、伊州和庭州实行与内地一样的治理制度，由中央直接派官员治理；而安西四镇则由汉人与少数民族共守共治。这反映出隋唐时期对西域管辖和治理大大提高，在维护西域社会稳定和保障丝路安全畅通的同时，这些措施促使也有力促进了新疆开发与经济发展。
三、从割据纷争走向建省一体
五代与宋时期西域建立多个割据政权，与内地保持密切联系。此期内地先后建立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割据政权，而西域也出现多个互不统属的地方政权，主要有喀喇汗王朝、于阗李氏王国和高昌回鹘王国等。李圣天自称为唐之宗属，对后晋保持朝贡关系，后晋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五代时期，高昌回鹘王国多次派人到后周朝贡；宋朝时期高昌王、于阗王、喀喇汗王都曾遣使向宋朝进贡。
元朝在西域的统治进一步强化。13世纪初叶成吉思汗崛起，在征服蒙古各部后，即西征西域，灭西辽，统一天山南北。元朝建立后，加强对西部领土管辖，设立行尚书省、都护府、元帅府、宣慰司、西域卫亲军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司、交钞提举司和交钞库等。还直接派官吏和军队，分封汗国、册封地方首领。在整个元代，西域地区一直深受中央重视，将其置于和内地行省同样重要的地位。
明朝建立后也积极经营西域。1391年明朝收复哈密，1406年明朝中央政府在哈密设卫。明朝还册封和任命别失八里、亦力把里、吐鲁番和瓦剌等地割据政权首领，不断派官吏巡视西域各地，直接和间接地管理西域各地方政权。同时，西域各地方政权也不断向明朝中央政府称臣纳贡。
清王朝对新疆统治逐步从军府制到建立行省制，实现新疆与内地政治制度一体化。清王朝建立后，经过多年战争，于1755年平定时叛时降的准噶尔割据政权；1759年又平定大小和卓木叛乱，统一天山南北。清朝统一新疆后，对新疆实行军府制统治，设伊犁将军于惠远城，伊犁将军为统治新疆军政的最高官员。同时，清政府针对新疆不同地区，采用不同统治办法，分别在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实行伯克制度，但是废除伯克世袭制；在蒙古族和哈萨克地区实行札萨克制度，在哈密等地实行郡县制。19世纪中叶，浩罕汗国乘新疆内乱之际入侵新疆，在喀什噶尔建立伪政权，荼毒百姓，横征暴敛。1878年，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左宗棠率清军迅速消灭阿古柏伪政权，收复新疆。新疆收复后，清政府顺应时代要求和新疆治理的现实需求，于1884年在新疆设置行省，新疆正式建省。
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新疆最终建立行省制，与内地政治完全一体化，实现历史的归宿。新疆省建立是祖国内地与新疆历史发展的历史抉择，是在历代中原王朝的经营治理下，新疆与内地长期紧密交流交融的必然趋势。新疆行省制建立进一步促进内地与新疆全方位的联系，全面促进了新疆经济文化的发展。从几千年来新疆与祖国内地的紧密联系与发展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人民患难与共，同舟共济，形成了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反对外来侵略，反对分裂的光荣传统，结成了同呼吸、共命运的亲密关系。
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是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与整合中逐步形成的，历史上虽然有统一时期和割据时期，但交流交融是历史发展总趋势。祖国内地与边疆地区也是如此，在漫长的历史发展整合中，唇齿相依，踵事增华，最终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命运共同体，一起创造着祖国的荣耀。历史事实昭示，新疆与祖国内地经历同样的历史进程，自远古时代起就保持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汉代以后历代中原王朝设府置官，直接管辖与治理，至近代新疆最终与祖国内地走向一体化，融入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家庭中。
一、新疆纳入版图及其早期治理
新疆地处祖国大西北，古称西域，汉代将西域纳入版图，拉开了中原王朝戮力经营西域的历史大幕，开启了新疆与内地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内地与新疆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着密切联系。当代考古出土文物表明，新疆不同地区出土的文物与内地相似或者同类，也出土有东南沿海的海贝、内地丝绸、铜镜和漆器等。例如哈密巴里坤出土的黑色彩陶与陕西北首岭等地形态极为类似，阿克苏至喀什疏疏附一带细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石镰与内地殷周时期的石镰形状相同。与此同时，内地多处早期历史遗址发掘出新疆和田玉石，例如殷墟妇好葬中就出土大批和田玉石。除了出土文物外，中国大量文献也表明内地与新疆的密切关系。例如，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汉文史籍《山海经》《竹书纪年》《穆天子传》《逸周书》及汉代的《史记》《汉书》等，都是把“西域”列为中华文明组成部分。《穆天子传》更是生动记载周穆王与西王母交往的故事，周穆王曾“西巡游，西见王母”，两人在瑶池饮酒作歌，互赠礼物，赋诗祝福；约公元前985年（周穆王十七年），西王母来朝，“宾于昭宫”。考古文物和古代文献记载都充分说明，从远古时代起新疆与内地就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
汉代张骞凿通西域后，开始设置西域都护府，直接派官管辖西域。汉王朝建立后，长期与匈奴角逐。汉武帝刘彻为打败匈奴，决定“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特地派遣张骞两度出使西域，加强同西域乌孙等部族联系，共同抗击匈奴。张骞出使西域，获得西域政治、民族、社会、经济、交通、气候等方面第一手资料，为统一西域创造了条件。从公元前108年到前60年，西汉陆续降伏楼兰、姑师、大宛、莎车，逐步巩固和扩大了在西域的地位和影响。公元前101年，西汉中央政府派兵驻扎轮台、渠犁，设置使者校尉统领。
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归降西汉，汉朝中央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府，任命郑吉为都护，驻乌垒城（今轮台县境内），统辖天山南北及葱岭一带广大地区。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新疆正式纳入祖国版图。汉朝中央政府除了直接向西域派遣官吏外，还册封西域各国国王和官吏，为其颁赐印绶。据记载，西汉时期，西域各地“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候、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东汉时期，先是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公元86年在则设立西域长史，替代西域都护府，其府治先后建于疏勒、柳中（今鄯善境内）和于阗，直到东汉末年。东汉的“西域都护”和“西域长史”是管辖天山南北的最高军政机构。另外，东汉时期，有不少汉人担任地方各级官员，诸如伊吾司马、宜禾督尉、伊循都尉、边防屯戍的侯长、燧长和亭长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继续沿袭东汉旧制治理西域。公元220年曹魏政权建立，在西域设置西域长史和戍己校尉，管理西域事务。魏王朝先后册封西域多个地方政权首领，例如公元222年，册封车师后部王壹多杂为“守魏侍中，号大都尉”，“受魏王印”；后册封鄯善、焉耆、疏勒等地首领为王；公元229年，册封大月氏王波调为“亲魏大月氏王”。同时，西域各地方政权不断派遣使者到洛阳朝贡，据史料记载：“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西晋仍然沿袭曹魏旧制，在楼兰设立西域长史府，管辖西域；在高昌设立戍己校尉，领导屯田戍守。此外，西晋册封鄯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地首领为“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王”。
十六国时期，西域为河西凉州地方割据政权管辖。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和北凉先后统治着西域。早在公元433年，北魏就安抚西域，先授予焉耆人车伊洛为平西将军，封为车师前部王。公元448年，北魏以鄯善、焉耆为根据地，讨伐龟兹，控制天山以南，设伊吾县。公元449年，北魏击败柔然，控制天山以北，基本统一西域。此期，以汉族为主体的高昌地区建高昌王国，实施郡县制，按照内地郡县制度管理。
可以看出，隋唐以前，汉朝开辟西域治理基本体制一直得到沿用，当然，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有所创新，开始引入郡县制治理西域。
二、隋唐强化对西域的管辖与治理
隋唐时期开辟治理西域新模式，管理西域更为广大的区域。公元581年隋朝建立，统一全中国，结束数百年分裂割据局面。7世纪初，隋朝在鄯善(今若羌)、且末（今且末县西南）、伊吾设郡；隋炀帝时，西域有34个小国到内地朝贡，隋政府专门设立西域校尉，管理西域事务。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后大力经营西域。630年后唐朝在新疆东部陆续设置西伊州（两年后改为伊州）、西州和庭州，共辖12个县，县下设有乡、里，实施与内地一致的治理制度。640年10月，唐朝设置安西都护府，658年改为安西大都护府，全面确立对西域的统治地位。公元703年，唐朝在天山以北设置北庭都护府，与安西都护府分治西域；709年北庭都护府升格为北庭大都护府。安西都护府共辖22个都督府、118州，管辖着天山以南、葱岭以西广大地区；北庭都护府共辖23个都督府，管辖天山以北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
与西域东部地区的州县制不同，唐对西域西部广大地区实行羁縻制度。这些府、州的都督、刺史均由部落原首领担任，可以沿用原来统治机构，按照其部落习惯统治所辖区域；其官位世袭，但必须接受唐中央政府册封。唐朝政府还常授予这些部落首领不同职爵，诸如中郎将、大将军、公、王等爵位。648年，唐朝将安西都护府迁到龟兹，设立龟兹、于阗、疏勒、碎叶（719年后改为焉耆）四大军镇；各镇设有镇将、镇副各一人，又称镇守使。
隋唐时期，特别是唐朝，在西域建立起较为系统的管辖和治理机关，设置齐全，分工明确；对西州、伊州和庭州实行与内地一样的治理制度，由中央直接派官员治理；而安西四镇则由汉人与少数民族共守共治。这反映出隋唐时期对西域管辖和治理大大提高，在维护西域社会稳定和保障丝路安全畅通的同时，这些措施促使也有力促进了新疆开发与经济发展。
三、从割据纷争走向建省一体
五代与宋时期西域建立多个割据政权，与内地保持密切联系。此期内地先后建立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割据政权，而西域也出现多个互不统属的地方政权，主要有喀喇汗王朝、于阗李氏王国和高昌回鹘王国等。李圣天自称为唐之宗属，对后晋保持朝贡关系，后晋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五代时期，高昌回鹘王国多次派人到后周朝贡；宋朝时期高昌王、于阗王、喀喇汗王都曾遣使向宋朝进贡。
元朝在西域的统治进一步强化。13世纪初叶成吉思汗崛起，在征服蒙古各部后，即西征西域，灭西辽，统一天山南北。元朝建立后，加强对西部领土管辖，设立行尚书省、都护府、元帅府、宣慰司、西域卫亲军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司、交钞提举司和交钞库等。还直接派官吏和军队，分封汗国、册封地方首领。在整个元代，西域地区一直深受中央重视，将其置于和内地行省同样重要的地位。
明朝建立后也积极经营西域。1391年明朝收复哈密，1406年明朝中央政府在哈密设卫。明朝还册封和任命别失八里、亦力把里、吐鲁番和瓦剌等地割据政权首领，不断派官吏巡视西域各地，直接和间接地管理西域各地方政权。同时，西域各地方政权也不断向明朝中央政府称臣纳贡。
清王朝对新疆统治逐步从军府制到建立行省制，实现新疆与内地政治制度一体化。清王朝建立后，经过多年战争，于1755年平定时叛时降的准噶尔割据政权；1759年又平定大小和卓木叛乱，统一天山南北。清朝统一新疆后，对新疆实行军府制统治，设伊犁将军于惠远城，伊犁将军为统治新疆军政的最高官员。同时，清政府针对新疆不同地区，采用不同统治办法，分别在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实行伯克制度，但是废除伯克世袭制；在蒙古族和哈萨克地区实行札萨克制度，在哈密等地实行郡县制。19世纪中叶，浩罕汗国乘新疆内乱之际入侵新疆，在喀什噶尔建立伪政权，荼毒百姓，横征暴敛。1878年，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左宗棠率清军迅速消灭阿古柏伪政权，收复新疆。新疆收复后，清政府顺应时代要求和新疆治理的现实需求，于1884年在新疆设置行省，新疆正式建省。
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新疆最终建立行省制，与内地政治完全一体化，实现历史的归宿。新疆省建立是祖国内地与新疆历史发展的历史抉择，是在历代中原王朝的经营治理下，新疆与内地长期紧密交流交融的必然趋势。新疆行省制建立进一步促进内地与新疆全方位的联系，全面促进了新疆经济文化的发展。从几千年来新疆与祖国内地的紧密联系与发展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人民患难与共，同舟共济，形成了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反对外来侵略，反对分裂的光荣传统，结成了同呼吸、共命运的亲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