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建筑工地对“高龄者”不论个人意愿、身体状况，一律关上用工大门，那么有些人在未禁止的行业里会产生更激烈的竞争，劳动者的议价能力进一步降低。
最近，全国多地建筑业对“超龄农民工”的“清退”又成了新闻，它指的是60周岁以上男性、50周岁以上女性禁止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未来十年间将有近8000万农民工面临超龄问题。
“清退令”的初衷是保护超龄农民工的生命安全，但由于这一年龄段的农民工仍有较强的就业意愿，且不乏仍有劳动能力的，因此一刀切的清退引起了舆论关切。
我有一位堂兄，我叫他田哥，他来过一次北京，那是2006年，他在一个建筑队打工，参加修建奥运场馆。当时他五十多岁，佝偻着背，头发花白。一个休息日，我接他到我家小坐，吃了顿饭。他抱怨北方工地的伙食太差，炖白菜萝卜加几个馒头，吃不惯。不久后，他回到了老家。
这些年我每次回家，都能见到田哥。他驼背更甚了，两个儿子长年在外面做工，他在家带着几个孙子孙女。他说现在这个年龄，出去打工已经没人要了，不过四乡八里有自建房的工程，工头有时会叫他去做小工，挣些零花钱。
田哥大概算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已逐渐进入到人生暮年。
这代现已六七十岁的农民工，有些回到自己的故乡，而有些则为了生计，仍然在各个劳动场所发挥“余热”。何以至此？原因简单，这代农民工在精力旺盛的青壮年时期，辗转于各地打工，多数并没有办理养老保险，甚至没有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老了后，他们无法领取能维持起码生活的养老金——许多省份，比如我的故乡湖南，在二十多年前就推行了“新农保”，但缴费标准低，领取数额也低，参与者的比例并不高。
这代农民工老了后，晚景如何，取决于他们的子女是否出息和孝顺，以及青壮年时期的积蓄，因此很多人还得继续做工才能生活。
一律禁用“超龄”，他们会越来越穷
虽然理论上说劳动不分高低贵贱，任何工种都是平等的。但在现实社会里，由于劳动者的出身、受教育情况、个人禀赋的差异，其所能获得的劳动岗位，也存在某种“鄙视链”——对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尤其如此。
在移动互联网催生容纳海量劳动力的外卖、快递业之前，没技术、没人脉、没本钱和生意头脑的人，进城找工作兜底的去处，就是去建筑工地干活。
建筑工人辛苦，几乎纯粹是体力活，日晒雨淋，爬上爬下，有一定的危险性。虽然这些年建筑工地的机械化程度有长足进步，劳动安全保障措施也得到了加强；但总体而言，三百六十行，干建筑活仍然是很辛苦的行当。
建筑工的特点，决定了这是一个不适合体力衰退、注意力下降的年老者的工种。
早在2019年，上海市住建委、市人社局和市总工会曾共同发文，明确规定禁止18周岁以下、60周岁以上男性及50周岁以上女性三类人员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同时进一步规定，禁止55周岁以上男性、45周岁以上女性工人进入施工现场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影响身体健康以及危险性、风险性高的特殊工作。其他省份也出台了类似的规定，禁止使用超龄建筑工人。这篇报道的记者，在文中明确提到安全考量是政策出台主因，并叙述了各地严格执行以“体现城市温情”。
保护劳动者安全的出发点，毋庸置疑是好的。
每个职能部门出台政策时站在自己的立场，很正常，比如，对主管安全生产的部门来说，降低作业场所的伤亡率就是其职能和追求的工作目标。
不过，对于一个社会观察者来说，要从更宽阔的视野来分析问题。以建筑工地出现“超龄”工人为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禁用“超龄”建筑工人，是否使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好？这样的政策能否达到政策预期？谁又是最大的获益者？
用工自由和自由选择工作，是企业和劳动者的合法权利。我国的《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对用工的年龄下限做出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未满十八岁的劳动者不得从事繁重劳动和特殊工种，而劳动者年龄的上限并没有禁止性规定。对法人和自然人来说，法无禁止即可为。至于对劳动者退休年龄的规定，是赋予劳动者休息的权利，而非剥夺其劳动权。劳动者可以行使符合条件就退休领养老金的权利，但他也可以放弃休息的权利选择继续劳动。
为什么还有年满60岁的男劳动者和年满50岁的女劳动者仍然在建筑工地工作？这是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的。
如上述《工人日报》的报道中一位“大工”沈师傅所说：“干了一辈子工地，做别的都不习惯了，收入肯定会受影响。”一名男子年满60，如果他有能维持生活的退休金，我想大多数人不会再去工地打工，好逸恶劳是人性，即使想运动也可以去跳广场舞、打太极拳啊。几乎所有在建筑工地打工的高龄劳动者，是不得不如此，家里需要钱，自己没有退休金…….
如果用禁止性规定把他们从建筑工地赶走，对多数人来说，其处境不是变好而是变糟了，因为他挣不了以前那份钱。为了挣钱，他们可能得去建筑工地打黑工，权利更难得到保障。还有些人会去从事劳动强度一点不亚于建筑业的行当。
当然，我注意到那篇报道引述上海总工会负责人的一段话：“对于仍有工作意愿的超龄农民工，上海各方面积极协调，提供了保安、保洁和物业等相对较轻松的工作，同时将在劳动权益保障方面及时跟进，确保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这确实是一个良好的替代方案。
可是，禁止性规定是硬性的，必须遵守，而帮助超龄农民工转岗从事相对轻松的工作，是美好的愿望，有多少超龄农民工都能获得此类机会呢？
而且转岗从事保安、保洁工作，收入会减少一大块。——穷，比劳累、冒风险更难忍受。
雇佣中年或者“超龄”建筑工人，企业不得已为之
为什么还有用工单位雇佣“超龄”建筑工人？这类人上工地，手脚慢，精力不济，出安全事故的概率高于年富力强者，难道雇佣青壮年建筑工人不香么？——这些道理，哪个建筑企业不懂呀？企业雇佣中年甚至“超龄”建筑工人，也是不得不如此。
我们可以稍加留意观察一下，不仅仅是建筑工地，包括一些制造业的车间，工人年龄普遍偏大。80后、90后的中青年劳动者愿意去建筑工地挣辛苦钱的很少，即使文化程度不高，他们进城后更愿意去送外卖和快递，因为劳动的性价比高于当建筑工。
如今建筑工地上多是70后、60后劳动者，这些人很快就要满60岁了。建筑业劳动者供应不足是个普遍现象，建筑企业找不到足够青壮年工人，当然只能退而求其次，让还愿意干的年长者顶着。
FacebookTwitterTelegramRedditWhatsAppEmailCopy Link分享
如果建筑工地对“高龄者”不论个人意愿、身体状况，一律关上用工大门，那么有些人在未禁止的行业里会产生更激烈的竞争，劳动者的议价能力进一步降低。
最近，全国多地建筑业对“超龄农民工”的“清退”又成了新闻，它指的是60周岁以上男性、50周岁以上女性禁止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未来十年间将有近8000万农民工面临超龄问题。
“清退令”的初衷是保护超龄农民工的生命安全，但由于这一年龄段的农民工仍有较强的就业意愿，且不乏仍有劳动能力的，因此一刀切的清退引起了舆论关切。
我有一位堂兄，我叫他田哥，他来过一次北京，那是2006年，他在一个建筑队打工，参加修建奥运场馆。当时他五十多岁，佝偻着背，头发花白。一个休息日，我接他到我家小坐，吃了顿饭。他抱怨北方工地的伙食太差，炖白菜萝卜加几个馒头，吃不惯。不久后，他回到了老家。
这些年我每次回家，都能见到田哥。他驼背更甚了，两个儿子长年在外面做工，他在家带着几个孙子孙女。他说现在这个年龄，出去打工已经没人要了，不过四乡八里有自建房的工程，工头有时会叫他去做小工，挣些零花钱。
田哥大概算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已逐渐进入到人生暮年。
这代现已六七十岁的农民工，有些回到自己的故乡，而有些则为了生计，仍然在各个劳动场所发挥“余热”。何以至此？原因简单，这代农民工在精力旺盛的青壮年时期，辗转于各地打工，多数并没有办理养老保险，甚至没有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老了后，他们无法领取能维持起码生活的养老金——许多省份，比如我的故乡湖南，在二十多年前就推行了“新农保”，但缴费标准低，领取数额也低，参与者的比例并不高。
这代农民工老了后，晚景如何，取决于他们的子女是否出息和孝顺，以及青壮年时期的积蓄，因此很多人还得继续做工才能生活。
一律禁用“超龄”，他们会越来越穷
虽然理论上说劳动不分高低贵贱，任何工种都是平等的。但在现实社会里，由于劳动者的出身、受教育情况、个人禀赋的差异，其所能获得的劳动岗位，也存在某种“鄙视链”——对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尤其如此。
在移动互联网催生容纳海量劳动力的外卖、快递业之前，没技术、没人脉、没本钱和生意头脑的人，进城找工作兜底的去处，就是去建筑工地干活。
建筑工人辛苦，几乎纯粹是体力活，日晒雨淋，爬上爬下，有一定的危险性。虽然这些年建筑工地的机械化程度有长足进步，劳动安全保障措施也得到了加强；但总体而言，三百六十行，干建筑活仍然是很辛苦的行当。
建筑工的特点，决定了这是一个不适合体力衰退、注意力下降的年老者的工种。
早在2019年，上海市住建委、市人社局和市总工会曾共同发文，明确规定禁止18周岁以下、60周岁以上男性及50周岁以上女性三类人员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同时进一步规定，禁止55周岁以上男性、45周岁以上女性工人进入施工现场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影响身体健康以及危险性、风险性高的特殊工作。其他省份也出台了类似的规定，禁止使用超龄建筑工人。这篇报道的记者，在文中明确提到安全考量是政策出台主因，并叙述了各地严格执行以“体现城市温情”。
保护劳动者安全的出发点，毋庸置疑是好的。
每个职能部门出台政策时站在自己的立场，很正常，比如，对主管安全生产的部门来说，降低作业场所的伤亡率就是其职能和追求的工作目标。
不过，对于一个社会观察者来说，要从更宽阔的视野来分析问题。以建筑工地出现“超龄”工人为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禁用“超龄”建筑工人，是否使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好？这样的政策能否达到政策预期？谁又是最大的获益者？
用工自由和自由选择工作，是企业和劳动者的合法权利。我国的《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对用工的年龄下限做出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未满十八岁的劳动者不得从事繁重劳动和特殊工种，而劳动者年龄的上限并没有禁止性规定。对法人和自然人来说，法无禁止即可为。至于对劳动者退休年龄的规定，是赋予劳动者休息的权利，而非剥夺其劳动权。劳动者可以行使符合条件就退休领养老金的权利，但他也可以放弃休息的权利选择继续劳动。
为什么还有年满60岁的男劳动者和年满50岁的女劳动者仍然在建筑工地工作？这是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的。
如上述《工人日报》的报道中一位“大工”沈师傅所说：“干了一辈子工地，做别的都不习惯了，收入肯定会受影响。”一名男子年满60，如果他有能维持生活的退休金，我想大多数人不会再去工地打工，好逸恶劳是人性，即使想运动也可以去跳广场舞、打太极拳啊。几乎所有在建筑工地打工的高龄劳动者，是不得不如此，家里需要钱，自己没有退休金…….
如果用禁止性规定把他们从建筑工地赶走，对多数人来说，其处境不是变好而是变糟了，因为他挣不了以前那份钱。为了挣钱，他们可能得去建筑工地打黑工，权利更难得到保障。还有些人会去从事劳动强度一点不亚于建筑业的行当。
如果建筑工地对“高龄者”不论个人意愿、身体状况，一律关上用工大门，那么有些人在未禁止的行业里会产生更激烈的竞争，劳动者的议价能力进一步降低。
当然，我注意到那篇报道引述上海总工会负责人的一段话：“对于仍有工作意愿的超龄农民工，上海各方面积极协调，提供了保安、保洁和物业等相对较轻松的工作，同时将在劳动权益保障方面及时跟进，确保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这确实是一个良好的替代方案。
可是，禁止性规定是硬性的，必须遵守，而帮助超龄农民工转岗从事相对轻松的工作，是美好的愿望，有多少超龄农民工都能获得此类机会呢？
而且转岗从事保安、保洁工作，收入会减少一大块。——穷，比劳累、冒风险更难忍受。
雇佣中年或者“超龄”建筑工人，企业不得已为之
为什么还有用工单位雇佣“超龄”建筑工人？这类人上工地，手脚慢，精力不济，出安全事故的概率高于年富力强者，难道雇佣青壮年建筑工人不香么？——这些道理，哪个建筑企业不懂呀？企业雇佣中年甚至“超龄”建筑工人，也是不得不如此。
我们可以稍加留意观察一下，不仅仅是建筑工地，包括一些制造业的车间，工人年龄普遍偏大。80后、90后的中青年劳动者愿意去建筑工地挣辛苦钱的很少，即使文化程度不高，他们进城后更愿意去送外卖和快递，因为劳动的性价比高于当建筑工。
如今建筑工地上多是70后、60后劳动者，这些人很快就要满60岁了。建筑业劳动者供应不足是个普遍现象，建筑企业找不到足够青壮年工人，当然只能退而求其次，让还愿意干的年长者顶着。
FacebookTwitterTelegramRedditWhatsAppEmailCopy Link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