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护主义抬头的当下，亚洲仍在积极推动着全球化，而中国在转移了劳动密集产业之后，将在高价值供应链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汇丰在其2023年一季度展望报告中指出，亚洲经济在去年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与此同时，全球制造业的重心继续东移，东南亚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的市场份额正在扩大，而中国正成为一个价值更高的零部件供应中心。
该行首席亚洲经济学家Frederic Neumann所带领的团队表示，尽管生活和经营成本飙升，拖累了经济增长，但大多数亚洲经济体仍然维持了可观的增长率，随着滞后影响的逐渐显现，兔年将以一种“更温和”的基调开始：
预到今年年中，整个亚洲地区将在中国的带动下提振，到那时，其他地方的央行也将结束紧缩周期，一些央行甚至会考虑再次降息以缓冲经济增长。
“兔子”也许不能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飞速前进，但它会稳步、顽强地前进。
然而，分析师们也警告，随着新冠疫情大流行的结束，全球贸易所面临的风险也正在变大，亚洲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将经受重大考验。
如下图，全球贸易限制的数量在过去十年中已经呈上升趋势，但在过去几年里又出现了激增。即使新的贸易自由化协定开始生效，全球新贸易壁垒的扩散仍是一个紧迫的问题。
由于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和其他因素，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新评估其供应链和工厂所在地。汇丰统计了最近几年企业高管们在营收电话会议上提到“近岸”（near-shoring, ）“回岸”（re-shoring）等术语的次数，发现在过去三年里，这一数字出现了显著增长，并在2022年创下了新的纪录。
除了美国，亚洲和欧洲讨论“供应链重组”的公司也越来越多。
然而，尽管分析师们承认在当下的周期中，全球贸易可能会经历一段艰难时期，但他们也同样认为，亚洲的产业和供应链将进行重组和调整，而不是“撤离”。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正在向价值链的上游移动，有望成为亚洲供应链的价值中心。
供应链调整，而不是撤离
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全球贸易已经开始下滑，但亚洲商品的出口仍然在2021年创下了历史新高。
Neumann团队认为，这种分裂的情况所展示的一个更有意义的趋势是 “亚洲工厂的重新调整”：即供应链的区域内部转移，而不是生产网络的“大规模撤离”。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亚洲整体贸易继续迅速扩张，去年占全球GDP的比重达到创纪录水平。美国的关税引发了贸易关系的轮换——美国更多地从其他生产国采购商品，而欧盟（和其他进口商）则更多地转向中国。
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关税，更多地促使了向其他亚洲供应商的转移，而不是将生产“回流”到美国。
汇丰认为，其原因可能包括亚洲现有制造业业务的深度和规模，以及该地区持续的成本竞争力和网络外部性，该地区目前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46%以上。
此外，分析师还提到，尽管当下有很多谈论“制造业转移回国”的声音，但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增长也凸显了亚洲的吸引力。如下图所示：全球FDI流入在2015年就已达到峰值，但流入亚洲的资金继续攀升，并在去年再创新高，中国仍然处于第一的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FDI的来源也在发生变化：从欧美转变为以亚洲内部为主，这也表明供应链正在进行调整和重组，从而加强区域生产网络，而非削弱。目前来自东北亚（以中国为主）的FDI在全球FDI流出中所占份额接近30%，目前已超过美国：
中国的海外投资不仅集中在自然资源领域或基础设施项目，流入东盟制造业的资金增长也尤其迅速，凸显了中国和东南亚经济体之间日益增长的供应链连通性。
同时，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双向贸易现在已经超过了中国与美国或欧盟之间的双边贸易。
汇丰指出，东盟和印度的FDI近年来大幅增长的一个原因是，这两个国家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竞争力不断增强——既吸引了中国企业，也重新引导了以前会涌入中国的FDI：
2009年，这些经济体的制造业工资水平要么高于中国，要么不足以抵消生产率差异。然而，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改变了竞争环境，南亚和东南亚市场现在可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与中国竞争。
当然，工资差异并不是竞争力和投资流动的唯一驱动力。例如，物流和基础设施能力对于寻求制造优势的公司来说非常重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在其收入阶层中仍然具有巨大的竞争力，这有助于它在某些类型的商品上获得与其基本生产力相称的市场份额。
中国：向价值链上游进发
分析师指出，中国出口增速仍高于全球贸易增速，但这种份额的上升并没有以牺牲成本较低的生产国为代价，表明中国正在向价值链的上游移动：
越南、印度和马来西亚也提高了它们的全球出口市场份额。相反，日本和韩国在亚洲地区的出口份额下降幅度最大，部分原因是它们继续将制造业活动转移到海外，部分原因是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中国正在向价值链上游移动。
出口构成也在向其他地区转移。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产业复杂性排名发生了变化：亚洲经济体在价值链上实现了飞跃，而德国、英国和美国等发达市场正在失去优势。
与此同时，中国的出口结构也在迅速转变，并产生了区域性和全球性的影响：如中国的汽车出口增长，相应地，日韩的出口份额减少了。
另一边，中国在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出口份额增长已经减缓，尤其是服装和鞋类，东南亚的份额有所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海外制造商对中国零部件的依赖正在变得越来越大，日本、欧美等国家的份额有所下降：
这里的潜在趋势是，随着中国向价值链上游移动，它将更多地成为其他地区制造商使用的中间产品的出口国，而不是进口国，这有助于加强地区供应链的连通性，从而增强竞争力。
例如，下图显示了中国零部件出口目的地随时间的变化：发达经济体的份额正在下降，而其他新兴市场（尤其是亚洲）的份额正在上升。就亚洲而言，从中国进口的中间产品目前占所有零部件进口的近20%，而韩国和越南从中国进口的这一比例接近三分之一或更高。
阻止“逆全球化”：太大而“带不走”
汇丰强调，西方试图将产业从亚洲转移回本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亚洲的产出占这些经济体需求的比重已经越来越大，到了难以剥离的程度。
从疫情导致的商品需求减弱，到保护主义抬头，再到企业新的供应链战略，亚洲的出口引擎明显存在减速的风险。但是“杞人忧天者”太容易忽视该地区制造业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中心地位。
下图显示了美国和欧洲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中，最终来自亚洲生产的增加值的份额。
有几件事很突出：首先，即使贸易占全球GDP的份额在2008年达到顶峰，亚洲生产者对西方经济体的重要性仍在稳步攀升；其次，亚洲制造占美国商品总需求的16%，在欧洲占12%以上，这几乎不是一个可以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轻易“带回家”的生产基地。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半导体制造——尤其是在高端芯片方面：
亚洲目前占全球产量的70%以上，在最新一代半导体领域几乎完全占据主导地位。尽管欧洲和美国正在努力重新夺回生产份额，但这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而且由于这种努力可能主要局限于尖端技术，大部分半导体制造以及所有类型商品的后续加工仍将留在亚洲。
下图强调了亚洲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的中心地位。意料之中的是，中国在全球产出中所占的份额最大，而其他国家与北美大致相当（并领先于欧洲）。与此同时，东盟和韩国的份额在过去十年中基本保持稳定，印度的份额稳步攀升。
这一切都不会让人感到意外。但汇丰认为，这确实有助于解释最近一些重要的趋势，这些趋势与所谓“去全球化”危言耸听者的说法相矛盾。
在保护主义抬头的当下，亚洲仍在积极推动着全球化，而中国在转移了劳动密集产业之后，将在高价值供应链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汇丰在其2023年一季度展望报告中指出，亚洲经济在去年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与此同时，全球制造业的重心继续东移，东南亚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的市场份额正在扩大，而中国正成为一个价值更高的零部件供应中心。
该行首席亚洲经济学家Frederic Neumann所带领的团队表示，尽管生活和经营成本飙升，拖累了经济增长，但大多数亚洲经济体仍然维持了可观的增长率，随着滞后影响的逐渐显现，兔年将以一种“更温和”的基调开始：
预到今年年中，整个亚洲地区将在中国的带动下提振，到那时，其他地方的央行也将结束紧缩周期，一些央行甚至会考虑再次降息以缓冲经济增长。
“兔子”也许不能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飞速前进，但它会稳步、顽强地前进。
然而，分析师们也警告，随着新冠疫情大流行的结束，全球贸易所面临的风险也正在变大，亚洲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将经受重大考验。
如下图，全球贸易限制的数量在过去十年中已经呈上升趋势，但在过去几年里又出现了激增。即使新的贸易自由化协定开始生效，全球新贸易壁垒的扩散仍是一个紧迫的问题。
由于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和其他因素，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新评估其供应链和工厂所在地。汇丰统计了最近几年企业高管们在营收电话会议上提到“近岸”（near-shoring, ）“回岸”（re-shoring）等术语的次数，发现在过去三年里，这一数字出现了显著增长，并在2022年创下了新的纪录。
除了美国，亚洲和欧洲讨论“供应链重组”的公司也越来越多。
然而，尽管分析师们承认在当下的周期中，全球贸易可能会经历一段艰难时期，但他们也同样认为，亚洲的产业和供应链将进行重组和调整，而不是“撤离”。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正在向价值链的上游移动，有望成为亚洲供应链的价值中心。
供应链调整，而不是撤离
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全球贸易已经开始下滑，但亚洲商品的出口仍然在2021年创下了历史新高。
Neumann团队认为，这种分裂的情况所展示的一个更有意义的趋势是 “亚洲工厂的重新调整”：即供应链的区域内部转移，而不是生产网络的“大规模撤离”。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亚洲整体贸易继续迅速扩张，去年占全球GDP的比重达到创纪录水平。美国的关税引发了贸易关系的轮换——美国更多地从其他生产国采购商品，而欧盟（和其他进口商）则更多地转向中国。
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关税，更多地促使了向其他亚洲供应商的转移，而不是将生产“回流”到美国。
汇丰认为，其原因可能包括亚洲现有制造业业务的深度和规模，以及该地区持续的成本竞争力和网络外部性，该地区目前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46%以上。
此外，分析师还提到，尽管当下有很多谈论“制造业转移回国”的声音，但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增长也凸显了亚洲的吸引力。如下图所示：全球FDI流入在2015年就已达到峰值，但流入亚洲的资金继续攀升，并在去年再创新高，中国仍然处于第一的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FDI的来源也在发生变化：从欧美转变为以亚洲内部为主，这也表明供应链正在进行调整和重组，从而加强区域生产网络，而非削弱。目前来自东北亚（以中国为主）的FDI在全球FDI流出中所占份额接近30%，目前已超过美国：
中国的海外投资不仅集中在自然资源领域或基础设施项目，流入东盟制造业的资金增长也尤其迅速，凸显了中国和东南亚经济体之间日益增长的供应链连通性。
同时，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双向贸易现在已经超过了中国与美国或欧盟之间的双边贸易。
汇丰指出，东盟和印度的FDI近年来大幅增长的一个原因是，这两个国家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竞争力不断增强——既吸引了中国企业，也重新引导了以前会涌入中国的FDI：
2009年，这些经济体的制造业工资水平要么高于中国，要么不足以抵消生产率差异。然而，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改变了竞争环境，南亚和东南亚市场现在可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与中国竞争。
当然，工资差异并不是竞争力和投资流动的唯一驱动力。例如，物流和基础设施能力对于寻求制造优势的公司来说非常重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在其收入阶层中仍然具有巨大的竞争力，这有助于它在某些类型的商品上获得与其基本生产力相称的市场份额。
中国：向价值链上游进发
分析师指出，中国出口增速仍高于全球贸易增速，但这种份额的上升并没有以牺牲成本较低的生产国为代价，表明中国正在向价值链的上游移动：
越南、印度和马来西亚也提高了它们的全球出口市场份额。相反，日本和韩国在亚洲地区的出口份额下降幅度最大，部分原因是它们继续将制造业活动转移到海外，部分原因是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中国正在向价值链上游移动。
出口构成也在向其他地区转移。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产业复杂性排名发生了变化：亚洲经济体在价值链上实现了飞跃，而德国、英国和美国等发达市场正在失去优势。
与此同时，中国的出口结构也在迅速转变，并产生了区域性和全球性的影响：如中国的汽车出口增长，相应地，日韩的出口份额减少了。
另一边，中国在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出口份额增长已经减缓，尤其是服装和鞋类，东南亚的份额有所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海外制造商对中国零部件的依赖正在变得越来越大，日本、欧美等国家的份额有所下降：
这里的潜在趋势是，随着中国向价值链上游移动，它将更多地成为其他地区制造商使用的中间产品的出口国，而不是进口国，这有助于加强地区供应链的连通性，从而增强竞争力。
例如，下图显示了中国零部件出口目的地随时间的变化：发达经济体的份额正在下降，而其他新兴市场（尤其是亚洲）的份额正在上升。就亚洲而言，从中国进口的中间产品目前占所有零部件进口的近20%，而韩国和越南从中国进口的这一比例接近三分之一或更高。
阻止“逆全球化”：太大而“带不走”
汇丰强调，西方试图将产业从亚洲转移回本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亚洲的产出占这些经济体需求的比重已经越来越大，到了难以剥离的程度。
从疫情导致的商品需求减弱，到保护主义抬头，再到企业新的供应链战略，亚洲的出口引擎明显存在减速的风险。但是“杞人忧天者”太容易忽视该地区制造业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中心地位。
下图显示了美国和欧洲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中，最终来自亚洲生产的增加值的份额。
有几件事很突出：首先，即使贸易占全球GDP的份额在2008年达到顶峰，亚洲生产者对西方经济体的重要性仍在稳步攀升；其次，亚洲制造占美国商品总需求的16%，在欧洲占12%以上，这几乎不是一个可以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轻易“带回家”的生产基地。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半导体制造——尤其是在高端芯片方面：
亚洲目前占全球产量的70%以上，在最新一代半导体领域几乎完全占据主导地位。尽管欧洲和美国正在努力重新夺回生产份额，但这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而且由于这种努力可能主要局限于尖端技术，大部分半导体制造以及所有类型商品的后续加工仍将留在亚洲。
下图强调了亚洲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的中心地位。意料之中的是，中国在全球产出中所占的份额最大，而其他国家与北美大致相当（并领先于欧洲）。与此同时，东盟和韩国的份额在过去十年中基本保持稳定，印度的份额稳步攀升。
这一切都不会让人感到意外。但汇丰认为，这确实有助于解释最近一些重要的趋势，这些趋势与所谓“去全球化”危言耸听者的说法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