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欢迎仪式上同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检阅礼兵。（朝鲜官媒朝中社发布2018年3月28日）。
2022年对于朝鲜半岛来说并不是一个安稳平顺的年份。朝鲜虽然没有进行新一轮核试验，但是在全年进行了90多次弹道及其他导弹试验，导致朝鲜半岛的风险一路走高。对于朝鲜进行第七次核试验的揣测和讨论自从特朗普政府后期即已甚嚣尘上，业界普遍认为新一轮核试验大概率只是时间问题。中国自从今年春天以来对尹锡悦政府采取怀柔安抚的政策，但是朝鲜可能进行的挑衅活动将成为中国无法避免其发生亦无法消除其后果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朝鲜在2022年开放了关于新冠疫情的管控，但是由于中国全年大部分时间仍然执行的新冠管控以及过去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的影响，中朝贸易仍然处于历史低位。2020年同前一年相比，中朝贸易下降了80%；2021年前6个月，中朝贸易又比2020年同期下降84%，比疫情爆发之前减少95%。朝鲜的经济困难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美朝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朝鲜期冀中的发展机遇很难到来。美朝关于去核化和减轻制裁的矛盾在特朗普政府后期未能得到解决，目前执政的拜登政府执行的则是很多人称为“战略耐心2.0版本”的对朝政策，即外交大门敞开，但不降低外交接触和对话的门槛；提高对朝鲜的军事威慑，同时保持对朝鲜的国际压力。
在中国看起来，朝鲜2018年4月宣布暂缓核试验和导弹试验，但是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联合国和美国并没有因为朝鲜暂停试验而减轻对朝鲜的制裁。中俄在2019年、2020年和2021年都曾呼吁安理会调整对朝鲜的制裁，但是并没有得到安理会的支持。中俄在今年5月否决了加强对朝制裁的安理会决议草案。
在美中战略竞争大背景下，中国对朝核问题的心理悄然变化。朝核问题长期以来被归结为美中之间可以进行合作的议题，也是中方视为对美的重要战略筹码。业界普遍认为美中战略竞争为朝鲜在大国之间通过纵横捭阖、利用大国博弈为自己求得生存发展空间提供了极佳的条件。
在此条件下，中方最不乐见的是朝鲜半岛重新进入冷战僵局，即“北三角”（中国、俄罗斯、朝鲜）对阵“南三角”（美国、日本、韩国）的局面。这一格局不仅固化了东北亚地区的敌对竞争关系，直接恶化了中国的周边地缘政治背景；也破坏了中国一直孜孜以求的东北亚新安全构想，即在美中之间相对中立的日本、相对亲华的韩国、以及绝对亲华的朝鲜，从而削弱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存在以及战略影响力。
在这一安全构想中，韩国首当其冲是最为重要的环节。
自从2013年朴槿惠上台以来，中国就对韩国未来的战略选择产生了极大的期待。韩国对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的支持，朴槿惠亲自参加2015年中国抗战胜利阅兵仪式都向中国证明了韩国战略选择的“可塑性”。虽然2016年的萨德事件以及中国对韩国进行的经济制裁使得中韩关系陷入下行期，但是接下来2017年上台的文在寅政府在总体上执行了在美中之间寻求平衡的外交战略。考虑到韩国进步派政府同美国长期以来关系相较于保守派政府更为疏远，中国在文在寅时期对中韩关系、韩美关系的信心相对充分。美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也清醒地看到韩国才是中国在东北亚地区最想争取的关键枢纽国家。
由此可见，在过去的几年中，美中之间在半岛问题上矛盾的焦点貌似仍然集中在朝核问题上。但实际上，对韩国的争夺，包括对其战略选择的影响和塑造，才是美中在半岛最为尖锐的矛盾。
如前所述，韩国的外交政策受到国内政治和执政党的关键影响。2022年3月的韩国大选，在进行之前就被视为是对韩国未来五年外交政策、尤其是对美和对华政策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一次投票。在经历了将近十年相对亲华的朴槿惠政府和文在寅政府，如果韩国的新一届政府仍然执行类似的政策，韩国未来外交的总体走向很难再次回摆。毕竟，当韩国自称要在美中之间寻求中立和平衡时，身为韩国盟国的美国很难不会对此心怀非议——作为拥有共同防御条约的安全盟友，韩国怎么能独善其身寻求中立呢？
因此，5月上台的尹锡悦政府为中韩关系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尹锡悦政府自执政初始就表示要将对朝威慑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
加强对朝威慑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增强美韩军事合作；其二是韩国的对朝政策从文在寅时期的对朝接触、缓和彻底转向。如果韩国不寻求对朝接触，中国在朝韩之间劝和促谈的外交影响力就毫无用武之地，那么中国以此影响韩国政策的筹码也因此不翼而飞。除此之外，尹锡悦政府强调的价值观外交、对美国印太战略包括印太经济框架的向往、在供应链问题尤其是芯片问题上同美国的合作，无一不在触碰着中国的敏感神经。
到目前为止，中国对尹锡悦政府采取了怀柔安抚的政策，对韩国政府潜在的“反华”政策和倾向也没有进行回击或者制裁。如果双边关系处于敌对或者恶化的状态，中国不会在这个时候安排同韩国领导人的双边会见。
但是在2022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巴厘岛会见了韩国总统尹锡悦。韩国政策界普遍担心的是中国是否会因为韩国的安全选择采取2016年那样的经济制裁，给韩国经济带来高达数百亿美元的损失。
中国对韩国尹锡悦政府采取安抚政策有三个深层次原因。首先，尹锡悦政府刚刚执政，不像朴槿惠政府在2016年已经执政过半。如果现在中韩关系出现破裂，那么未来五年都很难恢复。
其次，尹锡悦政府同美国保持了强有力的盟友关系，同朴槿惠政府在美中之间的犹疑、文在寅政府在美中之间的平衡形成鲜明对比。中国针对韩国的行动必将招致美国的反应和制裁，这对于期待改善美中关系的中国来说时机并不合适。
第三，中韩之间的供应链使得双方形成了深层次的相互依赖。这固然意味着韩国不可能轻易放弃中国市场，也意味着中国不可能轻易放弃同韩国之间的芯片贸易。韩国的芯片产业在美国不断收紧对华芯片限制的条件下尤其具有特别意义。
在这种条件下，朝鲜在2023年可能进行的挑衅首当其冲会给中国的对韩政策提出无法回答的难题。如果朝鲜进行核试验，韩国一定会要求中国采取必要的惩罚和制裁措施。而在美中竞争的大背景下，考虑到朝鲜的战略价值，中国一定无法满足韩国的期待和要求。可以预见，对中国失望的韩国将转而寻求同美国加强延伸威慑从而应对朝鲜带来的威胁。对中国失望的程度越高，韩国深化韩美安全合作的意愿就会越强烈。2016年韩国部署萨德时的情况势将重演。韩国为维护自己国家安全而采取的行动很难不影响中国的国家安全，从此对中国在地区的安全态势、以及中国意图打造的地区安全架构都会带来破坏性的影响，而中国无论如何反应都无法彻底消除。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2023年的朝鲜半岛风险必自朝鲜始，而自韩国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欢迎仪式上同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检阅礼兵。（朝鲜官媒朝中社发布2018年3月28日）。
2022年对于朝鲜半岛来说并不是一个安稳平顺的年份。朝鲜虽然没有进行新一轮核试验，但是在全年进行了90多次弹道及其他导弹试验，导致朝鲜半岛的风险一路走高。对于朝鲜进行第七次核试验的揣测和讨论自从特朗普政府后期即已甚嚣尘上，业界普遍认为新一轮核试验大概率只是时间问题。中国自从今年春天以来对尹锡悦政府采取怀柔安抚的政策，但是朝鲜可能进行的挑衅活动将成为中国无法避免其发生亦无法消除其后果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朝鲜在2022年开放了关于新冠疫情的管控，但是由于中国全年大部分时间仍然执行的新冠管控以及过去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的影响，中朝贸易仍然处于历史低位。2020年同前一年相比，中朝贸易下降了80%；2021年前6个月，中朝贸易又比2020年同期下降84%，比疫情爆发之前减少95%。朝鲜的经济困难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美朝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朝鲜期冀中的发展机遇很难到来。美朝关于去核化和减轻制裁的矛盾在特朗普政府后期未能得到解决，目前执政的拜登政府执行的则是很多人称为“战略耐心2.0版本”的对朝政策，即外交大门敞开，但不降低外交接触和对话的门槛；提高对朝鲜的军事威慑，同时保持对朝鲜的国际压力。
在中国看起来，朝鲜2018年4月宣布暂缓核试验和导弹试验，但是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联合国和美国并没有因为朝鲜暂停试验而减轻对朝鲜的制裁。中俄在2019年、2020年和2021年都曾呼吁安理会调整对朝鲜的制裁，但是并没有得到安理会的支持。中俄在今年5月否决了加强对朝制裁的安理会决议草案。
在美中战略竞争大背景下，中国对朝核问题的心理悄然变化。朝核问题长期以来被归结为美中之间可以进行合作的议题，也是中方视为对美的重要战略筹码。业界普遍认为美中战略竞争为朝鲜在大国之间通过纵横捭阖、利用大国博弈为自己求得生存发展空间提供了极佳的条件。
在此条件下，中方最不乐见的是朝鲜半岛重新进入冷战僵局，即“北三角”（中国、俄罗斯、朝鲜）对阵“南三角”（美国、日本、韩国）的局面。这一格局不仅固化了东北亚地区的敌对竞争关系，直接恶化了中国的周边地缘政治背景；也破坏了中国一直孜孜以求的东北亚新安全构想，即在美中之间相对中立的日本、相对亲华的韩国、以及绝对亲华的朝鲜，从而削弱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存在以及战略影响力。
在这一安全构想中，韩国首当其冲是最为重要的环节。
自从2013年朴槿惠上台以来，中国就对韩国未来的战略选择产生了极大的期待。韩国对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的支持，朴槿惠亲自参加2015年中国抗战胜利阅兵仪式都向中国证明了韩国战略选择的“可塑性”。虽然2016年的萨德事件以及中国对韩国进行的经济制裁使得中韩关系陷入下行期，但是接下来2017年上台的文在寅政府在总体上执行了在美中之间寻求平衡的外交战略。考虑到韩国进步派政府同美国长期以来关系相较于保守派政府更为疏远，中国在文在寅时期对中韩关系、韩美关系的信心相对充分。美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也清醒地看到韩国才是中国在东北亚地区最想争取的关键枢纽国家。
由此可见，在过去的几年中，美中之间在半岛问题上矛盾的焦点貌似仍然集中在朝核问题上。但实际上，对韩国的争夺，包括对其战略选择的影响和塑造，才是美中在半岛最为尖锐的矛盾。
如前所述，韩国的外交政策受到国内政治和执政党的关键影响。2022年3月的韩国大选，在进行之前就被视为是对韩国未来五年外交政策、尤其是对美和对华政策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一次投票。在经历了将近十年相对亲华的朴槿惠政府和文在寅政府，如果韩国的新一届政府仍然执行类似的政策，韩国未来外交的总体走向很难再次回摆。毕竟，当韩国自称要在美中之间寻求中立和平衡时，身为韩国盟国的美国很难不会对此心怀非议——作为拥有共同防御条约的安全盟友，韩国怎么能独善其身寻求中立呢？
因此，5月上台的尹锡悦政府为中韩关系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尹锡悦政府自执政初始就表示要将对朝威慑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
加强对朝威慑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增强美韩军事合作；其二是韩国的对朝政策从文在寅时期的对朝接触、缓和彻底转向。如果韩国不寻求对朝接触，中国在朝韩之间劝和促谈的外交影响力就毫无用武之地，那么中国以此影响韩国政策的筹码也因此不翼而飞。除此之外，尹锡悦政府强调的价值观外交、对美国印太战略包括印太经济框架的向往、在供应链问题尤其是芯片问题上同美国的合作，无一不在触碰着中国的敏感神经。
到目前为止，中国对尹锡悦政府采取了怀柔安抚的政策，对韩国政府潜在的“反华”政策和倾向也没有进行回击或者制裁。如果双边关系处于敌对或者恶化的状态，中国不会在这个时候安排同韩国领导人的双边会见。
但是在2022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巴厘岛会见了韩国总统尹锡悦。韩国政策界普遍担心的是中国是否会因为韩国的安全选择采取2016年那样的经济制裁，给韩国经济带来高达数百亿美元的损失。
中国对韩国尹锡悦政府采取安抚政策有三个深层次原因。首先，尹锡悦政府刚刚执政，不像朴槿惠政府在2016年已经执政过半。如果现在中韩关系出现破裂，那么未来五年都很难恢复。
其次，尹锡悦政府同美国保持了强有力的盟友关系，同朴槿惠政府在美中之间的犹疑、文在寅政府在美中之间的平衡形成鲜明对比。中国针对韩国的行动必将招致美国的反应和制裁，这对于期待改善美中关系的中国来说时机并不合适。
第三，中韩之间的供应链使得双方形成了深层次的相互依赖。这固然意味着韩国不可能轻易放弃中国市场，也意味着中国不可能轻易放弃同韩国之间的芯片贸易。韩国的芯片产业在美国不断收紧对华芯片限制的条件下尤其具有特别意义。
在这种条件下，朝鲜在2023年可能进行的挑衅首当其冲会给中国的对韩政策提出无法回答的难题。如果朝鲜进行核试验，韩国一定会要求中国采取必要的惩罚和制裁措施。而在美中竞争的大背景下，考虑到朝鲜的战略价值，中国一定无法满足韩国的期待和要求。可以预见，对中国失望的韩国将转而寻求同美国加强延伸威慑从而应对朝鲜带来的威胁。对中国失望的程度越高，韩国深化韩美安全合作的意愿就会越强烈。2016年韩国部署萨德时的情况势将重演。韩国为维护自己国家安全而采取的行动很难不影响中国的国家安全，从此对中国在地区的安全态势、以及中国意图打造的地区安全架构都会带来破坏性的影响，而中国无论如何反应都无法彻底消除。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2023年的朝鲜半岛风险必自朝鲜始，而自韩国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