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拐点就是中国政府尽快公布病毒毒株，尽快向国际社会透明地公布现有的疫情，尽快接受国际社会的医疗援助，没有这些死亡率，感染率会持续以几何级数的速率上升。
另外需要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病毒研究院石正丽出来说明她们以前研究的冠状病毒和人类健康的关系，还有她们在小白鼠身上所做的病毒试验，以及发现的小白鼠肺部受损的结果都是怎么得来的。
她们在naturemedicine 网站2015年发表的A SARS-like cluster of circulating bat coronaviruses shows potential for human emergence，关于冠状病毒以及实验结果都是怎么回事？会上网的自己搜索吧，真相已经快浮出水面了，中国人自己研制生化武器试验发生失控酿成灾难并不是危言耸听。
应该说目前这样把自己关起来、不活动，对病毒控制有巨大作用，接下来的疫情很可能变化，甚至通过一段时间完全消失，都是有可能的。
三天前，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教授卢山和其他45名华人病毒学家联名发出一封倡议书《分层管理，集中分筛可疑人群是当前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的关键》，言明此次疫情较2003年SARS爆发相比“人数和范围更大”，2003年北京建小汤山，上海建金山公卫中心，是为了控制严重高危病人的，最终效果良好，但能收入的人数少，这次爆发，需要采用相似但又有这次特色的方式。
“如果按照我们建议的分层管理的方案真正实行起来，2～4周湖北境内疫情就会得到极大控制。”
卢山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卢山2006年起任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内科学、生化和分子药理学、免疫病毒学专业教授，并出任新型疫苗研究室主任，是核酸疫苗（DNA vaccine）的主要发明人之一。
《中国新闻周刊》：
海外华人专家提出倡议书的背景是什么？当时中国的疫情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与以往的疫情（如SARS）相比，存在哪些新问题、新挑战或难点？
卢山：
我们写这封信的时候，武汉已经封城，并且有500万人已“逃离”武汉，我们就想，这个事情可能麻烦了，这时防控就不再是武汉市一个城市的事情，而是整个湖北省。
武汉是个大都会，汇集了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人，但大部分外来人口还是来自湖北省、到武汉工作或做生意的人，所以外出的也大多回到湖北省各个地方，但湖北这么大。西方人有个说法，“鬼怪跑出瓶子”了，该怎么办呢？
我们的设计就是要把跑出去的被感染的病人，不管有没有症状，要把他们找回来、筛选出来。大家可能觉得这是大海捞针的事，我们不是“堵人”，我们建议在市和县级别建立临时简易急性呼吸道诊疗中心，集体留观符合标准的可疑病人，因为再到下面的行政区域的条件可能比较就有限了。
市和县级建立的简易急性呼吸道诊疗中心，可以设在2～3星酒店，留观病人可以在里面吃住、看电视，生活条件有保障，同时当地政府可以征购、借用，比较方便，而不是再把人集中到已经快要忙死了的当地医院，而且现在到医院看病的人可能不都是真的感染了新冠病毒，冬季的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也很常见，有症状的患者都去医院，中国有13亿人口的基数，最终确诊阳性率可能很低，可能只有千分之一，一方面浪费资源，另一方面也增加感染风险。
对这部分似是而非的患者，就可以到简易检查中心，筛选一下，我们叫“分筛”：确实像是新冠病毒感染的，同时抽血做核酸诊断，如果症状严重、很像感染，就送到当地医院，如果不太像的，症状不太明显，就先住酒店，没有继续发病的话，2周后可以“出院”，留下联系方式，发现情况随时保持联系。
这么做的好处是，能把有可能感染人的都集中起来，而且过程简便、低成本，而不是大面积的方式，人民也不敢正常生活，如果按我们这样做，两周潜伏期后，把社会上流传的百分之八九十疑似患者控制住，哪怕还留有百分之一二十，压力也会小很多，这是我们的建议。
《中国新闻周刊》：
现在每天更新的确诊病例数目增速惊人，你怎么看这个数字的增长？
卢山：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有五块，翻一倍变成十块，不会觉得很富有，因为只多了5块钱，然后翻倍、再翻倍，从500到1000，也是翻了一倍，本质上和从50到100没有区别，但因为基数越来越大，从500到1000翻一倍，一下多了500，大家一看，哇，这么多人，要大爆发了，但不是这样的。
实际上，中国数据一开始不是很准确，看不出人数随时间发展的曲线变化，是突然变陡，还是比较平稳地上升，或者哪一天开始出现增速减缓或翻倍比例变小的情况。从钟南山（1月20日）到武汉说人传人之后，信息比较开放了，我们看到确诊人数近期一两天翻一倍，乍一看非常吓人，但增长还是在预期内。
《中国新闻周刊》：
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席卷了全球74个国家，美国也受到波及，但在后期考虑到其病死率比正常流感低，从而改变了应对策略，将其作为一般流感收治、防控，这对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有哪些借鉴意义？
卢山：
不是说冠状病毒感染会变成流感，而是说其感染和2009年H1N1非常相似，流行状态和病人症状严重程度有点像流感，就是很多人发病，但是没有死那么多人，感染的人群大，可能人体接受了它（病毒），或者是得到了控制。
所以，恐慌是完全没必要的，死亡率并不高，症状也不是特别严重，有一些病人在医院救治，虽然也有死亡病例，但是也有很多人都出院了。
另外，从目前确诊感染人数看，感染总人数和中国人口基数比不大。现在全国人民在家里不出去，春节期间本来就不上班，还延迟上班时间，与在正常工作期间出现感染情况相比已经很幸运了。
应该说目前这样把自己关起来、不活动，对病毒控制有巨大作用，接下来的疫情很可能变化，甚至通过一段时间完全消失，都是有可能的。
回过头来看，2003年发生SARS的时候需要那么恐慌吗？也不需要。但是当时恐慌也有一定的道理，病人非常严重，死亡率不低，治愈需要大量激素，痊愈后很多人处于半残废状态，所以严格来讲，那个疾病比现在严重得多，让大家紧张一点还是有道理的。
现在，大家都不了解这个病毒，觉得这个病毒有烽火燎原之势，假如在全中国扩散出去，也是可怕的，但是我们经过一段时间，尤其经过专家分析，觉得没有那么可怕。
《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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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在最新的报告中将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全球风险由原来的中等风险调至“高风险”，这释放了什么信号？国际上是如何看武汉疫情的？
卢山：
对此不要过度解读，国内对疫情的了解比世卫组织更及时。这个病毒已经从人口1100万的城市发到全世界，当然要提级，这是一个被动的行为，不是预判的行为，不要怀疑、猜度。实际上，这是国际组织根据已经发生的事情做出判断，给全世界人民一个提醒，不是预判，不是说更严重了，或者中国还有大爆发，我不认为是这样。
《中国新闻周刊》：
按照国家卫健委的临床指南，目前还没有针对新冠病毒感染的特效药，但对病毒感染的治疗，建议可试用α-干扰素和抗艾滋病药物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据你所知，还有哪些种类的药物可推荐临床试用？可以期待新冠病毒疫苗吗？
卢山：
SARS当时用的药更少，主要是大量使用激素，现在全世界有各种抗病毒药物，包括抗艾滋的药物，我觉得很好，可以试试，但最后药物是否有效等结论，还是要在临床过程中来证明，需要科学数据。
基于SARS疫苗研制的经验，包括我的实验室也做过SARS疫苗，开展工作可能很快，国际突发疫苗组织已经拨款1000多万美元给三个研究机构，美国NIH（国立卫生研究院）内部的疫苗中心也在开发，全世界各地都有机构在开发，我相信未来不久就会看到疫苗研发进程得到推动的情况。
新冠病毒和SARS病毒应该差不了多少，应该比较相近，目前看到的独立冠状病毒没有那么高的变异。但做任何事情都需要花时间，疫苗做出来还需要在动物身上检验，一个生物制品还要保证安全，需要很多具体技术步骤。
现在疫苗有各种各样的研发，有的需要把病毒分离出来，做灭活性病毒疫苗；还有的先把病毒的DNA顺序弄出来，再人工合成DNA或蛋白质疫苗，这个是很容易的，我的实验室就做这个事情，现在没有技术困难，但依旧需要时间去完成。
《中国新闻周刊》：
从这次疫情控制，尤其是早期刚发病时的情况，我们可以总结哪些经验教训？
卢山：
现在总结经验教训还太早，可能唯一的经验教训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状态和几十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人类侵占山、荒原，到过去没有人去的地方，加上野生动物的捕杀、处理，在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下，原来和人没有交集的病毒从野生正常宿主身上到我们人身上，我们免疫系统非常害怕，引起发热等一大堆强烈反应，这是我们从现在开始要注意的。
现在是新冠病毒，下次说不定还有别的，我们从国家到地方的疾病防治监控还需要加强，需要做好准备：
万一再发生，该怎么办。通过这件事，需要有更多、更好的准备方案，这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