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派财经记者 黄梦琪 郭梓昊 两张路况照片把电脑屏幕填满，主角是图片里的路标。贺杰要做的，是对比出两张图片的路标变化，然后做上相应的标记。判断、打标签、提交......贺杰一秒就能完成，一天下来，她要为14000组左右的图片打上标签。 在贺杰身边，32名员工坐在电脑前，屏幕上不断闪动着新图片，敲击键盘的声音此起彼伏，他们共同身份是“人工智能训练师”，负责数据标注工作。而在办公室窗外，则是典型的陕北乡村光景，春天到来之前，植被稀疏，黄土裸露，成排的窑洞清晰可辨，偶尔，拉货的驴车从县城的柏油马路上走过…… 2019年12月开始，一家名为“爱豆科技”的公司坐落在陕北小城——榆林市清涧县。超过170多名县城员工在这里上班，在此之前，他们是县城上的宝妈、农民、甚至是政府职工。随着AIGC领域竞争越发激烈，这些身处供应链最前端的县城AI训练师们，成为互联网热议的焦点。 而在另一方面，通过这家数据标注公司，县城的人与全世界最前沿的技术产生了联系。县城电视台的广告里，清涧县城形容为榆林“硅谷”，号召在外打工的人回乡就业，喊出了“初中学历也能干高科技”“只有你才能拯救它”的口号。 在刀削面店老板娘眼里，爱豆是县城里少数“敲敲电脑就能完成”的工作，非常时髦；一位在县政府工作人员称，爱豆公司当地纳税大户，年营收一千多万；甚至大马路边卖水果的摊贩们，都能为你指明公司的方位...... 谈起所在数据标注行业，爱豆公司负责人鱼涛略带骄傲，“有多少人工，就有多少智能。中国甚至世界上新的技术，像ChatGPT，社会上可能还没出现，我们（标注员）已经在为它做准备了。” 改变发生的背后，这家依托于县城的AI公司，如今也面临来自县城的限制。贫瘠的人才现状、脆弱的产业环境、越来越难的数据标注项目......在真正与外部世界发生碰撞之前，县城AI公司遭遇了现实的瓶颈。 一、县城的AI初印象 与清涧县城其它公司相比，爱豆公司几乎是标准企业的模板。一切几乎都是崭新的——刚建起的办公大楼、粉刷白亮的墙体、整齐划一的电脑办公桌，管理模式也向大公司学习，上班打卡、弹性下班，甚至还有专供女性职工的妇女角。 可这样一家AI公司的到来，起初并没有在这座陕北小城掀起什么水花。2020年2月以前，清涧县还是国家级贫困县，产业发展仍依赖红枣、小米、土豆等传统种殖业。对于当地人来说，“人工智能训练师”完全是陌生的词汇。 鱼涛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尽可能让县城人知道“AI”。 易拉宝从广场等公共区域，摆到年轻妈妈聚集的学校门口；电线杆上的广告位也被爱豆公司占上；就连县长都在朋友圈都发出了招聘通知，要求“初中学历以上，会计算机”......大力宣传下，前两次的招聘结果却有些惨淡。 转机发生在2020年4月，疫情稍稍缓和的那个春天，一则“爆炸性”新闻在县城传开：一位名叫杨彦军的爱豆公司员工，拿到了超万元的月薪。 （清涧爱豆公司 黄梦琪/摄） 在当时，想在小县城里找份体面工作并不容易。对当地女性而言，月薪在两三千元的服务员、售货员是最为普遍的选择；男性则多从事体力活，做电焊、搞装修、下地开荒，收入也勉强够温饱。有人在县城“玩玩电脑”就能拿到上万的月薪，无疑突破了清涧人的认知。 消息一传十、十传百，爱豆公司一下子成了当地的明星企业——三四百人向清涧县爱豆科技有限公司投去了简历，求职者包括带娃宝妈、回乡待业大学生、前政府员工等，年龄跨度从八零后到零零后。公司一层的走廊也被挤得满当，鱼涛把三百多人分成好几拨，花两三天时间才完成面试。 来公司参观的县市政府人员络绎不绝，鱼涛常常从早上接待到晚上。“几个领导出门还在纳闷，说玩电脑怎么挣钱”。更有人向鱼涛发出邀请，“能不能也在我们县城搞一个AI公司？” 这也在无意间点醒了鱼涛。彼时，吕梁山区发展标注业务的只有清涧，无论从业务体量还是品牌知名度，都难以和东南部其他数据标注公司竞争。 “如果能把清涧爱豆公司的模式复制到其他县市，形成一个产业带，是不是更有竞争力？”鱼涛觉得可以一试。2020年8月，在距离清涧93公里的山西永和县，孵化下一个AI公司——永和县数字就业中心。 二、打开了一扇窗 比起清涧，地处吕梁山脉南端的永和县更为闭塞。在当地人的印象里，十几年前，永和县城还是灰蒙蒙的，马路没有铺上柏油、尘土飞扬。由于没通铁路，上学、打工的永和县人习惯坐两个半小时的大巴，到200公里外的临汾市转车。按照永和就业中心总经理李林峰的说法，“正常的企业都不会愿意来永和这样的地方。” 这也导致当地缺乏提供就业岗位的产业。几年前，永和中小学附近密集分布着麻将馆，县城里的女性没有别的事情干，送孩子上学后就去打麻将。发展到后来，连同孩子的午餐也在麻将馆里解决。 AI公司的到来正在悄无声息地改变永和县城。数字就业中心成立不到一年，吸纳了不少待业女性，麻将馆一家跟着一家黄了。“现在身份变了，公司女员工们都是老公带孩子、做饭，自己上班工作。”用鱼涛的话说，无论是在永和还是清涧，AI的工作都给县城人“打开了一扇窗”。 （清涧爱豆公司业务栏 郭梓昊/摄） 在来到数字就业中心前，33岁的白雪将所有精力都扑在孩子身上。要喂奶、饭打翻，孩子的无时无刻不在触动这位宝妈的敏感神经，面向丈夫倾诉时，白雪渐渐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气，吵架成为家常。“在家待得越久，越是压抑。”白雪说。 如今，通过金融风险事件的标注业务这个窗口，白雪第一次认识到了外部世界。 密密麻麻文字占满了电脑屏幕，一周内的公司新闻，都会出现在需要标注的文本里。财务信息造假、实际控制人涉嫌违法、税务非正常户、延期信息披露、偷税漏税……白雪能一口气背出这串名词。 朋友们常常惊讶于白雪的见闻——在标注中，白雪了解胡鑫宇事件的前因后果，她甚至清晰记得新闻发布会召开时间；不怎么追剧的她也知道了近期大热的《狂飙》，明白了“风浪越大鱼越贵”的道理。“高启强犯了罪，涉嫌违法的是公司实控人还是公司高层，这就是我要思考的内容。”白雪说。 同样被AI唤醒的，还有鱼涛。接管爱豆公司时，鱼涛对AI业务毫无概念，直到训练机器的数据标注工作摆在他面前，困惑越发浓烈，为什么AI需要人工？ 关于数据标注是怎么回事，鱼涛是从书中看来，办公室里，他买来的书摆满了两个柜子。书中的世界给鱼涛带来了冲击：测试机器是不是具备人类智能的图灵测试、击败顶尖棋手柯洁的阿尔法狗、爆火网络的ChatGPT，鱼涛惊叹于世界的改变。 （鱼涛为了解“数据标注”买来的书 郭梓昊/摄） “以后是不是好多人被AI取代了”鱼涛很长时间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但有限的知识很难提供获得一个答案。他只能宽慰自己，“火车出来后，赶马车的人没了吗？这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如果工作都被机器取代了，人类就坐下来享受。” 三、“我只是一个标注工” 面对AI公司的到来，两地政府、爱豆公司的员工都曾寄予了希望。在公司落地之处，政府提供了办公场地、电脑等办公设备；员工们纷纷把待业的家人、朋友介绍到公司里。清涧公司也很争气，2年时间，公司员工来到了170人，办公区从两层扩充到三层。 可AI公司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县城贫瘠现状？就连鱼涛也说不准。说到底，这份工作的本质仍是流水线上的螺丝钉。 到爱豆公司工作前，惠卓觉得AI标注工作很“高大上”，而上手一段时间后，她逐渐发现数据标注的另一面——门槛低、且需要忍受不断循环。在上一个任务里，惠卓一天要给数千张甚至上万张图片打标签，判断它们是否涉及暴力。 由于左手腕轻微挪动时会与桌面产生摩擦，工作半年后，贺杰的手腕内侧就起了茧，需要在左手腕下垫一条毛巾。她形容，这就像农民干活，每天都拿着铁锹，手也会起茧，歇一段时间“护理”一下，茧子就能消下去一点。 枯燥、机械......不可否认，数据标注是一份重复性强的工作，也是消磨人的。“如果整个人工智能领域是一颗鸡蛋，我们连鸡蛋皮都没碰到。”惠卓说。 （永和县城里的“人工智能训练师” 黄梦琪/摄） 对着电脑屏幕，惠卓有过一闪而过的念头：“我做的东西到底有什么用”“数据标注以外，上下游到底是怎么回事”“自动驾驶的汽车，难道不怕撞到人”“机器越来越聪明，未来会不会统治人类，像电影里一样？” 偶然的瞬间，这些数据标注员负责过的业务会与他们的生活发生映照。一次，员工王慧收到花呗平台的催款电话，听着客服用生动语气报出了欠款数目，王慧感到莫名的亲切，“我就是喂养AI客服催款，它的问题、回答是怎么形成的，我都清楚。” 但“一闪而过”也就过去了，循环反复的劳动中，期待也日复一日消失。“你试试坐在电脑跟前，做一天任务。”惠卓说，目前都是照猫画虎，也没有机会接触更多的内容。在提及这样一家AI公司给自己带来什么时，员工们的答案更多是“养家糊口”。 这一切，鱼涛都看在眼里，但作为公司负责人，他有着更为紧急的事情。过去三年里，办公场地、设备都由政府提供；接到的业务订单大多来自起初合作的互联网大厂。鱼涛始终有一层隐忧：“一旦这些资源都撤了，爱豆公司是不是垮了？好不容易开启的窗户是不是就关上了？” 四、县城的束缚与解放 鱼涛所在的数据标注行业无疑还很年轻。2017年，伴随无人驾驶与阿尔法狗带来的AI浪潮，数据标注开始真正走进大众视野。如今，经历过一波洗牌之后，京东、阿里等头部公司相继组建自己的数据标注部门和工具，标注业务也更向龙猫数据、Testin云测等头部企业靠拢。 相较之下，除了扶贫标签带来的属性外，小县城的AI公司在商业竞争上显得毫无竞争力。 很长一段时间，像县城AI公司较低端的数据标注业务，只能存活于产业链底层，生存艰难。李林峰坦言，很多业务都需要几千人的标注平台，体量小的公司能接到的业务可能已经被外包了好几层。大部分时候，数据标注团队都会面临两个选择——要么无订单可做，要么接受亏本价。 为了公司的运转，鱼涛和李林峰都曾寄希望于寻求更多的订单。 2023年3月，鱼涛离开黄土高原，辗转来到江南水乡杭州，这里有着最为浓厚互联网氛围以及最前沿的人工智能领域技术，鱼涛此行的目的是，给公司拿下更多订单。但很显然，签下订单并非易事，推杯换盏间的两天后，鱼涛空手而归。 鱼涛感受到了一定落差。在清涧，鱼涛有一定号召力，但到了更大的世界，这份优势消失了。“我大专毕业，虽然也愿意看一些书，但是眼界没那么开阔，很多专业上的问题未必能说得清楚。在商业谈判上也会吃很大的亏。”鱼涛说。 来不及多想，更大的危机已经到来。AI正以可感知的速度替代掉了曾经培育他们的数据标注师——如今，AI算法从“有监督学习”升级为非监督学习或强化学习，这意味数据标注门槛越来越高了。 县城AI公司的业务，从最开始听语音标注文字的基础转换，到需要培训才能上手的医疗、法律等专业领域标注。再到现在，面对陌生的英语文本，员工们只能一个一个字母去核对，不少人因为干不来，自行选择了离开。 业务的改变对AI公司提出了人才要求。初中以上、高中、大专......最新一期招聘，清涧爱豆公司要招本科以上学历的人。但这谈何容易，“如果有能耐，谁不想往外走。”鱼涛说。经过三年的运营，两家公司把县城里能招的人都招了一遍，火爆的招聘场景也没再出现。 依托于偏远县城廉价劳动力发展起来的数据标注产业，目前正陷入缺乏高学历人才而止步不前的困局。这扇窗户能开多大、开多久，没人知道，但至少现在，有人从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意义。 身处县城，白雪觉得自己是人工智能产品背后的一个“奉献者”。他和同事们不知道ChatGPT到底是这么回事，只听说这款产品很厉害、在美国很火，聊到最后总结一句话：“它再伟大，也需要我们这样的人在背后做标注。” 通过AI工作，更多县城人拥有了自己的生活和世界。永和县城没有公园，到了周末，数字就业中心的同事们就开着车，带上孩子，去临汾，或者是黄河对岸的陕西，一块去旅游。这很日常，却已经是从前的她们不曾想到的生活。
九派财经记者 黄梦琪 郭梓昊
两张路况照片把电脑屏幕填满，主角是图片里的路标。贺杰要做的，是对比出两张图片的路标变化，然后做上相应的标记。判断、打标签、提交......贺杰一秒就能完成，一天下来，她要为14000组左右的图片打上标签。
在贺杰身边，32名员工坐在电脑前，屏幕上不断闪动着新图片，敲击键盘的声音此起彼伏，他们共同身份是“人工智能训练师”，负责数据标注工作。而在办公室窗外，则是典型的陕北乡村光景，春天到来之前，植被稀疏，黄土裸露，成排的窑洞清晰可辨，偶尔，拉货的驴车从县城的柏油马路上走过……
2019年12月开始，一家名为“爱豆科技”的公司坐落在陕北小城——榆林市清涧县。超过170多名县城员工在这里上班，在此之前，他们是县城上的宝妈、农民、甚至是政府职工。随着AIGC领域竞争越发激烈，这些身处供应链最前端的县城AI训练师们，成为互联网热议的焦点。
而在另一方面，通过这家数据标注公司，县城的人与全世界最前沿的技术产生了联系。县城电视台的广告里，清涧县城形容为榆林“硅谷”，号召在外打工的人回乡就业，喊出了“初中学历也能干高科技”“只有你才能拯救它”的口号。
在刀削面店老板娘眼里，爱豆是县城里少数“敲敲电脑就能完成”的工作，非常时髦；一位在县政府工作人员称，爱豆公司当地纳税大户，年营收一千多万；甚至大马路边卖水果的摊贩们，都能为你指明公司的方位......
谈起所在数据标注行业，爱豆公司负责人鱼涛略带骄傲，“有多少人工，就有多少智能。中国甚至世界上新的技术，像ChatGPT，社会上可能还没出现，我们（标注员）已经在为它做准备了。”
改变发生的背后，这家依托于县城的AI公司，如今也面临来自县城的限制。贫瘠的人才现状、脆弱的产业环境、越来越难的数据标注项目......在真正与外部世界发生碰撞之前，县城AI公司遭遇了现实的瓶颈。
一、县城的AI初印象
与清涧县城其它公司相比，爱豆公司几乎是标准企业的模板。一切几乎都是崭新的——刚建起的办公大楼、粉刷白亮的墙体、整齐划一的电脑办公桌，管理模式也向大公司学习，上班打卡、弹性下班，甚至还有专供女性职工的妇女角。
可这样一家AI公司的到来，起初并没有在这座陕北小城掀起什么水花。2020年2月以前，清涧县还是国家级贫困县，产业发展仍依赖红枣、小米、土豆等传统种殖业。对于当地人来说，“人工智能训练师”完全是陌生的词汇。
鱼涛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尽可能让县城人知道“AI”。
易拉宝从广场等公共区域，摆到年轻妈妈聚集的学校门口；电线杆上的广告位也被爱豆公司占上；就连县长都在朋友圈都发出了招聘通知，要求“初中学历以上，会计算机”......大力宣传下，前两次的招聘结果却有些惨淡。
转机发生在2020年4月，疫情稍稍缓和的那个春天，一则“爆炸性”新闻在县城传开：一位名叫杨彦军的爱豆公司员工，拿到了超万元的月薪。
（清涧爱豆公司 黄梦琪/摄）
在当时，想在小县城里找份体面工作并不容易。对当地女性而言，月薪在两三千元的服务员、售货员是最为普遍的选择；男性则多从事体力活，做电焊、搞装修、下地开荒，收入也勉强够温饱。有人在县城“玩玩电脑”就能拿到上万的月薪，无疑突破了清涧人的认知。
消息一传十、十传百，爱豆公司一下子成了当地的明星企业——三四百人向清涧县爱豆科技有限公司投去了简历，求职者包括带娃宝妈、回乡待业大学生、前政府员工等，年龄跨度从八零后到零零后。公司一层的走廊也被挤得满当，鱼涛把三百多人分成好几拨，花两三天时间才完成面试。
来公司参观的县市政府人员络绎不绝，鱼涛常常从早上接待到晚上。“几个领导出门还在纳闷，说玩电脑怎么挣钱”。更有人向鱼涛发出邀请，“能不能也在我们县城搞一个AI公司？”
这也在无意间点醒了鱼涛。彼时，吕梁山区发展标注业务的只有清涧，无论从业务体量还是品牌知名度，都难以和东南部其他数据标注公司竞争。
“如果能把清涧爱豆公司的模式复制到其他县市，形成一个产业带，是不是更有竞争力？”鱼涛觉得可以一试。2020年8月，在距离清涧93公里的山西永和县，孵化下一个AI公司——永和县数字就业中心。
二、打开了一扇窗
比起清涧，地处吕梁山脉南端的永和县更为闭塞。在当地人的印象里，十几年前，永和县城还是灰蒙蒙的，马路没有铺上柏油、尘土飞扬。由于没通铁路，上学、打工的永和县人习惯坐两个半小时的大巴，到200公里外的临汾市转车。按照永和就业中心总经理李林峰的说法，“正常的企业都不会愿意来永和这样的地方。”
这也导致当地缺乏提供就业岗位的产业。几年前，永和中小学附近密集分布着麻将馆，县城里的女性没有别的事情干，送孩子上学后就去打麻将。发展到后来，连同孩子的午餐也在麻将馆里解决。
AI公司的到来正在悄无声息地改变永和县城。数字就业中心成立不到一年，吸纳了不少待业女性，麻将馆一家跟着一家黄了。“现在身份变了，公司女员工们都是老公带孩子、做饭，自己上班工作。”用鱼涛的话说，无论是在永和还是清涧，AI的工作都给县城人“打开了一扇窗”。
（清涧爱豆公司业务栏 郭梓昊/摄）
在来到数字就业中心前，33岁的白雪将所有精力都扑在孩子身上。要喂奶、饭打翻，孩子的无时无刻不在触动这位宝妈的敏感神经，面向丈夫倾诉时，白雪渐渐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气，吵架成为家常。“在家待得越久，越是压抑。”白雪说。
如今，通过金融风险事件的标注业务这个窗口，白雪第一次认识到了外部世界。
密密麻麻文字占满了电脑屏幕，一周内的公司新闻，都会出现在需要标注的文本里。财务信息造假、实际控制人涉嫌违法、税务非正常户、延期信息披露、偷税漏税……白雪能一口气背出这串名词。
朋友们常常惊讶于白雪的见闻——在标注中，白雪了解胡鑫宇事件的前因后果，她甚至清晰记得新闻发布会召开时间；不怎么追剧的她也知道了近期大热的《狂飙》，明白了“风浪越大鱼越贵”的道理。“高启强犯了罪，涉嫌违法的是公司实控人还是公司高层，这就是我要思考的内容。”白雪说。
同样被AI唤醒的，还有鱼涛。接管爱豆公司时，鱼涛对AI业务毫无概念，直到训练机器的数据标注工作摆在他面前，困惑越发浓烈，为什么AI需要人工？
关于数据标注是怎么回事，鱼涛是从书中看来，办公室里，他买来的书摆满了两个柜子。书中的世界给鱼涛带来了冲击：测试机器是不是具备人类智能的图灵测试、击败顶尖棋手柯洁的阿尔法狗、爆火网络的ChatGPT，鱼涛惊叹于世界的改变。
（鱼涛为了解“数据标注”买来的书 郭梓昊/摄）
“以后是不是好多人被AI取代了”鱼涛很长时间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但有限的知识很难提供获得一个答案。他只能宽慰自己，“火车出来后，赶马车的人没了吗？这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如果工作都被机器取代了，人类就坐下来享受。”
三、“我只是一个标注工”
面对AI公司的到来，两地政府、爱豆公司的员工都曾寄予了希望。在公司落地之处，政府提供了办公场地、电脑等办公设备；员工们纷纷把待业的家人、朋友介绍到公司里。清涧公司也很争气，2年时间，公司员工来到了170人，办公区从两层扩充到三层。
可AI公司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县城贫瘠现状？就连鱼涛也说不准。说到底，这份工作的本质仍是流水线上的螺丝钉。
到爱豆公司工作前，惠卓觉得AI标注工作很“高大上”，而上手一段时间后，她逐渐发现数据标注的另一面——门槛低、且需要忍受不断循环。在上一个任务里，惠卓一天要给数千张甚至上万张图片打标签，判断它们是否涉及暴力。
由于左手腕轻微挪动时会与桌面产生摩擦，工作半年后，贺杰的手腕内侧就起了茧，需要在左手腕下垫一条毛巾。她形容，这就像农民干活，每天都拿着铁锹，手也会起茧，歇一段时间“护理”一下，茧子就能消下去一点。
枯燥、机械......不可否认，数据标注是一份重复性强的工作，也是消磨人的。“如果整个人工智能领域是一颗鸡蛋，我们连鸡蛋皮都没碰到。”惠卓说。
（永和县城里的“人工智能训练师” 黄梦琪/摄）
对着电脑屏幕，惠卓有过一闪而过的念头：“我做的东西到底有什么用”“数据标注以外，上下游到底是怎么回事”“自动驾驶的汽车，难道不怕撞到人”“机器越来越聪明，未来会不会统治人类，像电影里一样？”
偶然的瞬间，这些数据标注员负责过的业务会与他们的生活发生映照。一次，员工王慧收到花呗平台的催款电话，听着客服用生动语气报出了欠款数目，王慧感到莫名的亲切，“我就是喂养AI客服催款，它的问题、回答是怎么形成的，我都清楚。”
但“一闪而过”也就过去了，循环反复的劳动中，期待也日复一日消失。“你试试坐在电脑跟前，做一天任务。”惠卓说，目前都是照猫画虎，也没有机会接触更多的内容。在提及这样一家AI公司给自己带来什么时，员工们的答案更多是“养家糊口”。
这一切，鱼涛都看在眼里，但作为公司负责人，他有着更为紧急的事情。过去三年里，办公场地、设备都由政府提供；接到的业务订单大多来自起初合作的互联网大厂。鱼涛始终有一层隐忧：“一旦这些资源都撤了，爱豆公司是不是垮了？好不容易开启的窗户是不是就关上了？”
四、县城的束缚与解放
鱼涛所在的数据标注行业无疑还很年轻。2017年，伴随无人驾驶与阿尔法狗带来的AI浪潮，数据标注开始真正走进大众视野。如今，经历过一波洗牌之后，京东、阿里等头部公司相继组建自己的数据标注部门和工具，标注业务也更向龙猫数据、Testin云测等头部企业靠拢。
相较之下，除了扶贫标签带来的属性外，小县城的AI公司在商业竞争上显得毫无竞争力。
很长一段时间，像县城AI公司较低端的数据标注业务，只能存活于产业链底层，生存艰难。李林峰坦言，很多业务都需要几千人的标注平台，体量小的公司能接到的业务可能已经被外包了好几层。大部分时候，数据标注团队都会面临两个选择——要么无订单可做，要么接受亏本价。
为了公司的运转，鱼涛和李林峰都曾寄希望于寻求更多的订单。
2023年3月，鱼涛离开黄土高原，辗转来到江南水乡杭州，这里有着最为浓厚互联网氛围以及最前沿的人工智能领域技术，鱼涛此行的目的是，给公司拿下更多订单。但很显然，签下订单并非易事，推杯换盏间的两天后，鱼涛空手而归。
鱼涛感受到了一定落差。在清涧，鱼涛有一定号召力，但到了更大的世界，这份优势消失了。“我大专毕业，虽然也愿意看一些书，但是眼界没那么开阔，很多专业上的问题未必能说得清楚。在商业谈判上也会吃很大的亏。”鱼涛说。
来不及多想，更大的危机已经到来。AI正以可感知的速度替代掉了曾经培育他们的数据标注师——如今，AI算法从“有监督学习”升级为非监督学习或强化学习，这意味数据标注门槛越来越高了。
县城AI公司的业务，从最开始听语音标注文字的基础转换，到需要培训才能上手的医疗、法律等专业领域标注。再到现在，面对陌生的英语文本，员工们只能一个一个字母去核对，不少人因为干不来，自行选择了离开。
业务的改变对AI公司提出了人才要求。初中以上、高中、大专......最新一期招聘，清涧爱豆公司要招本科以上学历的人。但这谈何容易，“如果有能耐，谁不想往外走。”鱼涛说。经过三年的运营，两家公司把县城里能招的人都招了一遍，火爆的招聘场景也没再出现。
依托于偏远县城廉价劳动力发展起来的数据标注产业，目前正陷入缺乏高学历人才而止步不前的困局。这扇窗户能开多大、开多久，没人知道，但至少现在，有人从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意义。
身处县城，白雪觉得自己是人工智能产品背后的一个“奉献者”。他和同事们不知道ChatGPT到底是这么回事，只听说这款产品很厉害、在美国很火，聊到最后总结一句话：“它再伟大，也需要我们这样的人在背后做标注。”
通过AI工作，更多县城人拥有了自己的生活和世界。永和县城没有公园，到了周末，数字就业中心的同事们就开着车，带上孩子，去临汾，或者是黄河对岸的陕西，一块去旅游。这很日常，却已经是从前的她们不曾想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