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五四｜中国病人的爹味良药 04/30/2024 我们常说祖国母亲，但不说祖国父亲，也没有人知道祖国爸爸是谁，爸爸去哪儿了。但我们却知道父亲是一个很危险的职业，特别是那些没有血缘关系的，比如高铁之父，航母之父， 疫苗之父，移动支付之父……除了最后一个，其他之父都被抓了，看来还是之父宝安全。 当新冠疫苗之父杨晓明被抓之后，本来就对新冠疫苗的效果和安全性存疑的网友说，费了半天劲打了个寂寞。其实打了个寂寞倒好，就怕再打出别的问题来。这就好像一个父亲，即便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但只要不卖儿卖女，就算是个好爸爸了，当上限无法抬升时，只好不断降低底限了。这就像一个领导，有时候，真正的好领导，是躺平状态的，不管你自己躺着，还是跟谁躺在一起，只要你疏于政务，放权放手，市场就蓬勃发展，就怕你志大才疏， 还十分勤奋，有理想有抱负有干劲，那后果不堪设想，灾难性程度无法估量。无为而治，这四个字，仔细一琢磨，有深意。 庸庸碌碌的领导，对社会治理是无效的，但有时候是最安全的，对人民群众而言，是利益最大化的。就像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说的，中国病人用的药，大量的都是安全无效利润高的，都是些可用可不用的辅助用药，这是极大的浪费。她举了一个例子，每年英国和中国平均每个人用药大概都是300美元，英国治癌症这种重大疾病的药，全部都是免费的，而我们治疗癌症这些重大疾病的救命药，都不在报销目录内。我们的医保报销目录中充斥着大量没有实际作用的药品。这很符合我们的命运特征，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领导，什么样的病人，给你开什么样的药，领导是无效安全利润高的，药也是无效安全利润高的，无论在谁那，我们都是那个利润。 其实很多事人民群众都心知肚明，下次连药都别开了，别耽误彼此的时间，就让病人在家喝水就完了，处方上写清楚是喝娃哈哈还是农夫山泉，烧开喝还是直接喝，饭前喝还是饭后喝，从嘴里浇进去还是从脑子里灌进去，钱就直接从医保账户扣以及和水厂分成。 这个社会病得不轻，根源在于爹，但目前的良药看上去也是爹，所以它既是良药又是毒药。爹味社会看上去很慈祥，实则很凶险，安全、无效是它的主要特征，也正是爹下面的亲儿子、干儿子们擅长干的事，而利润高，则是他们的本质需求，安全无效和利润高这三者，若是平衡的好，也算是相安无事，危害烈度不大，主要是不明显，但一旦打破平衡，那就是吞不尽的恶果。这有点像当年苏联的慈父，随处可见的相片中的斯大林永远微笑着，看起来非常亲切和慈祥，但在现实中他是一个冷酷无情、手段残忍的领导人，有段时间在网上还有个关于“慈父的微笑”的梗，给人一种巨大的反差感和恐惧感。 爹味社会和慈父治下，为了便于统治和巩固权力，难免会产生很多义子，名为义子，实则是家奴，他们的特点就是表面顺从拥护，实则包藏祸心谋取私利，就像三姓家奴吕布，一言不合就换义父，说翻脸就翻脸，踩着前义父的尸体奔向下一任义父的怀抱。赫鲁晓夫就是前苏联的吕布，他在斯大林七十大寿时发表了《各族人民的斯大林式友谊是我们祖国无敌的保证》，文中直接称呼斯大林是生身父亲般的慈父，也是赫鲁晓夫，在苏共的二十大上，将慈父拉下神坛，做了反慈父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所以，要慎当慈父，慎收养子。 养子文化历史悠久，我的朋友马陈兵就写过一本《人中吕布：中国养子文化史》，这本书写得很厉害，他本人应该是中国养子文化研究之父，所以我称他为马爹厉。这本书主要说的是，当你没有儿子或者不像姬昌有一百个儿子时，收养义子，或者说是“拟亲”就成为必要的补充，被统治者纳入权力体系，成为王朝传承和治理社会的中坚力量。老马认为，中国封建专制的长久生命可以从这一角度去理解，正是靠着“宗法为经、拟亲为纬”才创造了“兴亡继绝，生生不息”的历史图景。 据《新五代史》的义儿传中记载，唐主所结交的都是一代雄杰，又往往收为义子，号称“义儿军”，争夺天下之时，大多利用他们来成就功业，等到灭亡之时也还是因为这些人。难怪这本书中要感慨“唉！世道衰落，人伦败坏，因而亲疏之间的伦理违反了常规，骨肉之间大动干戈，异姓之人成了父子。”收义子不仅仅是男人干的事，杨贵妃当初就降贵纡尊，认安禄山为义子，并且“三日洗禄儿”，历史无法还原，但我相信杨贵妃收安禄山为义子，应该不是单纯喜欢胖儿子，而是有其政治上的考量吧。我还顺便研究了下“纳质为押”和“和亲质婆”，看到这么一段，康居王把女儿嫁给郅支单于做妻子， 郅支也把女儿嫁给了康居王……为了江山永保，权力永固，这两人连手互为岳父女婿，做人也太连岳，太不要脸了。 冷兵器时代，谁家儿子越多，越强壮，或者说宗族势力越强大，战斗值就越高，所以大家都拼命多生孩子，最少三个儿郎，史称拼命三郎。如果实在生不出，就跨界，凌驾于生育功能之上，搞拟制血亲。费孝通在《乡土中国》 中认为家族“包括生育的功能，但不限于生育的功能”，此“不限于”说明一方面“不论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都可以利用家族来负担”，另一方面“为了要经营这许多事业，家的结构不能限于亲子的小组合，必须加以扩大”。 但到了现代社会，不论是从武器装备方面来说，还是从科学繁殖的角度来讲，对于权力的拥有者，别说义子，连亲儿子有时候都靠不住，现代政治和文明社会有它们更先进的玩法，所以那个人多势众、人多力量大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所以，也不再有什么养子文化了，即便有也是外衣，就像那些某某之父一样，里面实则是个家奴，它们像是中国社会的毒瘤，植根于斯， 成长于斯，割而复生，生生不息，解毒还需下毒人。
王五四｜中国病人的爹味良药
04/30/2024
我们常说祖国母亲，但不说祖国父亲，也没有人知道祖国爸爸是谁，爸爸去哪儿了。但我们却知道父亲是一个很危险的职业，特别是那些没有血缘关系的，比如高铁之父，航母之父， 疫苗之父，移动支付之父……除了最后一个，其他之父都被抓了，看来还是之父宝安全。
当新冠疫苗之父杨晓明被抓之后，本来就对新冠疫苗的效果和安全性存疑的网友说，费了半天劲打了个寂寞。其实打了个寂寞倒好，就怕再打出别的问题来。这就好像一个父亲，即便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但只要不卖儿卖女，就算是个好爸爸了，当上限无法抬升时，只好不断降低底限了。这就像一个领导，有时候，真正的好领导，是躺平状态的，不管你自己躺着，还是跟谁躺在一起，只要你疏于政务，放权放手，市场就蓬勃发展，就怕你志大才疏， 还十分勤奋，有理想有抱负有干劲，那后果不堪设想，灾难性程度无法估量。无为而治，这四个字，仔细一琢磨，有深意。
庸庸碌碌的领导，对社会治理是无效的，但有时候是最安全的，对人民群众而言，是利益最大化的。就像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说的，中国病人用的药，大量的都是安全无效利润高的，都是些可用可不用的辅助用药，这是极大的浪费。她举了一个例子，每年英国和中国平均每个人用药大概都是300美元，英国治癌症这种重大疾病的药，全部都是免费的，而我们治疗癌症这些重大疾病的救命药，都不在报销目录内。我们的医保报销目录中充斥着大量没有实际作用的药品。这很符合我们的命运特征，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领导，什么样的病人，给你开什么样的药，领导是无效安全利润高的，药也是无效安全利润高的，无论在谁那，我们都是那个利润。
其实很多事人民群众都心知肚明，下次连药都别开了，别耽误彼此的时间，就让病人在家喝水就完了，处方上写清楚是喝娃哈哈还是农夫山泉，烧开喝还是直接喝，饭前喝还是饭后喝，从嘴里浇进去还是从脑子里灌进去，钱就直接从医保账户扣以及和水厂分成。
这个社会病得不轻，根源在于爹，但目前的良药看上去也是爹，所以它既是良药又是毒药。爹味社会看上去很慈祥，实则很凶险，安全、无效是它的主要特征，也正是爹下面的亲儿子、干儿子们擅长干的事，而利润高，则是他们的本质需求，安全无效和利润高这三者，若是平衡的好，也算是相安无事，危害烈度不大，主要是不明显，但一旦打破平衡，那就是吞不尽的恶果。这有点像当年苏联的慈父，随处可见的相片中的斯大林永远微笑着，看起来非常亲切和慈祥，但在现实中他是一个冷酷无情、手段残忍的领导人，有段时间在网上还有个关于“慈父的微笑”的梗，给人一种巨大的反差感和恐惧感。
爹味社会和慈父治下，为了便于统治和巩固权力，难免会产生很多义子，名为义子，实则是家奴，他们的特点就是表面顺从拥护，实则包藏祸心谋取私利，就像三姓家奴吕布，一言不合就换义父，说翻脸就翻脸，踩着前义父的尸体奔向下一任义父的怀抱。赫鲁晓夫就是前苏联的吕布，他在斯大林七十大寿时发表了《各族人民的斯大林式友谊是我们祖国无敌的保证》，文中直接称呼斯大林是生身父亲般的慈父，也是赫鲁晓夫，在苏共的二十大上，将慈父拉下神坛，做了反慈父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所以，要慎当慈父，慎收养子。
养子文化历史悠久，我的朋友马陈兵就写过一本《人中吕布：中国养子文化史》，这本书写得很厉害，他本人应该是中国养子文化研究之父，所以我称他为马爹厉。这本书主要说的是，当你没有儿子或者不像姬昌有一百个儿子时，收养义子，或者说是“拟亲”就成为必要的补充，被统治者纳入权力体系，成为王朝传承和治理社会的中坚力量。老马认为，中国封建专制的长久生命可以从这一角度去理解，正是靠着“宗法为经、拟亲为纬”才创造了“兴亡继绝，生生不息”的历史图景。
据《新五代史》的义儿传中记载，唐主所结交的都是一代雄杰，又往往收为义子，号称“义儿军”，争夺天下之时，大多利用他们来成就功业，等到灭亡之时也还是因为这些人。难怪这本书中要感慨“唉！世道衰落，人伦败坏，因而亲疏之间的伦理违反了常规，骨肉之间大动干戈，异姓之人成了父子。”收义子不仅仅是男人干的事，杨贵妃当初就降贵纡尊，认安禄山为义子，并且“三日洗禄儿”，历史无法还原，但我相信杨贵妃收安禄山为义子，应该不是单纯喜欢胖儿子，而是有其政治上的考量吧。我还顺便研究了下“纳质为押”和“和亲质婆”，看到这么一段，康居王把女儿嫁给郅支单于做妻子， 郅支也把女儿嫁给了康居王……为了江山永保，权力永固，这两人连手互为岳父女婿，做人也太连岳，太不要脸了。
冷兵器时代，谁家儿子越多，越强壮，或者说宗族势力越强大，战斗值就越高，所以大家都拼命多生孩子，最少三个儿郎，史称拼命三郎。如果实在生不出，就跨界，凌驾于生育功能之上，搞拟制血亲。费孝通在《乡土中国》 中认为家族“包括生育的功能，但不限于生育的功能”，此“不限于”说明一方面“不论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都可以利用家族来负担”，另一方面“为了要经营这许多事业，家的结构不能限于亲子的小组合，必须加以扩大”。
但到了现代社会，不论是从武器装备方面来说，还是从科学繁殖的角度来讲，对于权力的拥有者，别说义子，连亲儿子有时候都靠不住，现代政治和文明社会有它们更先进的玩法，所以那个人多势众、人多力量大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所以，也不再有什么养子文化了，即便有也是外衣，就像那些某某之父一样，里面实则是个家奴，它们像是中国社会的毒瘤，植根于斯， 成长于斯，割而复生，生生不息，解毒还需下毒人。