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7月31日），不少朋友可能看了奥运会女子双人10米跳台跳水决赛。
全红婵、陈芋汐，领先第2名43.2分，总分359.10，以绝对优势拿下金牌。
目前，巴黎奥运会一共决出了3枚跳水金牌，中国队全部包揽。
其实，从2000年开始，中国队就开始制霸全球跳水界。
不过，可能很多人还不了解：
中国跳水队很强，但跳水产业化发展却还有一段路要走。
中国跳水之所以厉害，有一个因素不容忽视。
那就是通过艰苦努力积累的童子功。
中国的跳水运动员，往往是在六七岁时就进入了跳水队。
他们中的不少人，流着泪、咧着嘴、哭着鼻子开始了自己的运动生涯。
而只要入了门，哪怕伤着、疼着、哭着也要练。
跳水运动员们，没有一个不是拼命训练的。
全红婵从7岁开始训练，每天8小时，几乎全年无休。
这期间，伤病一直没断过。
她的脚在跳板上碰伤过，腿部肌肉和手腕都拉伤过。
不管是训练还是上比赛，她的身上总是缠着胶布，防止再次拉伤。
在去年的全国选拔赛上，全红婵就因为脚部伤病，在赛前临时将双脚发力的动作改成单脚发力，最终只获得了亚军。
这样的强度，没有坚韧的意志是很难坚持下来的。
而运动员们最大的信念是：夺冠。
这是一种传统。
中国的第一位跳水冠军孙淑伟，在1992年夺冠时，只有16岁。
当时，为了参加奥运会，他的每周训练小时数从26小时提升到42小时，强度不亚于现在的996、007。
最终，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他凭借高难度动作“307C反身翻腾三周半抱膝”，收获4位裁判的10分，现场的西班牙解说员用了两个词形容：pefect，excellent。
孙淑伟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男子10米台比赛中
孙淑伟是公认的跳水天才。
它曾在12岁获得全国冠军，14岁获得世界冠军。
但因为伤病，他的运动生涯不得不被缩短。
1993年，孙淑伟在训练中因动作失误，落水时眼部被水花击中，视网膜穿孔。
只过了3年，他又发生严重的视网膜撕裂，差一点失明。
跳水选手在下落过程中，眼球迎着巨大的冲击力，眼内液体的震动，牵引着周围组织，极易引发视网膜脱落。
所以，跳水运动员越是刻苦，训练越多，视力风险也就越大。
带伤比赛，在跳水运动员这里是家常便饭。
本届巴黎奥运会的明星选手昌雅妮，就在开赛前四个月受了严重的肩伤，停训三周。
但功夫不负有心人，她也拿到冠军。
了解到运动员的辛苦后，很多人都会关心一个问题：
他们的付出，是否能与回报成正比？
如果从统计数据上来看，答案很让人揪心。
他们的工资，并非高薪。
所以，比赛奖金，也就格外有吸引力。
它跟运动员参加的赛事等级及所获名次紧密挂钩，等级越高，成绩越好，拿的奖金就越多。
比如，这次巴黎奥运会，就由世界田径联合会（World Athletics）提供240万美元的比赛奖金，分给48名奥运冠军得主，每人5万美金。
没有夺冠的运动员，就得不到这一份奖金。
对于跳水运动员来说，他们的比赛生涯较短，能拿比赛奖金的机会也比很多其他项目上的人要少。
而比赛奖金的收入，在高强度训练及动辄伤筋动骨的伤病面前，可能显得得不偿失。
当然，作为举世瞩目的奥运明星，商业广告也是一个赚钱渠道。
最有名的是郭晶晶，曾经一个蓝月亮洗衣液的广告，代言费高达2亿元。
此后每一年奥运会，都有新的跳水明星诞生，商业代言全都不少于3个。
比如2008年男子3米板冠军获得者何冲，就曾代言茶叶、平衡车、羊奶粉品牌。
2012年女子十米跳台冠军获得者陈若琳，被欧乐多厨具、GSON轻户外运动服饰、彩族相机等品牌选中。
2018年，任茜得到自然堂的代言人身份。
而在去年9月，她还受比亚迪邀请，参加了海豚第50万辆汽车下线的发布会。
但不少时候，跳水冠军们跟品牌要相互“般配”，是挺难的一件事。
上一届奥运会后，全红婵就接到了特步儿童线产品的代言。
相比之下，冬奥会后，谷爱玲就陆续为中国移动、京东、安踏、蒙牛等多个赛道的头部品牌代言，在赛场外也是大赢家。
直到现在，跳水冠军中获得代言收入最高的，仍是郭晶晶和伏明霞。
而这都已经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
我们不能片面地说跳水新星们的价值低。
但她们想赚钱，确实不如其他运动明星容易。
相比之下，那些没有名次，甚至都上不了比赛的运动员们，就更难通过代言赚到钱。
近20年来，每一届奥运会都会设置8枚跳水项目金牌。
中国跳水队，最少拿回来6块，里约和东京是7块。
所以，中国跳水队里的明星选手，其实也是全世界最顶级的运动明星。
还记得2021年东京奥运会时，全红婵得到金牌，在媒体面前说了一句：
“今晚我要吃很多好吃的东西，现在我特别想吃辣条。”
中国的“辣条之城”湖南平江县，连夜将一车辣条送到了她家。
还有人给她送房子、送商铺、送奖金、送动物园年卡。
广东的著名地标“小蛮腰”，也为她点亮。
无论是夺冠的喜悦，还是收到的奖励，抑或只是颁奖那一瞬间的万众瞩目，都是每一个运动员愿意付出一切去争取的。
但残酷的是，全中国只有一个全红婵。
据前广东跳水中心主任郑观志回忆，自她于1972年当上广东跳水队主教练，30多年中带出20多个亚洲冠军、世界冠军及奥运冠军。
却也只带出这么多优秀选手。
跳水的第一步，就是万里挑一的“海选”。
天眼查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中，以“跳水”二字命名的，共有1582家。
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跳水培训学校。
郑观志的这些学生，有的是从各地体校及跳水培训学校选拔而来，有的是从各地市的业余跳水队推荐而来。
这其中，仅广东省，就有十余个大型的业余跳水队。
可想而知中国有这样的“海选”条件，中国的跳水运动自然能蓬勃发展。
但海选的另一面是淘汰。
在国际赛事上极致的表现，让中国的跳水培训竞争也格外激烈。
缺乏天赋的人一定不会被选中，极少有天赋的人就此被规划人生。
这直接导致跳水项目只有夺冠产业链，没有运动产业链。
这让很多普通的跳水爱好者找不到组织，技术难得到精进。
顶级的运动员退役后，也大多无所适从。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有三个。
1、缺教练
中国有全球最优秀的运动员，却极度缺乏优秀的教练员。
曾经的奥运冠军们，大部分没有去传承自己的技术。
比如伏明霞，退役后进入清华大学进修，很快就步入婚姻；
熊倪在退役后回到了家乡湖南，先后任副区长、湖南体育职业大学校长。
吴敏霞，入驻短视频平台，直播带货；
要知道，这些人如果做教练，将会对中国跳水事业有多么大的推动作用。
此前全红婵的教练，就是北京奥运会女子双人十米跳台的冠军获得者陈若琳。
至于为什么不做教练，在面对媒体的疑问时，郭晶晶曾提供过一个回答。
她说：“做教练不是一个短期的事，需要五年十年的付出。”
她说的“五年十年”，不仅仅是陪伴一名运动员的成长，还要跟他们一起承受心理压力，面对伤痛。
所以郭晶晶的回答中有一些言外之意：做跳水教练，是相当难的，就算是她这样的人也很难做到。
2、宣传不足
当跳水成为中国最厉害的项目之一，很多人就只能看到它作为竞技的一面。
也有很多人会认为，只要进入了竞技比赛模式，一生就注定伤病了。
但实际上，跳水可以是兴趣爱好，也可以是健身方法。
在北欧国家挪威，很多人把跳水当日常游戏来玩。
挪威甚至有一个著名的“死亡跳水赛”，自20世纪70年代首创，到现在已有50多年的历史。
这比赛和普通的跳水不同，规则可用奇葩形容。
所有参赛者从10米跳台一跃而下，都要尽可能地张开四肢，直到接近水面才蜷缩起来。
比的自然不是压水花，而是看谁在空中张开得大，时间长。
还有人将“死亡跳水”带到野外，在悬崖上跳，在冰天雪地里跳。
两相对比，中国对业余跳水的宣传，天津的大爷大妈，已经算是中坚力量了。
根据中国游泳协会的统计，全国登记注册的跳水运动员不到1000人，能参加顶级比赛的不到300人。
也就是说，差不多140万人里才有1个跳水运动员。
3.配套及服务跟不上
在中国，大部分跳水设施，都是服务于培训和比赛的。
很多游泳馆里虽有跳台，却不开放。
一些看似开放给公众使用，其实是机构的训练场，没有购课的普通人不能使用。
如果要问为什么，那么官方回答是：不安全。
其实更准确的回答是，大多数人缺乏跳水基础，不会跳，容易受伤。
所以归根究底，是大部分游泳馆不能跳水，能跳水的地方缺教练。
普通人想尝试一下，也没有机会。
“机会”二字，就是跳水产业的一个瓶颈。
面对这样的困境，如果带入一种产业化思路，就会完全不一样。
一个可以参考的思路，是巴西的足球青训。
早在2014年，中国记者就曾到巴西采访过多家著名的青训机构，其中就有圣保罗青训基地。
这家机构中集成了多个不同等级的天然草地球场，以及各种设施。
游泳池、健身、理疗、心理辅导、甚至牙科诊所，应有尽有。
住在基地中的青少年们，按时坐校车去学文化课，其余时间在基地内接受专业训练打下基础，直到18岁拥有专业技能被球队选走。
这些青训基地的运营经费不是运动员交的，而是专业球队在“买”球员时支付的转会费。
比如巴西球员卢卡斯·莫拉签约巴黎圣日耳曼时，圣保罗俱乐部就收到了4000万欧元的转会费，可供俱乐部运营10年。
卢卡斯·莫拉
按照这样的思路来运营足球青训产业，巴西从不缺教练，更不缺宣传和配套。
产业化可以破除掉重重阻碍，让纯粹的竞技运动来到普通人的身边。
体育也能发挥出更大的魅力。
昨天（7月31日），不少朋友可能看了奥运会女子双人10米跳台跳水决赛。
全红婵、陈芋汐，领先第2名43.2分，总分359.10，以绝对优势拿下金牌。
目前，巴黎奥运会一共决出了3枚跳水金牌，中国队全部包揽。
其实，从2000年开始，中国队就开始制霸全球跳水界。
不过，可能很多人还不了解：
中国跳水队很强，但跳水产业化发展却还有一段路要走。
中国跳水之所以厉害，有一个因素不容忽视。
那就是通过艰苦努力积累的童子功。
中国的跳水运动员，往往是在六七岁时就进入了跳水队。
他们中的不少人，流着泪、咧着嘴、哭着鼻子开始了自己的运动生涯。
而只要入了门，哪怕伤着、疼着、哭着也要练。
跳水运动员们，没有一个不是拼命训练的。
全红婵从7岁开始训练，每天8小时，几乎全年无休。
这期间，伤病一直没断过。
她的脚在跳板上碰伤过，腿部肌肉和手腕都拉伤过。
不管是训练还是上比赛，她的身上总是缠着胶布，防止再次拉伤。
在去年的全国选拔赛上，全红婵就因为脚部伤病，在赛前临时将双脚发力的动作改成单脚发力，最终只获得了亚军。
这样的强度，没有坚韧的意志是很难坚持下来的。
而运动员们最大的信念是：夺冠。
这是一种传统。
中国的第一位跳水冠军孙淑伟，在1992年夺冠时，只有16岁。
当时，为了参加奥运会，他的每周训练小时数从26小时提升到42小时，强度不亚于现在的996、007。
最终，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他凭借高难度动作“307C反身翻腾三周半抱膝”，收获4位裁判的10分，现场的西班牙解说员用了两个词形容：pefect，excellent。
孙淑伟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男子10米台比赛中
孙淑伟是公认的跳水天才。
它曾在12岁获得全国冠军，14岁获得世界冠军。
但因为伤病，他的运动生涯不得不被缩短。
1993年，孙淑伟在训练中因动作失误，落水时眼部被水花击中，视网膜穿孔。
只过了3年，他又发生严重的视网膜撕裂，差一点失明。
跳水选手在下落过程中，眼球迎着巨大的冲击力，眼内液体的震动，牵引着周围组织，极易引发视网膜脱落。
所以，跳水运动员越是刻苦，训练越多，视力风险也就越大。
带伤比赛，在跳水运动员这里是家常便饭。
本届巴黎奥运会的明星选手昌雅妮，就在开赛前四个月受了严重的肩伤，停训三周。
但功夫不负有心人，她也拿到冠军。
了解到运动员的辛苦后，很多人都会关心一个问题：
他们的付出，是否能与回报成正比？
如果从统计数据上来看，答案很让人揪心。
他们的工资，并非高薪。
所以，比赛奖金，也就格外有吸引力。
它跟运动员参加的赛事等级及所获名次紧密挂钩，等级越高，成绩越好，拿的奖金就越多。
比如，这次巴黎奥运会，就由世界田径联合会（World Athletics）提供240万美元的比赛奖金，分给48名奥运冠军得主，每人5万美金。
没有夺冠的运动员，就得不到这一份奖金。
对于跳水运动员来说，他们的比赛生涯较短，能拿比赛奖金的机会也比很多其他项目上的人要少。
而比赛奖金的收入，在高强度训练及动辄伤筋动骨的伤病面前，可能显得得不偿失。
当然，作为举世瞩目的奥运明星，商业广告也是一个赚钱渠道。
最有名的是郭晶晶，曾经一个蓝月亮洗衣液的广告，代言费高达2亿元。
此后每一年奥运会，都有新的跳水明星诞生，商业代言全都不少于3个。
比如2008年男子3米板冠军获得者何冲，就曾代言茶叶、平衡车、羊奶粉品牌。
2012年女子十米跳台冠军获得者陈若琳，被欧乐多厨具、GSON轻户外运动服饰、彩族相机等品牌选中。
2018年，任茜得到自然堂的代言人身份。
而在去年9月，她还受比亚迪邀请，参加了海豚第50万辆汽车下线的发布会。
但不少时候，跳水冠军们跟品牌要相互“般配”，是挺难的一件事。
上一届奥运会后，全红婵就接到了特步儿童线产品的代言。
相比之下，冬奥会后，谷爱玲就陆续为中国移动、京东、安踏、蒙牛等多个赛道的头部品牌代言，在赛场外也是大赢家。
直到现在，跳水冠军中获得代言收入最高的，仍是郭晶晶和伏明霞。
而这都已经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
我们不能片面地说跳水新星们的价值低。
但她们想赚钱，确实不如其他运动明星容易。
相比之下，那些没有名次，甚至都上不了比赛的运动员们，就更难通过代言赚到钱。
近20年来，每一届奥运会都会设置8枚跳水项目金牌。
中国跳水队，最少拿回来6块，里约和东京是7块。
所以，中国跳水队里的明星选手，其实也是全世界最顶级的运动明星。
还记得2021年东京奥运会时，全红婵得到金牌，在媒体面前说了一句：
“今晚我要吃很多好吃的东西，现在我特别想吃辣条。”
中国的“辣条之城”湖南平江县，连夜将一车辣条送到了她家。
还有人给她送房子、送商铺、送奖金、送动物园年卡。
广东的著名地标“小蛮腰”，也为她点亮。
无论是夺冠的喜悦，还是收到的奖励，抑或只是颁奖那一瞬间的万众瞩目，都是每一个运动员愿意付出一切去争取的。
但残酷的是，全中国只有一个全红婵。
据前广东跳水中心主任郑观志回忆，自她于1972年当上广东跳水队主教练，30多年中带出20多个亚洲冠军、世界冠军及奥运冠军。
却也只带出这么多优秀选手。
跳水的第一步，就是万里挑一的“海选”。
天眼查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中，以“跳水”二字命名的，共有1582家。
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跳水培训学校。
郑观志的这些学生，有的是从各地体校及跳水培训学校选拔而来，有的是从各地市的业余跳水队推荐而来。
这其中，仅广东省，就有十余个大型的业余跳水队。
可想而知中国有这样的“海选”条件，中国的跳水运动自然能蓬勃发展。
但海选的另一面是淘汰。
在国际赛事上极致的表现，让中国的跳水培训竞争也格外激烈。
缺乏天赋的人一定不会被选中，极少有天赋的人就此被规划人生。
这直接导致跳水项目只有夺冠产业链，没有运动产业链。
这让很多普通的跳水爱好者找不到组织，技术难得到精进。
顶级的运动员退役后，也大多无所适从。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有三个。
1、缺教练
中国有全球最优秀的运动员，却极度缺乏优秀的教练员。
曾经的奥运冠军们，大部分没有去传承自己的技术。
比如伏明霞，退役后进入清华大学进修，很快就步入婚姻；
熊倪在退役后回到了家乡湖南，先后任副区长、湖南体育职业大学校长。
吴敏霞，入驻短视频平台，直播带货；
要知道，这些人如果做教练，将会对中国跳水事业有多么大的推动作用。
此前全红婵的教练，就是北京奥运会女子双人十米跳台的冠军获得者陈若琳。
至于为什么不做教练，在面对媒体的疑问时，郭晶晶曾提供过一个回答。
她说：“做教练不是一个短期的事，需要五年十年的付出。”
她说的“五年十年”，不仅仅是陪伴一名运动员的成长，还要跟他们一起承受心理压力，面对伤痛。
所以郭晶晶的回答中有一些言外之意：做跳水教练，是相当难的，就算是她这样的人也很难做到。
2、宣传不足
当跳水成为中国最厉害的项目之一，很多人就只能看到它作为竞技的一面。
也有很多人会认为，只要进入了竞技比赛模式，一生就注定伤病了。
但实际上，跳水可以是兴趣爱好，也可以是健身方法。
在北欧国家挪威，很多人把跳水当日常游戏来玩。
挪威甚至有一个著名的“死亡跳水赛”，自20世纪70年代首创，到现在已有50多年的历史。
这比赛和普通的跳水不同，规则可用奇葩形容。
所有参赛者从10米跳台一跃而下，都要尽可能地张开四肢，直到接近水面才蜷缩起来。
比的自然不是压水花，而是看谁在空中张开得大，时间长。
还有人将“死亡跳水”带到野外，在悬崖上跳，在冰天雪地里跳。
两相对比，中国对业余跳水的宣传，天津的大爷大妈，已经算是中坚力量了。
根据中国游泳协会的统计，全国登记注册的跳水运动员不到1000人，能参加顶级比赛的不到300人。
也就是说，差不多140万人里才有1个跳水运动员。
3.配套及服务跟不上
在中国，大部分跳水设施，都是服务于培训和比赛的。
很多游泳馆里虽有跳台，却不开放。
一些看似开放给公众使用，其实是机构的训练场，没有购课的普通人不能使用。
如果要问为什么，那么官方回答是：不安全。
其实更准确的回答是，大多数人缺乏跳水基础，不会跳，容易受伤。
所以归根究底，是大部分游泳馆不能跳水，能跳水的地方缺教练。
普通人想尝试一下，也没有机会。
“机会”二字，就是跳水产业的一个瓶颈。
面对这样的困境，如果带入一种产业化思路，就会完全不一样。
一个可以参考的思路，是巴西的足球青训。
早在2014年，中国记者就曾到巴西采访过多家著名的青训机构，其中就有圣保罗青训基地。
这家机构中集成了多个不同等级的天然草地球场，以及各种设施。
游泳池、健身、理疗、心理辅导、甚至牙科诊所，应有尽有。
住在基地中的青少年们，按时坐校车去学文化课，其余时间在基地内接受专业训练打下基础，直到18岁拥有专业技能被球队选走。
这些青训基地的运营经费不是运动员交的，而是专业球队在“买”球员时支付的转会费。
比如巴西球员卢卡斯·莫拉签约巴黎圣日耳曼时，圣保罗俱乐部就收到了4000万欧元的转会费，可供俱乐部运营10年。
卢卡斯·莫拉
按照这样的思路来运营足球青训产业，巴西从不缺教练，更不缺宣传和配套。
产业化可以破除掉重重阻碍，让纯粹的竞技运动来到普通人的身边。
体育也能发挥出更大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