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中国取消对入境旅客的检疫要求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乘客。 Thomas Peter/Reuters
中国互联网上正在展开一场激烈且涉及范围广泛的争论，人们对政府突然逆转严格的疫情防控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规模感染存在意见分歧。这些分歧正在挑战中共控制疫情政策扭转叙事的努力。
自上个月中共放弃“清零”政策以来，许多人在网上似乎就各种问题发表了对立的观点。谁该为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的爆炸式增长负责？政府委任的最高级别卫生专家值得信赖吗？奥密克戎变异株真的如中国官员现在所说的那样，并不太严重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医院里看起来挤满了患者？人们甚至在争论是否应该允许大家在即将到来的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以前许多人都有在新年燃放烟花爆竹的习惯。
网上的相互指责揭示了一个意见严重对立的国家，各方都不信任对方，他们相互怀疑，并在不同程度上对中共以及代表其发言的人持怀疑态度。在某些情况下，中共自己的支持者也在间接地质疑党的决定，使得党的审查员和宣传机构推动党传达信息的努力变得复杂起来。
“突然从’新冠清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这已引发了一场新的危机，政府需要向人民解释，”在克莱蒙麦肯纳学院研究中国政治的政府系教授裴敏欣说。中共现在需要遏制新冠病毒感染，挽救被“清零”政策拖累的经济，修复混乱的重新放开给形象造成的损害，裴敏欣说。
人们在海南的后海海滩燃放烟花庆祝跨年。 Hector Retamal/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如果中国政府在压制这些分歧上做得过于粗暴，它有可能会进一步疏远许多曾一直支持“新冠清零”政策的人，他们现在对突然的政策大转弯感到困惑或失望。但如果政府让争论升级的话，就有可能让其想传递的信息变得模糊，播下更多不确定性的种子。
“如果社会被分化成意见非常敌对的群体，让这些同样无能为力、同样无助的群体相互指责，这对中国社会非常有害，”旅居德国的中国社会问题专家项飚说。
到目前为止，这些争论中声音最大的一方由那些曾支持新冠“清零”的人组成，他们包括网上的民族主义意见领袖、保守派学者以及一些喷子。他们中有些人将严格的“清零”视为在一个医疗服务不均衡的国家为挽救生命而必须采取的政策。也有些人则接受了中共的说法，认为新冠“清零”是衡量中国优越政治模式的一个标准。
在所谓“清零派”当中，有些声音已在寻求将目前的疫情和不断上升的死亡人数归咎于反对封控的抗议者，尽管新冠病毒在政策大转弯之前就已经在失控地传播。他们称那些支持结束“清零”的人为“躺匪”，这是从“躺平”一词演化出来的骂人话。“躺平”是中国人用来描述懒散生活方式的说法，官媒之前曾用它来批评西方与新冠病毒共存的做法。
有些批评暗示，中共取消“新冠清零”政策的做法让国内和西方的恶意批评者们有了主动权，甚至在中共忠实的支持者中削弱了党的地位。有段时间，民族主义者司马南等网红甚至开始诋毁政府指认的专家，比如反对过度封控的上海著名流行病学家张文宏，他们暗示，张文宏误导了公众对奥密克戎变异株严重性的认识。他们使用的语言非常尖刻，以至于官方媒体很快要求停止这种人身攻击。
周六，上海一家医院的大厅和走廊里挤满了急诊室的病人。 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争论的另一方包括那些欢迎学校复课，恢复工作、商务和旅行的人，他们不仅把解除封控视为一种解脱，也视为中共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退出，是社会迫切需要的。许多自认属于“放开”或“解封”派的人与去年11月底抗议新冠“清零”政策的大学生、农民工、居民和小企业主有关。
就连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也罕见地承认了公众意见存在分歧，他在新年致辞中说：“不同人会有不同诉求，对同一件事也会有不同看法，这很正常。”
但他强调希望中国人保持一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就没有干不成的事、迈不过的坎。”
在过去三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习近平一直不允许有任何反对意见，把新冠“清零”政策宣扬为威权主义的中共在保护人民生命安全上比混乱的西方民主国家优越的证据。现在，随着国内公共卫生危机加剧，当局发现不得不控制那些通常捍卫中共的人，这些人曾帮助将“清零”捧为唯一可行的做法。
11月，北京的抗议者集会反对中国严格的防疫措施。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陶思亮是中共精英人士当中的一员，她最近批评了司马南人身攻击的做法，称其有违党的新方向。上周四，社交媒体网站微博迅速关闭或暂停了1000多个帐号，包括著名民族主义者孔庆东的帐号，因为这些帐号对专家和学者发起了人身攻击。
“此刻，我们最需信守的，还是44年前的那句老话：‘团结一致向前看’ 而不是对立、撕裂，更不是攻讦、谩骂，”浙江省的官方报纸在最近一篇社评中写道。
但一些捍卫“清零”人显然对事态的转变感到失望，他们拒绝了团结一致的号召。
“请告诉我，凭什么逼我团结？”微博上一篇被点赞3万次的帖子写道，该帖子的博主描述了一个有基础病的舅舅，因感染了新冠病毒，病情恶化后去世的情况。“凭什么逼我必须接受单一的，一切都在向好发展的社会论调？”
一些人认为反对重新开放主要是网络名人为了吸引更多关注者而摆出的姿态。他们预测一旦感染的高峰过去了，经济复苏了，这种愤怒就会平息下来。
在北京的独立政治分析人士吴强看来，网上的强烈反对意见是中国政府面临更深层次挑战的征兆。他说，习近平在新年讲话中“其实是罕见地承认面对党内外的异议，批评和不满”。
与此同时，吴强说，习近平“清零”政策自上而下的控制促使人们质疑中共的威权做法，掀起了一种新的政治热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热情的势头可能会增长。“某种意义上讲，如果说我们站在未来来看中国将来政治格局变化的话，其实现在的躺平派就是未来的中国一个最广泛的反对派的基础，”吴强说。
12月，北京的送货司机扫描健康码进入一处封锁区。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如果说有一个问题是争论双方持一致看法的，那就是，政府不提供全国新冠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数的可靠数据正在损害其信誉。在社交媒体上，人们大肆嘲笑中国官方发布的新冠死亡人数低到荒唐。世界卫生组织和几个国家已敦促中国政府分享更多住院患者和死亡人数的数据。信息真空助长了网上影响者和博主的猜测，他们在政策反转问题上推出了自己的结论和阴谋论。
这种相互明争暗斗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公众信任的崩溃”，项飚说，他是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也是牛津大学的教授。“政府的数据和政策，以及政府专家的意见，已经失去了可信度。”
中共报纸《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辑胡锡进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表示，中共经受得起更公开的辩论。
“我们的社会里可以有问题，有困难，但不应有太多‘敏感’的东西，”他写道。
“换言之，这个国家很经得起说，并且不乏纠错的内在动力。’敏感’不应属于中国。”
1月，中国取消对入境旅客的检疫要求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乘客。 Thomas Peter/Reuters
中国互联网上正在展开一场激烈且涉及范围广泛的争论，人们对政府突然逆转严格的疫情防控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规模感染存在意见分歧。这些分歧正在挑战中共控制疫情政策扭转叙事的努力。
自上个月中共放弃“清零”政策以来，许多人在网上似乎就各种问题发表了对立的观点。谁该为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的爆炸式增长负责？政府委任的最高级别卫生专家值得信赖吗？奥密克戎变异株真的如中国官员现在所说的那样，并不太严重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医院里看起来挤满了患者？人们甚至在争论是否应该允许大家在即将到来的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以前许多人都有在新年燃放烟花爆竹的习惯。
网上的相互指责揭示了一个意见严重对立的国家，各方都不信任对方，他们相互怀疑，并在不同程度上对中共以及代表其发言的人持怀疑态度。在某些情况下，中共自己的支持者也在间接地质疑党的决定，使得党的审查员和宣传机构推动党传达信息的努力变得复杂起来。
“突然从’新冠清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这已引发了一场新的危机，政府需要向人民解释，”在克莱蒙麦肯纳学院研究中国政治的政府系教授裴敏欣说。中共现在需要遏制新冠病毒感染，挽救被“清零”政策拖累的经济，修复混乱的重新放开给形象造成的损害，裴敏欣说。
人们在海南的后海海滩燃放烟花庆祝跨年。 Hector Retamal/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如果中国政府在压制这些分歧上做得过于粗暴，它有可能会进一步疏远许多曾一直支持“新冠清零”政策的人，他们现在对突然的政策大转弯感到困惑或失望。但如果政府让争论升级的话，就有可能让其想传递的信息变得模糊，播下更多不确定性的种子。
“如果社会被分化成意见非常敌对的群体，让这些同样无能为力、同样无助的群体相互指责，这对中国社会非常有害，”旅居德国的中国社会问题专家项飚说。
到目前为止，这些争论中声音最大的一方由那些曾支持新冠“清零”的人组成，他们包括网上的民族主义意见领袖、保守派学者以及一些喷子。他们中有些人将严格的“清零”视为在一个医疗服务不均衡的国家为挽救生命而必须采取的政策。也有些人则接受了中共的说法，认为新冠“清零”是衡量中国优越政治模式的一个标准。
在所谓“清零派”当中，有些声音已在寻求将目前的疫情和不断上升的死亡人数归咎于反对封控的抗议者，尽管新冠病毒在政策大转弯之前就已经在失控地传播。他们称那些支持结束“清零”的人为“躺匪”，这是从“躺平”一词演化出来的骂人话。“躺平”是中国人用来描述懒散生活方式的说法，官媒之前曾用它来批评西方与新冠病毒共存的做法。
有些批评暗示，中共取消“新冠清零”政策的做法让国内和西方的恶意批评者们有了主动权，甚至在中共忠实的支持者中削弱了党的地位。有段时间，民族主义者司马南等网红甚至开始诋毁政府指认的专家，比如反对过度封控的上海著名流行病学家张文宏，他们暗示，张文宏误导了公众对奥密克戎变异株严重性的认识。他们使用的语言非常尖刻，以至于官方媒体很快要求停止这种人身攻击。
周六，上海一家医院的大厅和走廊里挤满了急诊室的病人。 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争论的另一方包括那些欢迎学校复课，恢复工作、商务和旅行的人，他们不仅把解除封控视为一种解脱，也视为中共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退出，是社会迫切需要的。许多自认属于“放开”或“解封”派的人与去年11月底抗议新冠“清零”政策的大学生、农民工、居民和小企业主有关。
就连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也罕见地承认了公众意见存在分歧，他在新年致辞中说：“不同人会有不同诉求，对同一件事也会有不同看法，这很正常。”
但他强调希望中国人保持一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就没有干不成的事、迈不过的坎。”
在过去三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习近平一直不允许有任何反对意见，把新冠“清零”政策宣扬为威权主义的中共在保护人民生命安全上比混乱的西方民主国家优越的证据。现在，随着国内公共卫生危机加剧，当局发现不得不控制那些通常捍卫中共的人，这些人曾帮助将“清零”捧为唯一可行的做法。
11月，北京的抗议者集会反对中国严格的防疫措施。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陶思亮是中共精英人士当中的一员，她最近批评了司马南人身攻击的做法，称其有违党的新方向。上周四，社交媒体网站微博迅速关闭或暂停了1000多个帐号，包括著名民族主义者孔庆东的帐号，因为这些帐号对专家和学者发起了人身攻击。
“此刻，我们最需信守的，还是44年前的那句老话：‘团结一致向前看’ 而不是对立、撕裂，更不是攻讦、谩骂，”浙江省的官方报纸在最近一篇社评中写道。
但一些捍卫“清零”人显然对事态的转变感到失望，他们拒绝了团结一致的号召。
“请告诉我，凭什么逼我团结？”微博上一篇被点赞3万次的帖子写道，该帖子的博主描述了一个有基础病的舅舅，因感染了新冠病毒，病情恶化后去世的情况。“凭什么逼我必须接受单一的，一切都在向好发展的社会论调？”
一些人认为反对重新开放主要是网络名人为了吸引更多关注者而摆出的姿态。他们预测一旦感染的高峰过去了，经济复苏了，这种愤怒就会平息下来。
在北京的独立政治分析人士吴强看来，网上的强烈反对意见是中国政府面临更深层次挑战的征兆。他说，习近平在新年讲话中“其实是罕见地承认面对党内外的异议，批评和不满”。
与此同时，吴强说，习近平“清零”政策自上而下的控制促使人们质疑中共的威权做法，掀起了一种新的政治热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热情的势头可能会增长。“某种意义上讲，如果说我们站在未来来看中国将来政治格局变化的话，其实现在的躺平派就是未来的中国一个最广泛的反对派的基础，”吴强说。
12月，北京的送货司机扫描健康码进入一处封锁区。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如果说有一个问题是争论双方持一致看法的，那就是，政府不提供全国新冠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数的可靠数据正在损害其信誉。在社交媒体上，人们大肆嘲笑中国官方发布的新冠死亡人数低到荒唐。世界卫生组织和几个国家已敦促中国政府分享更多住院患者和死亡人数的数据。信息真空助长了网上影响者和博主的猜测，他们在政策反转问题上推出了自己的结论和阴谋论。
这种相互明争暗斗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公众信任的崩溃”，项飚说，他是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也是牛津大学的教授。“政府的数据和政策，以及政府专家的意见，已经失去了可信度。”
中共报纸《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辑胡锡进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表示，中共经受得起更公开的辩论。
“我们的社会里可以有问题，有困难，但不应有太多‘敏感’的东西，”他写道。
“换言之，这个国家很经得起说，并且不乏纠错的内在动力。’敏感’不应属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