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大做科学家”，在马林的孩提时代，这几乎是一个模范答案。
他确实也朝着这个方向前行，时至今日，这位30多岁的讲师还模糊记得少年的憧憬：“科学界的生活应该是田园诗一样，有学问的人聚集在一起，追寻知识和真理。为了共同的目标，科学界会毫不动摇地互相支持。”
但遗憾的是，当他投身其中时，科学界并未如他所期待的那样。
学术界的权力等级下，在他面前摊开的是另一幅画面。“念书时，实验室里30多人，有好几个小团体，资源靠抢。师兄们不想干的活，会理所当然地推给师弟。” 交好的前辈嘱咐他，“防着点，不要随便跟别人聊可行性高的idea。” 马林有一篇发在核心期刊的论文，小老板几乎没做什么贡献，但要走了一作。
工作之后，一切也没有变得更好，属于他自己的科研时间不断被挤占，“老人们”把细碎的杂事交给他，他几乎无法拒绝，“之后的考评，这些人都可能是评委中的一员。” 在他加入院领导的团队后，至少一年都在帮对方冲论文、写本子，自己的成果是零。
马林一直很难用言语形容这种生态，像是一种有毒的空气，为了生存，只能把自己浸润其中，但他和同侪确实明显感到不适。
在国外，同样的问题充斥着学术界，身处其中的研究者们找到了更精准的定义：“学术欺凌”（Academic Bully）。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对此有着明确的定义：
学术欺凌是在高校和研究机构中，主要发生在研究者之间的一种持续的、渐进的、针对他人的攻击性行为。学术欺凌的实施主体可以是高校的行政领导、权威学者、教授，也可以是在同一科研领域工作的同事或同学。
学术欺凌既包括校园欺凌的常见形式，如辱骂、公开侮辱、网络诽谤和关系孤立等。同时，也包括一些学术场域内特有的现象，如强迫下属或学生承担不必要的科研任务，窃取、剥夺他人的学术成果，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以及利用学术权力占据过多的学术资源，故意排斥他人发展。
根据多项研究，学术欺凌会对被欺凌者的学术和个人生活造成严重而持久的影响，受害者被报告可能患有抑郁、睡眠障碍或存在自杀意念。同时，学术欺凌还会影响科学进步，比如受害者离开学术界，增加工作人员的流动率；同时，在恃强凌弱的环境驱动下，人们会为了发表论文或获得经费，剽窃或伪造数据。
2019年的一项综述发现，25%的教职人员自我报告受到过欺凌，40%-50%的教职人员称，见过其他人受到欺凌。同年，《自然》对63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博士生进行调研，1/5的受访者报告了被欺凌的遭遇，其中 57%的人表示，由于害怕受到报复而不敢与他人谈论自己的处境。
享有盛名的德国基础研究机构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也曾展开自查，根据其86个研究所里9000多名员工的调查显示，1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过去的12个月里经历过霸凌，另有17.5%的受访者说自己在更早以前经历过霸凌。
在中国的语境中，学术界的年轻人对权力的滥用逐渐警惕，但他们更习惯用“PUA”将一切打包，这同时模糊了诸多问题。当学术欺凌以隐蔽形式展开时，我们清楚地看见，受害者们在其中的挣扎与困惑。同时，即使一些受害者能够分辨出“这是欺凌行为”，也因为缺少申诉和保护机制，担心遭到报复，选择忍气吞声。
事实上，当我们讨论科学如何健康发展时，各个利益攸关方应该意识到，正视并解决学术欺凌问题，改善机构环境，为培育科学家创造力营造健康土壤，是至关重要的。
学术批评还是学术欺凌？
结合访谈和相关研究，关于“学术欺凌”，最常见和明显的行为是嘲笑和贬损，这多见于学生和导师之间——这是学术界最严重的权力不对称关系，为欺凌的发生铺平道路。
一位已经毕业的博士生回忆自己与导师的相处，“像坐过山车”。他很难预判导师因何暴怒，“往往都是小错误”引发的无休止羞辱，比如邮件没有标注日期，或者论文中出现一个错别字。
组会上，当着师弟师妹的面，导师抓起手里的报告，丢在他的脸上，“整张脸都是扭曲的，他一直在吼，说得最多的就是，你做的是垃圾，人也是个垃圾。”
他明显感觉自己的崩塌：整晚失眠；尽量拖到最后一刻给导师发信息；收到导师回信时，整个人心慌手抖；不得不见面的那一天，他必须提前做好心理建设。
包括这位博士在内，遭受嘲笑和贬损的学术人员共同面临的问题之一是，他们很难分辨“学术批评”和“欺凌”的边界。“我的导师未必没有察觉自己的过分，他总会隔一段时间就讲，可能话说得很过分，但这是对你们的严格要求，是为了你们成长。”
也有人坚持自己的判断，“他（导师）更多是以羞辱为乐，因为他总在公共场合谈论我有多么糟糕，而不是私下提出建议，他好像更喜欢看我窘迫的样子。”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研究纳米科技的学者 Morteza Mahmoudi 曾是学术欺凌的受害者，也是幸存者，他是“学术平等运动”（Academic Parity Movement）的联合发起人和负责人。作为学术欺凌的研究者，他几乎被受害者和目睹者的电子邮件和电话淹没。
Mahmoudi在分辨“学术欺凌”和“学术批评/讨论”时提到，关键差异在于，学术人员拥有批评和反驳的自由，而无需担忧被报复或其他后果。
学术欺凌的研究者们还描述了另一种欺凌形式，“围攻”。如果一位研究人员存在潜力或者有可能获得成功，欺凌者们会结成同盟，破坏当事人的职业生涯。一位在荷兰工作的国际学者提到，在她获得数百万美元的资助之前，她所身处的工作环境一直很好，但在获得资助之后，她成了骚扰的目标，甚至因为欺凌，最终离开了大学。
在我们收集的访谈中，有人报告来自同辈的孤立行为。
马林提到一位师妹遭到排挤的情况，这是他对“学术欺凌”最深刻的印象。对方手稳，实验设计做得缜密漂亮，导师总拿她和其他人做对比，夸她“有天赋，人还勤奋”。
“科研环境是鼓励竞争的，这本身没什么问题，但同时也滋生了嫉妒，这些情绪和行为非常微妙，你能明显感觉到，这给当事人带来许多困扰”，在马林的描述中，师妹遭到同组人的排挤，“拿她当空气；取笑她的口音，模仿她说话的方式”，令他感觉糟糕的是，一些资历深的师兄师姐会联合实验室的工作人员给师妹使绊子，明明是公共的实验设备，总轮不到对方使用，“问就是他们在用，需要排队。”
马林目睹了一切的发生，他同情师妹，但也坦陈，自己不愿插手“麻烦”。“其他人可能大多都是这样的心态，有人会讨论，‘是不是师妹不会做人，才惹来了这些事’”。
学术欺凌的研究者们对上述情况也有所观察，他们描述了一种“无意/不情愿的共谋欺凌”：当欺凌发生后，同事可能会在社交上排斥受害者，因为他们不愿意和“麻烦制造者”联系在一起。管理者也可能将欺凌定义为“个人冲突”，从而使得被欺凌者失去保护。
学术欺凌还是师生冲突？
在中国的相关研究和教育文件中，我们很难看到“学术欺凌”的表述，更多的是“师生冲突/矛盾”“导学关系”等中性描述。
身在此山中，中国学术界的年轻人有时很难精准描述自己的困境，但他们往往会用其他词语描述权力差异下的个体处境 —— “工具人”、“青椒”、“学术民工”，这类带有戏谑成分的词语，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学术界的光环。
在访谈中，我们听到最多的是学术成果被抢夺的问题，比如“一作”（第一作者）、通讯作者，这与研究者个人利益捆绑紧密。一位青年学者告诉我，关于论文署名，本质在于“话语权”。
类似的报告包括：自己的导师曾多次表示，文章署名是由导师决定，不存在按照贡献分配，并称“这是学术界的共识”。这种背景下，报告者称，在自己和同门发表的论文中，导师有时会署名一作，有时会把一作给毫无贡献的“爱徒”，理由是“对方需要”。也有报告者称，文章署名曾被导师拿去“做人情”。
同时，也有其他报告者称，利益驱动下，论文署名的抢夺还来自其他人，小导师、师兄师姐、领导……
论文署名一直是学术界持久争论的复杂议题，但国内一些学术机构对违背科研伦理的署名行为有明确的规定。
2022年2月，中科院科研道德委员会发布“负面清单”，列出七类学术论著署名的负面行为：包括禁止无实质性贡献的人员参与署名，禁止荣誉性、馈赠性、利益交换性署名或夹带署名；不得违反署名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时的必要原则而罗列过多的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等等。
在对于学术欺凌的描述中，还存在一种现象让人警惕：强迫下属或学生承担不必要的工作。
邹雨是一位第七年的博士，她曾描述自己在导师的项目组中长时间、超负荷地从事与自己论文并不相关的项目工作。“博二那年，轮到项目检查，我平均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两个月之后，身体垮了，直接住院，一周掉了10斤。”
起初，邹雨认为做项目是“导师的器重”，“可以跟着学习很多东西”，导师也经常会用“锻炼你们”“为你们好”这样的说辞，但过程中，她感觉自己并没有得到明确的指点，“更多是否定，有时候你会感觉，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在否定之后，他也没有明确提出修正方向。”
“很难说有没有得到能力的提升，毕竟你反复做这些工作，没有学到东西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做的项目基本与自己的论文无关，没有署名，也没有得到相应的劳务费，有时候四五项工作同时并进，一学期可能只有几百元的报酬。”
在博士的前几年里，大量时间被挤占，她自己的论文进展极其缓慢，不得不选择延毕。
“与其说能力增长，对我来说，更多的是痛苦的增加”。
博三那年，邹雨在医院确诊了中度抑郁，她向导师讲述了情况，得到的回复是“先休息一段时间。”
在她病情明显的阶段里，导师的信息不断涌进，“没有一句关切，只是说，这个事儿还是想让你干一下，跟他提病情，他最终还是会绕回来，主题只有一个，给他干活。”
除了不必要的科研项目外，报告者称自己被要求承担诸多杂事和私事，甚至包括接送导师或领导的孩子上下学，给孩子补课，去超市跑腿。
一位青年科研人员留校任教之后，和导师原本几乎不存在工作或经费的交集，“严格意义上讲，我们只是同事关系”。但“公”和“私”的边界被导师一再模糊，这位年轻科研人员始终无法拒绝来自导师的要求，比如一些报销琐事，一些项目的画图工作，“别人交给他的很多事情都被推给我，比如一些文字工作，写项目背景或者搜集资料等等，都是很杂的事情。”
“拒绝”是这位科研人员从没想过的选项，“毕竟是导师，拒绝可能会产生争执，弄得不好看。而且其他人怎么看？你和自己的导师都处不好，那和其他人还怎么合作？”
反叛者的代价
访谈对象普遍反映，拒绝和“反叛”需要付出代价。尤其对于博士生们来说，他们在获取学术资源、研究预算、交流机会、奖学金和其他荣誉方面高度依赖导师。
一位在读博士描述自己遇到的情况，“面对导师不合理的要求，有同门拒绝了，他（导师）开始在很多地方卡学生毕业，比如需要导师签字的地方很多，甚至毕业或者不毕业，也全看导师一支笔，他拖着不签，学院老师催好几遍，他就卡着。导师对外会解释，是自己学术态度严谨，总之，不会轻易让你通关。”
2018年，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陶崇园的悲剧事件发生后，教育部曾出台规定，要求“建立健全师德失范行为受理与调查处理机制，指定或设立专门组织负责，明确受理、调查、认定、处理、复核、监督等处理程序……”
然而在实际执行中，很少有年轻人提及这套机制，“没有相应的流程和指引”，“没有申诉渠道”，更重要的是，“几乎没人敢（申诉）”。
在学术界，人们更多强调对权威的顺从和尊重，导师、领导、学术前辈被赋予权威、权力和尊重。师门里，“反叛者”更像是“逆子”，他们面对的并不是某个具体的权威个体，而是制度下的利益同盟。
一位博士讲述自己更换导师的艰辛，需要找院领导沟通，需要原导师签字放行，需要找到愿意接受自己的导师，每一关都攸关人情、面子、利益（招生名额）。他最终成功换了导师，也因此成了院系里的知名人士，管理者口中的“刺头”。在学院工作的朋友甚至私下告诉他，他原本有望获得的荣誉，也将变得遥不可及。
2014年，一位医学专家在其专栏讲述一次面试经历，一位博士在其口头陈述时，表示自己有第一作者发表的6篇中文论文，但其提交的书面材料中，6篇中文论文第一作者2篇，第二作者4篇。在场有人提出疑问，博士回答，“另外4篇虽然不是第一作者，第一作者是我的导师，实际上都是我一个人写的。”
这位博士由此在面试中失利。集中讨论的环节，有教授指出，这样的年轻人怎么能够把老板卖了呢？招进来之后如何配合科主任做好工作？以后怕是不能与同事和谐相处。
即使毕业之后，留在学术界的年轻人们依然有可能面对来自上司或同事的欺凌。以马林为例，他一直希望获得晋升和长聘，抢占他的科研时间、夺走他学术成果的一方手握制定绩效标准的权力，“没有路径可以申诉或抗争，除非辞职或退出学术界。”
一位组织行为学博士在其文章里写，“学术文化充满了为欺凌辩护的神话，它赞美支配地位、竞争力和高成就的价值观。”
“成功的学者将过去遭受的苦难合理化和浪漫化，在这种观点下，人们不太可能将欺凌视为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会认真对待年轻研究人员经受的困境。因为一旦每个人都接受了‘苦难是成功所必需’的观点，就没有更多理由反对它” —— 这也使得人们报告自己受害，或寻求干预变得特别极其困难。
学术界能做什么？
在欧洲念书的博士苏淇给我讲述了她幸免于“学术欺凌”的经历。
按照规定，她所在的学校实行双导师制，并对导师有着诸多约束条款，比如“每两周跟学生开一次会，学生发邮件向导师咨询，如果导师三天内不回复，是不礼貌也不合规矩的，导师是需要解释具体原因的。”
在撰写论文时，苏淇是主要撰写者，大导师把控方向和细节，小导师只是做了一些较少的修改工作。在投稿过程中小导师私下表达了要二作和通讯的想法，但大导师公开发群邮件说作者顺序理应按照贡献来排作者顺序，即：学生一作，大导师二作，小导师贡献不及大导师，因此三作。
在后续的沟通中，小导师对苏淇表现出明显不满。“他带的其他学生，别人都会给他二作和通讯”。
在最后一轮修改时，小导师发邮件嘲讽“一段文字有上百个错误”。这让苏淇感到困惑，“这是否认我和我大导师的成果，甚至那段话都没有上百个字。”
“但是我在跟大导师的沟通中，习惯讲事实，他（小导师）这样更多是一种情绪发泄，但我不能接受。”苏淇给小导师发邮件，要求对方具体指出错误。“他似是而非地回复了一下，说我的意思只是需要提高什么的。”
此后，小导师又在许多场合表现出明显的差别对待和冷落，但苏淇充分利用了“双导师制度”的优点，她将更多的沟通时间留给大导师，大导师会发群组邮件，告知小导师当日的讨论内容。
“我能够不在意的还有一点，在很明确的毕业路线上，博士都有明确的计划书，这是在学校报备的，只要把东西做完就能毕业，不存在小导师不让就无法毕业的情况。博士的时间非常宝贵，甚至当你觉得研究过程可能跑偏的时候，可以随时提出。毕竟是双导师制度，很多情况下，一些小动作不可能做得那么明显。”
苏淇还介绍了学校保护学生的一种机制，“刚入学的时候，学校提供了许多面向博士的免费课程，比如如何与导师相处，如何正确地汇报问题。这门课程的老师与导师完全独立，属于学校另一个部门的，课程老师会清楚引导博士，如果遇到沟通障碍，可以向哪个部门反映问题。”
但纵观全球学术界，干预和反对“学术欺凌”始终充满困难。
《自然》子刊报告了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匿名博士生，他曾遭遇导师长期的精神折磨，他觉得“学校更有动力支持一位高知名度、能为学校带来数百万美元经费的老师，而不是一位学生”。在他离开那所学校，在新地方安顿之后，正式发起举报。然而，调查拖了12个月，大学给他回邮件要一周，初次面谈约了一个月，公布最终调查结果的截止日期延期两次。他被告知，任何结果和惩罚只有学校和导师知道。
作为学术欺凌的长期研究者，Morteza Mahmoudi撰写了一篇《学术欺凌幸存者指南》，他试图提供一些经验：
试着记录你们的互动和虐待行为，包括事件经过、自己的感受、如何回应，记录的过程能让被欺凌者意识到是否反常，是否已经形成某种模式。
咨询所在机构的监察员和调解办公室，寻求专业人员的指导。要求该机构对你投诉案件调查结果的总结信，如果未来雇主对曾发生的事情有所疑问，可以证明你得到了调查支持，没有任何不当行为。
寻找可能正在经历同样情况但害怕说出来的人，对于一个机构来说，忽视或消除多名研究人员共同陈述的案例是更困难的事情。
要有一个退出策略，提前联系好其他导师和合作者。从你决定说出来的那一刻起，就应该做好被报复的准备，有可能会损害你的声誉，也可能会被解雇。即使是一份有充分根据的关于虐待的投诉文件也可能引发制度性的强烈抵制。
提醒自己，你没有做错什么，出现这种恶劣的行为，不是你的错。你是靠努力工作才走到今天这一步。
最后，Mahmoudi写道，“最终，阻止学术欺凌链条的唯一有效方法，是让全体科学工作者共同意识到，我们的工作场所将不再容忍欺凌行为。”
“长大做科学家”，在马林的孩提时代，这几乎是一个模范答案。
他确实也朝着这个方向前行，时至今日，这位30多岁的讲师还模糊记得少年的憧憬：“科学界的生活应该是田园诗一样，有学问的人聚集在一起，追寻知识和真理。为了共同的目标，科学界会毫不动摇地互相支持。”
但遗憾的是，当他投身其中时，科学界并未如他所期待的那样。
学术界的权力等级下，在他面前摊开的是另一幅画面。“念书时，实验室里30多人，有好几个小团体，资源靠抢。师兄们不想干的活，会理所当然地推给师弟。” 交好的前辈嘱咐他，“防着点，不要随便跟别人聊可行性高的idea。” 马林有一篇发在核心期刊的论文，小老板几乎没做什么贡献，但要走了一作。
工作之后，一切也没有变得更好，属于他自己的科研时间不断被挤占，“老人们”把细碎的杂事交给他，他几乎无法拒绝，“之后的考评，这些人都可能是评委中的一员。” 在他加入院领导的团队后，至少一年都在帮对方冲论文、写本子，自己的成果是零。
马林一直很难用言语形容这种生态，像是一种有毒的空气，为了生存，只能把自己浸润其中，但他和同侪确实明显感到不适。
在国外，同样的问题充斥着学术界，身处其中的研究者们找到了更精准的定义：“学术欺凌”（Academic Bully）。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对此有着明确的定义：
学术欺凌是在高校和研究机构中，主要发生在研究者之间的一种持续的、渐进的、针对他人的攻击性行为。学术欺凌的实施主体可以是高校的行政领导、权威学者、教授，也可以是在同一科研领域工作的同事或同学。
学术欺凌既包括校园欺凌的常见形式，如辱骂、公开侮辱、网络诽谤和关系孤立等。同时，也包括一些学术场域内特有的现象，如强迫下属或学生承担不必要的科研任务，窃取、剥夺他人的学术成果，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以及利用学术权力占据过多的学术资源，故意排斥他人发展。
根据多项研究，学术欺凌会对被欺凌者的学术和个人生活造成严重而持久的影响，受害者被报告可能患有抑郁、睡眠障碍或存在自杀意念。同时，学术欺凌还会影响科学进步，比如受害者离开学术界，增加工作人员的流动率；同时，在恃强凌弱的环境驱动下，人们会为了发表论文或获得经费，剽窃或伪造数据。
2019年的一项综述发现，25%的教职人员自我报告受到过欺凌，40%-50%的教职人员称，见过其他人受到欺凌。同年，《自然》对63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博士生进行调研，1/5的受访者报告了被欺凌的遭遇，其中 57%的人表示，由于害怕受到报复而不敢与他人谈论自己的处境。
享有盛名的德国基础研究机构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也曾展开自查，根据其86个研究所里9000多名员工的调查显示，1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过去的12个月里经历过霸凌，另有17.5%的受访者说自己在更早以前经历过霸凌。
在中国的语境中，学术界的年轻人对权力的滥用逐渐警惕，但他们更习惯用“PUA”将一切打包，这同时模糊了诸多问题。当学术欺凌以隐蔽形式展开时，我们清楚地看见，受害者们在其中的挣扎与困惑。同时，即使一些受害者能够分辨出“这是欺凌行为”，也因为缺少申诉和保护机制，担心遭到报复，选择忍气吞声。
事实上，当我们讨论科学如何健康发展时，各个利益攸关方应该意识到，正视并解决学术欺凌问题，改善机构环境，为培育科学家创造力营造健康土壤，是至关重要的。
学术批评还是学术欺凌？
结合访谈和相关研究，关于“学术欺凌”，最常见和明显的行为是嘲笑和贬损，这多见于学生和导师之间——这是学术界最严重的权力不对称关系，为欺凌的发生铺平道路。
一位已经毕业的博士生回忆自己与导师的相处，“像坐过山车”。他很难预判导师因何暴怒，“往往都是小错误”引发的无休止羞辱，比如邮件没有标注日期，或者论文中出现一个错别字。
组会上，当着师弟师妹的面，导师抓起手里的报告，丢在他的脸上，“整张脸都是扭曲的，他一直在吼，说得最多的就是，你做的是垃圾，人也是个垃圾。”
他明显感觉自己的崩塌：整晚失眠；尽量拖到最后一刻给导师发信息；收到导师回信时，整个人心慌手抖；不得不见面的那一天，他必须提前做好心理建设。
包括这位博士在内，遭受嘲笑和贬损的学术人员共同面临的问题之一是，他们很难分辨“学术批评”和“欺凌”的边界。“我的导师未必没有察觉自己的过分，他总会隔一段时间就讲，可能话说得很过分，但这是对你们的严格要求，是为了你们成长。”
也有人坚持自己的判断，“他（导师）更多是以羞辱为乐，因为他总在公共场合谈论我有多么糟糕，而不是私下提出建议，他好像更喜欢看我窘迫的样子。”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研究纳米科技的学者 Morteza Mahmoudi 曾是学术欺凌的受害者，也是幸存者，他是“学术平等运动”（Academic Parity Movement）的联合发起人和负责人。作为学术欺凌的研究者，他几乎被受害者和目睹者的电子邮件和电话淹没。
Mahmoudi在分辨“学术欺凌”和“学术批评/讨论”时提到，关键差异在于，学术人员拥有批评和反驳的自由，而无需担忧被报复或其他后果。
学术欺凌的研究者们还描述了另一种欺凌形式，“围攻”。如果一位研究人员存在潜力或者有可能获得成功，欺凌者们会结成同盟，破坏当事人的职业生涯。一位在荷兰工作的国际学者提到，在她获得数百万美元的资助之前，她所身处的工作环境一直很好，但在获得资助之后，她成了骚扰的目标，甚至因为欺凌，最终离开了大学。
在我们收集的访谈中，有人报告来自同辈的孤立行为。
马林提到一位师妹遭到排挤的情况，这是他对“学术欺凌”最深刻的印象。对方手稳，实验设计做得缜密漂亮，导师总拿她和其他人做对比，夸她“有天赋，人还勤奋”。
“科研环境是鼓励竞争的，这本身没什么问题，但同时也滋生了嫉妒，这些情绪和行为非常微妙，你能明显感觉到，这给当事人带来许多困扰”，在马林的描述中，师妹遭到同组人的排挤，“拿她当空气；取笑她的口音，模仿她说话的方式”，令他感觉糟糕的是，一些资历深的师兄师姐会联合实验室的工作人员给师妹使绊子，明明是公共的实验设备，总轮不到对方使用，“问就是他们在用，需要排队。”
马林目睹了一切的发生，他同情师妹，但也坦陈，自己不愿插手“麻烦”。“其他人可能大多都是这样的心态，有人会讨论，‘是不是师妹不会做人，才惹来了这些事’”。
学术欺凌的研究者们对上述情况也有所观察，他们描述了一种“无意/不情愿的共谋欺凌”：当欺凌发生后，同事可能会在社交上排斥受害者，因为他们不愿意和“麻烦制造者”联系在一起。管理者也可能将欺凌定义为“个人冲突”，从而使得被欺凌者失去保护。
学术欺凌还是师生冲突？
在中国的相关研究和教育文件中，我们很难看到“学术欺凌”的表述，更多的是“师生冲突/矛盾”“导学关系”等中性描述。
身在此山中，中国学术界的年轻人有时很难精准描述自己的困境，但他们往往会用其他词语描述权力差异下的个体处境 —— “工具人”、“青椒”、“学术民工”，这类带有戏谑成分的词语，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学术界的光环。
在访谈中，我们听到最多的是学术成果被抢夺的问题，比如“一作”（第一作者）、通讯作者，这与研究者个人利益捆绑紧密。一位青年学者告诉我，关于论文署名，本质在于“话语权”。
类似的报告包括：自己的导师曾多次表示，文章署名是由导师决定，不存在按照贡献分配，并称“这是学术界的共识”。这种背景下，报告者称，在自己和同门发表的论文中，导师有时会署名一作，有时会把一作给毫无贡献的“爱徒”，理由是“对方需要”。也有报告者称，文章署名曾被导师拿去“做人情”。
同时，也有其他报告者称，利益驱动下，论文署名的抢夺还来自其他人，小导师、师兄师姐、领导……
论文署名一直是学术界持久争论的复杂议题，但国内一些学术机构对违背科研伦理的署名行为有明确的规定。
2022年2月，中科院科研道德委员会发布“负面清单”，列出七类学术论著署名的负面行为：包括禁止无实质性贡献的人员参与署名，禁止荣誉性、馈赠性、利益交换性署名或夹带署名；不得违反署名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时的必要原则而罗列过多的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等等。
在对于学术欺凌的描述中，还存在一种现象让人警惕：强迫下属或学生承担不必要的工作。
邹雨是一位第七年的博士，她曾描述自己在导师的项目组中长时间、超负荷地从事与自己论文并不相关的项目工作。“博二那年，轮到项目检查，我平均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两个月之后，身体垮了，直接住院，一周掉了10斤。”
起初，邹雨认为做项目是“导师的器重”，“可以跟着学习很多东西”，导师也经常会用“锻炼你们”“为你们好”这样的说辞，但过程中，她感觉自己并没有得到明确的指点，“更多是否定，有时候你会感觉，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在否定之后，他也没有明确提出修正方向。”
“很难说有没有得到能力的提升，毕竟你反复做这些工作，没有学到东西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做的项目基本与自己的论文无关，没有署名，也没有得到相应的劳务费，有时候四五项工作同时并进，一学期可能只有几百元的报酬。”
在博士的前几年里，大量时间被挤占，她自己的论文进展极其缓慢，不得不选择延毕。
“与其说能力增长，对我来说，更多的是痛苦的增加”。
博三那年，邹雨在医院确诊了中度抑郁，她向导师讲述了情况，得到的回复是“先休息一段时间。”
在她病情明显的阶段里，导师的信息不断涌进，“没有一句关切，只是说，这个事儿还是想让你干一下，跟他提病情，他最终还是会绕回来，主题只有一个，给他干活。”
除了不必要的科研项目外，报告者称自己被要求承担诸多杂事和私事，甚至包括接送导师或领导的孩子上下学，给孩子补课，去超市跑腿。
一位青年科研人员留校任教之后，和导师原本几乎不存在工作或经费的交集，“严格意义上讲，我们只是同事关系”。但“公”和“私”的边界被导师一再模糊，这位年轻科研人员始终无法拒绝来自导师的要求，比如一些报销琐事，一些项目的画图工作，“别人交给他的很多事情都被推给我，比如一些文字工作，写项目背景或者搜集资料等等，都是很杂的事情。”
“拒绝”是这位科研人员从没想过的选项，“毕竟是导师，拒绝可能会产生争执，弄得不好看。而且其他人怎么看？你和自己的导师都处不好，那和其他人还怎么合作？”
反叛者的代价
访谈对象普遍反映，拒绝和“反叛”需要付出代价。尤其对于博士生们来说，他们在获取学术资源、研究预算、交流机会、奖学金和其他荣誉方面高度依赖导师。
一位在读博士描述自己遇到的情况，“面对导师不合理的要求，有同门拒绝了，他（导师）开始在很多地方卡学生毕业，比如需要导师签字的地方很多，甚至毕业或者不毕业，也全看导师一支笔，他拖着不签，学院老师催好几遍，他就卡着。导师对外会解释，是自己学术态度严谨，总之，不会轻易让你通关。”
2018年，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陶崇园的悲剧事件发生后，教育部曾出台规定，要求“建立健全师德失范行为受理与调查处理机制，指定或设立专门组织负责，明确受理、调查、认定、处理、复核、监督等处理程序……”
然而在实际执行中，很少有年轻人提及这套机制，“没有相应的流程和指引”，“没有申诉渠道”，更重要的是，“几乎没人敢（申诉）”。
在学术界，人们更多强调对权威的顺从和尊重，导师、领导、学术前辈被赋予权威、权力和尊重。师门里，“反叛者”更像是“逆子”，他们面对的并不是某个具体的权威个体，而是制度下的利益同盟。
一位博士讲述自己更换导师的艰辛，需要找院领导沟通，需要原导师签字放行，需要找到愿意接受自己的导师，每一关都攸关人情、面子、利益（招生名额）。他最终成功换了导师，也因此成了院系里的知名人士，管理者口中的“刺头”。在学院工作的朋友甚至私下告诉他，他原本有望获得的荣誉，也将变得遥不可及。
2014年，一位医学专家在其专栏讲述一次面试经历，一位博士在其口头陈述时，表示自己有第一作者发表的6篇中文论文，但其提交的书面材料中，6篇中文论文第一作者2篇，第二作者4篇。在场有人提出疑问，博士回答，“另外4篇虽然不是第一作者，第一作者是我的导师，实际上都是我一个人写的。”
这位博士由此在面试中失利。集中讨论的环节，有教授指出，这样的年轻人怎么能够把老板卖了呢？招进来之后如何配合科主任做好工作？以后怕是不能与同事和谐相处。
即使毕业之后，留在学术界的年轻人们依然有可能面对来自上司或同事的欺凌。以马林为例，他一直希望获得晋升和长聘，抢占他的科研时间、夺走他学术成果的一方手握制定绩效标准的权力，“没有路径可以申诉或抗争，除非辞职或退出学术界。”
一位组织行为学博士在其文章里写，“学术文化充满了为欺凌辩护的神话，它赞美支配地位、竞争力和高成就的价值观。”
“成功的学者将过去遭受的苦难合理化和浪漫化，在这种观点下，人们不太可能将欺凌视为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会认真对待年轻研究人员经受的困境。因为一旦每个人都接受了‘苦难是成功所必需’的观点，就没有更多理由反对它” —— 这也使得人们报告自己受害，或寻求干预变得特别极其困难。
学术界能做什么？
在欧洲念书的博士苏淇给我讲述了她幸免于“学术欺凌”的经历。
按照规定，她所在的学校实行双导师制，并对导师有着诸多约束条款，比如“每两周跟学生开一次会，学生发邮件向导师咨询，如果导师三天内不回复，是不礼貌也不合规矩的，导师是需要解释具体原因的。”
在撰写论文时，苏淇是主要撰写者，大导师把控方向和细节，小导师只是做了一些较少的修改工作。在投稿过程中小导师私下表达了要二作和通讯的想法，但大导师公开发群邮件说作者顺序理应按照贡献来排作者顺序，即：学生一作，大导师二作，小导师贡献不及大导师，因此三作。
在后续的沟通中，小导师对苏淇表现出明显不满。“他带的其他学生，别人都会给他二作和通讯”。
在最后一轮修改时，小导师发邮件嘲讽“一段文字有上百个错误”。这让苏淇感到困惑，“这是否认我和我大导师的成果，甚至那段话都没有上百个字。”
“但是我在跟大导师的沟通中，习惯讲事实，他（小导师）这样更多是一种情绪发泄，但我不能接受。”苏淇给小导师发邮件，要求对方具体指出错误。“他似是而非地回复了一下，说我的意思只是需要提高什么的。”
此后，小导师又在许多场合表现出明显的差别对待和冷落，但苏淇充分利用了“双导师制度”的优点，她将更多的沟通时间留给大导师，大导师会发群组邮件，告知小导师当日的讨论内容。
“我能够不在意的还有一点，在很明确的毕业路线上，博士都有明确的计划书，这是在学校报备的，只要把东西做完就能毕业，不存在小导师不让就无法毕业的情况。博士的时间非常宝贵，甚至当你觉得研究过程可能跑偏的时候，可以随时提出。毕竟是双导师制度，很多情况下，一些小动作不可能做得那么明显。”
苏淇还介绍了学校保护学生的一种机制，“刚入学的时候，学校提供了许多面向博士的免费课程，比如如何与导师相处，如何正确地汇报问题。这门课程的老师与导师完全独立，属于学校另一个部门的，课程老师会清楚引导博士，如果遇到沟通障碍，可以向哪个部门反映问题。”
但纵观全球学术界，干预和反对“学术欺凌”始终充满困难。
《自然》子刊报告了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匿名博士生，他曾遭遇导师长期的精神折磨，他觉得“学校更有动力支持一位高知名度、能为学校带来数百万美元经费的老师，而不是一位学生”。在他离开那所学校，在新地方安顿之后，正式发起举报。然而，调查拖了12个月，大学给他回邮件要一周，初次面谈约了一个月，公布最终调查结果的截止日期延期两次。他被告知，任何结果和惩罚只有学校和导师知道。
作为学术欺凌的长期研究者，Morteza Mahmoudi撰写了一篇《学术欺凌幸存者指南》，他试图提供一些经验：
试着记录你们的互动和虐待行为，包括事件经过、自己的感受、如何回应，记录的过程能让被欺凌者意识到是否反常，是否已经形成某种模式。
咨询所在机构的监察员和调解办公室，寻求专业人员的指导。要求该机构对你投诉案件调查结果的总结信，如果未来雇主对曾发生的事情有所疑问，可以证明你得到了调查支持，没有任何不当行为。
寻找可能正在经历同样情况但害怕说出来的人，对于一个机构来说，忽视或消除多名研究人员共同陈述的案例是更困难的事情。
要有一个退出策略，提前联系好其他导师和合作者。从你决定说出来的那一刻起，就应该做好被报复的准备，有可能会损害你的声誉，也可能会被解雇。即使是一份有充分根据的关于虐待的投诉文件也可能引发制度性的强烈抵制。
提醒自己，你没有做错什么，出现这种恶劣的行为，不是你的错。你是靠努力工作才走到今天这一步。
最后，Mahmoudi写道，“最终，阻止学术欺凌链条的唯一有效方法，是让全体科学工作者共同意识到，我们的工作场所将不再容忍欺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