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天津南开医院收治新冠患者。中国各地的城市都在努力应对感染人数激增、药品短缺以及医院病房和火葬场人满为患的问题。Credit...Noel Celis/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年末我去了旧金山旅游，在唐人街的中餐馆吃饭时，周围几乎每桌的客人都在聊同一个话题：1月8日中国取消入境旅客隔离后，今年回国就真的有希望了；那几天我也在刷一个中国的新冠药物互助群，眼看着一盒辉瑞新冠口服药Paxlovid（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的二手转让价在几天之内从8000元涨到了两三万。而在跨年夜，我一边看着社交媒体上武汉、重庆、合肥、北京人山人海狂欢，一边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朋友的亲人们因为新冠而去世。希望与绝望、生与死，这些体验和感受都是真实的，信息不透明带来的对疫情的误判也是真实的。
12月初，中国在没有批准更高效的mRNA疫苗、没有储备退烧药和新冠抗病毒药、没有让卫生系统做出相应准备的情况下，没有为公众普及准确的新冠防治信息的情况下，突然宣布放弃“清零”，病毒立刻像野火一样蔓延，老人和弱势群体被推入险境。
在政府治理缺位的情况下，人们只能基于有限甚至可能错误的信息自救。这波疫情初期人们四处寻找退烧药，最近当有传闻称新变种XBB.1.5会引起严重腹泻时，止泻药又出现了一轮抢购潮，但现在没有什么药比Paxlovid更加奇货可居。世卫组织推荐 Paxlovid用于救治有住院风险的患者，在美国等国家，这种口服药可以由家庭医生开具处方，主要针对部分高危患者，建议在感染五天内服用。但在中国，没有人知道进口了多少盒药，也不知道去哪儿能找到药，只是听说它对于高危患者来说或许可以救命，于是有人在疯狂为已经进入ICU的家人寻药，哪怕可能为时已晚。眼见药缺到这种程度，暂时安全的人也想要囤一盒，哪怕不符合用药的条件。买药，成了一件既要拼人脉资源，又要拼经济实力的事情，甚至连知道有这样的药物可用，都可能只存在于少数人的认知中。
我的一个在北京某投行工作的朋友说，她的工作群里，高管们最近交流的都是如何找到Paxlovid送给业务伙伴。在各种社交媒体上，人们分享着购药渠道：大城市的少数外资医院、京东美团等在线平台、再后来是北京个别公立医院。在海外的华人最近同样在交流买药寄药经验，有些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如何在美国开到药再偷偷寄给国内亲人的经历，得到的评论非常两极。一些在美华人指责此举是在滥用纳税人的钱，毕竟药都是政府买来再免费分配给真正需要的病人的，有些则反驳说救人一命的正义高于一切。
虽然据中国媒体报道，在“放开”近一个月后，1月初Paxlovid终于开始陆续进入北京、上海的部分社区医院，而且使用医保后自付费用非常低廉——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将救治前移，让社区医院发挥西方国家家庭医生的作用，降低病人病情恶化的危险，减轻医院前线压力，但直至目前，一药难求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在一个求药互助群里，我看到有人为43岁的姐姐求一盒药，两个小时后还没等到回复，求助者说，人已经不在了；有很多网友花高价买了印度仿药，但因为不知道真假，纠结着不知道该不该给亲人使用；还有一个住在休斯敦的网友，得知母亲阳性后购得药物，临时辗转飞回国，可是母亲没来得及吃上药就已去世，他自己在上海入境隔离期间检出阳性又被转入公共卫生中心继续隔离，最后他将药免费送给了另一位网友的家人。
让人心酸的是，Paxlovid原本是处方药，需要由医生和药剂师基于病人的病史和服药情况开具，但现在由于医院仍然广泛缺货，一些医院发热门诊和急诊又已经人满为患，大量家属和患者担心治疗质量会受影响，因此通过社交媒体自学用药。他们都自嘲说，12月初是在自学怎样退烧，不同退烧药有什么区别；12月底又在学如何处理危重症，对各种疗法的优劣、禁忌症和购买渠道了如指掌，甚至自行寻找实验室对真假未知的仿药进行色谱分析。上周末，美国执业华人医师协会和北美华人医师联盟组织了两场抗疫经验在线分享讲座，本意上帮助中国的同行，但各个平台吸引了逾百万人聆听，这当中显然有不少是普通人。在信息缺位时，民间更相信自救。
没有人知道现在在中国的重症率究竟是多少，只能通过前线医生的分享和朋友圈的讣告模糊地推算。跨年夜里，当朋友圈里跳动着烟花视频和新年许愿时，我的一个在广州某三甲医院工作的医生更新状态说，再插一个管就下班——他是肿瘤内科医生，不应该处理呼吸科病人，但他说，现在已经没有这些分科的概念了，儿科收老人、妇科收男性、骨科医生支援发热门诊都很普遍。
中国的新冠死亡数据更是极其不可靠，从12月1日至1月3日，中国疾控中心公布的新冠死亡人数总共为24例，但可能每个人身边汇集的数字就远超这些。我一个朋友的奶奶在广州因新冠去世，去殡仪馆时，听到有别的家属在恳求工作人员说，家中两位老人故去，停在家中三天没有转运走，如果还不能安排转运，能不能介绍些尸体防腐的知识。一位朋友的父亲在上海因新冠去世，医院太平间冷库已经没有空间，只能暂停地下车库，四天后终得火化，最后的告别仪式只有匆匆五分钟，因为当天殡仪馆的火化人数是往年同期水平的五倍。这些死亡人数显然都未被计入官方统计。而这些都还发生在医疗资源集中、可见度极高的大城市，在一则微博帖子的评论和财经杂志的报道中，可以看到有多少农村老人没能熬过这个冬天。时报北京分社社长Keith Bradsher在谈到中国重新开放的影响时说，“这里发生的悲剧与其说是全球性的，不如说是中国的悲剧。为了尽快重新开放和重启经济，牺牲了这么多老年人，这真的非常悲哀。”
即使是已经“阳康”的人们，虽然努力想要在2023年重新恢复正常的生活，但乐观中也有一丝不安。没有了真实数据，无论国内外都无从了解疫情的发展、是否出现变种。部分是基于这个原因，美国等国对中国入境旅客实施新冠检测新要求，中国则威胁要采取反制措施，海外华人回国、中国人出境旅游仍然不方便。缺乏对真实情况的理解也可能令人们误以为疫情已经达到顶峰，从而过早放弃防护。而时报引述科学家的说法称，中国公众如何看待疫情威胁会对疫情发展轨迹产生重要影响，即使短期内采取更多预防措施，也有望大幅减少死亡。对于本轮疫情失控和对中国政府是否将继续以无所作为的方式应对未来疫情浪潮的担忧，也使得个人和企业继续开源节流，中国的市场反弹和经济复苏仍然面临崎岖和痛苦。
但更重要的是，或许因为缺乏真实数据，历史和记忆将被篡改，就如同2022年封控期间大量惨剧已经被“404”一样，中国人在这轮疫情中付出的生命的代价，最终会不会也像一张白纸一样被人抹去？
上个月，天津南开医院收治新冠患者。中国各地的城市都在努力应对感染人数激增、药品短缺以及医院病房和火葬场人满为患的问题。Credit...Noel Celis/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年末我去了旧金山旅游，在唐人街的中餐馆吃饭时，周围几乎每桌的客人都在聊同一个话题：1月8日中国取消入境旅客隔离后，今年回国就真的有希望了；那几天我也在刷一个中国的新冠药物互助群，眼看着一盒辉瑞新冠口服药Paxlovid（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的二手转让价在几天之内从8000元涨到了两三万。而在跨年夜，我一边看着社交媒体上武汉、重庆、合肥、北京人山人海狂欢，一边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朋友的亲人们因为新冠而去世。希望与绝望、生与死，这些体验和感受都是真实的，信息不透明带来的对疫情的误判也是真实的。
12月初，中国在没有批准更高效的mRNA疫苗、没有储备退烧药和新冠抗病毒药、没有让卫生系统做出相应准备的情况下，没有为公众普及准确的新冠防治信息的情况下，突然宣布放弃“清零”，病毒立刻像野火一样蔓延，老人和弱势群体被推入险境。
在政府治理缺位的情况下，人们只能基于有限甚至可能错误的信息自救。这波疫情初期人们四处寻找退烧药，最近当有传闻称新变种XBB.1.5会引起严重腹泻时，止泻药又出现了一轮抢购潮，但现在没有什么药比Paxlovid更加奇货可居。世卫组织推荐 Paxlovid用于救治有住院风险的患者，在美国等国家，这种口服药可以由家庭医生开具处方，主要针对部分高危患者，建议在感染五天内服用。但在中国，没有人知道进口了多少盒药，也不知道去哪儿能找到药，只是听说它对于高危患者来说或许可以救命，于是有人在疯狂为已经进入ICU的家人寻药，哪怕可能为时已晚。眼见药缺到这种程度，暂时安全的人也想要囤一盒，哪怕不符合用药的条件。买药，成了一件既要拼人脉资源，又要拼经济实力的事情，甚至连知道有这样的药物可用，都可能只存在于少数人的认知中。
我的一个在北京某投行工作的朋友说，她的工作群里，高管们最近交流的都是如何找到Paxlovid送给业务伙伴。在各种社交媒体上，人们分享着购药渠道：大城市的少数外资医院、京东美团等在线平台、再后来是北京个别公立医院。在海外的华人最近同样在交流买药寄药经验，有些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如何在美国开到药再偷偷寄给国内亲人的经历，得到的评论非常两极。一些在美华人指责此举是在滥用纳税人的钱，毕竟药都是政府买来再免费分配给真正需要的病人的，有些则反驳说救人一命的正义高于一切。
虽然据中国媒体报道，在“放开”近一个月后，1月初Paxlovid终于开始陆续进入北京、上海的部分社区医院，而且使用医保后自付费用非常低廉——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将救治前移，让社区医院发挥西方国家家庭医生的作用，降低病人病情恶化的危险，减轻医院前线压力，但直至目前，一药难求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在一个求药互助群里，我看到有人为43岁的姐姐求一盒药，两个小时后还没等到回复，求助者说，人已经不在了；有很多网友花高价买了印度仿药，但因为不知道真假，纠结着不知道该不该给亲人使用；还有一个住在休斯敦的网友，得知母亲阳性后购得药物，临时辗转飞回国，可是母亲没来得及吃上药就已去世，他自己在上海入境隔离期间检出阳性又被转入公共卫生中心继续隔离，最后他将药免费送给了另一位网友的家人。
让人心酸的是，Paxlovid原本是处方药，需要由医生和药剂师基于病人的病史和服药情况开具，但现在由于医院仍然广泛缺货，一些医院发热门诊和急诊又已经人满为患，大量家属和患者担心治疗质量会受影响，因此通过社交媒体自学用药。他们都自嘲说，12月初是在自学怎样退烧，不同退烧药有什么区别；12月底又在学如何处理危重症，对各种疗法的优劣、禁忌症和购买渠道了如指掌，甚至自行寻找实验室对真假未知的仿药进行色谱分析。上周末，美国执业华人医师协会和北美华人医师联盟组织了两场抗疫经验在线分享讲座，本意上帮助中国的同行，但各个平台吸引了逾百万人聆听，这当中显然有不少是普通人。在信息缺位时，民间更相信自救。
没有人知道现在在中国的重症率究竟是多少，只能通过前线医生的分享和朋友圈的讣告模糊地推算。跨年夜里，当朋友圈里跳动着烟花视频和新年许愿时，我的一个在广州某三甲医院工作的医生更新状态说，再插一个管就下班——他是肿瘤内科医生，不应该处理呼吸科病人，但他说，现在已经没有这些分科的概念了，儿科收老人、妇科收男性、骨科医生支援发热门诊都很普遍。
中国的新冠死亡数据更是极其不可靠，从12月1日至1月3日，中国疾控中心公布的新冠死亡人数总共为24例，但可能每个人身边汇集的数字就远超这些。我一个朋友的奶奶在广州因新冠去世，去殡仪馆时，听到有别的家属在恳求工作人员说，家中两位老人故去，停在家中三天没有转运走，如果还不能安排转运，能不能介绍些尸体防腐的知识。一位朋友的父亲在上海因新冠去世，医院太平间冷库已经没有空间，只能暂停地下车库，四天后终得火化，最后的告别仪式只有匆匆五分钟，因为当天殡仪馆的火化人数是往年同期水平的五倍。这些死亡人数显然都未被计入官方统计。而这些都还发生在医疗资源集中、可见度极高的大城市，在一则微博帖子的评论和财经杂志的报道中，可以看到有多少农村老人没能熬过这个冬天。时报北京分社社长Keith Bradsher在谈到中国重新开放的影响时说，“这里发生的悲剧与其说是全球性的，不如说是中国的悲剧。为了尽快重新开放和重启经济，牺牲了这么多老年人，这真的非常悲哀。”
即使是已经“阳康”的人们，虽然努力想要在2023年重新恢复正常的生活，但乐观中也有一丝不安。没有了真实数据，无论国内外都无从了解疫情的发展、是否出现变种。部分是基于这个原因，美国等国对中国入境旅客实施新冠检测新要求，中国则威胁要采取反制措施，海外华人回国、中国人出境旅游仍然不方便。缺乏对真实情况的理解也可能令人们误以为疫情已经达到顶峰，从而过早放弃防护。而时报引述科学家的说法称，中国公众如何看待疫情威胁会对疫情发展轨迹产生重要影响，即使短期内采取更多预防措施，也有望大幅减少死亡。对于本轮疫情失控和对中国政府是否将继续以无所作为的方式应对未来疫情浪潮的担忧，也使得个人和企业继续开源节流，中国的市场反弹和经济复苏仍然面临崎岖和痛苦。
但更重要的是，或许因为缺乏真实数据，历史和记忆将被篡改，就如同2022年封控期间大量惨剧已经被“404”一样，中国人在这轮疫情中付出的生命的代价，最终会不会也像一张白纸一样被人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