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实学，不是烧脑游戏的玄学。宏观经济学再富丽堂皇，也不能代替微观经济的柴米油盐。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丨关不羽
最近有幸围观了赵建教授和中银首席经济学家徐高的债务辩论，谈一点感想：经济学可以宏观，经济的真相却在微观。
01
引发这场辩论的，是赵建教授的《中国不能再吸食债务鸦片，要重新激活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对地方债依赖的地区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批评。
主要观点是：
债务超出信用和资产的约束，就会成为一种“鸦片”。吸鸦片的时候肯定会精神抖擞，出现无所不能、一片繁荣的幻觉。但当毒劲一过，就会身体透支，精疲力尽，甚至会走向崩溃。
徐高发表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文章《将债务比作鸦片错得离谱》，反对“债务妖魔化”。
徐高的文章读到一半，感觉有点鸡同鸭讲的味道。徐高的上半篇文章运用货币银行学、可持续债务等理论，高举高打地批评“债务鸦片”是对债务妖魔化。理论水平确实很高，却有自树靶子之嫌。
没有任何一位经济学者会笼而统之地把债务一概归为“鸦片”，赵健教授的文章开宗明义，“债务鸦片”就是针对备受瞩目的地方债问题。徐高前半篇文章高度理论化地反驳，并未针对地方债与地区经济发展的讨论范围。
比如赵健说“一笔地方债投下去，就能立即凭空形成需求或货币购买力”，徐高批评“这里作者又犯了将银行体系的货币创造与债务形成混为一谈的错误”，就是无视讨论对象和范围的误解。
图/图虫创意
诚如徐高所言，通常的债务只带来购买力的转移，并不会凭空创造购买力。但是，就地方债所在的区域经济而言，除非银行放贷的钱都是本地住户的存款，否则还真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的凭空而来。
徐高对赵建的反驳，大体就是这么个路子。理论高度的高举高打，却落不到实处。徐高用大段篇幅论证可持续债务与不可持续的“庞氏骗局”之间的区别，理论架势端得很足，梳理概念的名词解释够开好几堂课，却是舍近求远地兜圈子。
要反驳赵建哪用得着这么麻烦？徐高只要直接论证地方债借新还旧的可持续性就行了，诸如抵押有多充足，作为主要抵押物的土地资产升值有多可期。
其实，只要把“地方债可持续性”的理论模型，大致量化分析出个子丑寅卯来，相信所有质疑者都会心悦诚服的。遗憾的是，在这个关键点上，徐高除了一堆名词解释外，就是“过去行，现在也行”的简单粗暴。
02
徐高写道：
虽然在微观层面，基建项目投资回报率低于债务利息率，但在政府层面算大账，把政府卖地所变现的社会效益也考虑进来，其投资回报率能覆盖债务利息率，债务可持续。
正因有这么一套中国特有的机制，我国才能绕开基础设施投资微观回报率低的障碍，构建起了“地产+基建”的“经营城市”的商业模式。这一模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法宝”。不理解中国现实，错将“法宝”视为毒药，重启经济的设想只能变成对经济的又一轮伤害。
这个“法宝论”挺形象的，让我想起了《封神榜》里的打神鞭。一出场时何其威风，但是往后看，是时灵时不灵、越用越不灵了。“债务法宝”也是如此，这涉及到两个问题：
首先，“地产+基建”的经济增长模式有地域性，并不普适。无论是基建还是地产，都有明显的地域差异。不是所有地方的房地产都搞得起来的，也不是所有地方的基建都能发挥效用的。
如果滥用这一模式，就可能造成地方债务困局，所以说这是病因，而不是解药。
压根不具备房地产发展条件的地区，如果强行启动“地产+基建”，结果就是“泡沫三件套”——利用率低下的基建、无人问津的房子和一堆地方债务。无论理论多么高明玄妙，事实就是如此。
其次，彼一时此一时，当年“地产+基建”能成功，是经济高增长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不可复制。2000年前后市场化改革渐趋成熟、加入WTO融入全球化体系，是经济强劲增长的原动力。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基建需求和住房需求激增，才有了“地产+基建”成功的可能。
“地产+基建”不是毒药，但也不是万灵药。徐高强调要理解中国的现实，这是很正确的。那么，就不应该忽视中国经济巨大地域差异这一现实。
北京、上海“地产+基建”能保证地方债的可持续性，不等于鹤岗也可以。一张方子包治百病，挖土机一响黄金万两，在今天复杂的经济形势下是行不通的。
“要不要救地方债”成为话题，足够说明问题了。如果徐高主张的“算大账”、“土地出让的社会效益”能够顺利通过经济核算，那么本来就不会有这场争论。一切顺风顺水，自然无话可说。
因此，徐高强调“算大账”，没有错。算账就要认账，算是可以算的，还账是不可能的，那是赖账。经济学不是用来教人赖账的。
那么地方债到底是“鸦片”还是良药，经济学家说了不算，市场说了算。这才是地方债问题的终极解。
03
在这场争论中，赵建教授针对地方债务问题提出了具体的看法，徐高则在理论高度提出了反驳。两位有角度不同，也有虚实之别。
但是，不少地方债尤其是隐性地方债的违约风险高，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而不是用理论去掩饰。“撇开事实不谈”的理论再好，也是没有价值的。
正如赵建教授所言：债务超出信用和资产的约束，就会成为一种“鸦片”。拿块石头说是金子，银行闭着眼睛收下当抵押物；上次借债不还，不影响下次再借。谁有这样的金融特权，都会借钱上瘾、花钱过瘾。这并不是多么高深的理论问题。
在这场争论中，徐高也给出了很有价值的观点。他说“债务只带来购买力的转移，并不会凭空创造购买力”，可谓切中要害，提示了不良债务堆积的危害性。
如果宝贵的购买力从其他经济部门，转移到部分地方政府的“地产+基建”模式，搞出车流稀疏的高速公路、一堆卖不出去的房子，这是巨大的浪费，有违金融业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
04
因此，宏观也好，微观也罢，经济学者应该守住的专业底线，不是离地三尺的故弄玄虚，而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实事求是。
至于这场争论对普通人理解债务问题有多大帮助，无从得知。普通人可能无法理解凯恩斯的“挖坑理论”，也不知道凯恩斯主义者面对滞胀现象时束手无策。但是，普通人肯定知道自己是否买得起房子、是否还得起按揭。无论宏观多么遥不可及，微观依然真实。
所谓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实学，不是烧脑游戏的玄学。宏观经济学再富丽堂皇，也不能代替微观经济的柴米油盐。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丨关不羽
最近有幸围观了赵建教授和中银首席经济学家徐高的债务辩论，谈一点感想：经济学可以宏观，经济的真相却在微观。
01
引发这场辩论的，是赵建教授的《中国不能再吸食债务鸦片，要重新激活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对地方债依赖的地区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批评。
主要观点是：
债务超出信用和资产的约束，就会成为一种“鸦片”。吸鸦片的时候肯定会精神抖擞，出现无所不能、一片繁荣的幻觉。但当毒劲一过，就会身体透支，精疲力尽，甚至会走向崩溃。
徐高发表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文章《将债务比作鸦片错得离谱》，反对“债务妖魔化”。
徐高的文章读到一半，感觉有点鸡同鸭讲的味道。徐高的上半篇文章运用货币银行学、可持续债务等理论，高举高打地批评“债务鸦片”是对债务妖魔化。理论水平确实很高，却有自树靶子之嫌。
没有任何一位经济学者会笼而统之地把债务一概归为“鸦片”，赵健教授的文章开宗明义，“债务鸦片”就是针对备受瞩目的地方债问题。徐高前半篇文章高度理论化地反驳，并未针对地方债与地区经济发展的讨论范围。
比如赵健说“一笔地方债投下去，就能立即凭空形成需求或货币购买力”，徐高批评“这里作者又犯了将银行体系的货币创造与债务形成混为一谈的错误”，就是无视讨论对象和范围的误解。
图/图虫创意
诚如徐高所言，通常的债务只带来购买力的转移，并不会凭空创造购买力。但是，就地方债所在的区域经济而言，除非银行放贷的钱都是本地住户的存款，否则还真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的凭空而来。
徐高对赵建的反驳，大体就是这么个路子。理论高度的高举高打，却落不到实处。徐高用大段篇幅论证可持续债务与不可持续的“庞氏骗局”之间的区别，理论架势端得很足，梳理概念的名词解释够开好几堂课，却是舍近求远地兜圈子。
要反驳赵建哪用得着这么麻烦？徐高只要直接论证地方债借新还旧的可持续性就行了，诸如抵押有多充足，作为主要抵押物的土地资产升值有多可期。
其实，只要把“地方债可持续性”的理论模型，大致量化分析出个子丑寅卯来，相信所有质疑者都会心悦诚服的。遗憾的是，在这个关键点上，徐高除了一堆名词解释外，就是“过去行，现在也行”的简单粗暴。
02
徐高写道：
虽然在微观层面，基建项目投资回报率低于债务利息率，但在政府层面算大账，把政府卖地所变现的社会效益也考虑进来，其投资回报率能覆盖债务利息率，债务可持续。
正因有这么一套中国特有的机制，我国才能绕开基础设施投资微观回报率低的障碍，构建起了“地产+基建”的“经营城市”的商业模式。这一模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法宝”。不理解中国现实，错将“法宝”视为毒药，重启经济的设想只能变成对经济的又一轮伤害。
这个“法宝论”挺形象的，让我想起了《封神榜》里的打神鞭。一出场时何其威风，但是往后看，是时灵时不灵、越用越不灵了。“债务法宝”也是如此，这涉及到两个问题：
首先，“地产+基建”的经济增长模式有地域性，并不普适。无论是基建还是地产，都有明显的地域差异。不是所有地方的房地产都搞得起来的，也不是所有地方的基建都能发挥效用的。
如果滥用这一模式，就可能造成地方债务困局，所以说这是病因，而不是解药。
压根不具备房地产发展条件的地区，如果强行启动“地产+基建”，结果就是“泡沫三件套”——利用率低下的基建、无人问津的房子和一堆地方债务。无论理论多么高明玄妙，事实就是如此。
图/图虫创意
其次，彼一时此一时，当年“地产+基建”能成功，是经济高增长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不可复制。2000年前后市场化改革渐趋成熟、加入WTO融入全球化体系，是经济强劲增长的原动力。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基建需求和住房需求激增，才有了“地产+基建”成功的可能。
“地产+基建”不是毒药，但也不是万灵药。徐高强调要理解中国的现实，这是很正确的。那么，就不应该忽视中国经济巨大地域差异这一现实。
北京、上海“地产+基建”能保证地方债的可持续性，不等于鹤岗也可以。一张方子包治百病，挖土机一响黄金万两，在今天复杂的经济形势下是行不通的。
“要不要救地方债”成为话题，足够说明问题了。如果徐高主张的“算大账”、“土地出让的社会效益”能够顺利通过经济核算，那么本来就不会有这场争论。一切顺风顺水，自然无话可说。
因此，徐高强调“算大账”，没有错。算账就要认账，算是可以算的，还账是不可能的，那是赖账。经济学不是用来教人赖账的。
那么地方债到底是“鸦片”还是良药，经济学家说了不算，市场说了算。这才是地方债问题的终极解。
03
在这场争论中，赵建教授针对地方债务问题提出了具体的看法，徐高则在理论高度提出了反驳。两位有角度不同，也有虚实之别。
但是，不少地方债尤其是隐性地方债的违约风险高，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而不是用理论去掩饰。“撇开事实不谈”的理论再好，也是没有价值的。
正如赵建教授所言：债务超出信用和资产的约束，就会成为一种“鸦片”。拿块石头说是金子，银行闭着眼睛收下当抵押物；上次借债不还，不影响下次再借。谁有这样的金融特权，都会借钱上瘾、花钱过瘾。这并不是多么高深的理论问题。
图/图虫创意
在这场争论中，徐高也给出了很有价值的观点。他说“债务只带来购买力的转移，并不会凭空创造购买力”，可谓切中要害，提示了不良债务堆积的危害性。
如果宝贵的购买力从其他经济部门，转移到部分地方政府的“地产+基建”模式，搞出车流稀疏的高速公路、一堆卖不出去的房子，这是巨大的浪费，有违金融业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
04
所谓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实学，不是烧脑游戏的玄学。宏观经济学再富丽堂皇，也不能代替微观经济的柴米油盐。
因此，宏观也好，微观也罢，经济学者应该守住的专业底线，不是离地三尺的故弄玄虚，而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实事求是。
至于这场争论对普通人理解债务问题有多大帮助，无从得知。普通人可能无法理解凯恩斯的“挖坑理论”，也不知道凯恩斯主义者面对滞胀现象时束手无策。但是，普通人肯定知道自己是否买得起房子、是否还得起按揭。无论宏观多么遥不可及，微观依然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