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家属口述｜一个“重症肺炎”患者的最后12天） 翁秋秋至死也不知道自己患的是什么病。 病势汹汹，从头痛、咳嗽到呼吸困难，“肺全变白了”直至死亡仅仅12天。那是2020年1月21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正从武汉向全国蔓延，翁秋秋所在的湖北黄冈蕲春县距离武汉不过百余里，黄冈是武汉之外疫情最严重的地区。 医生告诉翁秋秋的丈夫陈勇，她患的是不明肺炎。在花光了借来的二十来万医药费后，翁秋秋的病情没有好转，陈勇最终签下放弃治疗的同意书。 死亡时，翁秋秋还不满32岁，她刚查出自己怀孕不久。死亡证明上，她的死因写着：“重症肺炎、呼吸衰竭、感染性休克”。 很难追溯她的死与新冠病毒有无关系。截至1月27日24时，国家卫健委收到30个省（区、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515例，现有疑似病例6973例。 与此同时，1月24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研究组发布的报告提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症状多样，容易漏诊误诊。 检测病毒的试剂盒一度短缺，是确诊难的原因之一。此外，1月22日之前，武汉市所有疑似病例的样本都需送到湖北省疾控中心统一检测，22日之后为加快检测速度，检测权下放到各个定点医院。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将保障病毒检测的试剂盒下沉到基层的数量。 陈勇不知道如何回答大女儿的问题：妈妈去哪儿了。他懊悔自己不够坚持，有时他想如果继续治疗，妻子也许能抢救回来。 以下是陈勇的口述： 【一】 1月7日的时候，妻子去菜市场买了鱼头，鸡肉，还有青菜，回家后做了一锅火锅，我们一起吃的饭，她胃口不错，吃了很多。 第二天，女儿幼儿园放假，妻子说她不舒服，让我去幼儿园把女儿接回来。1月9日，她和五岁的女儿在家里没有出去。中午的时候，她给我发微信说感冒了，让我下班后带点感冒药回去，顺便买一盒验孕棒，她怀疑自己怀孕了。 那天，我五点多下班，回家后把感冒药和验孕棒给她。晚上六七点时，她告诉我说怀孕了，我当时还有点高兴。晚上我做的饭菜，炒了一个猪肝，一个咸菜，还有一个青菜，她吃了一大碗饭，但精神状态不太好。我在厨房洗碗时，她就回房睡觉了，不久女儿也睡着了。 我当时以为她只是小感冒，休息下就会好，很快我也睡着了。 1月10日凌晨三点多，她突然把我叫醒，说自己不舒服，头痛，喉咙痛，她当时发烧38度多。当晚，我们骑着电动车，带着女儿一起去了医院，因为家里没有人带小孩，我不放心把女儿一人留在家里。 我们去了黄冈市中医院，医生说要等到白天才能吊水，当时拿了点感冒药，回家路上突然下起雨来。我们到家已经凌晨四点多，妻子一直咳嗽，没有睡着，我也没有睡着，就女儿睡了一会儿。 那天下了一整天雨，早上七点多我们起来，又去了黄冈市中医院，照了片子，医生说她喉咙感染发炎了，因为我老婆怀孕不能吃药打针，我们就去转了黄冈市妇幼保健院。 那时已经到了中午，我们打算先回家，下午再去黄冈市妇幼保健院。回到家里后，我问妻子想吃什么，她说想喝粥。家里之前买了小米，我给她做了小米粥，她只吃了几口就吃不下了。 下午，我们到了黄冈市妇幼保健院，医生说怀孕不能吃药不能打针。我们又回到了黄冈市中医院，去了呼吸科，那时我老婆已经呼吸困难，没有力气，走路都走不动了，而且明显比平时怕冷。 在黄冈市中医院做了一个心电图后，医生让我们转到黄冈市中心医院，没有看成后，我们又去了黄冈市协和医院。 那已经是下午四五点了。我们之前一直带着女儿，当时已经没有办法了，我打电话给孩子舅舅，他们过来把孩子接到了外公家。我坐在医院凳子上问我媳妇，我们不走了，就住这里好不好？她那时已经不能说话了，只能不停地点头，我当时心里很难受…… 那一天非常漫长，到了晚上11点，妻子最终转院到了武汉的一家三甲医院。 几天前，我就知道武汉出现传染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但黄冈市还没有，我当时也没有想到，医生也没有说是传染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我一心只想着怎么筹钱救妻子的命，怎么把她送到好的医院去。 到了武汉的医院后，医生跟我说我妻子是病菌感染，肺部全都变白了。 【二】 半年前，我们从蕲春县来到黄冈市，投入了3万块钱，跟人合伙开了一家门窗店。原本是希望改变以后的人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妻子今年32岁，她在我们入股的门窗店做业务员。1月份是淡季，她基本不出去跑了。门窗店因为刚开张，一直处于亏损的状态，我们每个月只有三千多块钱的基本工资。除掉500块钱一个月的房租，女儿上幼儿园的钱，半年来每个月都入不敷出。 原本打算1月12日放假后，我们回老家过年的。 1月10日晚上，妻子被送进了武汉的医院。一开始，她进入了发热科，到11日凌晨一两点，她转入急救室抢救，很快又进了重症监护室。 当晚医院很多病人，一些病人家属没有戴口罩，很多医护人员都戴了口罩，我跟护士要了几个口罩戴。 妻子送到发热科后，就被隔离了，医生说她患了不明（原因）肺炎。 翁秋秋的CT诊断报告单 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第二天，医生跟我说，妻子这个病情很重，要修改治疗方案，需要用一种机器，费用很高，一天要两万块钱，而且只有不到10%的希望，我当时都要崩溃了。 那几天，我一直没有休息，到1月12日早上七点多，我实在困得受不了了，坐在医院的椅子上睡了一个多小时。 那段时间，我和我妈住在附近的一家旅社，为了节约钱，第一天没有开空调，60块钱一个晚上。第二天觉得实在太冷了，开了空调，80块钱一个晚上。当时旅舍住了很多家属，他们跟我一样，亲人患了肺炎在医院里面治疗。 白天的时候，我们在医院大食堂吃饭，八块一碗面，十四块钱一个饭。 我一直住在旅舍，又不能去医院看妻子，每天都在想怎么筹钱。在黄冈医院的时候，我就向我哥哥借了一万块钱，后来我又跟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借了一遍。我那时很害怕，一心只想着不能停药，要把妻子的命救回来。 我当时还打了市长热线、省长热线，以及很多媒体的电话，期间我还向社会筹款，筹到了四万多块钱，但是根本就不够。进医院的前三天，每天费用五六万块钱，之后每天费用两万多块钱。 另一方面，我想看看妻子，想跟她说说话，问她好些了没有，想吃什么，想去做什么……但一直看不到，有时打电话问医生，每次都是没有醒，还是一样的严重，或者更加严重了。 她本来就怀孕，抵抗力也下降了。医生告诉我，妻子手全都发紫了，后来脚也发紫了，都坏死了，病情恶化得特别快。 妻子进入重症监护室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她，直到她变成一坛骨灰。 翁秋秋的诊断证明书 【三】 1月21日中午，我实在借不到钱了，妻子病情又没有任何好转，真的是灰心丧气，我跟我岳父商量后，签订了放弃治疗的同意书。 一个小时后的13点46分，我妻子过世了。当天晚上，她的遗体被送到殡仪馆火化。死亡证明写的是感染性休克、呼吸循环衰竭、重症肺炎。 我后来知道，当时医院的一位老人，病情和我妻子一样严重，经治疗已经慢慢好转了，虽然还在隔离状态。我现在内心非常复杂，虽然岳父母没有怪我，但我依旧很内疚。 我有时想，如果继续治疗，可能还能救得过来，但当时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们自己花了十八九万，全都是借来的，门窗的股份也退了出来，新农合保险报销了六万多。 我以前在外面工地干活，有时一个月赚两三千块钱，有时能赚六七千块钱，一年能赚一两万块钱回家。我老婆一直在家里做窗帘、衣服。我们结婚七年了，一直都没有什么积蓄，也没有房子、车子变卖，家里只有父母的一栋老房子。 妻子过世第二天，我们在医院办完手续后，去了武昌殡仪馆拿骨灰盒，外面有十几个人和我们一样等着拿骨灰盒。拿到骨灰盒后，我们坐车回了老家，至今都没有回过黄冈市。 我们回家后，很快武汉、黄冈都“封城”了，慢慢的，周边几个城市也都“封城”了。 我现在很担心，一方面担心自己传染上了肺炎，另一方面也担心家里人被传染了，而且我现在欠了一屁股的债。 我哥哥接我女儿回家时，带着她去医院做了检查，没有查出问题，医生跟我哥哥说，只要人没有事，基本上就不会有什么事。我自己没有去检查，不过我状态也还算好。 这些天，我晚上躺在床上，每晚都睡不着，脑子里很乱，心痛得说不出话来…… 虽然是过年，但家里冷冷清清，村里的人都很紧张，大家基本都不出门。女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太小了，理解不了，有时她问妈妈哪儿去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她。 （翁秋秋、陈勇为化名）
（原标题：家属口述｜一个“重症肺炎”患者的最后12天）
翁秋秋至死也不知道自己患的是什么病。
病势汹汹，从头痛、咳嗽到呼吸困难，“肺全变白了”直至死亡仅仅12天。那是2020年1月21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正从武汉向全国蔓延，翁秋秋所在的湖北黄冈蕲春县距离武汉不过百余里，黄冈是武汉之外疫情最严重的地区。
医生告诉翁秋秋的丈夫陈勇，她患的是不明肺炎。在花光了借来的二十来万医药费后，翁秋秋的病情没有好转，陈勇最终签下放弃治疗的同意书。
死亡时，翁秋秋还不满32岁，她刚查出自己怀孕不久。死亡证明上，她的死因写着：“重症肺炎、呼吸衰竭、感染性休克”。
很难追溯她的死与新冠病毒有无关系。截至1月27日24时，国家卫健委收到30个省（区、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515例，现有疑似病例6973例。
与此同时，1月24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研究组发布的报告提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症状多样，容易漏诊误诊。
检测病毒的试剂盒一度短缺，是确诊难的原因之一。此外，1月22日之前，武汉市所有疑似病例的样本都需送到湖北省疾控中心统一检测，22日之后为加快检测速度，检测权下放到各个定点医院。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将保障病毒检测的试剂盒下沉到基层的数量。
陈勇不知道如何回答大女儿的问题：妈妈去哪儿了。他懊悔自己不够坚持，有时他想如果继续治疗，妻子也许能抢救回来。
以下是陈勇的口述：
【一】
1月7日的时候，妻子去菜市场买了鱼头，鸡肉，还有青菜，回家后做了一锅火锅，我们一起吃的饭，她胃口不错，吃了很多。
第二天，女儿幼儿园放假，妻子说她不舒服，让我去幼儿园把女儿接回来。1月9日，她和五岁的女儿在家里没有出去。中午的时候，她给我发微信说感冒了，让我下班后带点感冒药回去，顺便买一盒验孕棒，她怀疑自己怀孕了。
那天，我五点多下班，回家后把感冒药和验孕棒给她。晚上六七点时，她告诉我说怀孕了，我当时还有点高兴。晚上我做的饭菜，炒了一个猪肝，一个咸菜，还有一个青菜，她吃了一大碗饭，但精神状态不太好。我在厨房洗碗时，她就回房睡觉了，不久女儿也睡着了。
我当时以为她只是小感冒，休息下就会好，很快我也睡着了。
1月10日凌晨三点多，她突然把我叫醒，说自己不舒服，头痛，喉咙痛，她当时发烧38度多。当晚，我们骑着电动车，带着女儿一起去了医院，因为家里没有人带小孩，我不放心把女儿一人留在家里。
我们去了黄冈市中医院，医生说要等到白天才能吊水，当时拿了点感冒药，回家路上突然下起雨来。我们到家已经凌晨四点多，妻子一直咳嗽，没有睡着，我也没有睡着，就女儿睡了一会儿。
那天下了一整天雨，早上七点多我们起来，又去了黄冈市中医院，照了片子，医生说她喉咙感染发炎了，因为我老婆怀孕不能吃药打针，我们就去转了黄冈市妇幼保健院。
那时已经到了中午，我们打算先回家，下午再去黄冈市妇幼保健院。回到家里后，我问妻子想吃什么，她说想喝粥。家里之前买了小米，我给她做了小米粥，她只吃了几口就吃不下了。
下午，我们到了黄冈市妇幼保健院，医生说怀孕不能吃药不能打针。我们又回到了黄冈市中医院，去了呼吸科，那时我老婆已经呼吸困难，没有力气，走路都走不动了，而且明显比平时怕冷。
在黄冈市中医院做了一个心电图后，医生让我们转到黄冈市中心医院，没有看成后，我们又去了黄冈市协和医院。
那已经是下午四五点了。我们之前一直带着女儿，当时已经没有办法了，我打电话给孩子舅舅，他们过来把孩子接到了外公家。我坐在医院凳子上问我媳妇，我们不走了，就住这里好不好？她那时已经不能说话了，只能不停地点头，我当时心里很难受……
那一天非常漫长，到了晚上11点，妻子最终转院到了武汉的一家三甲医院。
几天前，我就知道武汉出现传染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但黄冈市还没有，我当时也没有想到，医生也没有说是传染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我一心只想着怎么筹钱救妻子的命，怎么把她送到好的医院去。
到了武汉的医院后，医生跟我说我妻子是病菌感染，肺部全都变白了。
【二】
半年前，我们从蕲春县来到黄冈市，投入了3万块钱，跟人合伙开了一家门窗店。原本是希望改变以后的人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妻子今年32岁，她在我们入股的门窗店做业务员。1月份是淡季，她基本不出去跑了。门窗店因为刚开张，一直处于亏损的状态，我们每个月只有三千多块钱的基本工资。除掉500块钱一个月的房租，女儿上幼儿园的钱，半年来每个月都入不敷出。
原本打算1月12日放假后，我们回老家过年的。
1月10日晚上，妻子被送进了武汉的医院。一开始，她进入了发热科，到11日凌晨一两点，她转入急救室抢救，很快又进了重症监护室。
当晚医院很多病人，一些病人家属没有戴口罩，很多医护人员都戴了口罩，我跟护士要了几个口罩戴。
妻子送到发热科后，就被隔离了，医生说她患了不明（原因）肺炎。
翁秋秋的CT诊断报告单 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第二天，医生跟我说，妻子这个病情很重，要修改治疗方案，需要用一种机器，费用很高，一天要两万块钱，而且只有不到10%的希望，我当时都要崩溃了。
那几天，我一直没有休息，到1月12日早上七点多，我实在困得受不了了，坐在医院的椅子上睡了一个多小时。
那段时间，我和我妈住在附近的一家旅社，为了节约钱，第一天没有开空调，60块钱一个晚上。第二天觉得实在太冷了，开了空调，80块钱一个晚上。当时旅舍住了很多家属，他们跟我一样，亲人患了肺炎在医院里面治疗。
白天的时候，我们在医院大食堂吃饭，八块一碗面，十四块钱一个饭。
我一直住在旅舍，又不能去医院看妻子，每天都在想怎么筹钱。在黄冈医院的时候，我就向我哥哥借了一万块钱，后来我又跟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借了一遍。我那时很害怕，一心只想着不能停药，要把妻子的命救回来。
我当时还打了市长热线、省长热线，以及很多媒体的电话，期间我还向社会筹款，筹到了四万多块钱，但是根本就不够。进医院的前三天，每天费用五六万块钱，之后每天费用两万多块钱。
另一方面，我想看看妻子，想跟她说说话，问她好些了没有，想吃什么，想去做什么……但一直看不到，有时打电话问医生，每次都是没有醒，还是一样的严重，或者更加严重了。
她本来就怀孕，抵抗力也下降了。医生告诉我，妻子手全都发紫了，后来脚也发紫了，都坏死了，病情恶化得特别快。
妻子进入重症监护室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她，直到她变成一坛骨灰。
翁秋秋的诊断证明书
【三】
1月21日中午，我实在借不到钱了，妻子病情又没有任何好转，真的是灰心丧气，我跟我岳父商量后，签订了放弃治疗的同意书。
一个小时后的13点46分，我妻子过世了。当天晚上，她的遗体被送到殡仪馆火化。死亡证明写的是感染性休克、呼吸循环衰竭、重症肺炎。
我后来知道，当时医院的一位老人，病情和我妻子一样严重，经治疗已经慢慢好转了，虽然还在隔离状态。我现在内心非常复杂，虽然岳父母没有怪我，但我依旧很内疚。
我有时想，如果继续治疗，可能还能救得过来，但当时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们自己花了十八九万，全都是借来的，门窗的股份也退了出来，新农合保险报销了六万多。
我以前在外面工地干活，有时一个月赚两三千块钱，有时能赚六七千块钱，一年能赚一两万块钱回家。我老婆一直在家里做窗帘、衣服。我们结婚七年了，一直都没有什么积蓄，也没有房子、车子变卖，家里只有父母的一栋老房子。
妻子过世第二天，我们在医院办完手续后，去了武昌殡仪馆拿骨灰盒，外面有十几个人和我们一样等着拿骨灰盒。拿到骨灰盒后，我们坐车回了老家，至今都没有回过黄冈市。
我们回家后，很快武汉、黄冈都“封城”了，慢慢的，周边几个城市也都“封城”了。
我现在很担心，一方面担心自己传染上了肺炎，另一方面也担心家里人被传染了，而且我现在欠了一屁股的债。
我哥哥接我女儿回家时，带着她去医院做了检查，没有查出问题，医生跟我哥哥说，只要人没有事，基本上就不会有什么事。我自己没有去检查，不过我状态也还算好。
这些天，我晚上躺在床上，每晚都睡不着，脑子里很乱，心痛得说不出话来……
虽然是过年，但家里冷冷清清，村里的人都很紧张，大家基本都不出门。女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太小了，理解不了，有时她问妈妈哪儿去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她。
（翁秋秋、陈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